第二十七章 马可·波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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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蒙古基督徒离开北京，穿越中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故事，显示了蒙古征服的程度是多么深远。通过统一亚洲，帝国已经打通了横跨欧亚大陆的旧道。这条古老的丝绸贸易及佛教朝圣之路，自从11世纪以来已经因伊斯兰的扩张而关闭，如今再次为沙漠商队和朝圣者所走过。这就是蒙古征服一个无法否认的功绩；成吉思汗的战争，使得马可·波罗的旅行成为可能。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叔————尼可与马菲奥————是两位威尼斯的商人，1260年，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开启了一次穿越俄罗斯南部蒙古汗国的旅程。从那里，他们经由布哈拉和新疆，前往中国。在那里，忽必烈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接待。当二人离开之时，这位大可汗交付给他们一项前往罗马教庭的使命：请教皇为他提供一百位“精通七艺”的博学人士。1266年，波罗兄弟离开中国，重新穿过中亚，经叙利亚抵达罗马。不幸的是，教皇低估了忽必烈的要求之重要性，如果实现了它————向中国派出一百名拉丁学者————很可能会改变之后历史的进程。1271年底，波罗兄弟再度出发去中国，他们只带了尼可的儿子，后者是一位不朽的游记之作者，我们将努力描述这部作品。

    这一次，三位旅行者横穿了波斯的蒙古汗国，以及阿富汗北部，翻越帕米尔高原，取道喀什噶尔南部，遵循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疏勒、莎车、于阗及罗布泊，最终抵达了中国的甘肃省。在这里，他们在甘州驻留（马可·波罗称其为Canpchu），一座三人评述了景教社团存在的城市。接着，他们向东继续放行，造访了前唐古特都城银川（Egrigaia），在这里，波罗一行再次注意到，在一个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的国度，有一个景教团体存在。从这里，他们进入了汪古部（在今天的内蒙，马可·波罗称其为Tenduc）；马可·波罗将这里当成了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他提及了著名的“乔治王子”家族，基督教信仰的拥护者。离开汪古部之后，波罗一行进入了华北，马可·波罗像当时的突厥人（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人）一样，将华北称为“Cathay”（契丹），这一词语来自契丹的国名，它在11世纪统治着该地区。最后，旅行者们来到了上都（Chandu），此地是忽必烈的夏宫，在今天的多仑诺尔附近。在这里，波罗一家将一封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gory X）的信件交给皇帝，随后，马可·波罗跟随宫廷去了北京————当时称为大都或者汗八里（Cambaluc）。忽必烈似乎对他另眼相看，委任他为扬州（Yanju）的盐税管理官。

    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描述了在中国的两次旅程：一次在西部，从北京出发，途经山西、陕西和四川到达云南；另一次是在东部，同样从北京动身，取道山东、长江下游和浙江抵达福建。在记述这两次行程时，他为我们展现了一份简要的华北与华南（Manji，昔日的宋帝国）之经济调查。其中他提到了华北的煤矿：“有一种黑色的石头，像其他任何石头一样从山中挖出，但能如木柴一样燃烧……契丹地区各处都烧这种石头。”他同样对可通航水道发挥的作用印象深刻，并首先评价了长江（Kian）————中国经济主动脉————的重要性：“长江上承载的船只，比航行在基督教世界中所有江河湖海中的一切舰船加起来还要多，船上的物品也更加精致和昂贵。”马可·波罗补充说，每年有二十万艘船舶溯长江而上，更不用说那些顺江而下的了。他同样注意到了大运河的经济重要性，这是由忽必烈重修并完善的，它使得从长江下游向北京运送稻米成为可能。

    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国内商业，以及与印度及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在长江下游、浙江及广东地区的各个港口，已经组建起了强有力的商人行会，可以媲美佛兰德斯的行业协会或者佛罗伦萨的大商会。说起杭州（他称之为Kinsai）的行会时，马可·波罗写道：“商人是如此之多，而且这么富有，以至于没有人能说出全部真相，它是如此惊人。我还要补充说，这些大人物及其妻子们……不用亲手做任何事情：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精致与洁净，好像王室一般。”纸币————马可·波罗幽默地将之比作点金石————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商业交易：“我向你保证，所有他的臣民，所有国家和一切民众，在支付时都会乐于接受那种纸钞，因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能用纸币支付任何物品————各种器皿、珍珠、宝石和金银。”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商业天资，博得了这位威尼斯人的赞许，因此他经常回忆起所有这些财富的公开展示————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装满了香料：胡椒、生姜和桂皮。溯长江而上，或沿运河而上的平底船，满载着稻米。杭州和泉州的店铺中堆满了贵重物品：金线织物、森德尔绸，“以及各种各样的丝织品”。简而言之，他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13世纪中国的经济地理志。

    马可·波罗给出了中国主要市场的信息。首先是北京，这是北方的丝绸中心，在当地“每天有一千辆装载丝绸的马车进入大都，因为当地人要加工很多金丝织物；事实上，他们几乎一切布料都是用丝绸做成的”。然后是成都（Sindufu），四川的首府，这里生产丝绸并出口到中亚；扬州是长江下游稻米交易的大中心；马可·波罗特意用一章来讲述昔日的宋都杭州（Kinsai），他将之描绘成“中国的威尼斯”。杭州是最重要的食糖市场，同时是一个有无数船只造访的港口，它们带来了印度与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离开时则满载丝绸，驶向印度与穆斯林世界。杭州城里，有一个很大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基督徒商人的聚居区。最后是福建的两大港口：福州（Fuji）和泉州（Zaitun）。福州商人拥有大量的生姜与莎草；而且，“在这个省内，食糖产量大得让人难以置信。这里还有大量的珍珠与宝石交易。这是因为以下事实：许多从印度来此的船只，带来了大批商人，他们在印度群岛经商”。但是，全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却在泉州：“这里是所有印度商船都要抵达的海港。……同样是华南商人出发的港口，是一个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区域。简而言之，在这一港口，有着如此庞大的商品、宝石及珍珠交易，确实是一个奇观。从这座城市的海港，所有一切都分配到了整个华南地区。我同样能向你保证，如果有一船胡椒运往亚历山大或其他地方，被带到了基督教世界，那肯定有一百船胡椒被运到了泉州港。”

    1292年初，马可·波罗与他的父亲和叔叔一起登船，出发返回欧洲。忽必烈授命马可护送一位年轻公主同行，她被嫁给波斯的蒙古可汗做新娘。在苏门答腊岛，他们中断了自己的行程，在霍尔木兹海峡离船上岸，1295年到达自己的家乡威尼斯。

    与此同时，和这几位大胆商人（马可·波罗是他们的模范）同时代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来到蒙古治下的中国。1289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Ⅳ）（他从拉班·扫马处获悉，蒙古帝国有许多本土基督徒）派遣圣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John de Montecorvino）前往远东。孟德高维诺首先在波斯的蒙古汗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接着去了印度。他到达中国时，忽必烈的孙子与继承人大可汗铁木耳对他表示了欢迎。孟德高维诺在汗八里建立了两座教堂，这部分归功于一位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慷慨，在孟德高维诺的行程中，后者一直陪在左右。短短几年之内，孟德高维诺就“为一万多鞑靼人”施过洗礼，并将赞美诗翻译成后者的一种方言。汪古部的王子乔治，直到当时还是个景教徒，通过他皈依了天主教；乔治的儿子受洗并取教名为约翰，正是为纪念孟德高维诺。

    1307年，教皇任命孟德高维诺为汗八里大主教。1313年，三位圣方济各会士抵达北京，他们将成为孟德高维诺的副主教；其中的一位，杰拉德，后来成了泉州的主教。在当地，某位富有的亚美尼亚人建立了一座教堂。泉州的第三任主教，斐路加的安德鲁，在一封标注为1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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