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忽必烈可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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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43岁时，兄长蒙哥的死将他送上皇位。到此时为止，他是成吉思汗最出色的孙子。忽必烈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像其著名的祖父一样————一位优秀的军事首领，以及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有着本种族的坚强品质，又有从中原文明中有意吸纳的文化所带来的优势。蒙哥死时，忽必烈正在攻打汉人控制的城市武昌（位于长江沿岸）。为腾出手来，忽必烈与南宋达成了休战协议，并火速赶回北京。随后，他向北继续自己的行程，来到位于上都的夏宫，靠近今天的多伦诺尔。正是在那里，1260年5月6日，忽必烈得到军队的拥护，并自立为大可汗。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

    忽必烈的继位，并没有得到其家族无可争议的接受。他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在蒙古的哈喇和林自立为大可汗；而事实上，为了与自己的弟弟争斗，忽必烈才突然与汉人达成了停战协议。两兄弟之间的这场战争以蒙古作为舞台以及最重要的赌注，持续了四年时间。最终，1264年8月，被击败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屈服。

    一旦摆脱了家族竞争，忽必烈就得以恢复对大宋帝国的征服行动。宋朝的度宗皇帝（1265——1274年在位）信任一批运气不佳的政客，那些通常富有勇气的将军们所做之努力，都因这些人而落空。然而，蒙古人用了八年多时间，才终止了汉人的抵抗。单是对湖北的姊妹城————襄阳与樊城————的围攻，就持续了五年（1268——1273年）。抵抗者表现出了非凡的顽强，当陆路一侧被封锁时，他们一度设法通过船只将补给送进来。多亏了两位勇敢的船长，他们成功地溯汉江而上，并在这次辉煌的行动中为国捐躯。之后，蒙古人将其投石机及弹弩炮队投入到战场，这些设备是在军中服役的维吾尔和阿拉伯技师建造和操控的。这场炮击最终战胜了英勇的守卫者。两座城市的陷落，使得蒙古人能够经由汉江下游到达长江中部，随后继续沿着从武昌到南京的广阔河谷顺流而下。到了1275年年底，所有的蒙古军队都在杭州————这座大宋的陪都————会合。

    在这里，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度宗皇帝是个文化素养很高但不称职的君主，他已经将国家大事托付给了无能的大臣贾似道。后者的唯一方针，就是欺压将官们。随后度宗去世了，贾似道为了继续掌权，就将一个四岁孩子送上了皇位（1274年）。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要塞一个接一个地落入了敌人的掌控之中。最后，摄政太后罢免了贾似道，但已经太迟了：杭州被四面包围。到了1276年2月底，守军投降。蒙古将军伯颜进入了这座伟大的城市，将小皇帝带到了忽必烈那里。后者以非同寻常的仁慈对待年幼的俘虏。在给了他一笔抚恤金之后，忽必烈做了法兰克人对墨洛温和加洛林两大王朝被废黜者经常做的事情————将小皇帝作为修道士抚养长大。47年之后，在某座寺院中，这位大宋的继承人平静地去世。根据马可·波罗记载，皇太后同样出家，进入一间尼姑庵。在此之前，她也得到了有礼貌的对待。这显示，自从成吉思汗时期以来，蒙古人已经取得的进步何等巨大。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半野蛮民族，已经达到了更为古老的文明国家之水平。

    广东地区仍旧留待征服。在那里，残余的汉人忠君者聚集在被废小皇帝的哥哥周围。作为抵抗运动的中心，广州无法坚守太长时间，1277年被征服者攻克。宋朝最后的傀儡皇帝，是个八岁的孩子，被保护在忠诚的英雄张世杰的战船上。几个季度以来，他都能够躲藏在广东沿海的一些偏僻港口中。但是蒙古人坚定执着，他们装备了一支出色的舰队。在广州西南小岛崖山附近的水域，蒙军将汉人的小型船队重重包围。1279年4月13日，对忠诚者来说，这是灾难性的一天。更快的宋军舢板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战线，但御驾的龙船过于笨重，未能跟上这次行动。皇帝的一位仆从在其面前出现。“大宋气数已尽，”他悲哀地说，“陛下应当和它一起赴死。您的弟弟如懦夫一般投降了，一定不要重复这般耻辱！”说完，他将孩子抓到自己怀中，纵身跳进了波涛里。至于那位英勇的张世杰，似乎死神已经放过了他，但一场台风突然刮到了船上。“他不愿意开船靠岸，而是爬上了主桅楼，高高举起一支香，对天高呼：‘我，张世杰，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大宋的事业，现在，他们中的最后一位也死了；如果他们的事业依旧有一线希望，如果皇帝们的牺牲是永垂不朽的，那么，就让老天留下我，我将继续为他们服务。如若不然，我已经活得够长了！’就在这时，一阵涡流吞没了张世杰的小船，他随之消失在了浪涛之 中。”

    整个中国，首次落入到了一个外来征服者的掌控之中。在中世纪早期那些侵略者失败的地方，忽必烈最终获得了成功；他已经实现了数百年来数代游牧民的含糊梦想，这是从吉尔吉斯大草原到满洲森林，每一个蒙古族居住者的愿望。幸运的是，这场由成吉思汗开始并由忽必烈完成的征服，一直进展得足够慢，因此其最危险的结局能够得以避免。从成吉思汗首次入侵甘肃的唐古特王国，到忽必烈的旗舰摧毁宋朝最后的小船队，已经让战无不克的蒙古人花费了74年时间（1204——1279年）。当这一庞大任务最终完成之时，汉人发现征服自己的并不是另一个成吉思汗————一个游牧民族的野蛮人，身披兽皮，除了烧杀之外别无他想————而是一个几乎和他们其中的某个人一样的蒙古人。

    事实上，忽必烈可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尽管已经征服了中原，但他本人首先已经被华夏文明征服。忽必烈的胜利，使他能够实现自己持久的野心：成为一位真正的“天子”，并将蒙古帝国变成一个中华帝国。最终，这条道路清楚了，随着大宋王朝的消失，他成了这个有1500年历史的帝国之合法主人。忽必烈的王朝————它采用了“元”为朝代名————目标就是传承之前22个前辈的传统。这种汉化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忽必烈已经不住在蒙古了，虽然他是那里的主宰。1260年，他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都城，而1267年，在那里，于中都旧城的西北，忽必烈开始修建新的大都城，也就是蒙古人所说的汗八里（Khanbalik），即可汗之城，而马可·波罗则称之为“Cambaluc”。

    作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不得不在亚洲发起了几场战争。在成为中国统治者之后，他申明远东其他国家要对自己效忠。朝鲜，一直或多或少地让他的前任们难以控制，如今却接受了忽必烈的宗主权；但他派到日本（1274和1281年）和爪哇（1293年）的战舰及远征军，却未能成功。对大海来说，大草原的勇士们都是陌生人，他们被迫依靠汉人和朝鲜人士兵，不过那些人是出于强迫才为蒙古人服务的。1281年9月15日，一场台风驱散了蒙古的“无敌舰队”，为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努力画上了句号。在印度支那，他同样失败了：1283、1285及1287年，他派去进攻安南（今天的北部湾及越南北部）王国及占婆王国（今越南南部）的军队，全都遭遇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来自西伯利亚边境的勇士们，在北部湾的气候下大批死亡。不过，这些挫折并没有妨碍随后安南、占婆与缅甸的执政者承认元朝的宗主权。当忽必烈不得不与他的一个堂弟海都（Kaidu）争夺大可汗头衔以及蒙古的所有权之时，一场严重得多的冲突就愈演愈烈了。后者在艾比湖附近统治着塔尔巴哈台及准噶尔。

    通过成为“天子”，忽必烈接受了华夏文明，令蒙古帝国越来越汉化，并将其住所由哈喇和林迁到北京，这已经让许多蒙古臣属表示不满。这些人依然忠于其种族的传统、草原生活及游牧精神。这些反抗者首先聚集在忽必烈的幼弟阿里不哥周围，但他们所支持的夺取汗位的斗争并未成功。阿里不哥被挫败之后，这些人找到了一个新的汗位觊觎者，就是忽必烈的堂弟海都。此人同样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在荒凉的西部，继续过着其游牧民祖先式的粗野生活。他是一匹草原之狼，与忽必烈这个汉化的、定居的蒙古人截然相反。1267年，海都成功地从忽必烈那里强夺了突厥斯坦的宗主权，当时称为察合台汗国（Jagatai），因为这里曾经是成吉思汗分封给儿子察合台汗的地域；1277年，海都差一点成功地从忽必烈那里夺走蒙古。十年之后，他又拼凑了一个反对忽必烈的诸王同盟，其地盘从突厥斯坦延伸到了满洲。1288年，在一场艰苦的军事行动中，已经72岁的忽必烈粉碎了这一联盟。战斗是在满洲进行的，并被马可·波罗记录了下来。但最终处置海都的事宜，（1301年）则留给了忽必烈的孙子铁穆耳大可汗。

    简而言之，作为蒙古人的大可汗，忽必烈远远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尽管他能够保持对蒙古本部的占有权，但其堂弟们统治着突厥斯坦及南俄罗斯，拒绝承认他的宗主权；唯有其弟弟旭烈兀的家族（统治着波斯），依然是他的忠实封臣。忽必烈本族人带给他的麻烦，全都因为以下这个事实：他抛弃了祖先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个汉人的君主。

    而正是作为一个中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取得了空前成功。在这种能力上，他配得上马可·波罗的赞许：“从臣民、土地及财富来讲，从我们的先父亚当直到今天，他都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有权力之人。”没有一个天子在履行其职责时，能比成吉思汗的孙子更认真。他的恢复型管理，治愈了一个世纪的战争创伤。在宋代灭亡之后，他不仅保留了这个倒台王朝的制度及管理团队，还尽其一切可能，以赢得在职官员的个人支持。因此，忽必烈能得到的最大荣耀，也许不在于他是第一个征服整个中原之人，而是他让国家平稳下来。

    在经过如此严重的破坏与毁灭之后，这个国家陷入了一种悲惨境地，统计数据让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些概念。1125年前后，中国有20882258个家庭，按照通常的比率计算，大约有一亿人口。1290年，全国已经缩减到不超过13196206个家庭，相当于略少于5900万人。为了恢复这个国家的繁荣，就必须在所有领域付出艰苦努力。

    忽必烈对交通问题极为关注，对这一庞大帝国的管理及食物供应来说，这是个最为重要的事情。他修复了御道，在其中大部分都种上了树木，并在沿路每隔一段距离修建客栈。他将蒙古的邮政系统（驿站）扩展到了中国，此举赢得了马可·波罗与和德理（Odoric de Pordenone）的称赞。二十多万匹马，在许多驿站之间分配，据说就是为了提供这一服务。为了向北京供应粮食，以及将大米从长江下游运出，忽必烈在杭州与首都之间着手进行规模庞大的运河修建。这条在他主持之下的皇家“大运河”所流经的河道，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为了应对灾荒，他恢复了“国家保险”措施，即宋代在开封时期实行的国家控制立法————一套与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密不可分的法则。像这位改革家一样，忽必烈颁布诏书，规定最高限价。在丰年中，从收成中产生的剩余被政府收购，并储存在公共粮仓之中；到了匮乏和物价上涨的时节，官府就打开粮仓，免费发放谷物。公共救助系统也重新组建了，1260年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各地方长官向年老的学士、孤儿、病患及残疾人提供生活必需品。1271年的一道教诏令，建立起了慈善制度，对穷困家庭的稻米和稷粟分配成为定期；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要供养三万名穷人。

    在蒙古行政机构中，最有缺陷的部门是其财政。在宋代的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纸币，或称“钞”的用途，由赋予了与银锭同等价值的债券或息票构成。忽必烈扩大了这一应用，并使其成为自己财经政策的基础。马可·波罗评价道：“人们可以这样说，大汗是一个完美的炼金术士！”————因为蒙古已经发现了真正的“点金石”————一种用桑树皮加工的票据制造黄金的艺术。1264年颁布的一道圣旨，限定了一切主要商品的纸币价值；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这是一部能通过确定最高价格来控制市场的法律；而从财政视角来讲，这是一部固定纸币兑换率的法令。忽必烈的首位财政大臣，穆斯林赛典赤·赡思丁（Sdyid Edjell，卒于1279年），一位布哈拉（Bukhara）的土著，似乎将钞票的发行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在他的继任者们————首先是另一位来自河中的伊斯兰教徒阿合马（Ahmed Benaketi），随之是维吾尔人桑哥（Sangha）————当权时，种种不适当的做法就开始实施。二人都实行了一种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令纸钞很快贬值。为了筹集资金，他们不得不依赖重复兑换以及用重税进行垄断。1282年，阿合马被暗杀，死后被忽必烈削去官职；1291年，桑哥因为盗用公款而被处决。1309年，忽必烈的第二个继承人，大可汗海山（武宗皇帝）在位时期，放弃阻止已发行纸钞贬值的努力，发行了新的钞票，但这些虚拟货币依旧贬值。

    最终，元朝政府被迫回归了之前各王朝使用的金属铸币；但是，持久性的国家财政危机，作为忽必烈（1260——1294年）及其孙子铁穆耳（1295——1307年）统治时期的一个标志，是不可能不引起民意反弹的。这种持续的通货膨胀，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纸币不断贬值，导致市场不稳定，只能令蒙古政权在中国商业发展最充分的地区、在长江下游大的城市中心以及福建和广东沿海的港口不受欢迎。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城市人口————从马可·波罗称道的强大行会，到和德里所关注的小店主————生活都离不开商业与金融。14世纪中期，正是在这一地区，开始了反对蒙古政权的全面暴动。

    我们已经看到，两位穆斯林大臣相继掌控帝国财政。这并非孤立个案，对伊斯兰教徒的重用，与蒙古人的土地占有制联系紧密。

    当蒙古人征服金朝时，他们在华北发现了一种与古代中国大相径庭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在蒙古人之前统治中国北方的两个鞑靼政权，契丹（辽代，10到11世纪）和女真（金代，12世纪），为了形成大片领地赏赐他们自己的贵族，已将大量的中国农民推到了农奴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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