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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所以名声卓著，不仅仅因为其艺术领域的非凡成就，而且在于儒家哲学的复兴，以及————更为普遍地————赋予哲学争辩的重要意义。现在，碰巧在这一时期，一项最有价值的发明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了一种在其他地方完全不为人知的工具；这个伟大事件，就是印刷术的发明，更准确地说，是它的普及。
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绝非某个人的工作，由天才的一次行动来完成。它在欧洲也并没有更多建树————事实上还远远不及。印刷术是数个世纪的工程，由一系列几乎无法察觉的演变而向前推进。它的起源存在于三种更为古老的发明之中：纸张、墨汁拓片，以及能正确拓印的印章雕刻。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在远古时期，中国人在薄竹片上书写，后来他们也使用一种特殊的丝绸；但竹简难于处理，而丝绸过于昂贵。根据传说，纸张的发明，归功于后汉一个名为蔡伦的人。他于公元75年成为朝廷官员，公元114年去世。蔡伦用到了树皮、麻线、旧衣服以及渔网。他将这些原料用沸水煮上很长时间，再捣碎，直至使其变成一种浓浆，也就是“纸浆”。到了唐代，纸张已变得非常普及。据说，在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正是被阿拉伯人抓获的唐军俘虏，将这项技术传到了穆斯林世界。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墨汁拓片技术要追溯到儒家经典的复制上面。公元175到183年，这些文字首次被雕刻在石碑上。不过，既然文字是刻在石头上的，拓文总是呈现出黑底白字。而且，拓片的普及不会早于公元6世纪。主要的技术进步，源自印章的使用。像石刻一样，印章长期以来都是正刻的，但到了公元6世纪初期，人们开始如刻浮雕一样反着刻章，这样，在白色背景下，墨印就能以黑色（或红色）呈现出正确的字形。这是一项意义极为重大的发明，因为它包含了印刷术的基本原理。
在隋朝，木刻技术以及用这种方式进行的文字印刷，取得了新的进展。公元593年的一道圣旨，下令将大批书籍与图画雕刻在木版之上。但佛教徒和道教徒才是这一方法得到普及的主要原因。他们印制了包含大量文字的符咒。伯希和（Pelliot）与奥里尔·斯坦因（Aurel Stein）的团队，在敦煌发现了公元8世纪佛教木版印刷的实例。但是唐朝时期，正是在长江下游与四川，木版印刷似乎最为普及。因为在上述地区，这一技术被用来制作受人欢迎的黄历。现存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是公元868年的佛教经典《金刚经》，它是一个由首尾相联的纸张组成的卷轴，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就印刷术而言，官方儒教不过是追随了道教与佛教的样板。公元904年，一项改进被应用于权威经典的刻石当中。当时，这些文字也是倒着雕刻，以便用墨汁拓印时能正着呈现。不过，此方法出现得太迟了，无法被视为印刷术的发明，它早就通过木版雕刻实现了。很快，这种方式就被应用于印制儒家经典：公元932年的一道诏书下令，将经典刻印于木版之上。印刷术的最终发明，被归在了一位叫毕昇的人的名下。他活跃于1023到1063年之间，比古登堡早四个世纪；据说，毕昇发明了用红土铸造的活字。
印刷术的传播，势必对宋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四书五经”（然后是大量的权威注释）印刷在纸张上，倍增了智力工具的使用，为观念的交流提供了未曾预见的便利。
印刷术出现在这一时期，再合适不过。自从唐朝以来，中国思想家们就致力于起草一份昔日思想界的资产负债表，以发现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并将一种权威性的哲学加于其中。这是一种普遍趋势，无论在道教徒、佛教徒还是儒家学者之中，都一样显而易见。而这种趋势正在造就着新道教、新佛教与新儒教。相比它们各自声称所代表的古老学派，三者相互之间更为接近。事实上，三教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一元论，或者说是用一种单一元素来解释宇宙与人生。我们已经看到，自从6世纪以来，禅宗与天台宗通过发现悟道的原理，从而得到了这一结论，无论在人类灵魂深处还是宇宙的中心，都将之设想为一种普遍本质。在宋代，从老子的格言中，道教徒们构建出了一种始终如一的宇宙进化论及形而上学。“空，”他们的一篇论文解释道，“事实上并非一种绝对的空虚（虚无），它就是道（此术语在这里的意思是普遍法则），尽管呈现为一种更加微妙的形式。为了证明其自身，道变得易为感官所接受。可感知的物质，包括一切具备外观与形态之事物，但外观与形态之中包含着道，而正是道在前者内部运转。在一切可以感知的存在物之中，有一种精神与道等同。”————也就是说，它与宇宙原则相一致。
古代的儒教，也被宋代的学院哲学家冠以某种类似的一元论。这场伟大的哲学运动，其发起者是周敦颐（1017——1073年），开封年代的一位作家，当时这座城市还是都城。周敦颐曾是一位士兵，他为了思考命运而退伍。正如其作品展示出的那样，这位哲学家本人品德高贵。在一篇通俗易懂的寓言中，他曾经描述过自己的理念，这篇闻名遐迩的作品，名为《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正是周敦颐，为儒学引入了“第一法则”的观念，他使用了古代术语“太极”来表示。其字面意思是“至高的帐蓬横梁”，或“至高的限度”。如古时老子与庄周的“道”一样，它也被认为是原初的统一。不过，周敦颐跟随其时代的新道教范例，从一种纯粹的宇宙进化论，而非形而上学层面，来设想这一原初本质。它类似于我们称为“星云”的、无限稀薄、无尽扩散之物。这是一种尘埃，当服从于自然法则的内在作用之时，就变得有组织，并通过一种进化过程产生出整个宇宙。
与周敦颐同时代的邵雍，也发展出了类似的理念。周敦颐是个形而上学的数学家，被人称为“中国的斯宾诺莎（Spinoza）”；而邵雍则是一位不受拘束的梦想家，他留下了不少诗篇，堪与魏伦尔（Verlaine）相媲美：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
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
邵雍生活在开封郊外，住在一间简陋的窝棚里，任由风雨侵袭，“寒不炉，暑不扇”。他给这间小屋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安乐巢”。邵雍拒绝了所有的官方职业，乐于在自己的寒舍招待其时代最有名望的大人物，包括历史学家及大臣司马光，后者经常去找邵雍。当厌倦了朝中的激烈争斗之时，司马光就来这里寻找短暂的宁静。
邵雍的教义，是一种纯粹的一元论：
人与天地万物合一，因为宇宙法则是唯一的。这就是天地的法则，万物皆是如此。在每类事物之中，它达到了包含此类物种特殊性的发展高度，而在每个个体中，它达到了包容这一个体的完美程度。万物由之而出的原始状态，就是“道”，是太极，是皇极。但这些都不过是暂时借用的名称；因为这种原初形态无法定义，不能命名，而且难以言说。天与地，同其余的创造物并无本性区别；它们不过是两种媒介，太极经此造就其他一切。普遍物质即为一，而万物皆是如此。生命元气即为一，一切皆然。始与终，生和死，不过是这两种实体之间的转换。万物与我为一，那么，从我这边看，真的有外物存在吗？从外物那边看，真的有“我”存在吗？
由此可以看出，这与古代道教哲学家庄周的思考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使用的表达术语也几近相同。但是邵雍，如同其时代的所有思想家一样，并不满足于这些“诗意的崇高”。他将这些古代的观念整合到了一个连贯的系统之中，形成了一套幅度令人吃惊的进化理论：“太极起初处于不活跃状态，其本身为单独实体，通过最初行动产生另一单独实体，稀薄之物质。随即在这一物质中，通过阴与阳之双重形态，产生出多数。”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在这里，原始中国社会的最古老观念，伴随的不仅是后来道家精心打造的体系，还有佛教带到远东的印度之宇宙演化观，这一切，都被正统儒家的斗篷勉为其难地遮盖起来了。
古代印度观念认为，通过一种劫（kalpa）的永恒循环，这个世界经历着扩张与收缩的反复交替之相。新儒家哲学家张载（1020——1077年）表述过同一理念，人们也许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改编某些梵文经典：
万物皆始于稀薄物质之凝聚。浓缩至物质变得可以感知的某一点上，就成为气态、雾状、絮凝的块团（“气”）。它的精华，无法凝聚，不能看见，且难以理解，就是生命力，或称“神”。
自膨胀与收缩的双重运动开始之后，一切物质都已受其管制。物质无可抗拒地膨胀为多种形态，收缩时则又回归其发源处。此种双重运动是连续的。它在物质内发生，并不会引起自身的改变，类似水结冰与融化的双重现象，整个过程中，水在任何一种状态下，其本质都保持不变。……所有生都是一次物质的浓缩，任何死都是其分解。生无所得，死无所失。在个体之中，天之规范就是生命元气，个体生成之后，它再度成为天之规范。收缩之时，物质有了某种形态；稀释之刻，它就是转化之依据。
理学大师————朱熹
这种儒家文士的新哲学，当朱熹给予它最终形式之时，在其所有要点上都已经规范化。
1130年，朱熹诞生于福建。在其早年生活中，朱熹或多或少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但在1154年前后，他最终抛弃了这些立场，回归到官方的儒家哲学。1163年，宁宗皇帝将朱熹召到了杭州的宫廷，任命他为皇家图书馆负责人。后来，他在几个重要的城市担任地方长官（1178——1196年）。1196年，朱熹最终失宠，原因是他参与了分裂朝廷的党争。1200年，他在退隐生活中去世。除了其哲学论著之外，朱熹还编纂了一部中国通史，是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删节而成，它至今依然是同类书中被使用最多的一部。朱熹的哲学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使其前辈的黯然失色如此彻底，以至于他的整个学说体系通常被称为“朱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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