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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中国人一直带着景仰之心追忆大宋王朝。它并没有再现汉唐对亚洲的征服，相反，它甚至无法将鞑靼人从那些他们依然占据的中原领土上赶走。而且，在朝代后半期，它被迫放弃了中原北方的全部领土。不过，中国文士从来不曾将军事威力与文化成就相提并论。他们的古典性情，以及对军人或许抱有的一定阶级嫉妒，导致这些人站在哲学立场上，系统化地蔑视一切尚武政策；当他们的反军国主义理论导致了外敌入侵之时，文士们就用无力的抗争与迟来的爱国主义来抵制战胜方的军队。《资治通鉴》————这是一部通史，或许由宋代文人中最为优秀的代表所编纂————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而且，宋代因其对古典文化、哲学思考、学识、考古与业余艺术爱好的推崇，也就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文士们的赞赏。
宋代没有追随汉唐的辉煌足迹，这并不是其创始人的过错。大宋开国之君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同情心的伟人之一。在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在前朝服役的将军。皇帝刚刚去世，留下一个七岁孩子做其继承人。与此同时，一场战争即将打响，对抗的正是令人畏惧的契丹。赵匡胤以非凡的勇气指挥着这场战争。军方认为，让一位强人来掌权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强迫其统帅付诸行动。一天早上，刚刚拂晓，士兵们包围了赵匡胤的营帐。后者从惊吓中醒来，发现自己被其军官所包围。这些人提剑在手，宣称要拥戴主将做皇帝。在赵匡胤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之时，军官们就给他披上了皇帝的黄袍，将他扛在肩膀上，并抬上战马。这些人把赵匡胤带到军队中间，士兵们高声叫嚷着欢呼他，并排成整齐的队列，朝着都城方向前进。不过，在马上待了几分钟之后，赵匡胤下令停下来，并向士兵宣讲道：“汝等贪富贵立我，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所有的军官都翻身下马，高喊说他们愿意服从他。“既然这样，”赵匡胤说，“那就听好。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贳也。”所有人均发誓遵守这些命令，军队也重新井然有序地向前行军。第二天，他们抵达首都开封（汴州），在这里，赵匡胤特别留意，不仅确保了小皇帝及太后的安全，还让二人衣食无忧。随后，他登上了皇位（960年2月）。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
赵匡胤随后的统治，与开始并无区别。作为一位领导者，他宅心仁厚，且又才华横溢，作风稳健，顾全大局。赵匡胤治愈了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留下的战争创伤，并几乎重新统一了整个中原。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赵匡胤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华南的各个地方政权（广州在公元971年被占领，而南京则在公元975年被征服）。最不同凡响的是，尽管诉诸了武力，这些征服并没有伴随着对平民的暴力伤害。宋朝将军们得到的命令是，一旦占领了某座城池，他们就要宣布大赦。至于那些其领土就这样被并入帝国版图的诸王，赵匡胤非但不会羞辱他们，还给这些人发放津贴，让他们依附于朝廷。在对待南京的前统治者————此人抵抗时间最长————之时，皇帝不无幽默地将后者封为“违命侯”。
自从唐朝解体以来，历朝历代的缔造者，均是通过军事威望登上帝位的，赵匡胤与他们并无不同。可是，一旦掌握了权力，他就决心让这种惯例不再发生。在一次亲切友好的宴会上，赵匡胤召集了所有的军队首脑，即他从前在军队中的伙伴。皇帝仅仅通过劝说，并没有威胁，就获得了后者的保证：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将放弃自己的军事指挥权；作为交换条件，赵匡胤用土地和财富奖赏众将。如此一来，就终结了过往半个多世纪以来，令中原精疲力竭的频发军事政变。“文官帝国”最终得以建立。
直到最后，赵匡胤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智慧。当意识到死亡逼近，而自己的儿子过于年轻，无法承担政府职责之时，他召来其弟，取下挂在龙床附近的战斧传给后者，作为权力的象征，并忠告他做个好皇帝。随后，赵匡胤就去世了（976年11月）。
新皇帝太宗（976——997年在位）将最后一个地方政权（在山西）重新纳入帝国————尽管有契丹的干预（979年6月），经过长期围攻之后，宋军还是攻克了都城太原————这样完成了其兄长未竟的伟业。随后，他试图从契丹那里夺回后者在长城之内占据的那些领土，即大同和北京地区。公元979年7月，太宗发兵攻打北京并包围了它，但在城市西北，他被契丹击败，被迫仓皇撤退。公元986年，他发动了另一起攻势，但这一次，甚至连北京都没有打到。在北京与保定之间，太宗的军队被击溃了，追击的契丹军队一直打到了河北南部。在太宗之子真宗统治期间（998——1022年），契丹人继续着他们对中原领土的入侵，并抵达了黄河岸边，对面就是帝都开封。朝臣们恐慌不已，建议真宗退到长江下游的南京，甚至是四川，但皇帝拒绝了。在北方，黄河对岸有一座中原小城澶州（澶渊），它已经设法挡住敌军了，其抵抗阻止了契丹向都城的进军。皇帝亲自赶赴澶州，相当勇敢。他的坚定态度令守军士气大振，并使契丹震惊。在澶州，契丹人与大宋签订了一份和议，根据条约，他们同意撤出新近占领的河南南部领土，和过去一样，满足于掌控北京与大同（1004年）。与此同时，在与契丹人争斗的过程中，大宋帝国的困难，被一个吐蕃民族唐古特（党项）充分利用。在公元1000年前后，他们使自己成为了鄂尔多斯、阿拉善与甘肃的主宰者，在这片区域，唐古特人建立了独立的西夏王国。
帝国军队两次试图从契丹手中收复北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加上西北边境唐古特人新的蛮族王国之建立，使得大宋王朝对尚武政策不再喜欢。执政者满足于阻止契丹的反击，甘愿让后者拥有北京和大同的边境地区，并将鄂尔多斯与甘肃让给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这个牺牲远不如今天我们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且不说它的偏远位置，当时北京不过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地方城镇，在中国历史上，它直到这个时期，也还没有扮演过任何重要的角色。北京的重要性，正是从契丹在此建都时开始的。从11世纪中原人的观点来看，一方面放弃北京与大同，另一方面放弃甘肃，都算不上多大的牺牲。除了这三个遥远的边陲之外，大宋王朝拥有全部历史意义上的中原领土。在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放纵自己对文学、艺术与智力争论的偏爱；宋代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大争论的时期，而最为重要的论战，就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纷争。
不过，这场争论并非仅仅是一起知识分子的消遣。导致了唐朝崩溃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已经造成了农村人口的普遍受奴役；小土地所有者被迫出卖他们的地产，并转变成佃农，或者是大地主庄园里的雇佣劳力。这一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苏洵（1009——1066年）描述了这一情景：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
王禹偁的一首诗，描述了一幅饥荒年月农民穷困者的心酸场景。排成长队的农民，离开他们的故乡家园，被迫尽其所能四处漂泊：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
……
门临商於路，有客憇檐前。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
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
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
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
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
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
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
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必须承认，这种情形并非仅限于宋代时期；在全部中国历史上，饥荒岁月，连同其造成的苦难与不幸，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还未发现之时，农民的悲惨处境似乎无法避免。除此之外，小地产的消失，完全颠覆了赋税的评估，扰乱了国家财政————无论如何，一个世纪的政变与内战，已经令其破产。
在经历如此之多的内战之后，似乎有希望看到传统价值的一次全面恢复。大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就致力于为这种恢复提供一个确定的智力基础。明智的太祖赵匡胤，在他刚刚登上帝位时，就依靠儒家文士。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一直从后者之中招募其政府官员。为了保证新成员的充足供应，他们恢复并整顿了科举考试制度，从这时起，科举就有了其最终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通过在各主要城市创设府学，并在京城开办翰林院，同时还重建了包括三门主要科目————经义、词赋与策论————的考试大纲，完善了这些措施。最后，他将重要的公职，委托给了两位当时最为有名的学者，即欧阳修（1007——1072年）与司马光（1019——1086），二人都以历史学家而闻名，前者还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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