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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再没有从因安禄山叛乱造成的震动中恢复过来。皇家世系的恢复，似乎终止了反叛大剧，但想复原国家从前的繁荣却是不可能的。在叛乱期间，唐朝丢掉了它除安南之外的全部境外领地。八年的内战（755——763年），加上抢劫的损失，财富的破坏，以及农田的荒废，导致了人口的极大缩减。内战前夕，在一段一百四十年的国内和平时期之后，公元754年的人口调查，显示了相当于5200万人口的家庭总数。公元839年，在复辟王朝已经用了四分之三世纪来抹去战争创伤之后，人口调查却显示，全国人口不超过3000万。
人口数量的下降，伴随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在唐代，国家理论上仍旧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而实际上，它只满足于做一个分配者。每个农民到了成年之时，都会得到一份分配的乡村土地，面积从7.5到15英亩不等。这些地终生都是他的；农民还能得到一份最多3.5英亩的“地产”，他有权利留给自己的子孙；所有田地都是不可转让的。这些恩惠使农民有责任承担土地税、服劳役与兵役。当他死却之后，这份地要返还给村社以重新分配。只有官员才能获得大量地产，而且可以通过继承来保有，这一点至关重要。由此产生的大土地所有者，将他们的土地交给农业劳工去耕作，并且按年度向后者支付报酬。这些大地产或者由管家打理，或者出租给佃农。
在公元8世纪中期，农民的小块土地（在每个乡村，农民的生活都要靠这小块土地给予耕种者的恩赐）突然间消失了。安禄山反叛摧毁了王朝的财政，对叛乱的镇压，则使征兵的持续增长成为必要。马伯乐写道，税赋、劳役和兵役变得如此深重，农村人口的债务又如此紧迫，以至于大部分农民都将其土地卖给大地主，自己则变成了佃户或者农业农工，也就是说，比农奴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法律禁止这样的交易）。小地产就这样消失，被大庄园给吞并了。到了8世纪末期，拥有土地的家庭只占全部人口的5%，此时的中国不再有富裕的农民，而只剩下一种农业无产阶级了。
贸易同样被摧毁了。在公元781到783年间，为了重新充实被内战掏空的国库，政府向所有商人征收了他们的部分货物。在这项措施实行之后，帝国首都长安————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以及印度和波斯湾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衰败得就如同被蛮族洗劫过一样。财政上的强求如此严酷，从而导致了骚乱。然而，政府继续对每一种商品的买卖，以及所有商业行为与交易，征收极为沉重的税收。例如，在公元793年，来自四川的茶叶要交10%的税。
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在公元874年年底，它终于爆发了。反叛的主要推动者，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知识分子，名叫黄巢。此人非常聪明，不讲道德且精力充沛，是一起明目张胆的审判不公正之受害者。叛乱发生于河北南部与山东的交界处，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这一地区一直都是类似暴动的策源地。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一样，此地人口过剩，低洼的冲积土和黄土平原上散布着贫困的村庄，没有一英寸的土地被闲置，但土地容易遭受周期性的旱涝灾害，毁坏农作物，并引发可怕的饥荒。公元874年的运动，是以一场农民暴动拉开序幕的，一群孤注一掷的人揭竿而起，将他们自己组织成“大团伙”，意在打家劫舍。为了对抗此次叛乱，政府采取的一项措施，只是起到了加剧动乱并使其普遍化的作用：它命令农民将自己武装起来，并为他们提供战斗装备。那些因为过度的税负被迫卖掉自家土地的农夫，以及被税收官逼上绝路的店主，一旦有了武器，很快就加入到了叛乱者阵营。
黄巢将这些不同门类的造反者整合起来。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洗劫了山东部分地区，以及河南富庶的开封平原。从那里，他带着自己的团伙抢掠了华南两大港口：福州（878年）和广州（879年）。在当时，广州是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有着“外国船只停泊最多的港口，以及能满足全部海上贸易的仓库”。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他们将其称为广府）告诉我们，广州有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阿拉伯人及波斯商人聚居地，他们的信仰各不相同————有穆斯林、基督徒、摩尼教徒及犹太信徒，出口的货物包括丝绸、瓷器、茶叶、樟脑、芦荟，以及其他中国产品。当黄巢大军到达时，广州人紧闭门户，准备对抗围城。黄巢提出，如果朝廷任命自己为广州节度使，他就讲和。朝中大臣们拒绝了。“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黄巢用武力占领了城市，屠杀了所有市民，包括阿拉伯人移民，并对其仓库进行了从屋顶到地窖的彻底洗劫。“除此之外，他还下令毁掉了整个地区的所有桑树，如此一来，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丝绸出口到阿拉伯帝国”。（879年秋季）与此同时，黄巢叛军中的农民，即北方各省的土著，遭受广州热带气候的折磨，因疟疾而大量死亡。黄巢率领幸存者返回北方，占领了帝国的都城洛阳及长安，洗劫两座城市并屠杀它们的居民。同时，皇室成员再一次逃到了四川。
在如此绝境之下，唐朝向一个被称为“沙丘”的突厥人部落求助————在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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