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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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写

    我的时代已经进入通家时代。所谓朋友，十之八九是男女都是朋友。对于好些朋友，我是分别回忆的，对周培源、王蒂澂要同时写。王蒂澂女士是吉林人，对马天人的斗争中，锻炼出相当突出的机智与灵活。周先生是很好的物理学家，在清华他很快就当上了行政人员，我想好些人觉得可惜。王女士不只是觉得可惜而已。她知道周先生不笨，学问很好。但是，是不是太“傻”了一点呢？王本人是否真有此思想我不知道，我认为她有。根据这一看法，我就解释说，这不是傻，是急功好义。学校有要紧事，总是周公出来办理，他总是从保护学校出来办的；这是出于公，不是私。王蒂澂知道有人有此看法，也就不太当心了。

    周培源一家抗战时期在昆明龙头村。

    周培源（1902——1993），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周培源夫妇是金岳霖的老朋友。

    陈岱孙很能办事

    哲学所从前有一位青年同事曾大声说：“我发现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没有多少知识，可是，早已被安排在知识分子之内，而我又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就证实了他的话。但是，还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个。

    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住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给他写的条子如下：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

    1939年，金岳霖（右三）与陈岱孙（右六）、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西南联大郊游时。

    陈岱孙（1900——1997），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是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一代宗师。

    金岳霖认为，陈岱孙是能办事的人。

    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陈岱孙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成员之一。认识了这样长久的老朋友，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我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怪事！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家庭戏园的后楼上。这五个人是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那时虽有教学，很少科研，经常吵吵闹闹。对陈岱孙先生，我可以说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办事。可是梅校长知道，他知道陈岱孙先生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清华校园受到日帝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为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

    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 Ja 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我有好几次利用了“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寅恪先生教给我的，当然他教时，材料丰富得多，涉及宋朝语言方面的历史。我对于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历史上重要的东西反而忘记了。

    抗战时，他不在昆明的时候多。有一短时期他也来了，当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寅恪看来也是喜欢作对联的，他作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

    不久以后，他好像是到英国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访过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问他谈了些什么学术问题。郭老说，谈了李白，也谈了巴尔喀什湖。这在当时一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无论如何，两个国故方面的权威学者终于会见了。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体。

    陈寅恪和妻子、女儿在一起。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早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其学问被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金岳霖在纽约、柏林就见过他好几次，后来向他学到很多东西。

    郭老还把他们凑出来的对联给我，对联并不好。郭老扯了一张纸写了出来给我。我摆在裤子后面的小口袋里。有一次得胃溃疡，换衣裤进医院，就此丢失了。

    陶孟和领我吃西餐

    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王朝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他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

    陶孟和在北京长住在北新桥，他的电话是东局56号，房子号码不记得了。这所房子很特别，南北两头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大花园。花可能主要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国式的，南屋是北京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西南联大时期的金岳霖。

    整个房子的布局很特别，我觉得应该保存，也可以用此来纪念陶先生。

    陶孟和也是介绍我在北京吃西餐的人。那时候，有不少的人在前门外京汉路终点站（简称西站）吃西餐。孟和领我到那里吃过饭，那里的西餐似乎还可以。另有大的西餐馆，似乎叫撷英番菜馆，菜只是中菜西吃而已，似乎无此必要。

    黄子通最得意董其昌的画

    我在清华教书不是一、三、五的课，就是二、四、六的课。我总是头一天晚上就到了学校，一、三、五居多。遇到这样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总是到燕京大学去找黄子通先生。我们虽然都是教哲学的，然而谈的不是哲学。他有些中国山水画，其中有一张谢时臣的。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我喜欢的是谢时臣，有机会就要去看看它。因此，我同黄先生也成了朋友。

    可是，黄先生同燕京大学的权威们打了一架，走了，到湖南大学去了。在燕京接替他的是张东荪。

    董其昌的作品《青弁图》。

    黄子通（1887——1979），哲学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20世纪50年代，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

    金岳霖常到黄子通那里看他收藏的一幅谢时臣的画，他喜欢的却是董其昌的画。

    我与张东荪的好与不愉快

    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

    先说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得点钱过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多少时候，现在忘了。

    另一件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事。我加入民盟是张东荪安排或帮助安排的。以后我会有一段讲民盟帮助思想改造的特别作用。对我来说，那是极其有益，也是极其愉快的。这我应该感谢他。

    这个人是一个“玩政治”的。这里所谓“政治”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完全是两件事。

    张东荪一家在北京大学。

    张东荪（1886——1973），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后加入民盟。

    金岳霖与他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

    “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说过，“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可快”。

    儒者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我遇见的唯一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蔼可亲，我虽然见过他严峻，可从来没有见过恶言厉色。他对《哲学评论》的帮助可大，这个“评论”要靠自己的言论过日子是不可能的，宰平先生背后有尚志学社基金，维持《哲学评论》的存在主要靠宰平先生。

    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如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是一个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

    《哲学评论》时代，他一直是鼓励我的写作的。我一直也以他为长者看待。他过去时，我曾私作以下挽联：

    林宰平的著作。

    林宰平（1879——1960），哲学家、佛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金岳霖认为，林宰平是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也是自己遇到的唯一的儒者。

    攻读鹄形，空添马齿；

    氋鹤翅，有愧羊公。

    能用与否，不敢自信，未写出送出。

    最雅的朋友邓叔存

    邓叔存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的参加者。他参加的方式和张奚若、梁思成、陶孟和的方式不同，这三家都是男女一起参加的，邓先生只是单独地参加而已。原因是他家仍然维持了男女分别活动的原则。“星（期）六碰头会”谈话的内容，除每次开始时有一小段时候谈谈政治情况外，主要的是谈美术，有时邓先生还拿一两张山水画来。他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可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他也能画。在一篇哲学论文里，我说“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这里说的画就是叔存先生的画。

    叔存是我们朋友中最雅的。雅作为一个性质，有点像颜色一样，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例如“红”，就我个人说，我就是喜欢，特别是枣红、赭红。雅有和颜色类似的直接呈现的特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可是，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大都不知道，我个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质，我愈糊涂。

    邓以蛰的书法作品。

    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与宗白华有“北宗南邓”之称。他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

    金岳霖认为，邓以蛰是自己最雅的朋友。

    “红”那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家解决了它的本质问题。“雅”的问题，他们大概不会过问。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社会科学方面的或文学艺术方面的先生们来解决。

    叔存去世了，我曾作挽联如下：

    霜露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

    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

    但是没有写出，更没有送出。

    嗜好历史的黄子卿

    黄子卿先生不久前过去了，我失去老友很悲哀。他的身世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和我有类似的情况。我原籍浙江，老家在湖南做官，说话仍带湖南音，他可能比我更厉害一点。他原籍广东梅县，可是，说一口的湖南话。在我们住在唐家家庭戏园后楼的时候，他到楼上来谈话的时候特别多，谈的常常是秦皇、汉武，特别是汉武。对秦皇，可能只是对他统一中国有大功，得到“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对汉武则有点崇拜英雄的味道。他好像曾说过汉武时中国版图同清康熙全盛时期的同样大。这可不是一句容易说的话，这涉及古地理学。显然，他下了许多功夫才得出这一结论来。我好像不大容易同意这一论点，也没有理由反对这一论点。无论如何，历史是子卿先生的嗜好，不是他的职业。

    1963年，黄子卿（右七）在北京大学燕南园与北京大学的同学在一起。

    黄子卿（1900——1982），中国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曾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时，同他同住在唐家家庭戏楼后院，他们的谈话特别多。

    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中有“车同轨、书同文”这样的好事。“车同轨”可能是整个的好事；“书同文”应该说是一半好事，另一半是字，而字不同音。从前看见药铺里挂着油漆得很讲究的木匾，上面刻着“屈成士……”这匾我就不懂了。经解释后才知道这是广东人用广东音翻译过来的译音写出来的匾。书虽同文，字音不同，仍有隔阂。有些笑话，并不是各省的人都能懂的。

    我不大懂胡适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

    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1948年，金岳霖与胡适一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图为胡适（前右四）等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一起。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

    按照我的记忆，胡绳同志告诉我说，他和毛主席曾谈到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这二者是有分别的；对无产阶级，情况不同。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后，世界观就是它的人生观，它没有独立于革命的世界观的人生观了。这是很重要的指导思想，现在也仍然是。

    1944年，赵元任、杨步伟、饶树人同我都在纽约胡适家里，讨论胡适到哈佛大学去讲学的事。赵主张胡租住一所有设备并可找临时厨师的房子，为期三个月。胡适说三个月不到。赵说，那就找一个人顶替房子。我说，这样一个人不好找。赵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打算一番。赵说“替自己打算为什么不行”。我说：“他大概会认为太……”说到这里，我做难说姿态。赵追问“太”什么？我说：“太伊于胡底了呀！”我们四个人都大笑。赵笑得特别厉害，说好得很，完全是临时想出来的。胡适没有笑。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1]。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 * *

    [1] 胡适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9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刊行的英文本底稿的标题是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并有中文标题《先秦名学史》。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学史》书名出版了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