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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省怀宁县（今属安庆）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受过封建教育，17岁（1896）考中秀才。1902年去日本，在中国留学生中组织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不久被遣送回国，旋又两度赴日。1915年夏再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长），《新青年》也改在北京发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刊物；1920年又成为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机关刊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9月，在他主持下，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青年杂志》《新青年》和《向导》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权威的刊物。这三种刊物出现的次第，就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
在国民革命军将近完全胜利、北洋军阀将被消灭之际，发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有不同看法。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北洋军阀消灭以后，共产党应该让国民党单独执政，让它建设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一段过程，中国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广大党员想不通，认为这是于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取消革命。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陈独秀的思想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后又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
共产党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严厉的，国民党对他不宽容，1932年，又在上海逮捕了他，并判处他十三年徒刑；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以共同抗战相号召，陈独秀被释放，但仍处于被监视之下。1942年，病殁于四川江津。
陈独秀的思想，散见于发表在各刊物的论文中，三联书店出版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陈独秀著作选》等。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开宗明义的文章，题为《敬告青年》。在上章我们说过，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提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所说的正是这个内容。文章开头说：“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第73页）这里所说的“涉想”，就是人生态度；所谓“现象”，就是文化方面的表现，陈独秀说这是东西民族不同之一端。照这篇文章的下文看，陈独秀是要说：这是东西民族不同的主要原因。陈独秀没有用“主要原因”这四个字，而且用一种不十分肯定的口气把话说出来，这是他的谦虚。
陈独秀提出六义，以为青年的指导。六义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73～78页）
陈独秀这篇文章，对于每一义，都有大段说明。在最后一义的说明中，陈独秀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又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78页）
陈独秀所说的“六义”，就是根据新的人生态度而来的生活方式。在“六义”中，他指出近代西方之所以超过东方，其根本的原因是西方重视人权与科学。他指出人权与科学是相辅而行，互相为用，如车之两轮。这就是后来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不仅为《青年杂志》开宗明义，也为新文化运动开宗明义。因为在此以前，讨论东西文化的人们，还没有人能这样明确地点出问题之所在，而加以这样简明扼要的说明。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人生真义》。在文章中，他设了两个问题：“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个设问很扼要，第一个设问是关于人生态度的问题，第二个设问是关于生活方式的问题。他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宗教家的答案，予以批驳，最后他说：“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240页）这几句话所说的，正是西方近代人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陈独秀提出这几句话，开头用“我敢说道”四个字，并且在这几句话下面加上了“着重点”；他不用不很肯定的语气，而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并且称之为“人生真义”，他从理论上说明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是正确的。
第二节 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奋斗目标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又一篇文章，题为《吾人最后之觉悟》。文章开头说：“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05页）下面又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05页）他从具体历史发展上，指出中国近代、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东西文化的交叉与矛盾。他指出，这个问题从明朝中叶已经开始了。其后，所牵涉到的范围越来越广，新旧的矛盾和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其过程，陈独秀分为六期。在六期中，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愈来愈深刻，中国人的觉悟，越来越提高；但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陈独秀说：“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把“最后之觉悟”分为两个方面————“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而尤着重于后者。他说：“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109页）
当时进步的人们皆以孔丘为封建道德的象征，而要“打倒孔家店”，这属于伦理的觉悟之类。《新青年》发表这一类的文章很多，使社会上守旧的人们也都以此而反对《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答辩书》，书中说：“社会上非难本志的人，约分二种：一是爱护本志的，一是反对本志的……这第二种人对于本志的主张，是根本上立在反对的地位了。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17～318页）
所谓“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就是民主与科学。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进步的人们，都知道要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抵制西方。但什么是西方的长处，各派的见解不同，好像瞎子摸象，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才认识到西方的长处，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民主与科学。认识到底了，话也说到头了，这真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奋斗的主要目标。除此之外，新文化运动还有许多别的目标。陈独秀还写了一篇文章，纠正了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误解，并且勾画出理想社会的全幅蓝图。在一篇题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中，他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识固然可以居间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真挚、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3页）人们见新文化运动注重科学，便以为新文化运动专注重知识。陈独秀纠正说，在新文化中，宗教、文学、美术，也都是很重要的。他说：“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请问扩充我们知识底学说，利导我们情感底美术、音乐，那一样免了他力？又有人以为宗教只有相对价值，没有绝对的价值，请问世界上什么东西有绝对价值？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3～514页）
人们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便以为它全盘否定旧社会的道德传统。陈独秀纠正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底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当作‘由’）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厉害；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4页）
人们见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反对旧文学，便以为它不要文学。陈独秀纠正说：“通俗易解是新文学底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现在欢迎白话文的人，大半只因为他通俗易解，主张白话文的人，也有许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学、美术、音乐，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514页）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文章开头说：“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2页）他指出中国当时的革命，并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国民革命。陈独秀说：“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362页）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列宁的特使所促成的。这一段理论，可能也是这位特使所带来的列宁的意思。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合作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全部党员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党，称为中国国民党。这个党所领导的革命，称为国民革命；所组织的政府，称为国民政府；所建立的军队，称为国民革命军。这几个名称，除了国民党是原有外，其余的“国民”二字都不是随意加的，而是以上面所说的理论为根据的。
这个统一的党集中了中国当时的革命势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所向无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上海和武汉。国民革命军拟长驱北上，一举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正在这一紧急关头，蒋介石叛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了，但蒋介石仍冒用国民革命旗帜，使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彻底地消灭了北洋军阀，统一了全中国。国民革命的胜利是不真实的，正如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不真实的一样，但都标志着国民革命的两个段落。真实的革命仍然继续进行，但那是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了。
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出现的政治势力。陈独秀认为新兴的政治势力，必须和其他政治势力合作，才能壮大起来；当时的资产阶级，也必须和无产阶级合作，才能战胜它的敌人。
陈独秀说：“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它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它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必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地占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选编》中册，第256～257页）
陈独秀不承认当时有人认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看法，他对于资产阶级是有分析的。他的分析与毛泽东后来所作的分析一样，认为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依附于封建军阀的官僚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前二者是不革命而且是反革命的，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才是陈独秀所说的“真正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真正资产阶级”“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选编》中册，第364～365页）
陈独秀又指出，当时的包括知识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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