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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
现代革命时期有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次革命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但是，第二次革命的初期和第一次革命的末期，在时间上是交叉的。在交叉时期，两个革命势力有联合和合作，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其在文化上的表现是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两个革命势力发动起来的，所以在一开始，内部就有两个主要派别。其间主要的不同，在于承认或不承认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接受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思想。承认和接受的一派是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不承认、不接受的一派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71页）陈独秀的这段话，说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左翼和右翼。他自己是左翼，胡适是右翼，蔡元培兼容并包，对于左、右两翼一视同仁地为他们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由蔡元培的这种态度，人们会想到他是调和妥协、和稀泥；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样的调和妥协，必定出现在左、右两翼之后，然后才能取而调和妥协之；必定先有“稀泥”，然后才能取而“和”之。调和妥协的出发点是别人的意见，而不是客观事实，一开始就落在第二乘，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地位出现在左翼、右翼之前，而居于其上，这就说明他的作用不是调和妥协、和稀泥。上面所引陈独秀的那段话的上文说：“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正是调和妥协、和稀泥的人，蔡元培在表面上似乎是这样的人，其实，他是有原则的。遇到有关原则的事，他坚持原则，决不调和妥协，不管不同的意见是从左或从右来的。
第二节 胡适引进美国哲学————实验主义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省绩溪县人。1910年到美国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2年转至该校文学院。1915年9月至1917年5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该系系主任为杜威。1917年通过博士学位考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国驻美大使，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离职往南京，后往美国，1958年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四十自述》，《胡适文选》，《胡适论学近著》一、二集等。
在引进西方近代哲学到中国的工作中，严复是引进英国经验派的首要人物，王国维和蔡元培是引进欧洲大陆派理性主义的首要人物。其时，美国哲学尚在萌芽，还不能独树一帜，自立门户。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这些萌芽已经发展成熟，可以称为美国哲学了。胡适适逢其会，就成为引进美国哲学到中国的首要人物。美国哲学的主流，就是实用主义，亦称实验主义，这是英国经验派发展的一个支流。胡适有一篇文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说明美国哲学的起源及其在当时世界哲学中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着重指出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哲学上的意义。他说：“达尔文的主要观念是：‘物类起于自然的选择，起于生存竞争里最适宜的种族的保存。’他的几部书，都只是用无数的证据与事例来证明这一个大原则。在哲学史上，这个观念是一个革命的观念。”（《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33页）“达尔文不但证明‘类’是变的，而且指出‘类’所以变的道理。这个思想上的大革命，在哲学上有几种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打破了有意志的天帝观念。”（《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34～235页）在这段话的前面，胡适曾引用1859年《物种由来》刚出版之际，赫胥黎在《泰晤士报》上作“书评”的最后一节，说：“达尔文先生最忌空想，就同自然最怕虚空一样（‘自然最怕虚空’Natureabhorsavacuum.乃是谚语）。他搜求事例的殷勤，就同一个宪法学者搜求例案一样。他提出的原则，都可以用观察与实验来证明的。他要我们跟着走的路，不是一条用理想的蜘蛛网丝织成的云路，乃是一条用事实砌成的大桥。那么，这条桥可以使我们渡过许多知识界的陷坑：可以引我们到一个所在，那个所在没有那些妖艳动人而不生育的魔女————叫做最后之因的————设下的陷人坑。”（《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31～232页）胡适在此文的第六部分中指出：“许多哲学史家都不提起赫胥黎，这是大错的。他们只认得那些奥妙的‘哲学家的问题’，不认得那惊天动地的‘人的问题’！如果他们稍有一点历史眼光，他们应该知道二千五百年的思想史上，没有一次的思想革命比1860～1890年的思想革命更激烈的。一部哲学史里，康德占四十页。而达尔文只有一个名字，而赫胥黎连名字都没有，那是决不能使我心服的。”（《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71页）胡适的这篇文章，就是一部现代世界哲学史。在他的这部哲学史里，他把达尔文和赫胥黎推到他们应有的高度，把他们的地位推到应有的高度，这是哲学史工作中的一个大进步。
据胡适说：“美国人莱特（Wright）要想把达尔文的学说和一般的哲学研究，连贯起来。这个莱特在美国康桥办了一个‘玄学会’，这个会便是实验主义的发源之地。”（《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46页）美国人本来是从英国移民到这个新大陆的。他们来的时候，也带来了旧大陆的思想。土生土长的美国哲学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的出发点是想“把达尔文的学说和一般的哲学研究连贯起来”。实验主义的第一代创始人是皮尔士，第二代创始人是詹姆士，他们和达尔文的学说有一脉相传的联系。这个“一脉”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没有说，胡适也没有说。我认为，这个“一脉”就是“适者生存”那个原则。达尔文只是把这个原则应用到生物学，实验主义则把这个原则推广到观念上，指出人类观念也有适或不适的问题。胡适引皮尔士的话说：“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生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认某种观念时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认他时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们就是这个观念的完全意义了。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验主义。”（《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46～247页）这就是说，有意义的观念是“适者”，无意义的观念是“不适者”。无意义的观念用不着说，说了也是白说，等于废话。胡适也解释说：“他（指皮尔士）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发生实际上的效果。这种效果便是那思想的意义。若问那思想有无意义或有什么意义，只消求出那思想能发生何种实际的效果；只消问若承认他时有什么效果，若不承认他时又有什么效果。若不论认他或不认他，都不发生什么影响，都没有实际上的分别，那就可说：这个思想全无意义，不过胡说的废话。”（《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47页）
实验主义第二代创始人是詹姆士，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有一部哲学著作是《信仰的心愿》，就是讨论观念的“适”或“不适”的问题的。他承认观念的“适”或“不适”决定于“有意义”或“无意义”，不过，他不泛论一般的观点，而只限于一个观念，上帝的观念。科学家们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因为宗教家们不能“拿证据来”，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就是科学家们的思想的代表。詹姆士认为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科学家们和相信科学的人们，“上帝”这个观念固然没有什么意义，但对于有些人们，这个观念还是有意义的。譬如，宗教家们和相信宗教的人们，觉得如果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平安、愉快，这就是“上帝”这个观念对于他们的意义。对于他们，“上帝”这个观念就是“适者”，而非“不适者”。这个“适”或“不适”的标准，就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主观的心愿。照这个说法，宗教和科学可以并行不悖，人们可以各照着自己的心愿，走他们自己认为有意义的路。这是詹姆士对于宗教的让步。在科学和宗教的对立与斗争中，詹姆士想用一种“和稀泥”的办法调和折衷。胡适也批评说：“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仰的方法；到了詹姆士手里，方法变松了，有时不免成了一种辩护信仰的方法了。”（《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57页）
实验主义第三代创始人，也是奠基者，是杜威。据胡适说：“杜威把詹姆士论实验主义的话，总括起来，作为实验主义的三个意义：第一，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第二，是一种真理论；第三，是一种实在论。”杜威引詹姆士的话来说明这三种意义如下：“（1）方法论。詹姆士总论实验主义的方法是‘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2）真理论。‘凡真理都是我们能消化受用的；能考验的，能用旁证证明的，能稽核查实的。凡假的都是不能如此的。’‘如果一个观念能把我们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一部分的经验，连贯的满意，办理的妥贴，把复杂的变简单了，把烦难的变容易了。————如果这个观念能做到这步田地，他便“真”到这步田地，便含有那么多的真理。’（3）实在论。‘理性主义以为实在（Reality）是现成的，永远完全的；实验主义以为实在还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58～259页）
本节在上文说，实验主义的目的是评论观念的“适”或“不适”。这个看法，正可以说明杜威所提的这三点。他指出实验主义是方法论，其内容就是评论观念的“适”与“不适”。“适”与“不适”，以什么为标准呢？这就把问题推到第二点和第三点。经过杜威的说明，詹姆士就不仅是一种信仰的辩护人，而确切是实验主义的第二代创始人。
杜威最着重的第一点，是说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的应用分析为三点：“（甲）用来规定事物（Objects）的意义，（乙）用来规定观念（Ideas）的意义，（丙）用来规定一切信仰的意义。”（《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69页）在这三个规定的过程中，某一观念、某一信仰的“适”或“不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
杜威有一部很流行的著作，名为《思维术》，胡适曾经把这部书作为一种逻辑学来宣传，其实，这并不是讲逻辑的书。照这部书的名字所表示的，它是讲人的一般思想的过程。照胡适的说明：“凡是有条理的理想，大概都可以分作五步：（1）感觉困难；（2）寻出疑难所在；（3）暗示的涌现；（4）评判各种暗示的解决，假定一个最适用的解决；（5）证实（就是困难的解决）。”（《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63页）
杜威有一部哲学著作，题为《哲学的改造》，胡适引了这部书的一大段以后，解释说：“经验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此外更没有什么别的理性。人遇到困难时，他自然要寻求应付的方法，当此时候，他的过去的经验知识里，应需要的征召，涌出一些暗示的意思来。经验好像一个检查官，用当前的需要做标准，一项一项的把这些暗示都审查过，把那些不相干的都发放回去，单留下一个最中用的；再用当前的需要做试金石，叫那个留下的假设去实地试验，用试验的成败定他的价值。这一长串连贯的作用，————从感觉困难到解决困难，————都只是经验的活用。若说‘既有作用，必还有一个作用者’，于是去建立一个主持经验的理性：那就是为宇宙建立一个主宰宇宙的上帝的故智了！”（《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68～269页）一个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也正如人们的普通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开始于经验，终于经验。从开始到终结，就是经验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胡适又引了杜威在《创造的智慧》中的一段话，并解释说：“杜威觉得哲学史上有许多问题都是哲学家作茧自缚的问题，本来就不成问题。现在更用不着解决了。我们只好‘不了了之’。他（杜威）说：‘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70页）
照胡适所解释的，杜威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照这个说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限于他的经验之内，在他的经验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独立的客观的世界，那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也就不必问了，不成问题了。杜威用这个标准评论传统的哲学观念，看其“适”或“不适”，那就发现大多数是“不适”的，现在用不着讨论了。这就是他的哲学改造的中心思想。
胡适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出乎杜威之外，也没有重要的发挥，他的工作主要是把杜威的哲学思想引入中国。
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胡适文选》，第3页）他于杜威之外，又提到赫胥黎，这倒是把他自己的思想同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联系起来了。本书第六册讲到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少年的胡适正处在这部书在中国发生很大影响的时期，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天演公例”，胡适的名字正是从这个“公例”得来的。
对于实验主义，胡适又作了一个总结。他说：杜威先生“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开来可作两步说：（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做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评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2）实验的方法……”。关于“实验的方法”上面已经讲了很多，不重复了。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应用
1917年，新文化运动发动了，胡适应蔡元培、陈独秀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教授。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课题是评论封建文化中的一些观念，看其“适”或“不适”于新时代的需要。用当时的话说，是对于它们重新估价。评论必须有一个方法，一个工具。美国的实验主义正是自命为一种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工具。胡适适逢其会，带来了实验主义，这就如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大加应用了。
关于这一点，胡适是很自觉的。他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的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选》，第57页）。他所说的“新思潮”，就是新文化运动；他所说的“评判的态度”，就是把“适者生存”的“天演公例”应用到传统的观念，看其是否是“适者”，是的就保存，不是的就抛弃。
他的第一个功效卓著的应用，表现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本来是讲中国古代哲学的。他到北大后，又补充了一些资料，用中文写出来，便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了。他先以讲义的形式在校内发表，1918年又公开发表。蔡元培为这部书写了一篇长序，向社会推荐。蔡序认为这部书有四种特长，其第二种是“扼要的手段”，第三种是“平等的眼光”。蔡元培极力赞赏胡适的这种手段和眼光，却没有说出它们是从何而来，也没有说出它们的历史意义。所谓“扼要的手段”的意义是批判了封建文化中的“贵古”的观念。这个观念认为事情越古越好，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讲起。胡适以前，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的教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则从“老子”讲起，以前的三皇五帝、文王、周公都不提了。这不仅是扼要，更重要的是否定了封建传统文化中的“贵古”的观念。所谓“平等的眼光”的意义，是批判了封建社会中的“正统”的观念。中国封建文化以孔丘的儒家为学术思想的正统，其他的派别都是异端邪说，旁门外道。“平等的眼光”对于一切派别的学术思想都一视同仁，这就否定了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正统观念。
蔡序所说的第一种特长是“证明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是考实一个哲学家生存的时代，辨别其遗著的真伪。以后，胡适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中国文学史和所谓“国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但这对于哲学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本书就不论了。
蔡元培所说的第四种特长，是“系统的研究”，是说明胡适用西方近代历史学的方法讲中国哲学史。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哲学史的方法，是黄宗羲《宋元学案》的方法。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哲学史家的工作，首先是要把某一哲学家的思想的实质系统整理出一个形式的系统，黄宗羲的学案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种编排史料的工作。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确实是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实质系统加上了一个形式的系统。虽然其所加的未必全对，但在中国学术界，则是别开生面的。
胡适这部书的写作形式，在当时说，也有特别之处。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的经典被认为是最高的真理，后来的著作则被认为是经典的注解，以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在形式上，经典的原文是正文，用大字顶格写出；注疏是注解，用小字低一格写出。胡适的哲学史则与此相反。他以自己的话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出；所引的经典著作，以小字低一格写出。这也是上面所说的两个否定的表现。因为这部书在内容形式上，都使人耳目一新，所以这部书一出来就风行一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轰动。
蔡序希望胡适“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也是当时社会所希望的。以后胡适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片断。这些片断还能继续蔡序所说第一和第四两种特长。至于第二、第三两种特长就无法继续了。这是因为时代变了，新文化运动对于哲学史工作的要求也不同了。中国现代史发展很快，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在时间上交叉起来了。这个交叉，在政治上就形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文化上，形成为新文化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也在发展。它需要对于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有更新的估价、更新的评论、更深刻的批判。胡适还停留在原来水平上，就显得落后了。新文化运动左、右两翼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胡适自然就成为右翼了。
本章上文说过，左翼和右翼的分别，在于承认或不承认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是中国所以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接受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胡适正是在这两点上成为右翼的。
胡适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完全是由于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束缚，中国完全可能自发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要求中国人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要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他说：“我们全不肯认错。不肯认错，便事事责人，而不肯责己。我们到今日还迷信口号标语可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我们到今日还不肯低头去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所以我说，今日第一要务是要选一种新的心理：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胡适文选》，第1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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