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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失败以后，中国的历史就由维新时期进入了革命时期，就是现代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两种革命在时间上是有交叉的，但以革命的性质说，这两种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家和领导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中山是在日本所用的化名。幼年入私塾，1878年到美国檀香山居住，次年入小学，1886年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校学医，次年又转入香港雅丽医院附设的由维新派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学医。1894年，他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这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革命政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他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不久即辞职，但仍以维护中国的共和政体为己任，直到1925年在北京逝世。他的重要著作和言论，人民出版社编为《孙中山选集》（本章以下简称《选集》）。
第一节 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发展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思想和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中，孙中山的优点是，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是随着历史潮流的变动而变动的。在这一点上，他和康有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康有为说过，他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三十岁以前就完全定了，以后不能改变，也不求改变。所以，他从早年的先进人物变成晚年的顽固派。人们觉得奇怪，康有为为什么变了呢？其实康有为并没有变，而是时代变了。
章炳麟也多少有类似的情况。他早年在日本东京主持《民报》，宣传革命，也是一时的先进人物。晚年退居苏州，传授传统的国学，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学术思想的问题失去了发言权，大概他也不想发言了。人们觉得奇怪，章炳麟怎么变了呢？其实他并没有变，而是时代变了。
孙中山不是这样，他早年是维新派的追随者，其思想是半封建的；中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其思想是全资产阶级；晚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其思想是半无产阶级的。其所以有这些转变，是因为他对于中国的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他解决问题的对策越来越革命化。他的认识是从他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不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他的转变也不是看风使舵、随波逐流。他的政治遗嘱说明了这一点。
《遗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选集》下卷，第921页）
这篇遗嘱，虽只有一百多字，但是一篇大文。它概括了孙中山一生革命斗争的过去，指示了国民党同志们未来斗争的方向。他首先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争取中国的自由平等。怎样争取呢？他从四十年的经验中“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两句话说明他的“深知”是从他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只有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才是深知。他积累了四十年的经验才得出这个“深知”，这不仅说明他现在有了新的认识，也含蓄地承认了他过去的错误。他过去第一个错误是没有唤起民众，只联合地主阶级不当权派，以推翻满族皇帝的统治。推翻以后，就自以为是革命成功了。等到袁世凯背叛了联盟，恢复帝制，孙中山没有民众的支持就没有办法了。第二个错误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错误地认为它们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其实它们就是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者，要向它们要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岂不是与虎谋皮，它们就是不“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遗嘱中的这几句话概括说明了国共合作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遗嘱》接着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在所举四项文件中，前两项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以前写的，是全资产阶级思想；后两项是他在国共合作以后写的，是半无产阶级思想。
《遗嘱》最后说：“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时，北京政府的当权者段祺瑞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共商国是。《遗嘱》中所说的两项主张，是孙中山准备向段祺瑞提出的。可是他一到北京就病了，终于不起。正如大诗人杜甫吊诸葛亮两句诗所说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二节 孙中山追随维新派时期的半封建思想
孙中山1892年到澳门行医，他自叙说：“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此种运动大可视为少年中国政党之形成。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固为国利民福计耳。”（《伦敦被难记》，《选集》上卷，第22页）在这一段话里，孙中山不仅说明了他的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概括地说明了维新派思想的要点。
1894年，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指出当时民族的危机和挽救的方法。他指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上李鸿章书》，《选集》上卷，第7～8页）
孙中山指出，追求“坚船利炮”是“舍本而图末”。这是正确的。但他所提出的“四事”，也还不是“本”。他所谓“人尽其才”，主要是在教育制度和官僚任用制度上作一些资产阶级性的改革。他所谓“地尽其利”，主要是采用当时所有的科学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他所谓“物尽其用”，主要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兴办工业。他所谓“货畅其流”，主要是发展交通和保护商业。
这次上书的总的精神是发展农业、工业，以使中国独立富强。他希望依靠清朝统治者的势力，从上而下地进行改革。
孙中山的上书没有得到清朝官僚的重视。他到了檀香山，在华侨里面得到了同情。当时，国外的华侨有一大部分是从小生产者和商人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这种人在国内还很少。上边说过，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派的社会基础。孙中山首先在檀香山的华侨中找到了这个基础。
他在1894年，在檀香山组织了兴中会。在宣言中，他开始对于清朝的封建统治展开了攻击。这表示他放弃了维新派依靠清朝政府推行改革的企图，开始从下做起，“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兴中会宣言》，《选集》上卷，第19页）。同时，孙中山又在入会会员的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一革命口号。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下，他回到香港，组织了兴中会总会机关，并开始和当时主张“反清复明”的会党联系，确立了民族革命的信心和主张。但是在政治革命方面，目的还是不很明确。
1895年，他会合当时的会党分子在广东举行武装起义。失败以后，他于1897年在伦敦发表论文，明确地提出了政治革命的主张。他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近代之部，第600页）这里所说的“道地的中国人”指汉族。在这里孙中山指出，没有汉族的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改革。孙中山一步一步地同维新派决裂，把中国历史的发展由近代维新推进为现代革命。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资产阶级思想————建国方略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成立了同盟会，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它所发出的宣言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都是一个革命军或革命政府的布告，开头说：“中华国民军都督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同盟会宣言》，《选集》上卷，第68页）布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名称，并进一步地阐述其内容。他说：“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选集》上卷，第71页）照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并不限于满汉之争，而是中国民族怎样可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世界各地都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自以为他的三民主义是要把这三种革命联系起来，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役”成功了，中国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孙中山的这些阐述都是原则性的，究竟怎么样实施，还没有具体地说。新文化运动给他一个新推动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孙中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实施三民主义的具体方案。当时有一部分人认为三民主义只是一些空谈，也有人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只能破坏，不能建设，所以孙中山发表这些具体的方案，以说明他所进行的革命，不但是破坏，也是建设。
《建国方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心理建设》。孙中山认为，这是他的思想的中心，所以也称为“孙文学说”。其具体的主张是行先知后，行易知难。儒家的经典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王守仁有“知行合一”的说法，孙中山批评了这些说法，提出他自己的主张：行先知后，行易知难，不知亦能行，有知必有行。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传统问题，孙中山自以为他的主张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新的说法，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这个主张的政治含义是：对于中国革命，他的三民主义是“知”，既然有知了，就不怕不能行。他企望中国人民都有这个信念，以这个信念作为建国的心理建设。
这个政治含义是重大的，但作为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并不是针锋相对的。中国儒家经典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王守仁所讲的“知行合一”，都是就个人的修养说的。孙中山所举的“行易知难”的例，都是就社会发展说的，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用后者批评前者是文不对题。
以《心理建设》作为《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这是有理由的。但如果从哲学观点看，他的主张未必可以成立。
《建国方略》的第二部分是《物质建设》。第三部分是《社会建设》，在这一部分中，人们期望孙中山提出关于民权主义的具体实施方案，可是，他只提出了一个《民权初步》。这是他根据西人沙德的著作编译而成的。其内容是一般会议的形式和会议进行的程序。人们不免觉得孙中山是大题小作，空言搪塞，其实不然。《民权初步》所讲的固然是一些小节，但是，表现了一个大义，那就是民主与集中的问题。孙中山在《民权初步》的序文中说：“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也。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优之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之国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也。”（《选集》上卷，第339页）这里所说的“凝结”就是集中的问题。序文的大意是说，人民要行使民权，必须首先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团体。这个团体如果要对某一事采取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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