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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只有到这里，只有到现在，我们才终于可以来回答那个让我费了很长篇幅却仍然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如果用地形学的语言（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上层建筑来保障的，通过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来保障的。
但是，既然我们此前认为必须超越这种依然是描述性的语言，我们可以说：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一方面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运用来保障的。
我们要把前面所说的一切都考虑进来，并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三个特征：
1. 所有国家机器都既通过镇压也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区别在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通过镇压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量并首要地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必然包含各种各样的细微差别。
2. 镇压性国家机器构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不同组成部分通过一个指挥上的统一而集中在一起，这个统一就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来实施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多样的、彼此各异的、相对自主的，并且能够给各种矛盾的展开提供一个客观的场域，这些矛盾以有限的但有时候又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间冲突的后果，以及这些斗争的次要形式（例如19世纪中前期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例如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等等）。
3. 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是通过统一的、集中化的组织来保障的，这个组织由掌握政权的各阶级中实行着这些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的代表们领导着；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保障的————为了说明这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我们必须称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一、论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某种“劳动分工”[1]
如果同意把这些特征考虑进来，我们就能根据某种“劳动分工”，以如下方式来表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就其作为镇压机器来说，本质在于用（肉体的或非肉体的）武力来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国家机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自身的再生产[2]，而且同时特别要通过镇压（从最野蛮的肉体施暴，到纯粹的行政命令和禁令，直到公开和隐蔽的审查制度，等等）来保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行的一般政治条件。
实际上，作为理所当然的结论，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为它们提供的“盾牌”后面，保障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本身。也正是在这里，国家的意识形态（即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得以大量地发挥作用。正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个中介，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时有摩擦）的“和谐”才得到了保障。
因此，我们恰恰必须在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唯一的（因为是共同的）作用————即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作用————中，根据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多样性，来考虑接下来的假设。
事实上，我们已经列举了相当多的、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宗教机器、学校机器、家庭机器、政治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文化”（包括体育）机器等等。
然而，在“农奴制的”（通常称为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单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而且它从已知最早的古代国家起（更不要说绝对君主制了），就已经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形式非常相似，但在那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数量却要少得多，而且它们的特性也与现在不同。
例如，我们看到，以前教会（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兼具了许多功能，这些功能今天已经转交给了若干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去相比是全新的。曾经与教会并列的还有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扮演的角色与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教会和家庭并不是当时仅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有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三级会议、最高法院、作为现代政党前身的不同政治派别和政治同盟，以及由自由的公社和随后的市政机关构成的整个政治系统）。如果我们能冒昧地使用一个与当时时代不符的说法的话，那么还有一种强大的“前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大的商会和银行行会以及帮工协会等等）。出版和传播本身也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发展，演出[3]也一样，它们起初是作为教会的组成部分，随后从它那里越来越独立了出来。
二、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今天，它就是学校
在我们极其概括地考察的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最清楚不过的是，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它不仅把宗教的功能，而且还把教育的功能，以及大部分传播、“文化”和出版的功能集于一身[4]。从16世纪到18世纪，从宗教改革的最初动荡开始，全部的意识形态斗争，之所以都集中于反教权和反宗教的斗争，恰恰取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
法国大革命首要的目标和结果，不仅在于把国家政权从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商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手中，打碎了一部分以前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如国民卫队），而且在于打击了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因此才出现了世俗的教士机构，没收了教会财产，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取代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统治地位的作用。
当然，这些事都不是自动发生的：政教协议、王朝复辟，以及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在整个19世纪进行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就是证明。这场斗争是为了确立资产阶级对以往由教会履行的各种功能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最初几年就建立了新的（即议会民主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后来又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在1848年的几个月和第二帝国垮台后的数十年重建了它。可以说，资产阶级正是依靠这架新机器展开了反对教会的斗争，并剥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简言之，不仅保障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权，而且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所必需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正因为如此，我们自信有理由提出以下的论点（冒着它将带来的一切风险）。我们认为，经过同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建立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学校的意识形态机器。
这个论点可能看起来是悖论性的，因为在大家看来，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想要给自己和被剥削阶级提供的意识形态表述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似乎的确不是学校，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与普选和党派斗争相匹配的议会民主政体。
然而，历史（甚至是最近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完全有能力适应不同于议会民主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各种形式：单就法国来说，就有过第一和第二帝国、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议会君主制（路易·菲利普）和总统民主制（戴高乐）。在英国，事情就更为明显。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那里的革命尤其“成功”，因为不像在法国，资产阶级（部分地由于小贵族的愚蠢）不得不听任农民和平民在“革命日”把自己拥上权力的宝座，并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英国资产阶级则能够与贵族“妥协”，并能长期与之“分享”国家政权以及国家机器（统治阶级中所有心怀善念的人们共享太平！）。而在德国，事情更令人吃惊。因为那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委身于那种非常“民族”、非常“社会主义”但……很少“民主的”政治机器即纳粹主义之前，是躲在由帝国的容克（以俾斯麦为代表）及其军队、警察提供庇护和领袖人物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背后，支离破碎地进入到历史里来的。
因此我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资产阶级自己进行着政治斗争，并把政治斗争的折磨强加给人民群众，但在这些政治斗争的“舞台”背后，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头号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学校机器，它实际上已经在功能上取代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说：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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