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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politique et syndical
一、必要的提醒
这里我们要着手讨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也更难以恰当的方式得到表达，也就是说，很难完全不引起误会。
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这里重复我们在“告读者”中的郑重说明。在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涉及阶级斗争，但是，注意：不是涉及整个的阶级斗争，甚至不是涉及阶级斗争所植根的那个领地。它涉及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其中阶级斗争穿着合法形式的外衣，而对这个领域的攻克本身，来自必然外在于那些合法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一旦赢得这些合法形式，阶级斗争就会通过它们，并在这些形式的或多或少的限制下————总之，在它们严格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尽管在这些形式之外，阶级斗争也大量地展开着。
不言而喻，对于政治的和工会的形式系统，统治阶级要么是通过自己的阶级斗争把它们夺走；要么不得不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阶级斗争的征服而违心地把它们让出来；要么把它们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综合进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中————因而在这些机器中首先得到实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样不言而喻的是，由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围绕这些机器并且就在这些机器当中展开的，所以强加到这些机器中的阶级斗争，在这些机器的某些部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尤其在这些机器的合法形式内部，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某些机构（比如它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组织和工会的阶级斗争组织）赋予了一个例外的[1]立场。例外的立场，也是对抗的立场。因为资产阶级对于在我们将要谈到的那些波折之后不得不承认各工人党（从改良的到革命的工人党）的存在，更不用说进行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会组织的存在，并非心甘情愿。资产阶级知道，在这些组织的合法形式之下触及的东西大大超出了这些合法形式本身。一旦某个稍微严重一点的危机把以下现实（这个现实既表明同时又掩盖了那些组织的合法存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点就会得到证明。这个现实就是：阶级斗争并不限于（原因就不必说了）某个共产党党派的议会式反对，或限于某个总工会同雇主或政府之间的“协商”；相反，在生产实践（当然也在超出它之外的地方）的每一刻，都在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尽管因不被现有的合法性所认可，这种斗争在表面上看来无声无息。因此，这个例外的立场表达、泄露了在原则上的对抗立场（除非所说的那些组织堕落成了阶级合作的组织）。这让我们面临以下悖论。
在某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政治系统机器的内部，有可能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确实是这样的），虽然后者的意识形态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极端对抗的，但它的意识形态却能在自己出现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和形式中得到实现。无论如何，这种对抗表现在被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强加的那些形式本身当中（比如，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是议会制或总统制民主机器形式下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使得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变得尤为复杂。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项复杂的任务并不因此就无法完成，但有一个绝对条件，那就是要满足一些命令式的条件：首先，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堕落成“议会迷”或“资产阶级民主迷”，更不能任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反，要懂得利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它的某些特定形式，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定要素（比如某些民主口号），通过各种选举以及资产阶级议会这个高级讲坛，来帮助发展就本质而言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合法形式之外展开的阶级斗争。对于工人的工会行动来说，就更是如此。
如果事情在这方面已经讲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着手对政治的和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分析。
为了立即给我的论点提供一个经典的方位标，我要引用列宁一段众所周知的文本，这段文本摘录自列宁1920年12月30日的演说《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2]。我们可以把它整个地重读一遍，并用紧接下来的另一个文本，即写于1921年1月25日的《再论工会》来对它进行补充（《列宁全集》法文版第32卷，莫斯科，1962年）[3]。
列宁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会，从而谈到了它们在无产阶级国家框架中的存在。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及其同盟手里，装备有任何国家都固有的镇压性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列宁说：
……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进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的强制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这个学校完全不是普通的学校，因为这里没有教员和学生，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结合体，其中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也有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从自己队伍中创造出来的东西。
在几页之后，列宁又加上了下面这段值得注意的声明：
托洛茨基同志犯了一个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第17页）[4]
我们要抓住列宁的核心提法，他在这里以明确的措辞说：“工会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的强制组织……它是一个学校……”[5]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与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会有关的文本来阅读，以便认清什么是资产阶级国家中现有工会组织的可能身份，我们就会发现，列宁的提法几乎完全印证了我们的想法。因为这个提法对国家的强制行为和苏维埃工会的非强制行为进行了区分。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工会负有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即要成为“共产主义学校”。相对而言，也就是说，考虑到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明显区别开来的那些差别，以及已经陈述过的那些高度的保留，我们可以把工会系统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且可以在这同一个概念下来探讨政治系统。
二、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由于接下来的理由，我们要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开始。
共产党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人民的民主与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这绝不是说，一个政党，比如共产党，因为铭刻进了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的地形学中，就注定会化为资产阶级国家意志执行人的角色，或陛下的反对党[6]的角色[7]。
这后一种角色的位置，被“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主管们”即社会民主党，带着合乎要求的全部老练，完美地占据了。他们在理解自己的“使命”时，并没有想到莱昂·布鲁姆的这个绝妙提法————当然是指“在人类的阶梯上”[8]这个提法。“人类的阶梯”这个著名提法确实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好处，它使得那些爬上了人类阶梯上某些级别的人，即爬上了资产阶级等级（或者甚至贵族阶级等级，就像在大不列颠那样：艾德礼[9]先生确实由不列颠非常和蔼可亲的陛下提到了勋爵“高位”上）的人，能够真的“把自己提高到超出”“阶级斗争”的“褊狭”观点，以心安理得地实行一种彻底的阶级合作（看看当前的威尔逊[10]先生）。
列宁对那些本身是共产党员却自甘被这些幻象————即不可能的、纯议会民主行动（“议会迷”）的奇迹————诱惑的人进行了相当无情的激烈斗争，因为这里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当大家都在思索向社会主义“过渡”（passage）的时候，必须提醒他们，不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干成革命的是群众，而不是议员，哪怕共产党及其盟友凭奇迹而一时在议会中成为多数。
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绝不会任由450个赤手空拳的议员，即单纯的议会多数，来掌握和摧毁（因为重要的是掌握国家，而不是“推翻政府”或仅仅“改变”“政体”）自己，哪怕他们来自波旁宫，身披着三色肩带。除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形势，除非当社会主义在全球六分之五的地方都取得了胜利，这才是可以想象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在短期甚至在中期时间内，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与单纯的政府完全不同。这个国家除了自己政治的意识形态机器（政府寄身之地）之外，还拥有许多其他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前者毕竟只不过是其他众多机器（教会、传播、学校，等等）中的一种；此外，它还拥有自己日常的镇压性机器：警察、专门化的镇压部队（CRS[11]，即共和国保安部队、机动宪兵，等等），还有“终极的”[12]镇压机器：军队（这个组织把成千上万人吸收或编入步兵、坦克兵、空军、海军中来），更不用说帝国主义“兄弟”国家的军队了，它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跨过陆地上的或别的边境线来助上一臂之力。
而且，就算最终没有出现这些极端情况，单单1945年之后人民阵线和三党联合体制[13]的经验也能证明，单纯的、为人民的民主[14]政府，会受到单纯财政手段（如资本的外逃敲响了人民阵线的丧钟）或政治手段（如社会党人拉马迪埃[15]1947年对共产党员部长们的驱逐）的摆布，除非人民群众强有力地直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以最终迈向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挫败和粉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的诡计，迫使议会采取彻底的措施，改变历史的进程，给现有的民主赋予某种阶级特性，使其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
列宁说过，要通向革命，就必须懂得预见和接受过渡期（périodes de transition），并懂得进行过渡期实践。他本人就在1917年1月和10月之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践”了这个理论。在此期间，先是1917年1月的行动“推翻”了沙皇制，虽然没有推翻俄国封建资本主义的国家，可是大大削弱了其国家机器，首先是军队；然后克伦斯基领导了由“民主”选举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议会多数。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民主的”过渡期，布尔什维克虽然在议会中完全是少数，但由于他们正确的路线和正确的行动，他们懂得了并且已经能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说服、训练和动员群众：这是真正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期，它不同于在选举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甚至在人民群众的斗争取得巨大胜利（像1936年那样）之后，通向反人民的民主的复辟的过渡期[16]，即以贝当的法西斯主义而告终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过渡期[17]。
因此，一旦将来有一天共产党及其盟友获得了议会选举的多数，并且资产阶级让他们在现有资产阶级合法性框架内担任“政府”的负责人，我们必须明白：
1. 这样一来，他们就打开了为人民的民主（人民民主或新的民主）的前景；
2.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仍然没有变，它的未被打碎的镇压性机器，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没有变，所以，以这种方式开创的过渡期的性质，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行动————前提是人民群众得到训练和动员，并投身于正确路线指导下的斗争；
3. 根据力量对比情况，根据共产党用来动员人民群众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这个过渡期要么（在几次人民的胜利之后）通向资产阶级获胜的反动，要么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4. 不掌握国家政权，不摧毁镇压性国家机器（即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18]），不经过打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长期斗争，革命就是不可想象的，或革命的胜利就只是暂时的，像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欧所看到的那样。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向社会主义的议会式“过渡”（passage）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以为通过给“自称是社会主义的”（或甚至确实希望是社会主义的）选举多数的行动，补充上把从总体上“孤立资产阶级”作为自己唯一目标的群众政治行动，就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passage），更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我们认为，不夺取国家政权，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仅仅通过“孤立资产阶级”就可以战胜资产阶级专政，那么，无论在台上的政府有何倾向，资产阶级即便“被孤立”，也会知道怎么利用现有的国家机器，首先是警察和军队，根据需要，通过一次类似于5月13日那样的政变[19]，给自己找到一个有能力控制未被破坏的国家机器的国家元首。
如果群众没有决定性地进行干预————不是为了“孤立资产阶级”，而是为了解除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武装并粉碎它[20]————，这个由选举胜利所开创的、允诺了为人民的民主的过渡期，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transition），而会成为向资产阶级反动的“过渡”，这肯定会是最暴力的反动：公然专制、公然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反动。于是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会在这种“反动”中毫不掩饰地通过必要的屠杀和习惯性的大规模逮捕，找到自己资产阶级的“全职工作”。自其统治法国，超过一个半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完美地实行了这种反动（1815年热月，1848年6月，公社，达拉第，拉瓦尔·贝当）。最终随之发生的事情，显然不会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年能镇压群众运动的，还有被人们称为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大屠杀和公开的专政制度。
同样，列宁以毫不含糊的措辞对所有那些纯“政变主义者”甚至“暴动主义者”[21]进行了足够的提醒：不利用所有的斗争形式————包括合法的形式，甚至还包括议会民主的形式即选举的形式[22]————，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因为，共产党的议会民主行动在资产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有可能不沦为阶级合作。但这有一个绝对的条件，即它要作为各种斗争形式之一，从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的阶级斗争系统。
一旦我们根据此前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作出的区分，来阐述列宁这些众所周知的论点；一旦我们考虑到这个民主的系统（其中，在各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中通过普选而产生的议会任命一个代表其多数的政府[23]）属于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认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共产党的议会——民主行动的真正的但也是有限的限度。
当党属于反对党时，实际上永远只是在民主的合法性框架内行动（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这种民主的合法性会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占优势）。它没有直接————或者根本就没有————对同一国家的其他意识形态机器产生影响。尽管提交了那么多的法案，但它的行动在实际上对传播机器（谁都不能声称“民主”扩展到了广播、电视和出版制度方面）、出版机器、宗教机器、学校机器等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24]此外，它最严重的局限[25]，绝对的局限，是它显然丝毫没有动摇镇压性机器。一个有党参与其中的“民主”政府，之所以会让自己服从广播——电视和某个行政部门，那是因为有许多保留，而且有一个条件，即不能超出一定的“政治”限度：至少要能保障对“民族货币”和其他“民族利益”的“保护”。这和警察的情形不一样，更不用说军队了，它们在自己愿意的时候会“服从”，但在判定资产阶级统治到了可能被损害的危机时刻，又懂得进行制止。这时军队会直接进行干预，就像我们在阿尔及尔军事政变时所见到的那样，把戴高乐推上台[26]，何况在这次军事政变中受到威胁的，只不过是被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分裂了的统治阶级的统一、资产阶级的统一，根本还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的生存！如果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本身受到法国人民群众的威胁，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因此，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区分，以及议会民主斗争得以展开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论点，奠定并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区分两种行动的原则，这两种行动就是：共产党员在议会中乃至在议会制政府中的行动（不触及国家），以及群众为了夺得资产阶级国家而采取的革命行动（先摧毁其镇压性国家机器，再摧毁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如果真的愿意理解那些“细微差别”，我们就会承认：
1. 我们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概念下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政治系统————包括它所包含的各个政党乃至工人阶级的党[27]————所作的分类的有效性（尽管表面上这是悖论）。
2. 这种可能性：在政治的机器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的“游戏”中，一个革命的党，如共产党，可以并且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铭刻在客观的、当然也是非常有限的限度内的位置，并且在那里对客观上革命的政治进行领导。但有一个绝对条件，那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内部的党的议会政治，要服从党的整体政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动员无产阶级群众和他们的天然盟友[28]，夺得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并把它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9]
工人阶级的党对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的“游戏”进行革命性（而不是改良性）干预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过遵守法来规避法的可能性。
更确切地说，当在资产阶级民主内部进行议会斗争时，对于工人阶级的党来说，关键的是依靠资产阶级自身承认的政治权利[30]，来达到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的公开斗争的鼓动和宣传效果；因而，关键的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号，帮助（仅仅是帮助，因为必须预防一切形式的“议会迷”）越来越多的群众，为了社会主义民主，投入到迟早要推翻资产阶级民主的行动中去。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社会主义民主则要实行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对阶级敌人的专政。
斯大林曾作过一次“历史性的”演说，当时他说，各共产党应该把“从资产阶级手里落掉了的”“民主自由的旗帜举起来”。[31]这个结论作得未免过快了一些，因为历史表明，即便像戴高乐这样蔑视这些东西的人，也懂得在演说中巧妙地“挥舞”民主自由的旗帜，而选举结果证明，这也造成了一定的效果。挥舞这面旗帜，他绝对后继有人！这只不过表明，正如列宁所论证的那样，各有各的民主，民主性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斯大林就“被资产阶级抛弃了的”“工人阶级的党”应该“举起”的“民族独立的旗帜”所说的另一句“历史性的”话。[32]这里结论也作得过快了一些，因为戴高乐（他丝毫也没有蔑视这些东西）证明，并且选举结果也证明了，他非常懂得如何随着反美的音乐节奏“挥舞”“民族独立的旗帜”。这只不过表明，正如列宁所论证的那样，各有各的民族，民族性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
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当共产党有权利引用它们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时————我们都不能忘记，关于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那些论点，首先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因此，请允许我，至少以得到了有力支持的假设的名义，把我在前文发挥中提出来的一个命题视为属实，即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一个专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它是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是自由——民主——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选举系统、政党、议会等等构成的系统中的实现而建立起来的。
三、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用同样的理论，可以对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出同样的证明，不过有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会带给我们一个新发现。
众所周知，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从1791年开始）把严禁劳动者————从前的帮工，不久之后的新工人，总之无产者————结社的法令写进了《谢普雷法》。《民法典》充分承认使用和滥用一切（物质）财产的自由，而对于结社这一属于帮工和工人的“财产”[33]，却需要一条专门的法律来禁止对它的自由使用！
正是通过阶级斗争，通过长期的激烈而顽强的血淋淋的斗争，工人阶级才争得了这个权利，并且不顾那个“个人主义的”《民法典》，把它写入了最近为此目的而设的《劳动法》中。甚至来自行政部门或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学校的或传播的国家机器）的公务员，最后也看到自己的这个权利被写进1946年的宪法。这让人们意识到法[34]的这一个“分支”的“落后”……
这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相应的现象，首先是制宪议会[35]形式下纳税选举的议会民主，是在19世纪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变迁之后，才以第三共和国宣言的“误会”形式进入到风俗[36]中的，要不是麦克-马洪[37]及其同僚们的愚蠢，有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重新变回君主制。这证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由一种高度敏感的材料构成的，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要用新的去取代旧的，并在它们看起来起决定作用的功能方面将其固定下来，必须花费漫长的时间，经历漫长的斗争；这还证明，一旦形势使它们动摇，它们就会变得非常脆弱。而镇压性国家机器就不同，它有极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为尽管它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都是阶级性的），却跨越了数个世纪依然未变。
因此，对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作同样的证明。不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详细说明。
说到政党，事实上我们知道，从右翼到极左都有。存在着右翼党、中间党和“左翼”党，它们不会错过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任何重大历史性约会，为的是把自己的躯体化作资产阶级国家的挡箭牌；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在政党、议会民主系统和资产阶级国家专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只要往前再走一步，我们就会理解列宁的提法：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但说到工会，事情就没那么显而易见。大家首先都会想到各种工人工会[38]，还有更有战斗力的法国劳工总联盟[39]，以及几年前成立的法国劳工民主联盟[40]。可是大家忘了，不仅存在各种工人工会，还存在着公务员工会，无论是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公务员（财政工会等，甚至有警察工会），还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公务员（小学教师工会、中等和高等学校教育者工会等等）。[41]
而且还存在着管理人员工会，中小企业工会。尤其存在着非常强大的雇主“同行”工会，它们由其中最强大的法国全国雇主联盟[42]领导着。
为了把我们的论点，即存在着一个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说得更清楚一点，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事情倒过来看：不是从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工会（从其地位来看，只有法国劳工总联盟符合这个定义）开始，而是从法国全国雇主联盟开始，然后再一级一级往下，发现数量多得难以置信的、以“保护”同行“利益”为己任的雇主的或行会的工会组织。
这些组织的系统构成了一台机器，它使一种“保护”同行“利益”（!）的意识形态得以实现。当然，与之并行的还有另一种意识形态，认为上述同行为公众和为民族利益提供了无法估量的服务。这样一来，这台机器就实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大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普遍利益和民族利益存在于企业的自由和对伟大道德价值的保护中。对大中型雇主工会来说，“保护同行”是他们阶级目标的“遮羞布”。
一个进行着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人工会，以一个多世纪的战斗为代价，终于使自己在同类团体中“得到承认”，从而能够在最近的《劳动法》的法律合法性边缘地带[43]，特别是在支配着这个机器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这要归功于一种英雄气概，更确切地说，归功于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
这个工会不断地受到难以形容的压制和镇压，遭到无耻的敲诈：它的战士被解雇，它也成为赤裸裸的腐败和收买的目标（大家现在正式知道了，F.[44]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45]出资创立的），成为相应的分化目标————还不用说始终存在的掉入1906年《亚眠宪章》[46]经济主义（工会中不要有政治！）的诱惑，掉入无政府——工团主义（打倒政党！全部政治都由工会来搞！）的诱惑。[47]历史极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切。但是，这仅仅为我们关于存在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论点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补充证明。
更准确地说，这使我们可以提出一点说明。对于尊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来说，这个说明可能看起来是相当悖论性的。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说，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工人运动能够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帮助而自己组织起工会斗争组织，能够在学徒期的艰难考验之后，进行超出单纯地方水平或行会局限的战斗，达到全国水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说，要使这种组织变成政治组织，有极大的困难。我们还会倾向于补充说，这很正常，因为同样是那些工人，虽然作为受害者每天都在经受经济剥削，但却对政治的阶级斗争机制没有同样的认识，因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压迫和意识形态奴役没有同样的认识。
结果，人们————至少某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政治领袖，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了————倾向于把经济的斗争看成几乎是“自然的”，但又是次要的，认为发动政治的斗争要困难得多。然而，现实是不是与这个判断完全相符，还并不确定。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倾向在讨论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前，先谈谈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谢普雷法》不可思议地仓促颁布，可以为我们指点迷津。
正是资产阶级自己，从政治组织的自由中获得了好处，从而很早就通过自己的阶级斗争，将它自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加给了封建贵族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场斗争中，它并没有“唾弃”“人民”的支持（参考1789年到1793、1830年和1848年的情况）。也正是这同一个资产阶级，从一开始（1791年）就费了最大的心思，通过法律，甚至通过暴力，来压制它自己的被剥削者（即无产者）进行组织活动和经济斗争的一切苗头。
四、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以及在它之外）进行的人民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应该看到，资产阶级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在1789年到1793年间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不可能阻止人民群众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地主贵族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原因自不待言：资产阶级离不开人民群众！
法国资产阶级遭遇了“历史厄运”，要面对冥顽不化、头脑发昏、甚至“愚蠢透顶”的封建贵族和教会（1770年至1780年那场小贵族的……前布热德分子的[48]“反抗”，确实把事情全搞砸了）。结果众所周知：农民武装起义（“给茅屋以和平，给宫殿以战争！”[49]），所谓的宫殿当然处处都有大火熊熊燃烧，因为农民们并不是赤手空拳而去的！革命日在城市再次上演，平民们涌上街头并统治了巴黎，公安委员会和恐怖统治直接面临着封建的兄弟国家应作为法国最高阶层的贵族阶级（在被处决之前，以国王和王后为首）的吁请而发动的反革命战争。
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决定性支持，包括马迪厄[50]所说的危险可怕的“第四等级”[51]的决定性支持，作为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推翻“封建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也不可能掌握政权，摧毁绝对君主制的封建国家，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行使权力以确立自己的生产关系和自己的法[52]。
恩格斯曾在某个地方说过，法国是这样一个典型国家，在这里阶级斗争被贯彻到底，一切都表现得最为鲜明。[53]对无产阶级来说诚然是典型，但对资产阶级来说却绝不是典型。从资产阶级观点来看，1789年的革命与英国革命[54]相比，是一场“肮脏的革命”，从政治上来说，它使资产阶级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它好歹要在最坏的条件下对那些损失进行“补救”。首先是要让那些该死的人民群众（先是农民，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平民）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诚然，资产阶级曾经极为需要他们，但这些人却过于坚信“自己的日子到了”（怎么来阻止这件事呢？）。
几次大屠杀，热月政变，接着是白色恐怖，最后是救星波拿巴（那个时代的戴高乐），该死的皇帝，换来了《民法典》和法国资产阶级横扫欧洲的前帝国主义战争：然后事情就搞定了。但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呀！
至少是双重的代价。
首先，资产阶级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波拿巴-拿破仑一世，并因此开启了一个独创的传统，典型的法国波拿巴主义传统。这种资产阶级的解决办法虽然令人不快，但为了让平民大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却是深思熟虑后的必不可少的办法（先是1798年，然后是1852年，直到1958年，这个传统仍在继续：戴高乐的5月13日）。[55]这诚然是个解决办法，但却代价昂贵，因为这个解决办法把一个事实暴露在了所有人眼前：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好处，会公开采用非民主或非议会的个人独裁形式。一旦其阶级统治受到威胁，它就会安然把1789年议会民主的伟大原则坐在屁股底下，显示自己对它们有多么蔑视。
其次，资产阶级还要付出另一个代价，即它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坏榜样”，它会传染，或者更糟糕，它会让人起而效仿。因为，在与贵族阶级的反动复辟（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进行的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并没有“唾弃”巴黎的工人和小民，后者与小资产阶级一道，“制造”了1830年的“光荣的三日”[56]，即又一次的“革命日”：人民涌上街头，筑起了街垒，发明了街垒战的艺术[57]。1848年，资产阶级也没有“唾弃”无产阶级的帮助，后者第一次以无产阶级的身份，通过自己的早期组织，与小资产阶级一道，向奥尔良党人的君主制发动了袭击，并且甚至透过路易·布朗[58]的出尔反尔和“国家工场”[59]的欺骗，远远地隐约看见和期望着可以称之为是“社会主义”的前景。
每一次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听任人民群众的武装参与，当然还有小资产阶级的参与，在1848年，则是手工业者、帮工，以及无产者本身（通过自己早期的阶级组织）的武装参与。每一次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听任这样一个悖论性的事实：资产阶级在剧烈的、政治的阶级斗争中，用自己的阶级斗争教育和训练了无产阶级，而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为自己进行这样的斗争。
还有必要提到公社吗？这次关系到的是帝国[60]，它不合时宜的专横，它对外冒险主义兼并政策的灾难性后果，都令资产阶级感到不舒服。同样，这一次，仍然需要（尽管这越来越令人不舒服）人民群众的援助，需要越来越自觉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虽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有普鲁东分子，有布朗基分子，等等）的援助，才能推翻帝国，宣告共和国[61]的成立。但其中同时也孕育着失败。失败？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重要部件，民族主义又怎么样了呢？
然而，法国资产阶级正是在军事上的失败和人民革命的相遇中，发现了自己的十字架（让人想起1917年的俄国！）。巴黎人民反普鲁士占领的民族抵抗，向人民群众发出摆脱外国武装力量、获得民族解放的号召，既不再是爱国小资产阶级的功绩，显然也不是梯也尔先生的、与普鲁士胜利者相勾结的凡尔赛大资产阶级的功绩，而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功绩：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功绩，它有史以来第一次选择了爱国抵抗和革命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公社：从反抗占领的人民的民族斗争，向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这次尝试尽管失去理智、出奇出格、难以想象、近乎疯狂，但却是天才的，是前无古人的理论发现和实践创造的源泉，它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
因为这一次危及的，不再是某个政府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某种形式，而是存在于其种种机器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本身。马克思正是从巴黎公社中找到自己以下论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性证明：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打碎国家机器，在一个新的、无产阶级的、配备了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国家的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2]
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是多么懂得“报答”的：对于1830年巴黎小民的决定性帮助，他们的“报答”是把“光荣的三日”的果实没收给了路易·菲利普[63]；对于1848年1月无产阶级的决定性帮助，他们的“报答”是1848年6月对无产者的大屠杀，然后又在12月2日通过各种定罪方式（死刑、监禁、大规模流放）继之以镇压。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是怎么回报巴黎公社的爱国抵抗和革命勇气的：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杀害于社员墙前，让那些亲眼目睹了这场“令人宽慰的”大屠杀的贵夫人克服了她们“极度的”[64]恐惧————难以忘记、未曾忘记、至今仍未曾忘记的恐惧。
尽管有这些恐怖事件，但当资产阶级在大体上获得了对贵族阶级的政治胜利，当它感到足够强大，可以容忍，也就是说可以控制甚至消化工人政党的存在时，它就不能够阻止工人政党的组建了（在德国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法国要晚一点，要到1880年左右），因为从形式上来说，后者的政治权利允许它这样做。一个工人政党，哪怕是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如果玩弄民主的游戏，就不可能是危险的。以下事实就是证明：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虽然还有那些真正的、只是稍微小一点的成功，即法国工人党[65]、工人国际法国支部[66]的成功，但结果众所周知，这些都在两个神圣联盟中玩完了：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联盟，一个是在饶勒斯被刺之后[67]，法国社会党与法国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联盟（盖德[68]，在战时第一届政府中担任国务部长）。这证明，在列宁之后被称作帝国主义的东西，总是在工人党、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最惊人的选举成功之后，仍然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资产阶级非常善于通过自己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耍手段：不仅是利用恰如其分的选举技巧（它在乡村选票少）在议会中赢得更多议员席位，还尤其包括分裂工人的力量。比如法国在1914——1918年战后虽然容忍共产党，但却让它与社会党并立，不断利用社会党去反对共产党。它很懂得这一套，并不像居伊·莫勒先生[69]有一次大胆地所说的那么蠢（大胆吗？不，是合谋：让人以为法国资产阶级很蠢，是在它的实际力量方面又一次欺骗工人的一种方式，从而又一次有利于资产阶级）。
分裂工人政党，分裂工人工会组织，双管齐下，这就是资产阶级始终如一的战术。
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资产阶级尤其害怕的是（其重要程度依次递增）：
1. 各工人党之间的政治的统一；
2. 各工人工会之间的工会的统一；
3. 重中之重是这两种统一之间的统一，即工会的群众行动与工人阶级及其天然盟友的群众的政治行动在一个统一的路线和领导下的融合。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递进的方面（1、2、3）当作绝对的界限和检验标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以下论点：
第一件事（各工人党之间的政治的统一）发生时，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达到“警戒状态”；第二件事（各工人工会之间的工会的统一）发生时，达到“紧急状态”；第三件事（工人群众及其盟友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统一）发生时，就要动用“军事管制法”了。因为这时候，一步接一步，直接危及的是资产阶级国家[70]本身。
资产阶级虽然可以“容忍”许多事情，包括活跃的共产党，包括总罢工（甚至像1968年5月那样的相对具有政治色彩的总罢工），包括学校青年同时（在一部分学校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造反。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对国家本身（国家政权、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机器、还有它们的硬核，即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致命威胁。这种致命的威胁表现为不可抗拒的人民的力量，它体现在各工人党的统一，工人工会的统一，即城乡人民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真正融合中。1968年五月唤起了资产阶级对这种致命威胁的高度警惕，尽管它离这种融合还差着好几里约的距离[71]。
资产阶级一点儿也不愚蠢。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种致命的威胁。它还是个出色的笛卡儿主义者，知道通过“分解困难”来分而治之，也就是说，它耐心、坚韧而聪明地玩弄战略政治：一方面分裂工人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分裂工会运动，最后切断这两种运动之间的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它只要依靠社会民主党、依靠进行阶级合作的工会，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进行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会就够了。历史从经验上无可辩驳地验证了这一点。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是无产阶级及其天然盟友，要从这里吸取教训。这对于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期，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都是生死攸关的教训。
五、论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经济的阶级斗争
关于工人党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框架内进行的斗争，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论点，以上就是我对它们的说明。现在是时候专门就工人组织在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框架内的斗争说上几句了。
我之前指出过，既然占据前台的是政治，既然永远是政治的斗争代表了比工会斗争更高的“意识”水平，那么人们即便不会把工会的斗争看作次要的，甚至是几乎可以忽略的，也会倾向于认为它更容易、更不那么重要。
比如，只要查阅近些年来由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72]几个“革命的”理论家、某些小团体，以及统一社会党[73]及其宣传喉舌（《新观察家》）————更不用说赛尔日·马勒[74]一类的意识形态家了————制造出来的“文献”[75]，就足以从中得到巨大的“启示”，认为应该把“量的”要求和“质的”要求区分开来。
第一类即“量的”要求，关系到“保护”雇佣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它契合或构成了工人工会组织（法国劳工总联盟[76]）经济的阶级斗争的主要目标。这类要求被看作是卑俗物质主义的[77]，（用这些理论家的行话说）缺乏“全球革命的战略”“视野”和“前景”，因而几乎可以忽略。
相反，第二类“质的”要求则是高贵的，与普遍历史相称，值得这些理论家关心[78]，使他们有兴趣去制定自己世界革命的“全球战略”。在这个战略中，无产阶级只要待着别动，即待在人们为他们指定的位置上就行。
我之所以要提及这些错误或愚蠢，是因为它们有害，不仅在“知识分子”（年长的大学生或其他知识分子）当中造成危害，还在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管理人员、工程师，甚至进步分子）中造成危害，乃至在工人阶级的某些人中间也造成危害。实际上法国劳工民主联盟[79]的口号本身就常常重提“量的”要求和“质的”要求之间的区分，当然那是为了后者的利益，因为这种区分就是为此而发明的。
总之，唯有政治高贵，值得去实践，因为只有它是革命的：工会的物质要求则是“卑俗”物质主义的和非革命的。这一切都对，只要不发展到对工人说，要“钱”给自己买冰箱、电视甚至汽车是一种耻辱就行。我们知道，在资产阶级关于“消费社会”的绝妙理论看来，这些东西本身对于阶级斗争来说是“使人异化的”，因为它们会“腐蚀”其占有者的“灵魂”。但反面的例子马上就会跳到眼前：正如大家所知，被赐予这个启示并慷慨地将其分享给我们的一些“理论家”（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统一社会党，或“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大学生），为了不被那些东西“异化”或“腐蚀”，为了还能继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如果不是它的“纯粹”领袖的话（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和“领袖”，因为他们自己宣布自己是），自己就放弃了冰箱、电视、汽车，更不用说去巴利阿里群岛、希腊或蓝色海岸度假了……[80]
然而，当我们从这些“理论家”的“世界”视野中跳出来，稍微关注一下工会的斗争，它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就会显示出一个至关[81]重要的特性。我们已经阐述了迫使资产阶级终究要承认（至少是暂时承认）各工人政党乃至共产党合法存在（当然随时都有可能被禁止）的原因。但同样是这些原因，却在工人的工会斗争领域（它隶属于工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后果。
从事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事实上无法像从事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那样，从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漫长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件中获得好处，从而无法从进行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模范前辈和榜样中获得教益；也没有因1789年以来就被固定在其大原则[82]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条款而获得好处。因为资产阶级非但完全不需要工人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帮助，恰恰相反，它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些斗争，因为经济的阶级斗争攻击的是资本主义剥削，所以实际上直接攻击了资本主义存在的物质基础，即攻击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因此，面对受它剥削的工人的经济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绝不会允许自己有任何政治上的妥协，因为它只有通过自己的剥削才能活下去。这完全合乎逻辑。
但最近的形势要求我们在这里把不清楚的部分挑明了说，因为有人正在向市场散布一些虽然很久之前就已经被驳斥、但依然危险的老错误。
必须重新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下面这个根本性的经典论点。
经济剥削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马克思所说的“下层建筑”或“基础”[8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经济剥削，而不是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尤其是在他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总是小心地区分剥削和压迫，即区分受资本主义剥削这一经济生产关系所支配的经济的下层建筑和最终受资本主义国家镇压性政权所支配的政治的上层建筑。而无政府主义却主张相反的东西————其小资产阶级“先锋”（历史地看来则是落后的）“理论家”一贯如此[84]。
正是在这里，关于大厦的隐喻（基础或下层建筑，上层建筑或建立在基础之上的高层）会给工人战士以绝对决定性的理论帮助和政治帮助。它甚至还会给许多人提供一个重要而有益的帮助，使他们不是被那几个自命为“革命运动”理论家和领袖的知识分子的权威的意识形态“领导”方法所“吓倒”，而是愿意严肃、科学、冷静、诚实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以及上层建筑、从而一切形式的压迫（这些压迫全都与国家机器挂钩）归根到底由下层建筑所决定，由对处于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并且无非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工人进行的物质剥削所决定这个论点————，最终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真理。今天重新质疑它的没有别人，在这方面[85]进行质疑的，只有那些十足的修正主义者。
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即首要的，事实上是剥削，而不是压迫。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被决定的，即第二位的，是压迫：也就是国家。国家是压迫的最终中心，由这个中心辐射出一切形式的压迫：包括来自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镇压，即直接（通过警察、军队、法院等等）或间接（通过行政部门）的肉体镇压，以及来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奴役。
正如我们已经试图表明（即便没有证明）的那样，如果上层建筑的实际功能，是通过镇压和意识形态化这两种虽然形式不同但都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国家组成部分的体系来保障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那么，这种再生产就只不过是使生产能够继续存在的条件。这也就是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剥削发生在生产中，且只发生在生产中，而不是发生在再生产中。
如果国家如恩格斯所说，是社会的“集中表现”[86]，那也无非是根据它在再生产中的作用才如此，因为我们可以以这种名义在那里发现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国家是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和目标，但政治的阶级斗争从物质上来说并不是以国家的存在为基础的。
它以不可调和的各敌对阶级的存在为基础，而其中敌对阶级的存在又以阶级经济剥削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并被这个条件所决定。一方面是剥削者阶级————他们成为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成为被剥削者，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甚至在我们所谓的“消费社会”，也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普通“商品”来出卖。
本质的不同就在这里，尽管是悖论的，但它把工人阶级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与各种形式（或多或少被承认或被容忍的形式）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区别了开来。
悖论的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必须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摧毁国家机器，等等，因为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因此，要颠覆剥削的下层建筑，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就必须掌握国家政权并摧毁国家机器[87]。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战争的观点来看，这个命题完全正确：必须在政治上对国家发起进攻，因为是国家保障着这个剥削体系再生产的条件，简言之，是国家使资本主义体系屹立不倒，使它永远延续下去。
但随便哪个军人都非常清楚，一个国家的最终军事屏障（某个战略要塞），不会是这个国家[88]本身，扫清这个最后屏障的战斗也不能总括此前的整个战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战争也同样如此。它取决于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保持和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夺取。但夺取政权只是一场非常漫长的战斗的顶点：那是一场持续的、每天都要进行的极其艰难的战斗，一种没完没了的、不能放弃的壕堑战，它常常被占据前台的壮观的政治战斗所掩盖。这场暗地里无声进行的没完没了的血淋淋的壕堑战，就是经济的阶级斗争。
在这场战争中，资产阶级原则上不会放过任何人。从1791年开始，它就抢在前面，通过《谢普雷法》禁止了帮工、手工业者和工人的一切“结社活动”。应该读一读正直的历史学家们笔下从事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工人社团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89]由于被禁止，这些社团首先要以看起来不像社团的方式（互助会、互救会、“通信”会，甚至戒酒会）自己组织起来。他们的实践活动更经常地处在合法性的边缘地带，还没有进入完全非法的范围，就被资产阶级镇压性的法[90]明确禁止了。这意味着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气概、不断奉献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狡猾，另一方面则是无情的处罚或干脆就是群众性的大屠杀（比如富米尔大屠杀[91]，只举这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够了）。
为了认识这种差别的重要性，我们只要注意，工人工会要使自己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真正的合法存在和自己的各种“权利”获得承认，比工人政党获得相应的承认要困难得多得多。它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英勇斗争，把自己事实上的存在强加给资产阶级最厚颜无耻的合法性和镇压，直到1884年才获得形式上的承认。但直到1936年，它才通过人民阵线被真正承认！直到1946年，在抵抗运动之后，工会的权利才被法国的官员们所承认！直到1968年5月（!），在格勒纳勒，工会支部在有200名工人以上的企业中的合法存在权利才得到承认。[92]
既然法就是法，既然其运用就在于通过规避它的方式来遵守它，那么，资产阶级没有放弃、也永远都不会放弃利用自己政权中的一切手段来反对工会战士，惩罚他们或干脆解雇他们；劳动监察员要么与老板们狼狈为奸，要么被他们的手段完全解除武装；许多老板把用来支付劳资调解委员因他们对“脾气不好”的人（这些人只不过是有点太政治化）“滥用解雇”而判处的罚金算入自己的普通经费中；————这些还有必要补充吗？此外，资产阶级懂得娴熟地利用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的各工会组织之间的分裂（法国劳工总联盟、法国劳工民主联盟、联合劳工总联盟、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法国工人力量劳工总联盟、企业干部总联盟等组织之间的分裂，更不用说西姆卡、雪铁龙这类工厂的“工会之家”了），这一点还有必要再补充吗？
因此，无须惊讶，以1969年的法国本身为例，成为共产党员常常更为容易。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战士来说，在兜里揣张自己的证件，时不时在企业外面举行聚会，通过邮局或以另一种谨慎的形式散发小册子或党支部的报纸，要比成为真正的工会战士容易得多。因为工会的活动（当然是指集体的活动，同时也包括个体的活动）只有大白天在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工头们时刻极其警惕的监视下，才能在企业里面开展。而那些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雇主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直接当事人，他们有时候表现得粗暴，但有时候也表现得无比灵敏。
我通过这些经验性的说明而提出来的论点很简单，在工人运动中也算是经典论点。列宁和红色工会国际以非常清楚的语言对它进行过界定。这个论点如下。
经济的阶级斗争，虽然光凭它自己并不能决定这场对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斗，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战斗，但它既不是次要的斗争，也不是从属性的斗争，它是政治的阶级斗争本身的物质基础。没有每天持续不断的顽强的经济斗争，政治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可能的，或是徒然的。只有深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并且唯有植根在它当中，才会有能够带来胜利的真正的政治的阶级斗争。因为经济的阶级斗争，恕我大胆借用这个有点隐喻的词语，是下层建筑，它归根到底决定着政治斗争本身，而又唯有政治斗争才能够领导这场人民群众的决定性战斗。所以，政治的阶级斗争具有优先性，但如果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即经济的阶级斗争，没有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每天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这种优先性就仍然只是一句空话。
这个论点显然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所谓“质的”斗争对于“量的”斗争的优先性的论点化为了齑粉，同样也把有人因为看得草率还来不及消化所以归之于列宁的论点，即关于任其自便的工人的阶级斗争具有“工联主义”“局限”的伪马克思主义论点，化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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