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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èves remarques sur les AIE politique et syndical de la formation sociale capitaliste française
一
确实有必要作几点说明，以便人们能理解我们的概念，并领会它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用途。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先要避免一切误解。
事实上，一上来就会有两种误解：一种误解涉及AIE概念向政治“生活”和“工会生活”的扩展；此外，正如通过这些说明我们将发现，另一种误解涉及对AIE概念的整个使用。因此，关键的是要从一开始就消除这两种误解。
我要直奔那种难免会在表面上给所有读者造成“困难”的事实：我把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组织（党）和经济的阶级斗争组织（工会）列入了资产阶级国家的AIE名下。
要消除这种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困难”，就必须明确指出以下两点：
1. 自从1920年以来，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或工会确确实实出现在法国社会形态的AIE当中[2]：虽然有些年（在贝当治下）被禁止，并换来了持续的镇压措施（从1921年到1939年，三番五次对共产党领导人进行监禁和判刑：比如里夫战争，以及后来的1929年[3]）。但它们现在是公开的，得到了承认，并享有各种相应的公开的“权利”。
它们是相应的法国AIE的一些“部件”。
然而，它们的意识形态，就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来说，不能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实现”————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在那些它们是其构成“部件”的AIE中实现的。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原则上是根本对抗的。
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悖论：AIE某一系统的一个“部件”，既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实现，怎么会出现在资产阶级的AIE系统中呢？
道理很简单，它与相应的AIE系统的“逻辑”无关，而是由于漫长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迫使从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党和工会得到合法承认，并将它们铭刻进了上述AIE当中。
恰恰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这些组织才通过它们在法国社会形态历史中的斗争，争取到了这种承认并将其铭刻在上述AIE当中：因而它们得到承认，是由于力量。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它们才能够在上述AIE内部保留它们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因此，在上述AIE中，无产阶级的党和工会占据了一个位置：它们因此合法地成为那些AIE的一部分，它们合法地应该享有由对它们的承认和它们在那些AIE中的铭刻为它们带来的权利。事实上，在那些AIE中，人们总是用例外的措施来对待它们：在议会中“不考虑共产党人的声音”，宣称共产党是外国党或“分离主义者”，把它限制在政治上的“阶级隔离区”，限制在这架机器内部。对付无产阶级工会也是同样的战术：除非别无选择，人们拒绝把给予了别的机构的那些好处给它，人们只和别的机构“协商”。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里存在一个原则上对抗性的、难以消化的矛盾。它之所以“避不开”[4]这个矛盾，是因为它别无选择：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后果。
一个系统的“部件”之一，尽管出现在这个系统中，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损害这个系统的性质，这样说在形式上没有矛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没有“赢得”政治的和工会的AIE系统，相反，那里总是由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统治着。在某些情况下，这给资产阶级政治的和工会的AIE的“运行”造成了一些“困难”，也是很显然的。但资产阶级拥有一整套经过考验的技术来面对这个危险。我们将看到它们都是些什么技术。
2. 作为在上述AIE外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党和工会在那些AIE的限度内，并且显然是在那些AIE的合法形式下，展开自己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组织在资产阶级AIE内部进行阶级斗争的微妙实践，显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可以把这些风险概括为一种风险，即落入阶级合作的风险：对党来说，就是“议会迷”[5]；对工会来说，就是“经济主义”。它们是改良主义的两种形式。
我们以后会谈到它们。
无论如何，把无产阶级的党和工会强加给相应AIE的阶级斗争，远远超出在那些AIE中能够展开的非常有限的阶级斗争。出现在上述AIE当中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诞生于AIE外部的阶级斗争，并得到这种阶级斗争的支持，它们的任务是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帮助和支持这种阶级斗争。一旦这些组织把外部的阶级斗争（它只能以非常有限的形式，反映到在AIE内部展开的阶级斗争中）化约为AIE内部的那种阶级斗争，它们就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各社会民主工人党是资产阶级AIE“部件”的完美典范，它们听任自己由在AIE中实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由那些AIE的“政治的和工会的游戏”“规则”“消化”掉。它们的意识形态只是针对工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即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它们以发发脾气或噘噘嘴巴换来的政治，是一种阶级合作的政治。
如此一来，我们就理解了列宁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会）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合作政治的断然警告。作为AIE的“部件”，它们完全听任自己在AIE中被融合、被消化。当它们的“领导人”掌握“政权”，即成为政府首脑（不要把推翻政府和掌握国家政权混为一谈）时，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忠诚的管理人”（借用莱昂·布鲁姆[6]的漂亮说法），他们没有了丝毫真正“推翻”它的欲望————这一点即便没有在他们的声明中，至少也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我非常清楚，在某些形势下，他们有时候会被“卷”得更远，超出他们的意愿，而这确实不是他们的错……
社会民主组织“有充分的权利”出现在资产阶级AIE中，这并非偶然。从资产阶级观点看，它们在AIE中完全有自己的位置，而且没有被AIE禁锢在任何政治的和工会的“隔离区”。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相应AIE的必要“部件”，资产阶级巧妙地玩弄这些AIE，以“对抗”[7]那个非常庞大的“部件”，即无产阶级的党或工会。八十年来，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史都建立在这一战术的基础上：分裂工人的力量，在政治上分裂，在工会中分裂。多亏了这种技巧，资产阶级在自己的AIE中事实上“取消”了无产阶级组织的存在。
二、一些历史材料
为了给我刚才非常图式化地展开的两点赋予充分的意义，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些事实材料，以便我们能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出现在资产阶级AIE中的。
首先，只要仔细考察在法国（或意大利）社会形态之外的其他社会形态中发生的事情，就足以理解，离开这些国家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结果就是不可理解的。
先举两个通过简单的对照就能让人深受启发的例子。
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无论是欧洲的还是南美洲的（只提这两种情况），早就创造了效忠于它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是被完全纳入法西斯主义国家AIE的部件：在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有“劳工阵线”，正如在庇隆[8]的阿根廷有“国家工会”。庇隆甚至说过这样的妙语：“资产阶级应该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这是让他们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办法……”今天，佛朗哥的国家工会，也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如果佛朗哥的政治在那些工会中并非完全顺利，那肯定不能归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也不能归咎于负责工人国家工会或大学生国家工会的部长……
另一个例子：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组织被完全禁止。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亚、非、拉国家，还没能迫使人们承认这些组织。
最后一个例子：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在那些由“社会主义者”统治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或在英国，工人组织已经被强有力地纳入到了资本主义AIE系统中。英国的阶级斗争，以改良主义路线（工会中的工联主义路线，工党中的“工党主义”[9]路线）的胜利而告终。虽然在底部必然会存在一些“逆流”，但工联[10]和工党的方向从根本上来说是携手并进的，目前也还是这样。结果是：工联和工党被完全纳入了英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国家的工会和政治AIE系统中，成了它的部件。
对于美国的工会或德国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还有必要给出证明吗？正如在英国、美国和德国那样，改良主义的政治和工会组织，甚至会同时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势力。
那么，在法国，“局势”怎么会有所不同呢？
如果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别的条件下，能够或者率先自己将那些组织“组织”起来，或者禁止它们，或者干脆消化并收编它们，那么，法国的资产阶级怎么就不得不甘心去承认它们，而没有能力去削弱它们呢？原因在于法国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由一个它“搞砸了的”重大事件即法国大革命统治着。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这确实是一场“肮脏的”革命。本来，为了让事情像在英国那样干干净净地[11]发生，就应该在领导阶级即封建贵族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之间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不幸的是，由于破产的乡村小贵族的愚蠢————在18世纪80年代，这些小贵族有一种“坏脾气”，即当大家（见杜尔哥[12]）正在以温和的方式（当然，也是出于别的理由）废除“封建权利”的时候，他们却不惜一切代价要求自己的“封建权利”————，事情发生了不妙的转变：人民登上了舞台，而人民来时并非两手空空。在乡村，农民揭竿而起，火烧城堡；在城市，尤其是在巴黎，虽然有“8月4日之夜”[13]，虽然有吉伦特的改良主义政治，但在“革命日”，最“难以控制的”平民很快涌向巴黎街头，指定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并把罗伯斯庇尔和公安委员会推上了权力舞台。反革命战争（那些封建的兄弟国家，应国王和王后以及流亡贵族们的干预请求，跑去救助他们）使阶级斗争变得越发严酷越发激进了。有一段时间，革命，以及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借助于资产阶级称之为恐怖的公安措施，在这些资产阶级面前展示了与“它的”革命完全不一样的威胁，即对它来说不祥的前景：由无套裤汉[14]和一切生活悲惨的小民组成的“第四等级”，要求建立一个一定会让商业、工业资本主义感到害怕的平等的社会共和国。透过马拉和其他鼓动者以及平等宣传者的小册子和演说，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在比如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共产主义”这个提法中，在一些虽然还有点粗糙[15]但却毫不含糊的形式中，得到了表达。
法国资产阶级没有忘记恐怖（公社激起了它同样的恐怖，它用同样的白色恐怖来对付这种恐怖）。法国资产阶级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让人民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去[16]：不是掌握政权，而是回去工作，回到它的剥削和统治之下。几个阶段：热月政变，执政府时期，然后是波拿巴和拿破仑。
面对由1789年“不幸的革命”在法国激起的阶级斗争风格，典型的法国式解决办法是波拿巴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解决办法，为的是使人民群众回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去］。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妨碍这个办法的实行，更糟的是，那些冲突的存在，要求在公开的阶级斗争舞台上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每当统治阶级之间发生分裂，人民群众的参与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之时，资产阶级就会把政权交给一个凑巧是“波拿巴主义者”的人，这并不是什么偶然：这种情况出现在1789年革命之后————为的是让人民回到他们的位置上，为的是装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法（《民法典》）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学以及商会……法兰西剧院，更不必说政教协议了）；出现在对1848年6月无产阶级出现在街垒上的情形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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