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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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秦汉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当我们在两千年后重新回顾这四百余年历史的时候，究竟给今天的人们一些什么启发呢？中、外的历史学家曾经从不同价值观点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过不同层次的评价。这里，有必要从高的层次，即文明发展的系统进行历史的反思，才更有现实意义。那么，就不能不在此将“绪论”中提到的一些观点加以重复和发挥，作为本书的结语。

    一　主旋律与变调

    秦汉以前，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至前221年），中国是由数十个分裂的小国割据着。即使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时代，王畿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周围分封的诸侯和“蛮、夷”则因地理或民族的障碍被分割为一块块相对独立的地区。在这种状态下的文明，自然是各地区相差悬殊。当时的中原（黄河中、下游）人视今日之江苏、浙江一带的吴、越人断发、文身、雕题而羞与他们为伍，视长江一带的楚人为“南蛮”、听其鴃舌之音而卑之，把居于关中的秦人以“戎、狄”对待。至于“文字异形”“车异轨”等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目前考古资料中所反映出的、具有明显地方特点的所谓“楚文化”“秦文化”以及“北方长城外文化”等，正表明在秦汉以前中国各地文明发展的地区性的差异。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以后，在“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辽阔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统一的秦王朝出现，是长期以来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符合广大人民需要的。因此，在统一前的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境内各地区不同的文明已经开始加速交流和融合，为统一创造了条件。而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统一的国家则进一步促进了文明的统一。如在政治制度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以诸侯为郡县”又“治驰道”（《史记·秦始皇本纪》），“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史记·贾山传》），把咸阳同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还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等，这些措施无疑加强了各地文明的统一发展。而秦始皇又不断采取行政措施，矫正落后的习俗，如针对会稽一带的淫乱风气，专门立石宣布：“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会稽刻石》，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系列措施，终于使秦汉时期的文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统一的特点，这是秦汉文明的主旋律。

    秦汉时期文明的统一趋势，在古代文献中概括为“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按范文澜同志解释：“车同轨”就是“共同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书同文”就是“共同的语言”；“行同伦”就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样，中华民族统一的文明出现了。但是，在这一主旋律下尚有若干变调，即多样化。秦汉时期形成的中华民族文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多样化的统一。这种特点表现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礼仪等各个方面，下面只能举例性地加以说明。

    首先，在经济方面，秦汉时期从长城以北至岭南地区，主要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泾、渭、汾河流域形成统一的农业生产地区，从而使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全确立。统一的农业生产地区形成，表现在政府所掌握的垦田数字不断扩大。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土地数目：

    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耕地面积的具体记载。以后至东汉和、安、顺、冲、质各帝的垦田数字均有明确记载，而“实际垦田数目一直在不断增加，也就是两汉农业区一直在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3页）。于是，在秦汉时期完全确定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基础反映在统治阶级思想和政策方面则是“重农”。如秦统一后，始皇二十八年所立之琅玡刻石中有这样的颂词：“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史记·秦始皇本纪》），反映了秦代统治阶级的“重农”思想。汉代各皇帝也不断强调“农，天下之本”（《史记·孝文本纪》），正是表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已经确定。但是，应当看到：在这种基本统一的经济体系之下，还存在着多样化的形式，如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有广大的牧业区，在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经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境）西南斜向天水、陇西以北、以西地区还有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而在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也还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史记·货殖列传》）。至于边远的“荒蛮”地区，更有“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少数民族。这就构成秦汉时代以农业为基础的农牧副多种经营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一特点一直延续至以后的两千余年，成为中国经济史的重要内容。

    这种多样化统一的特点，表现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更为明显。如秦汉时代形成并确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统治机构、行政、司法等方面都是空前统一的“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甚至连衣服旄旌节旗的颜色，符、法冠、车、乘、步的长度都有统一规定。但这并不妨碍在总体统一下，具体部分的多样化：像“分天下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统一的郡县制下，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道”（《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内郡为县，三边为道”（《汉旧仪》）。在思想方面，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取得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这时的儒家已非春秋战国时代的旧儒家，而是日益融合道、法、阴阳三家后的一种新创造。这种新的创造，正是多样化统一的结果。至于全国的文化、风俗，更显著地反映出这一特点。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即“书同文字”，从此将战国以来“文字异形”的问题做了历史性的解决，其功绩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统一的前提下，同时存在着个别的不统一，如“罪”字，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写为“辠”。《说文》云：“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这当在秦统一文字之后，亦在睡虎地秦简之后。查秦碣石刻石“文复无罪”，字确已改为罪，但更晚的会稽刻石“杀之无辠”仍作“辠”，至于“也”作“殹”同样出现这种情况（见李学勤《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载《云梦秦简研究》），而这种总体统一和个别异形的文字，构成了汉字字形简易律和区别律二律交叉的发展历史，从而不断丰富汉字的字形。秦汉时代的统一，使广大疆域内的人民“行同伦”，在心理素质、道德风尚方面达到空前的一致。然而这种统一又是在多样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姑不论周边的少数民族同中原的汉族在秦汉时期长期保持着不同的风俗礼仪，就是中原的汉族人民，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如关中地区“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代（代州）、石（石邑）之地“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野王好气任侠”，“上谷至辽东”，“民雕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史记·货殖列传》），如此等等，不必一一列举。这说明在“行同伦”的前提下，各地仍保持着不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

    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多样化统一，是秦汉文明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此后数千年中国文明史的特点。过去，人们往往强调秦汉的统一而忽视其中的差异，似乎各地文明的不同差异与全国的统一是不相容的。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秦汉时代的文明，正是在各地区、各族人民不同的文明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而在统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着各地、各族间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妨碍统一，相反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统一文明的丰富的内容。正是由于这些多样化的文明存在，才使我国统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不断发展，成为世界上罕见的绚丽多彩、深厚宏博的文明古国。

    二　中外文明的碰撞

    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外来因素和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吸收和传播是经常而不断地进行的。在中外文明碰撞中，使秦汉文明发展起来。

    不过，秦汉时期文明的吸收是大规模的，向外传播则是远距离的，从而构成了与秦以前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

    秦汉以前，华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并在不断吸取外来因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然而，这时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渐进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规模地进行。这是由于疆域的有限和割据的形势所决定的。如战国时期以“胡服骑射”变易衣冠之制者也仅限于武灵王时的赵国；废揖让之容、变礼俗者，也仅限于秦国。所谓“秦变于戎者也，楚变于蛮者也，燕变于翟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正是反映了这时的吸收、融合不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而是局部性的、渐进的。

    秦汉时代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为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统治阶级中“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觯之鼓”（李斯《上书秦始皇》，载《昭明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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