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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留下足以称道的成果，在中国和人类文化史上放射出瑰丽的异彩。
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
一 数学、天文、历法的发展
数学的研究成果 数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的产生，甚至“还在书法以前”（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65页）。中国古代人的数学知识，在殷、西周时期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春秋时，人们已熟练地将数学和几何学的知识用于城市建筑，土地测量和征收赋税等方面。到秦汉时代数学的研究，已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数学著作————《周髀算经》。据《隋书·经籍志》天文类下首列《周髀》一卷，赵婴注；又一卷甄鸾重述。该书“内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盖髀者，股也。于周地立八尺之表以为股，其影为勾，故曰周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周髀算经》）。这是解勾股之最早数学书。旧本题云“汉赵君卿注”，此人或曰“爽”，疑即为汉代之赵婴，注中常引《灵宪》等书，则赵婴可能是东汉时人，而《周髀算经》乃秦汉时数学研究的杰出成就可无疑义。
《九章算术》是秦汉时代数学的另一重要著作。此书并非完成于一时，西汉前期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曾对此书进行增删，正式成书则在东汉，全书共九章，搜集了246个数学问题的解法。其中有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特别是关于分数四则和比例的算法在当时是世界最先进的，而负数的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的运算在这部书中的记载，是世界数学史上首见。因此，本书对古代数学发展的影响很大，可以和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相提并论。
天文和历法的发展 秦汉时代天文和历法也取得惊人成就，首先，关于天体、星象的观测和研究，西汉时期已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现在，世界天文学界都公认，最早的黑子记录，是我国《汉书·五行志》中“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一记载比欧洲直到公元807年才有黑子记录早九百多年。其实，早在这一记载之前《淮南子》和《汉书·五行志》中汉元帝永光元年也记载了类似的黑子现象，事实证明，我国天文学研究的水平在古代世界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1974年在湖北云梦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日书》二种，其中记录了大量的天文现象和历法知识。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记载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这都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对天文学的研究，我国古代有极悠久的历史，至秦汉时代更是盛极一时。汉武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落下闳造浑天仪，太初三年（102年）立日晷仪下漏刻，求二十八宿的位置。到东汉时，张衡（78～139）发明浑天仪，为天文学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349]：
“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浑天仪》，见《全汉文》卷55）根据这一认识所创造的浑天仪是用水力转动的一个浑象（即现在的天体仪），用铜铸成，球面上标出黄道、赤道、南极、北极，还刻上二十八宿及其他星座，使漏壶滴水转动浑象，每天有规律地回转一周，在室内观察星体的出没，和实际完全一样。这个浑天仪是现在天球仪的鼻祖。
与天文密切关联的历法，在秦汉时代也取得重要成就。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元光元年（前134年）的历谱，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完整历谱。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日书》已有较科学的记日、记月、记年的方法。汉武帝时，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人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其中插入闰月，使错误降低到每三百九十九年始差一日。到汉成帝时，刘歆又依《太初历》作《三统历》，太阳年的计算已经精确到三百六十五天又一五三九分之三三五。一月为294381日，十九年有七个闰月。东汉末，刘洪又造《乾象历》，有推算日蚀、月蚀的算法。他还编了一张月亮运行速度表，为以后历法的改进，提供了根据。
秦汉时代的数学、天文、历法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最先进的地位，对人类文化史作出有益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科学成就，目前已不被人所理解和认识。近年来各地出土了不少秦汉简牍、帛书等新资料，可惜目前研究得很不够，尚有待于今后的努力。[350]
二 物理、化学和地理学的成就
物理学 秦汉时代物理学和地理学的科学成就，首推张衡地动仪的发明。地动仪是用精铜制成的用以测量地震的仪器，其状如酒樽，圆径八尺，中有立柱，以机械连着八个方向，樽外有龙头八个，各皆口衔铜丸，每龙头下置铜蟾蜍一只，口向上张。若发生地震，震源在何方，地动仪上何方的龙头口内的铜丸就落入蟾蜍口中。由此即可知地震的方向和距离。据说，张衡发明地动仪后，有一次仪上的四面龙口中铜丸坠落，但人们并未感到地震，都以为此仪器不准。不料，几天后驿使前来报告，铜丸坠落之日陇西曾发生地震，由此人们才惊服其准确性。这一仪器发明于东汉阳嘉元年（132年），较欧洲发明的地震仪要早一千七百余年之久。
秦汉时代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无论是关于物质知识，还是对力、声、光、电、磁的认识，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西汉的《韩诗外传》中有“雪花独六出”，指出雪花呈六角状态。这个物理现象在欧洲直到公元1611年才被发现。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中，有“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这是天平式湿度计发明的原理，而欧洲到公元15世纪才用这种办法测量空气湿度。在《考工记》中有“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这是对惯性现象的认识。还有“直庛则利推，句庛则利发”的记载，“庛”即“耒”的下面入土的一段，“句”即弯曲的意思，这是对杠杆原理应用的总结。《考工记》中还有“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这是对声学原理的准确概括。
秦汉时代物理学应用于工艺方面的成就，有不少至今仍为人们叹为观止，如汉代的透光镜就是长期以来曾经引起全世界科学家惊异的器物。此镜外形与普通铜镜一样，但若以一束光线照到镜面上后，反射到墙壁上的竟有镜背面的花纹及文字。上海博物馆珍藏的一面西汉透光镜，背面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个字，在光线照射下，竟能通过镜面“透”出来。这种奇妙的物理现象，直到20世纪才为世界许多科学家解释清楚。到1975年上海的科学家才成功地复制出同样的透光镜。
汉代已能用涂水银的办法制造平面镜，《淮南万毕术》中记载：“取大镜高悬，置水盘于其下，则见四邻。”这是利用折光的原理研制出的世界最早的潜望镜。该书还记载“削冰令圜，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种说法是符合凸透镜光学原理的。秦汉时代对静电学的现象有一定认识，并作出较符合实际的解释，东汉王充《论衡·乱龙篇》：“顿牟掇芥、磁石引针……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说明当时人们对绝缘体（玳瑁）经过摩擦后带电的现象有所认识。《汉书·天文志》中还有世界上较早的最精确的极光记录：“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烛地，长可四丈，大一围，动摇如龙蛇形，有顷，长可五六丈，大四围所，诎折委曲，贯紫宫西，在斗西北子亥间。后诎如环，北方不合，留一刻所。”这仅有七十多字的记载，描绘了极光出现的时间、地点、色彩、明亮度、运动状态、范围、大小、方位与停留时间等。如此精确的记录，说明当时对这种物理现象的观察，同现代世界上极光观察站的要求已相当接近。此外对磁石的认识及磁性原理的发现也有很高的成就，不一一备举。
化学————炼丹术 汉代道教的炼丹术，是古代化学实验的摇篮。而中国的炼丹术对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写道：“炼丹术和伴随着科学的化学是否起源于亚历山大城，仍是一个未决的问题。最早的可靠著作如班诺坡利（Panopolis）的左思马斯（Zosymus）和女犹太马利（Mary the Jewess）的作品，迟到4世纪和5世纪才出现。他们的任何理论可能受到中国炼丹术的影响。”（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127页）。因此，科学史家对中国汉代炼丹术给以极高的估价：“在史前时代，中国人已用朱砂作为活人的血液的玄术性代替物，并分出它的元素硫和汞。道教把这二种元素等同于一般化的雄雌两性，即本身来源于图腾的阴和阳，从而发展了炼丹术的体系。”（同上第167页）
对于汉代炼丹术的详细记载，有魏晋时代的葛洪（约281～361）所著的《抱朴子》一书。该书记述了一些实用的化学制法，如硫化锡，亦即貌似黄金的“镶嵌金”的制备方法。其书虽被一片道家迷信色彩所笼罩，但仍是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正如较《抱朴子》一书出现更为早的另一部炼金术专著《参同契》一样。现代西方的科学家称这部出现于东汉的著作及其作者魏伯阳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炼金专著。该书载有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资料，并用一些异想天开的名称隐喻所用的许多制法和试剂；这和西方的情况并无两样。不过，它仍可表明作者是一位实用化学家。下面一段关于某种蒸发和结晶过程的描述，会使每一位细心观察过激烈反应过程的化学家为之动容”（亨利·M.莱斯特《化学的历史背景》，吴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59页）。关于汉代炼丹术中化学研究的成果，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有详细的论述。
地理学 秦汉时代的地理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汉书》《史记》都列有专篇记载山川地理、都市等。当时作为表达和传播地理知识的手段————地图、测绘的水平也很高，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就是很好的佐证：
绘在帛上的地图共发现三幅，据考定为西汉时的作品：第一幅是西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据推算主区比例为十七万分之一至十九万分之一。主区绘今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其中主要河流、山脉和城市的方位，都和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第二幅是长沙国南部驻军图，主要绘今湖南道县以南至广东连州以北地区。第三幅是一个县的平面图，绘有城垣房屋等。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地图。其绘制方法十分出色，已有统一图例：地形图的居民点采用两种符号，县治用方框，水道用上游细、下游粗的曲线，道路用细直线。对九嶷山的表示更有独特之处，除用比较粗的闭合曲线勾出山体外，又用细线画成鱼鳞状层层重叠，表示峰峦起伏的特征，很似如今的等高线画法，充分表现出汉代地图绘制和测量的高度发展。
三 医学和其他科学技术
一般医药学的水平 我国的医学具有独特的体系。早在秦汉以前就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到秦汉时代又有进一步发展。
秦汉时代，中医已建立一套诊断和治疗的医学体系，当时主要是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并用这种理论进行辩证的治疗。这时的名医辈出：如西汉初年的淳于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从有关记载中可知：当时的诊脉的准确程度及妇科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351]东汉时代的张仲景是我国医学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仲景（150～219），名机，河南南阳人，他从小精心研究医学，广泛征集方剂，总结前代经验，写成中医学史上的奠基著作————《伤寒杂病论》。此书共十六卷，总结了诊断和治疗两个方面的经验，在诊断方面：辨明症状时，先分析阴、阳，由阴、阳而辨明表里、虚实、寒热，这就是中医诊断学上的八纲，在治疗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种症状和疗法。《伤寒杂病论》为中医的经典著作，可惜，此书流传下来的，只有经过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种。
华佗（约141～203）是东汉时另一名医，据《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由此可知：当时的医学已达到利用麻醉药施行较大的外科手术的水平，还能剖腹破背，剪截冲洗肠胃，还能进行精确而复杂的脑外科手术。华佗还创作“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姿态来锻炼身体，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健身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也有大量的医书。其中《五十二病方》
汉帛书《黄帝内经》（局部）
包括医治五十多种病的近三百个医方，涉及内、外、妇、儿和五官科病的多种疗法。其中有不少方后注有“善”“令”字样，说明是经过检验的。医书中的《导引图》绘出四十四个男女的多种运动姿态，可能即华佗的“五禽之戏”。说明体育疗法在我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我国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也成书于秦汉时期，至少其基本思想是成熟在这个时期。这本著作至今仍有效地指导中医实践，而《黄帝内经》与上述淳于意、张仲景、华佗所总结的中医理论与秦汉时代完成的以儒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见下节）又是一致的，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五运六气”之类的提法均有相通之处。实践证明：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是阴阳五行系统论中的科学因素，它虽被一片神秘色彩所包围，但经过两千年漫长时间至今仍有效，这本身就证明：中医理论乃是阴阳五行系统论的最高成就和典型形态。[352]
针灸疗法在秦汉时代也得到发展。1962年在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不仅发现了“医工”专用的铜盆、铜药匙等医疗专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针，五根银针，保存完好。这时期还出现了《黄帝明堂经》等比较有系统的针灸学专著。这表明针灸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尸体的保存和防腐技术，在秦汉时代达到惊人的水平：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女尸及湖北江陵汉墓发现的男尸，在地下保存了二千多年，尸体基本完好，成为直到现在仍然轰动全世界的文化大事。
药物学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东汉初年编成的《神农本草经》上。这部书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药物学著作。
法医学的成就 秦汉时代的法医学，是值得专门记述的一门科学成就。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已有大量的关于法医学的资料。秦律中已规定法医在刑事案件中的任务，并创立了杜绝犯人传染麻风病的机构————疠迁所，以及对有恶性传染病的犯人处以不同刑罚的律令。在秦律《封诊式》中还有对麻风病诊断的报告书和其他病例的检验书、检验记录。说明在秦统一前法医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时的法医学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如活体损伤检查和尸体检查都有许多精彩的实例，《汉书·薛宣朱博传》中载有以下一事：
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尉。（朱）博闻知，以它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
这就是法医学上的活体损伤检查在实际中的运用（参见贾静涛《中国古代法医学史》，群众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0页）。另外《疑狱集·严遵疑哭》中还记载：东汉时，严遵任扬州刺史，一天他巡视自己管辖的地方，忽听有妇女哭声，但哭声惧而不哀，于是停车问其故，手下人回答说有个妇女被火烧死了。严遵一听非常怀疑，就命人前去检查，看到有苍蝇集在死者头部，就把发髻打开，果然有铁钉子钉进头部。于是拘来那个妇女进行审问，在事实面前她不得不服。据专家研究“现今各地对这种损伤仍时有所闻”（见《中国古代法医学史》第41页）。
秦汉时代的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如造纸术、酿酒术及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均有很高成就，有一些已在本书中有关章节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二节 哲学思想和宗教迷信
人类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复杂、细致。因而整个社会的思想就不能用某一部分人的理论、观点以偏概全，必须分别不同层次全面的研究。秦汉时代的哲学、宗教、迷信都是属于思想的范围，不过它们分别处于不同的层次。这里只能简单地加以探讨。
一 以儒为主各家融合的哲学、政治思想
一个时代的哲学、政治思想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秦汉时代的思想————特别是哲学、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地位。“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353]
秦汉时代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为主吸收道、法、阴阳，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和理论。但这种新思潮和理论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秦和两汉各个时代又表现为不同的特色。
秦代的思想特点 首先要说明：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固然同当时的政治措施是一致的，但二者不能等同。在研究秦代思想的时候更要注意这种关系。因为如果把二者混同，仅仅依据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严刑峻法等等政治措施，就断定秦是法家思想独占，或称秦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显然是不全面的。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而不断取得胜利的。但是，取得成功后的秦，并没有在思想理论上完全采用法家思想，而是有意识地在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理论。这种有意识地搞合流、统一，早在秦王朝建立前（即秦统一中国前）的十几年就开始了，重要的标志就是《吕氏春秋》的出现。《吕氏春秋》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是吕不韦招揽各派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论集，其书“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历来被认为是“杂家”的代表作。“杂”正是百家汇合的产物，根据近年来学者研究的成果，多数人认为《吕氏春秋》的“杂”，并非主次不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实体骨干，用阴阳家的宇宙图式为构架，渗透着法家精神的哲学和政治方略。如《吕氏春秋》中强调：“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孝行》）这与儒家强调的“君子务本……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论语》）之类很相似，应当视为儒家思想。但《吕氏春秋》中所强调的“孝”纯属功利的需要，是从人君统治角度出发的：“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孝行》）可见，《吕氏春秋》的“孝”又与《论语》中纯以伦理感情需要而强调的“孝”有所不同，它又渗透着法家的精神。也可以说《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是不同于孔子《论语》所代表的原始儒家的“新儒家”。至于《吕氏春秋》吸取的阴阳五行思想，则十分明显，其“十二纪”就是金、木、水、火、土，配以四时。这正是邹衍五行学说的具体运用，笔者在《秦史稿》中已有论述，不赘（参见《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324页）。
秦统一中国前夕，公元前238年秦国发生政变，秦始皇趁机锄掉吕不韦及其门客。历来学者都认为《吕氏春秋》中鼓吹的思想理论从此在秦绝迹，留下来的只有法家思想。但实际并非如此。《吕氏春秋》所开始的各种思想合流的趋势，在秦统一后并未停止，而有进一步发展。不过这时的合流是以法家为基础，吸收阴阳五行和儒家学说而进行的。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定统一后的各种制度时，“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显然是按照“五行”说制定的。[354]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儒家思想，如“术（怵）悐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鬼读为怀，怀柔之意），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兹（慈）爱万姓”，“惠以聚之，宽以治之”，“宽裕忠信，和平毋怨”，“慈下勿凌”，“恭敬多让，宽以治之”，“有严不治”等等不胜枚举，这表明：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和实际的政治，并不像韩非的理论及秦始皇的实践那样极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各派思想合流的趋势（主要是法、儒、道即阴阳五行）并没有改变。
以道家统摄儒法的汉初思想特点 汉初70年实行“无为而治”，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前面有关章节已详细论述。在此不拟重复。这里只需指出的是：汉初的黄老之学虽属道家，但这种道家也与先秦时代有所不同，其中已溶入儒、法的成分，西汉初年的陆贾、贾谊的言论中“仁义”“教化”“制礼作乐”的言词屡见不鲜，呈现出各种思想杂凑而合流的总特色。这一特色到《淮南子》的出现而达到一个阶段。这就是以道家面貌出现的新体系中，以阴阳五行为骨架而渗透着儒家思想的特征更为精细和内在。如在这部书中虽主张道家的“无为”，反对“有为”，但它反对的乃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而对于耕田或者是行政则不必反对，它们像“水东流”一样“人必事焉”（《淮南子·修务训》），是应当做的。显然，儒学中积极入世的精神已渗透进《淮南子》中的道家体系。
以儒为主的各家融合完成 到西汉武帝时，完成了自战国以来以儒家为主，按阴阳五行宇宙论配置而融合各家的建构体系，其标志就是董仲舒的理论出现。
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中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在精神实质上继承了《吕氏春秋》开拓的方向，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其中特别是把阴阳家作骨骼的体系构架分外地突现出来，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响即“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的儒学改造，奠定了在此后两千余年风行不衰的“新”儒学的基础。
“天人理论”是董仲舒儒学理论的轴心，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天”是宇宙间最高主宰“存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但“天”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已不完全与先秦墨家的仅是人格神的“天”相同。而是天、地、人、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十大因素之一，这十大因素组合而成四时，五行从而结为一个整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这就是说：“天”是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它的性格和功能的，而五行的次序与人间的政治伦常、社会制度相配合：“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这样，董仲舒就把君主的权力、社会的统治秩序与以“天”为中心的宇宙系统配合起来。根据这一理论：一方面皇帝是“天”的代表，高踞万民之上，另一方面又受着系统的制约。这就是说：用这一套宇宙系统论来说明统治秩序，一方面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反对君主滥施权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如“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若“逆天”，自然界就会出现灾异，统治也会出现危机。这就给董仲舒及其信徒们用自然界中某些现象如日蚀、地震、水灾等作为“天”对人君的警告提出政见，准备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的理论，为封建的统一制造理论根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根据这种理论加强皇权，强干弱枝的政策自然都是符合“天”意的了。在政治体制方面，董仲舒的理论中认为“天道”中包含着整个封建官僚体系：“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主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欤？”（《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在董仲舒理想中的官僚体系，就是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董仲舒曾协助汉武帝建立汉代的政治——教育（“士——官僚”）系统，作为专制皇权的支柱。从此这种官僚体制成为代替从属血缘宗法社会的古代官僚体系。而为此后两千年沿袭的类似于近代的官僚系统（即具有职能分化，各有定规、执行权威、不讲情面等非人格的机器特征和理性模式）。
总之，董仲舒所完成的“新”体系，是把儒、法、道、阴阳五行构成一个系统，完成了自《吕氏春秋》以来的各家汇合。“如果说，《吕氏春秋》是用儒家精神变换了法家，《淮南鸿烈》是用儒家精神渗进了法家；那么董仲舒的特点就在于，相当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了利用了阴阳家的宇宙系统。”这个体系的运用“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都上升了一级，也为下一步魏晋本体论和宋明心性论作了理论上的足够储备”（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二 谶纬之学盛行和反谶纬的思想
董仲舒以后的统治思想，基本上是依照董仲舒所完成的儒学体系发展的。不过，到西汉末，尤其是在东汉时代这种儒学体系朝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谶纬之学的盛行，另一方面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反谶纬思想的出现，从而使儒学思想加入了新内容。
谶纬之学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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