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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复归统一于一个新的封建政权————汉。这个以刘邦为首的地主集团创建的汉王朝，从公元前202年开始，至公元8年被“新莽”代替为止，共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为了与公元25年由刘秀建立的、定都洛阳的汉王朝相区别，前者史称“前汉”或“西汉”，后者称“后汉”或“东汉”。
西汉王朝的二百余年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经济、政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从刘邦称帝开始，经惠帝（前194年至前188年）、高后（前187年至前180年）、文帝（前179年至前157年）、景帝（前156年至前141年）五代，约六十余年（史称“汉兴七十余年”），是为汉初，是西汉王朝初创和经济恢复时期；（二）自武帝（前140年至前87年）经昭帝（前86年至前74年）至宣帝（前73年至前49年）的近百年间，是西汉王朝发展的鼎盛阶段；（三）元帝（前48年至前33年）以后，成帝（前32年至前7年）、哀帝（前6年至公元1年）、平帝（公元1年至公元8年）时，西汉王朝逐渐衰落。本章叙述和研究西汉王朝初期六七十年的历史。
第一节 西汉王朝的诞生和刘邦统治时期
西汉王朝诞生的标志是刘邦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在刘邦称帝之后，西汉王朝的各项制度才逐渐完备。所以，刘邦统治的数年，也是西汉王朝封建制初创期。这一个继秦而起的封建王朝，要在中国建立一种什么形式的统治呢？
一 刘邦称帝及初期的政权建设
“汜水之阳”登帝位 项羽败亡以后，扫除了刘邦当皇帝的最大的、公开的障碍。但是，他知道还有一个隐患未除，那就是表面上受他统辖，而实力较刘邦大的齐王韩信。所以，战胜项羽后，刘邦趁韩信猝不及防之际，迅速地率兵至韩信军驻地，解除他的指挥权“夺其军”（《史记·高祖本纪》）。接着，又借口“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同上），改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江苏宿迁西北）。这样，就使拥有重兵的韩信离开了他所控制的军队和地区，到南方的楚地当一个毫无可能与刘邦分庭抗礼的王。刘邦又将建成侯彭越封为梁王，都定陶，兼有牵制韩信之意。与此同时，刘邦所遣的卢绾、刘贾也消灭了拒不投降的临江王共敖之子共尉。至此，与刘邦公然对抗的军事集团不复存在，争夺帝位的隐患业已铲除，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条件完全具备。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把皇冠戴到刘邦的头上了。
公元前202年二月，由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这幕“上皇帝尊号”的喜剧导演虽然就是刘邦本人，但表面上他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让”一番，说什么“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显得颇为“谦逊”，表示不愿接受“皇帝”的尊号。诸侯王又不免再一次歌功颂德：“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经过如此这般地一再请求，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汉书·高帝纪》）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100]，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从此，刘邦由“汉王”变成汉王朝的“皇帝”，登上了他日夜梦想的帝位。公元前202年在“汜水之阳”刘邦君臣所表演的这一套“劝进”程序，很具有典型性。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凡是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多数都采用这种被“劝进”的方式，显得出于“无奈”，口称为“民”，半推半就地坐上皇帝宝座。尽管当皇帝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但临上台前，总要“推让”一番。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独特现象。
刘邦在“汜水之阳”由“汉王”改称“皇帝”，也就在制度上确立了定于一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完成了由秦到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性过渡。
定都和迁都 西汉是楚汉战争后诞生的新王朝，又是楚汉战争中汉国的继续和扩大。所以，这个王朝诞生后在许多方面都是汉国的延续。如刘邦即皇帝位的当年，史称“高帝五年”。即帝位后，除对一些诸侯加官晋爵外，汉王朝的统治机构无需重建，追随刘邦左右的原有文臣武将，就成为新政权的班底。
只有国都问题是需要西汉统治集团重新考虑的。因为，汜水之阳的定陶，只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地点，汉的国都原在栎阳。楚汉战争结束后，关东广大地区都统一在汉王朝之下，若仍在栎阳建都就不妥。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定都洛阳（河南洛阳）。其意义不难看出乃袭东周旧制，居“天下”之“中心”。
但定都后不久，有前往陇西戍边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时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应迁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迁往关中的好处：“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形势险要；又有“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也”，物产丰盈；这里人口繁盛，若入关而都之，即使关东有乱，“百万之众可具”，“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所以在关中建都，就如同“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且说动了刘邦。然而，与刘邦起事的左右群臣则纷纷反对。他们强调“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背）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在这里“周王数百年”（《史记·留侯世家》），而在关中“秦二世即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些“理由”都是借口，实际是由于他们多是关东人，不愿到离家乡较远的关中去，所以坚持要定都洛阳。在这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阳附近“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不仅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于对广大的关东地区进行控制：“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
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仍在栎阳旧都“治栎阳宫”（《前汉纪》卷3），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建筑新宫，至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栎阳迁往长安。从此以后，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以后的事实证明，西汉迁都关中的措施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因此，长安不仅始终是西汉王朝的首都，而且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有不少王朝建都于此，成为中国城市中作为国都年代最久的一个。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定都关中是正确的。[101]
统治集团内部更新 刘邦称帝后，追随其左右的文臣武将均成为开国元勋。通过分封、赐官、赏爵使他们皆身居显职，组成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尽管西汉王朝同秦王朝在形式和实质（即国体与政体）上是一样的，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但是，从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的成分比较，西汉王朝比秦王朝至少有以下变化：
（一）有更多出身下层或中小地主的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多系秦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如刘邦就是出身于“泗水亭长”的一个基层小官吏，家中虽有田产，但其妻吕雉及父太公仍须“居田中”参加生产劳动，而这个“好酒及色”的亭长，还常常欠别人的酒钱无力偿付，使人不得不“折券弃责（债）”（《汉书·高祖本纪》），一笔勾销了事。由此可见，参加起义前的刘邦，决非大地主贵族。至于随从刘邦起事的，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属于贵族；其次是张苍，曾任秦御史，叔孙通曾为秦待诏博士，属于秦代上层官僚。其余诸将相、大臣，多出自社会低层，如萧何曾为“主吏掾”（《史记·萧相国世家》），曹参曾为“狱掾”（《史记·曹丞相世家》），任敖也曾任狱吏，傅宽为骑将，申屠嘉为材官，均是小官吏或士卒出身。还有周勃在参加起义军前“以屠狗为事”（《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灌婴曾以贩缯为生。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是一般百姓。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自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最高统治集团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是和秦统治集团的不同处之一。
（二）更多的关东地主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刘邦原籍沛县丰邑，除最早随他一同起义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丰沛集团”外，在后来陆续加入到刘邦军事阵营的，也多系关东地区人。因此，西汉王朝建立时，进入最高统治层的多是关东地主，来自关中的地主只是极个别的。至于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则全部来自关东。现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列十八侯之原籍、出身如下（见下页），由此不难看出上述两方面的变化[102]：
这十八人虽不能包括创建西汉王朝的全部重要功臣或官僚————如张良、陈平就未被列入————但以此分析汉初“布衣将相”的统治集团成分，则是具有代表性的。从出身或原职业看，十八人中出身小官吏或“中涓”、“舍人”的十名，出身“织薄曲为生”等小手工业者或“家贫”的下层人民者四人，其余四人一名为张耳之子张敖，一名为不明出身的陈武。明确标明社会地位较高的只有丁复为“越将”，王陵为“县豪”，在十八人中仅占九分之一。再从籍贯方面看，十八人中家居沛、丰的就占十人，其余八人也均来自关东诸郡，出于关中原秦地者无一人。
以上事实反映了西汉王朝建立后，与秦王朝相比较，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统治集团的成分有明显的变化。而这种更新对西汉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由于关东地主进入统治集团，改变了秦代以关中军功地主统治全国的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消除春秋战国几百年关中和关东长期对立、而秦统一后仍没有解决的矛盾。入汉以后这种地区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不能说与统治集团成分变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讲，西汉政权的建立，确是促进中国进一步统一的标志。
其次，由于西汉统治集团中不少成员出身下层，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对劳动人民施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这虽然是秦末农民战争取得的成果，也不能不看到西汉统治集团成分变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西汉统治集团成分的更新，其影响是深远的。当然，这种变化，也是秦末农民战争的结果，则是不言而喻的。
“复故爵田宅”令 统治集团的更新，只是稳定西汉政权上层的措施。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发布的“复故爵田宅”令，则是针对全国广大臣民————包括地主和农民————而采取的安抚办法，以稳定整个社会。
在刘邦即帝位不久就颁布的这道“复故爵田宅”[103]的有名诏令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恢复一批地主的地位和财产，并扶植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如“复故爵田宅”的规定，显然系指原来有爵、有田宅的人而言。对七大夫、公乘以上“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等赋予的特权，也是在于恢复地主阶级的地位及其财产。与此同时，这道诏令还扶植起一批新的军功地主，如对没有军功爵的军吏卒，和军功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即五等爵；军功爵在大夫以上者，分别增加一级，如大夫增为官大夫，官大夫增为公大夫，以此类推。从七大夫以上，各令食邑，即坐食租税，这就使一大批有军功的吏卒，成为地主。这些军功地主是汉初政权的主要支柱。
其次，诏令也有保护自耕农的作用，如“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中的不少人当是贫苦农民，又对“诸侯子在关中者”有“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的优待，也有利于自耕农的发展，自耕农的发展是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本诏令对“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宣布“皆免为庶人”。这显然有进步意义，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措施。
总之，“复故爵田宅”诏令所贯串的精神，乃是对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均采取安抚政策。对地主，则保障其财产和政治特权，对农民则承认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奴婢则有限度地提高其社会地位，从而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刚刚诞生的西汉政权。当然，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加强地主阶级统治。尽管如此，这种政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叔孙通定朝仪 在推翻秦王朝之初，汉王刘邦就曾宣布废除秦代苛法繁仪。所以，在刘邦刚称帝时，朝廷之礼仪法规甚不具备，群臣竟可在皇帝面前饮酒争功，以至醉后狂呼乱叫，拔剑击柱，喧嚣闹嚷，不成体统。对此，刘邦当然颇为不满。
博士叔孙通就趁机劝说皇帝应召儒生制定朝仪，并自荐承担这一任务。得到刘邦首肯后，叔孙通即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采古礼与秦代礼仪制定出一套朝仪。由于叔孙通曾为秦博士，他所制定的这些朝仪多沿袭秦制。高帝七年（前200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皆入宫朝贺，刚刚制定出的朝仪，也从此开始实行。是日，天尚未明，宫中侍卫、仪仗已罗立廷中。皇帝传警，群臣按事先排演好的次序，依官阶高低进入奉贺。礼仪庄严，场面肃穆，显示出皇帝的威严，臣下莫不震恐肃敬。行礼毕，举行朝宴，皆以职位高低向皇帝依次敬酒，一改以前那种喧哗、混乱的状态，益发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刘邦高兴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将叔孙通封为太常。从此，西汉一代的朝仪就这样确定下来。
推行广泛的招抚政策 将秦末以来流亡于各地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召集回来，是安定封建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所以，西汉王朝建立后，即推行广泛的招抚政策。前述“复故爵田宅”令，就是对“聚保山泽”的地主和农民的招抚，使他们回到本乡故土。对于游离于西汉政权控制范围以外的重要人物，刘邦则特别下诏，诱其归附汉王朝。如原齐相田横，“楚汉战争”中曾与汉军为敌，项羽败亡后，田横率五百余徒属逃离大陆入海，居岛中不降。刘邦即帝位后，就下诏赦田横罪，召其入京。田横因以前曾烹杀过汉使郦食其，而食其之弟郦商现为汉将，恐到京后被郦商复仇问罪，故不愿来京。刘邦遂下令：田横若肯归来，不仅保障其生命安全，而且允诺“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在刘邦诏书的感召下，田横终于放弃了与西汉政权对立的立场，遵命赴洛阳。但是，行至洛阳不远的广乡时，田横百感交集，他对随同自己一起归来的人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又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摇，我独不愧于心乎？”遂自杀。刘邦听到田横死讯后，大赞“贤哉！”而且为之流涕，又拜随同田横前来的二位“客”为都尉，派二千士卒以王者之礼安葬田横。后来，被拜为都尉的“二客”及尚留在岛中的五百壮士“闻横死，亦皆自杀”（《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田横及其五百壮士之死，历来被人们视为古代人讲气节、重信义的典范，为人们所称颂。但田横等壮士从坚持与西汉政权为敌，到放弃对立立场自动归顺，以至羞愧自杀，刘邦所实行的安抚政策是起了极大作用的。事实证明，刘邦的这种政策对于广大民众和部分割据势力是有作用的。不过，对于那些野心很大，或拥有相当大的领地的割据势力，这种安抚办法仍无济于事。
总之，在刘邦即位的最初几年中，稳定政权，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通过上述的几个方面的措施，刘邦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不过，在这期间封建的统一尚不甚巩固，中央集权也不够强大，地方割据的势力对中央朝廷仍存在着严重的、潜在的威胁，封建统一政权分裂的危机再次出现。所以，在实施上述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诸种措施的同时，刘邦又同昔日曾同自己一起并肩战斗的诸侯王展开了斗争。
二 同异姓诸侯王的斗争
自西汉政权诞生后，由刘邦即帝位开始，直到高帝十一年（前196年）病死，在六七年的时间内，西汉中央政权同异姓诸侯王之间的斗争，构成当时历史的主要内容。这一斗争的实质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在此期间，刘邦代表统一的封建国家削除了异姓诸侯王，这就为西汉封建政权的进一步统一、巩固打下了基础。
汉初的异姓诸侯王 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结束了割据状态，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但是，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争取同盟军，笼络一些有实力的将领，共同击灭项羽，曾被迫或自愿地分封了几个王。在刘邦称帝以后，正式定封爵，序二等，大者王，小者侯，其中封功臣侯者百余人。封王者，在刘邦统治时代共有七个：
（1）楚王韩信。如前所述，韩信为诸侯王中对刘邦威胁最大的一个，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同意他称齐王，已属不得已，故消灭项羽后即夺其军。但当时毕竟师出无名，不便锄诛，只得改封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江苏宿迁西北），以削弱其实力。
（2）赵王张敖。汉四年（前203年）刘邦立张耳为赵王。五年（前202年）张耳死，子张敖嗣位。敖娶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为妻。都襄国（河北邢台西南）。
（3）韩王信。故韩襄王后裔，名信。随刘邦入关，至汉中，还定三秦。汉二年（前205年）立为韩王，后降楚，又归汉。五年（前202年）立为韩王，王颍川（治所在今禹州）。
（4）梁王彭越。高帝五年（前202年）封，都定陶。
（5）淮南王黥布。原为楚将，曾受项羽封为九江王，汉四年（前203年）七月被刘邦封为淮南王。
（6）燕王臧荼。原为项羽所封，后降汉，刘邦仍立其为燕王，都蓟（今北京西南）。
（7）长沙王吴芮。项羽曾封其为衡山王；后又夺其地，刘邦称帝后复吴芮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
这些诸侯王占据着大片土地，俨然独立王国，他们被分封，大多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汉书·韩彭英卢吴传》赞）的。所以刘邦对他们不能不时刻加以戒备，一旦有机会就要削夺他们的兵权。而他们之中多数怀自危之心，随时准备反叛。这就必然导致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皇权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诸侯王的存在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
于是以刘邦为代表的中央封建政权同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臧荼反叛和卢绾受封 在诸侯王中，最先公开反叛的是燕王臧荼。时在高帝五年（前202年）七月，刘邦称帝不久。臧荼首先叛汉，并不奇怪。他原系故燕国大将，后被项羽封为燕王，在楚汉战争中，虽迫于形势曾助汉击楚，但对于出身平民的刘邦称帝未必心服。所以，刘邦刚刚登上帝位，他就举兵反叛了。
闻臧荼反叛，刘邦即亲率卢绾、宣虎、刘钊、程黑、魏敕、昭涉掉尾、季必、朱濞等人统兵征伐。大兵一至，叛军顷刻瓦解。九月，叛乱彻底失败，臧荼被俘。
臧荼的叛乱，反映了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同汉王朝中央政权决不能两立。但作为刚刚当上皇帝的刘邦，当时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平定了臧荼叛乱之后，并不想消灭燕国，“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汉书·高帝纪》），准备另立燕王。在刘邦的心目中，代替臧荼为燕王的人选早已确定，那就是卢绾。卢绾与刘邦均为丰人，他俩不仅同里，而且是同日所生，自幼极为亲密。刘邦在参加起义之前，曾被官府追捕，卢绾则忠实地追随其左右。刘邦率兵举事后，卢绾“以客从”，后封为太尉、将军。虽无赫赫战功，却被刘邦亲幸，封为长安侯。连萧何、曾参这些重臣亦不能不对其另眼相待。刘邦初即帝位时，本想封卢绾为王，但由于卢绾无显著战功，恐为臣下不服，故未加封。这次平定臧荼叛乱，自然是难得的机会。群臣也已窥到刘邦的意图：“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于是，卢绾便被封为燕王。
除掉臧荼，又扶植起卢绾。燕国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韩信的被杀 刘邦对韩信的戒心，并未因将其改封楚地而稍减。他那双充满猜忌的眼睛一刻不停地注视着韩信。果然，不久刘邦就发现：项羽故将钟离昧与韩信交往密切，项羽败亡后，钟离昧竟亡归韩信。于是，刘邦命令楚捕昧归案。此时，韩信初至楚，出入都以重兵护从，更加引起刘邦怀疑。恰值高帝六年（前201年）又有人诬告韩信欲反，这就更坚定了刘邦诛锄韩信的决心。陈平献计让刘邦借口游云梦，趁韩信不备时擒拿。刘邦当即宣称游云梦，并率随从兵将向楚地进发。同时下诏要在楚国西界之陈地会诸侯。
韩信闻刘邦将至，已猜出刘邦此行意图，“欲发兵，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擒”（《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但终于未发兵反叛，而听从左右进言，于十二月当刘邦至陈时，将钟离昧之头献上以表白。岂料刘邦除韩信之决心已下，献钟离昧之头亦无济于事。韩信被绳捆索绑，载于后车，刘邦向他宣布的罪状是“人告公反”（同上）。到洛阳后，刘邦又将韩信改封为淮阴侯，居洛阳。
韩信一再被削地夺爵，知刘邦“畏恶其能”，对刘邦愈加不满，常称病不朝，羞与周勃、灌婴等为伍。韩信的不满和轻视刘邦的情绪，当然不可能不流露出来，如有一次在朝廷上议论各人的统兵能力时，韩信竟当面说刘邦：“陛下不过能将兵十万”，而说自己则“多多益善耳”（《汉书·韩英彭卢吴传》）。
韩信的不满情绪，不久就发展到谋反活动。阳复侯陈豨，是刘邦派往赵、代监军的相国。当他离开首都赴任之前，曾与韩信密谋：陈豨在边地起兵反汉，韩信从中响应配合。陈豨至代后，果然大量养士，积蓄力量，准备谋反。高帝十年（前197年）秋七月，刘邦之父太上皇死，召陈豨入朝，豨托病不至。九月，豨公开宣布反汉，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刘邦闻讯，亲率兵征伐。韩信伪称病不从，待刘邦走后，立即依原计划准备响应陈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春，韩信部署已定，不料被属下一舍人向吕后告发。吕后与萧何谋划，诈称陈豨叛乱已息，令朝臣入宫庆贺。韩信惊悉此讯，勉强入宫。哪里想到，一入长乐宫，就被吕后、萧何早已布置好的武士斩于长乐钟室。高帝十一年冬，刘邦率军打败陈豨叛军。后陈豨投向匈奴，至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冬，为周勃所斩。当刘邦粉碎陈豨叛乱回咸阳后，听到韩信已死的消息时，刘邦心情是很复杂的：对于这样一个曾为自己夺取江山而立过不朽之功的杰出将领，自不免有一点怀恋之情；又因彻底除掉一个威胁自己帝位的心腹之患而高兴。难怪他“闻信死，且喜且哀”（《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了。
对韩信的被诛，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认为刘邦诛杀功臣“有负于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有人认为韩信“诚反覆小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信反面攻故主》）死有余辜。还有更多的史学家考证韩信是否真有谋反之举，以此作为判断其被杀是否应当的标准。其实，对这一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件，不妨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应当看到像刘邦、吕后这样，不惜诛杀功臣，以保持自家权位的做法，乃是许多开国皇帝常常采用的。这种从人类极为卑鄙的私欲出发而采取的残忍手段，是应当唾弃和诅咒的。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当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分裂的岔路口，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两种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时候，作为严重威胁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一支重要力量。韩信的被诛锄，在客观上对历史向前发展是有利的。尽管刘邦、吕后诛杀韩信和其他诸侯王时采取的手段不值得称颂，但其维护封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则是应当肯定的。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时，就曾对他采用的策略和客观的效果分别给以不同评价：“他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给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的人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评价他们的时候，既不能因其道德、品质或某种手段的卑劣而否定其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也不能因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而忽视其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用这种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才不至于简单化或脸谱化。
韩王信的投敌 在韩信尚未被杀前，另一个割据势力的代表————韩王信又投降了匈奴。
原来，韩王信被刘邦封在“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的韩国故地。高帝六年（前201年）春，刘邦却将太原郡改为韩国，令韩王信迁到这里，担任守备边境、阻挡匈奴的任务。这显然有排挤韩王信之意。韩王信至新封之地后，主动请求将距边境较远的国都晋阳（山西太原市南），改为距匈奴更近的马邑（山西朔州），得到刘邦批准。当年秋，韩王信至国，不久即被匈奴所困。他曾多次派人与匈奴联络，后被汉使得知，汉使回朝向刘邦报告。刘邦因而指责韩王信。韩王信见事已败露，即于高帝六年（前201年）九月索性公开投降匈奴，并同匈奴人联合向太原进攻。
刘邦闻韩王信叛变，就于十月[104]亲率军前往镇压，并在铜鞮（山西沁县南）大破叛军，斩其将王喜，韩王信逃往匈奴。其部将曼立臣、王黄等又收罗韩王信旧部，立六国时赵国贵族后裔赵利为王，与匈奴勾结，配合韩王信继续与汉王朝为敌。
韩王信的叛逃，增加了匈奴对汉的威胁。但是，作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异姓王国，却从此消失了。
彭越之死 当刘邦率兵镇压陈豨时，曾令梁王彭越率兵参加。但彭越只派士卒去应付一下，自己却未去，这使刘邦大为不满，即派人向彭越问罪。彭越受到斥责，甚为恐惧，欲亲去谢罪。部将扈辄劝道：“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即为禽，不如遂发兵反”（《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但彭越不听。适有梁太仆因犯罪而逃至朝廷，向皇帝揭发彭越与扈辄谋反。于是，刘邦派人将彭越逮捕，囚之于洛阳。经审讯，有司奏：彭越“反形已具”，应依法论处。所谓“反形已具”，只是因扈辄曾劝越反，越虽不反但亦未检举或诛杀扈辄，这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与谋反同罪的（见《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引臣瓒曰）。刘邦赦其死罪，削爵夺国贬为庶人，流徙至蜀青衣（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北）。彭越带着伤感、委屈的心情从洛阳出发前往蜀地。在途中的郑（陕西华州东）恰遇到由长安来洛阳的皇后吕雉。彭越向吕后哭诉，表白自己决无反意，望吕后为其求情，让他归昌邑故里。当时，吕后慨然许诺，并将彭越带回洛阳，至洛阳后，吕后对刘邦说：“彭越壮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刘邦欣然同意。吕后就指使彭越舍人诬告彭越又欲谋反，经廷尉奏请，于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三月，处彭越夷三族，并将其头高悬于市“枭首”示众。
异姓王彭越就这样被消灭了[105]。
英布的反叛及失败 彭越被杀不久，高帝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即黥布）就举兵反汉，进行叛乱活动。
原来，英布与彭越、韩信在楚汉战争中各领二万重兵。开始时，与刘邦之实力不相上下，后来才陆续归附汉。刘邦称帝后，此三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高帝十一年（前196年）韩信被杀的消息传开时，英布即惶恐不安。未过三月，彭越又被杀。为杀一儆百，刘邦竟将彭越尸体制为肉酱，分别“赐”给各诸侯王。英布收到这一血腥的“赏赐”，惊惧万状，即部署军事力量，以备不测。适值其属下中大夫贲赫与英布幸姬有奸，被发觉。贲赫逃至长安，上告揭发英布谋反。英布闻贲赫已上告，遂族赫全家，发兵叛汉。
消息传到首都时，刘邦正卧病在床。他欲令太子率兵前往镇压。经吕后劝说才决定带病亲自率军前往，而令张良佐太子留在首都。
英布初反时，曾预料刘邦年老患病必不能亲征，而汉军诸将中唯有韩信、彭越可与自己匹敌。现两人已死，故英布有恃无恐。英布率叛军渡淮，攻楚地，然后引兵而西。不料刘邦亲率汉军迎战，使英布震惊。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与英布会战于蕲县西会甀乡。结果，叛军大败，英布独与百余人逃往江南。刘邦取胜后率兵回师，另遣别将追剿英布。后来，在洮水（广西全州北）又将英布残军击溃。英布逃至番阳，被当地人杀死。
淮南王英布的叛乱，也以失败而告终。
赵王张敖被夺国 赵王张敖，娶刘邦长女鲁元公主，可谓亲幸无比。即使如此，也不免被刘邦猜忌。
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经过赵时，赵王张敖对刘邦执礼甚恭，但刘邦对其十分傲慢，“箕踞骂詈”（《汉书·张耳陈余传》），使赵相贯高、赵午甚为不平。他们主张杀死刘邦以泄愤，张敖坚决不准。次年，刘邦击韩王信归而过赵，贯高等欲刺杀刘邦，未得下手。高帝九年（前198年）贯高的仇人向朝廷揭发贯高阴谋。刘邦下令将张敖及贯高、赵午等逮捕。至长安，贯高一口咬定谋反与张敖无关，虽被“榜笞数千，刺爇，身无完者”（同上），终不改口。最后，刘邦乃赦赵王，尚鲁元公主如故，然夺其国，改封为宣平侯。
对于贯高，刘邦因尊崇其信义，乃免其罪。但贯高自己则以为替张敖辩白之责已尽，又有“篡弑之名”，无颜“事上”，遂自杀而死。
张敖的赵国也被罢废了。
卢绾之叛逃 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又在臧荼被消灭后才被封为燕王。但最后他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
当陈豨投向匈奴以后，燕王卢绾奉刘邦之命进击。在战争过程中，卢绾派至匈奴中的使者张胜，遇到陈豨派至匈奴求援的王黄。王黄劝张胜说服卢绾缓击陈豨。他指出：燕王卢绾得以幸存，皆因“诸侯数反，连兵不决”（《汉书·韩英彭卢吴传》），一旦陈豨被灭，燕国也将难免被灭。不如与匈奴联合，缓攻陈豨以自保。张胜回来说动卢绾，与匈奴、陈豨等勾结，在战场上则连兵不决，敷衍刘邦。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十二月，陈豨兵败被斩后，降将向刘邦揭发卢绾与陈豨勾结之事。刘邦即令人迎卢绾来朝。卢绾不来，并对其左右说：非刘氏而王者，现在只剩我和吴芮二人，目前刘邦病重，吕后专以杀功臣及异姓王为事。刘邦得知卢绾言行，又探得卢绾属下之张胜果在匈奴中，断定“绾果反矣”（同上），于是，在高帝十二年（前195年）春二月，刘邦令樊哙、周勃率兵击卢绾。卢绾率家属及宫人逃离国都，至长城下观望。据称欲待刘邦病愈后入朝谢罪。但就在这一年四月甲辰，刘邦死于长乐宫。卢绾得此消息后，遂逃往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一年以后死于匈奴。
这样，至刘邦死时，先后分封的八个异姓王中，有七个被除灭。剩下来就只有一个地处南方的小国————以吴芮为王的长沙国了。
对异姓诸侯王的削除，乃是封建统一的大势所趋，是应当给以肯定的。不过，在消除异姓王势力的同时，刘邦又大封其同姓子弟为王。因此，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任务，在刘邦统治时代并没有彻底完成。
刘氏同姓王的出现 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总结了教训，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他曾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这样，他一面消灭异姓诸侯王，一面又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至刘邦死时，被封为诸侯王的刘氏子弟共有九个：
（一）荆王刘贾，为刘邦从父兄（即刘邦叔父之子），随刘邦起事，在楚汉战争中，曾率兵入楚地，焚烧楚军积聚的粮贮，并参与垓下之战，诛项羽。高帝六年（前201年）十二月，刘邦囚禁韩信后，将楚“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史记·荆燕世家》），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时，刘贾被英布杀死。
（二）楚王刘交，为刘邦同父少弟[106]。灭秦后被封为文信君，“常侍上，出入卧内”（《汉书·楚元王传》），与刘邦关系最密切。后与刘贾一起被封，为楚王，都彭城，王二十六县。
（三）齐王刘肥，为刘邦长庶男[107]。高帝六年（前201年），在封刘交、刘贾之同时，“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七十三县”（《汉书·高帝纪》）封给刘肥，为齐王。
（四）代王刘喜及吴王刘濞。喜为刘邦次兄，原封为宣信侯。高帝六年（前201年）同前三人一起被封为王，“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汉书·高帝纪》）立为代王。[108]不久，匈奴伐代，刘喜弃国逃回洛阳，被刘邦废为合阳侯。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贾被英布打死，无后，刘邦遂立刘喜之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汉书·荆燕吴传》）。
（五）淮南王刘长，为刘邦少子。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叛，刘邦立刘长为淮南王。
（六）赵王如意，刘邦子，为其宠姬戚夫人所生。高帝九年（前198年）张敖被贬为宣平侯，另封如意为赵王。
（七）梁王刘恢，刘邦子。高帝十一年（前186年）刘邦诛彭越后，即以刘恢为梁王。[109]
（八）淮阳王刘友，刘邦子。高帝十一年（前186年）被立为淮阳王。[110]
（九）代王刘恒，刘邦子。高帝十一年（前186年）刘邦镇压陈豨后，立刘恒为代王。
以上九王均系刘邦亲封。这样，当异姓诸侯王一个个被消灭的同时，同姓诸侯王又被一个个地立起。所以，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十月，刘邦以重病之身率兵征英布，作战中又为流矢所中，病情恶化。至当年四月甲辰，53岁的刘邦死在长安之长乐宫。开西汉一代基业的汉高祖就如此匆匆地离开人间，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加强中央集权的使命，只好待他的后继者们去完成了。
第二节 “无为而治”下的西汉王朝
自汉高祖刘邦死后，至汉武帝即位之前，西汉统治阶级奉行“无为而治。”[111]在这半个多世纪内，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武帝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一 “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
“无为而治”的提出和实行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都因袭秦代。对于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刘邦本提不出什么理论和方针，他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开始的时候还鄙视读过书的儒生。然而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正错误，所以不久就改变了对读书人的错误看法。当皇帝以后，陆贾对他的影响很大。刘邦不少政治主张，都来自他周围的谋士，特别是治国的政治原则、理论方针，大部分是陆贾替他设计的。陆贾在《新语》这部专门为刘邦写的书中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这里已有“无为而治”的原则。刘邦实际上已接受了这一原则，采取“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赞）的政策。不过，在刘邦统治的数年中，西汉政权初立，朝廷忙于封王、废王，东征西讨，于为政方面顾及甚少。所以，明确地以“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施政原则，是在刘邦死后，惠帝时才开始的。
惠帝之所以能继刘邦而成为西汉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才确定下来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因其母曹姬是刘邦的“外妇”（情妇），故不能立为太子。次子刘盈（即惠帝），其母吕雉是刘邦元配夫人，因此，刘邦称帝后即将刘盈立为太子，成为皇帝法定的继承人。可是，不久刘邦宠爱的戚夫人使他改变了主意，几次提出要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为太子。刘邦要废刘盈而立刘如意的理由是刘盈“仁弱”，“如意类我”（《史记·吕太后本纪》）。这里透露出刘邦不愿把政权交给“仁弱”的人掌握，但最重要的原因恐系刘盈之母“色衰爱弛”（《史记·外戚世家》），而戚夫人正当年轻貌美之时，所以刘盈的太子地位也发生了动摇。不过，刘邦的打算并没有实现，首先当然是吕雉反对，她又搬动满朝文武大臣帮她说情。其中以“敢直言”的御史大夫周昌“谏争”得最激烈，他对刘邦声称：若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记·张丞相列传》）。最后，吕雉又依张良之计，以刘盈的名义“卑辞厚礼”请来四位老人————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刘盈张目。这四位名士因不愿为汉臣，而隐居于商山（陕西商州东）中，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对此四人十分敬重，曾求之数年而不得。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乱时，刘邦最初打算派太子刘盈率兵出征，是“商山四皓”向吕释之献策说“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史记·留侯世家》），吕氏才劝刘邦改变初衷亲自率兵出征的。汉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在打败英布归来后，又要废刘盈而改立刘如意，经张良、叔孙通力谏，刘邦只在口头上答应，而心中另有打算。这时“商山四皓”终于出场：一次刘邦设宴，刘盈奉侍席间，四位“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者紧随在后。当刘邦得知这四位就是“商山四皓”时“大惊”，问道：“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商山四皓”则乘机说：“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刘邦闻此言，叹道：“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史记·留侯世家》）从此才彻底打消了废易太子的主意。当年十月，刘邦死后刘盈得以顺利继位。
可见，惠帝的继位，与张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关系。张良晚年“学辟谷、道引、轻身”，这都是道家修炼的功夫。“辟谷”即若干时日内不食或减食，道引和轻身也是健身除病之术。“商山四皓”不愿为官“逃匿山中”（《史记·留侯世家》），其行径也颇似道家的主张。这反映了在吕后、惠帝身边有一批鼓吹和信仰道家学说的近臣。所以，当惠帝、吕后当政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指导思想了。从惠帝至景帝这段时间，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是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不过，它不是一般的道家思想，乃是“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的结合。所以，历史上都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112]
“黄老政治”产生的背景 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即主张“无为而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但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人民的剥削。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历史事实证明：汉初所实行的“黄老政治”对社会进步和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汉初，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推行“黄老政治”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对地主政权的打击，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顷刻瓦解，这一事实不能不给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以深刻印象。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如前面说的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辅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雉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战火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体验，自然极易接受“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的理论，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行“黄老政治”。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榨，早已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加之秦亡后连续数年的战争，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河北顺平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起。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黄老政治”，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汉书·食货志》），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之汉初一批鼓吹道家学说的近臣的影响，从惠帝开始“黄老政治”成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自觉地推行的统治术。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黄老政治”成为“一个时代精神，或作一个时代的趋势”（张维华《论西汉初年对于刑律的修正》，载《文史哲》1982年第5期）。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有什么主要特点呢？
“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汉初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根据，就是道家的“因”。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因”即“因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因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因故事成法，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另一方面还有遵循客观形势，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意思。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属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只有个别地方才“颇有所改”（同上）。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如萧何为丞相时，“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到任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死，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具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一）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曹参为相时，无所树建，一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惠帝曾以此责问他，他回答说：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均不及刘邦和萧何。既然刘邦和萧何早把一切制度法令规定得很明确，我们循规蹈矩“遵而勿失”（《史记·曹相国世家》）就够了。曹参这种解释仅说出问题的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汉初萧何、刘邦所制定的制度法令也仅仅是“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汉书·刑法志》）而已，即把秦代制度和法律中最被人们痛恶的内容去掉，“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这是适合刚刚安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遵而勿失”，取得很好的效果。正如当时民谣传颂的：“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少干预属下事，勿扰民。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离开齐国赴长安之前，对接任的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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