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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商鞅变法,封建制在秦国确立以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秦的封建国家突飞猛进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一、秦惠文王时代的胜利

    秦惠文王时的统治政策 公元前337年秦惠文王继位。虽然惠文王一上台就把商鞅处死,但是由商鞅变法而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是没有任何改变的。对内、对外,秦惠文王继续贯彻有利于封建国家发展的政策。在内政方面,惠文王仍然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这一点较孝公时代还要突出,它对于秦国的胜利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以后,并没有任用公子虔等宗室贵族,在惠文王统治的二十七年间(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也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得到高官显爵。惠文王之弟樗里子,足智多谋,人称“智囊”,至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八年),其官爵才至“右更”,为第十四爵。后来,由于樗里子统兵作战,不断拔城虏将,屡建战功,至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才被封为严君(《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可见,孝公以后,秦国仍在继续坚持“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一原则。

    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许多秦国以外的“士”,纷纷投向秦国,他们愿意为秦国新兴的封建政权效力。如“游说之士”陈轸至秦,惠文王“善待之”,但因当时秦用张仪为相,陈轸不得相位而奔楚。后来陈轸由楚出使来秦,秦惠文王问他:你去秦之楚“思寡人不?”陈轸回答说:越国人庄舃在楚为执珪[1],当他有病时,楚王不知他的心在楚还是思念越,楚王的侍御就献策道:人在病中,他思念越就说越国的口音,思念楚就说楚国的方言。楚王派人去看庄舃,见他仍然是“越声”,我虽然至楚,难道能够没有“秦声”吗?接着他就向惠文王出谋划策。(见《史记•张仪列传》)这件事说明,陈轸即使离开了秦国,心仍然向着它,可见秦国对这些“士”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秦国,惠文王时期,除了聚集了一批法家以外[2],还有兵家和纵横家。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里也受到尊重。现在能够知道名字的,到秦来的墨者就有:巨子(墨家学派团体的领袖)、腹 、田鸠、谢子、唐姑果等人,而腹 更是受到惠文王的特殊礼遇。(见《吕氏春秋》中《贵公》、《去宥》、《去尤》、《守时》等篇)这说明秦国并非不允许法家以外的学派存在。

    在这种政策方针之下,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公孙衍任大良造,接替商鞅留下的职位。公孙衍原是魏国阴晋人,曾任魏国的犀首(类似将军的一种官),因此有些书中又称他为犀首。后来,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被任命为相。在惠文王一代,张仪对秦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在统兵的将军中,司马错和樗里子也为秦国土地的扩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惠文王时期,正是由于集聚了一批谋臣、武将,所以秦国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使领地迅速扩大,充分显示了新兴的封建制生气勃勃的精神。

    秦国取得河西之地 因秦国日益强盛,在公元前337年惠文王继位之初,楚、赵、韩等国和西南方面的蜀人,就派人朝见秦君。

    而这时的魏国,却被齐、赵和秦国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夹击,屡遭失败。尤其是秦在西面咄咄逼人,对魏威胁很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魏国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方面极力向齐靠拢,公元前335年(魏惠王三十五年),魏惠王在平阿南与齐威王会盟。(见《史记•魏世家》)次年,魏惠王又伙同韩国和另外几个小国的国君,到齐国的徐州(山东滕县)去拜会齐威王。[3]这次相会,魏惠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补充承认十年以前(公元前344年)在“逢泽之会”上自封的魏惠“王”。于是,齐、魏暂时和好。另一方面,魏惠王在国内“卑辞厚币以招长者”(《史记•魏世家》)。一时之间,许多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孟轲等都纷纷来到魏国,魏惠王以急迫的心情向他们求教强国之法。

    就在这个时期,秦国向魏发动了猛攻。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八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率军在雕阳(陕西鄜县北)与魏军展开激战。结果秦军大胜,斩首四万五千,并俘虏魏将龙贾。[4]魏战败后,只得被迫将仍在自己占领下的部分河西之地,除少梁这个孤立的据点之外,都献给秦国。

    张仪入秦,魏献上郡 魏国虽然将河西之地让与秦,但并未阻止住秦的进攻,公元前329年(秦惠文王九年),秦军继续向河东的魏地进攻,先后占领了汾阴(山西万荣西北)、皮氏(山西河津西)、曲沃(山西曲沃)和焦(在曲沃附近)。这时,魏国在南方还在同楚国进行着战争,并在陉山(在河南新郑西南)取得胜利,但是后面的秦军已深入到魏国的腹地,对魏构成极大威胁。

    就在这一年,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5],张仪为战国时代著名的纵横家。由于秦的壮大,战国中期以后各国间力量对比有很大改变。魏国退出河西之后,秦国的攻击目标就不限于一个魏国,而在觊觎着东方的广大地区了。这时,能与秦抗衡的,只有东方的齐、赵和南方的楚国。随着秦国势力愈来愈大,各国感到秦的威胁,所以常常联合起来与秦对抗。这种活动称为“合纵”;而秦国为利用各国间的矛盾,以便各个击破,也常常与一些国家结盟,去攻击某一个诸侯国,这称“连横”。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在“士”中间就出现了一批为“合纵”、“连横”而奔走的“纵横家”。张仪入秦以前曾游说于魏、赵、楚和东周,皆不为用,于是至秦。(见《史记•张仪列传》、《吕氏春秋•报更》)到秦国后,张仪取得秦惠文王信任,代替了公孙衍当权,公孙衍便投向魏国。次年(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命公子华和张仪率兵攻魏,占领了蒲阳(山西永济北)。魏国在秦军攻击之下节节败退,为了求和,便将上郡的全部十五县,以及河西的少梁献给秦国。至此,黄河以西的地区全部归秦所有。

    全部占有河西之地,使秦国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它的西面、北面没有强敌,南有秦岭与巴蜀、楚国相隔,东依黄河、函谷关一线天险,将各诸侯国拒之关外。这就在关中及其西部创造出一个极为稳定的环境,其形势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封建经济迅速增长和政治稳定,使秦立于不败之地。

    而魏国则恰恰相反,自撤出河西以后,土地日益缩小,在秦惠文王时的魏国,“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而且形势极为不利,它处于中原地区,毫无天险可守,东有强齐,南有劲楚,北方的赵国虎视眈眈,平时需四方戍守,战时往往数路出兵,顾首则不能顾尾,得此而失彼,确实是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战国策•魏策一》)。因此,尽管魏惠王招揽了不少学者至魏,并“卑辞厚币”(《史记•魏世家》)地向他们请教强国之术,但终免不了被各国蚕食鲸吞,而不得不朝依于秦,夕附于齐,一天天地衰落下去。这固然是由于魏国统治阶级无能,提不出任何富国强兵的办法,只知聆听孟轲之流侈谈“仁义”(见《孟子•梁惠王》),但其所处的形势也使魏受到很大的限制。

    总之,河西之地归秦,是秦魏两国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由于这些功绩,就在当年,张仪被秦惠文王任命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个相。

    次年(公元前327年),秦把河东的焦及曲沃等地归还给魏,暂时停止对河东的进攻。为进一步稳定其后方,当年,秦又转而向西伐境内的义渠戎,并迫使其首领向秦称臣,同时将新收复的少梁改名夏阳。很明显,秦国这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整顿后方,当它再掉头东向的时候,其目标就已不是一个魏国,而把关东诸国都列为兼并对象了。

    惠文称“王”和五国攻秦的失败 自魏、齐称王以后,秦惠文王也十分羡慕“王”这个称号,由于扩展了土地,称“王”的欲望更加迫切了。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十三年),在秦相张仪的怂恿下,惠文王也正式自称为“王”了。[6]

    秦君称“王”,暴露了他的野心。首先感到威胁的就是魏。魏自忖本国力量不能与秦对抗,就积极展开活动,联络韩、赵和齐等国,在秦君称王的同年,魏惠王与韩宣惠王在巫沙相会,并尊韩宣惠王为“王”。魏、韩两国又极力拉拢赵国,主动前去朝赵。公元前324年(秦惠文王更元元年),惠文王命张仪为相,率兵取魏国的陕,并将魏人赶走,同时在上郡筑关塞[7],这就引起魏国更大的惶恐。在当年和下一年(公元前323年),接连两次和齐威王相会,企图依靠齐国对抗秦国。

    公元前323年(秦惠文王更元二年),秦国为了拆散东方各国的联合,也派张仪和齐、楚两国的大臣在啮桑(江苏沛县西南)相会。秦国的意图,是先将齐、楚两大国拉拢住,然后使魏臣服于秦,而这时由秦归魏的公孙衍却看清了秦的目的,就发动韩、赵、燕、中山加上魏五国共同称王,当时称之为“五国相王”,以对抗秦、齐、楚的联合。但五国的统治者之间各怀异心,四分五裂[8],根本没有形成一个联盟。就在当年,楚国就派兵在襄陵打败魏国,夺取了魏的八个邑,可见“五国相王”无任何作用。

    为了瓦解东方各国联盟,秦国表面免去张仪的相职,而令其投魏,以便说服魏王带头事秦,但这一阴谋未能得逞。秦见此计不成,即出兵以武力攻占魏国河东之地的曲沃、平周。公元前319年(秦惠文王更元六年),秦又攻取韩国的鄢。

    秦国的张牙舞爪,又促成各国联合。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联合赵、燕、韩、楚、魏五国共同伐秦。五国共推楚怀王为纵长[9],但这一次合纵,各国行动很不一致,燕、楚两国态度消极,另外齐国在后面坐待时机,以便趁火打劫。因此,这次伐秦至函谷关,就被秦兵击退,接着秦军在樗里子(即樗里疾)的统率下,同三晋的军队大战,公元前317年,在修鱼(河南原阳县西)打败三晋联军,俘虏韩将军申差,斩首八万。喧嚷一时的“五国伐秦”之举,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趁三晋军队失败之际,齐国见时机已到,也向赵、魏进攻,在观泽取得胜利。而在秦国后方的义渠,在公孙衍的策划下,则乘秦与三晋交战之时,偷袭秦国,取胜。不过义渠的小胜并不能改变“五国伐秦”失败的结局。公孙衍的这一次合纵活动宣告破产。(见《史记》之《张仪列传》、《秦本纪》、《楚世家》、《齐世家》、《魏世家》;《吕氏春秋•开塞》)

    巴蜀的归秦及张若治蜀 在东方取得初步胜利以后,秦就将矛头转向西南,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消灭巴、蜀两国,这对秦国以后的统一战争,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蜀是秦国西南的两个小国,居于今天的四川盆地。巴为春秋时巴子之国。蜀为蚕丛、鱼凫之后。蜀王又分封其弟于汉中,号曰苴侯。(见《华阳国志》)苴侯与巴王关系密切,后巴与蜀结仇,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蜀相攻击,俱向秦告急。秦惠文王准备伐蜀,但又为道险而犹豫。正在这时,韩国又从东面向秦进攻。早已从魏回来的张仪主张先伐韩,他从政治上考虑,认为:伐韩影响大,可以“下兵三川”,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史记•张仪列传》),一举而成王业。但大将司马错则反对先伐韩。他认为:蜀乃小国,是“戎翟之长”,现又“有桀纣之乱”,出兵讨伐名正言顺,又易取胜,“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而攻韩不仅可能遭到齐、楚、赵、魏各国的干预,而且有“劫天子”之恶名,因此不如伐蜀,伐蜀成功则“富国”、“广地”、“强兵”三者俱来。“三资具备而王随之矣”(《史记•张仪列传》)。司马错是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去考虑。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方案,于公元前316年起兵伐蜀。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兵从石牛道[10]入蜀,与蜀军大战葭萌关,秦军大胜,蜀王被杀。(见《华阳国志》)蜀亡后,秦军又灭掉苴及巴。秦国西南秦岭以外的广大地区,遂归秦国所有。

    巴、蜀归秦后,秦惠文王遣自己的儿子公子通(《史记•六国年表》作繇通;《华阳国志》作通国;《史记•秦本纪》作通)为蜀侯,命陈庄(《史记•秦本纪》作壮,徐广曰:一作状。《史记•张仪列传》及《华阳国志》均作庄)为蜀相,又派张若为郡守。

    张若从公元前316年任蜀郡守,直到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调任黔中守为止,在蜀郡守任内共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很快,在军事上也成为秦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与张若对蜀的治理分不开的。当刚刚灭蜀以后,由于蜀地的“戎伯尚强”(《华阳国志》),即当地的少数民族势力很大,特从秦地移去“秦民万家”以充实秦人实力。秦国向蜀地移民,其目的固然是为加强对这里的统治,但这一措施在客观上对促进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张若任郡守时期,还修筑了郡治所成都城。据记载:当时修建的成都城,街道闾里一切规模,均与首都咸阳相同。据说当时的成都有“大城”、“少城”两城,为张若、张仪和司马错所筑。(见《读史方舆纪要》)修筑城所用的土,挖自离城十里的地方,取土后遗留下的坑,就蓄水用以养鱼,这些池泽所在后来皆设为园囿,供人游览。张若又在成都以外修筑郫城和临邛城。郫城方圆七里,高六丈;临邛城方圆六里,高五丈。这些城池的修建,对蜀地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张若对蜀地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贡献。这里在历史上一贯以丝织、冶铁和煮盐三种手工业闻名于世。张若在这里开始设立专门制造丝织物的机关————锦官。据说,这里织出的锦,在河中洗濯“而锦至鲜明,濯以他江,则锦色弱矣”(《水经注•江水》)。因此,这里被命名为“锦里”,可见当时锦织业之盛。张若还在蜀郡设立“盐铁市官并长丞”(《华阳国志》)。在汉代,蜀地的冶铁、煮盐已经高度发展,《汉书•货殖传》记载:“成、哀间,成都罗裒……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论衡•别通》又记载:“西州盐井,源泉深也。”这当然不是短时期发展起来的,张若开始设置盐铁市官和长丞对于这两项手工业的发展,定会起到一定作用。因为当时封建制刚刚建立,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张若在蜀地十分注意军备训练,他曾造作下仓,为训练士兵,在仓上置观楼射栏(见《华阳国志》),这是其他地方所未见的。张若曾多次率蜀郡之兵配合司马错及白起攻楚,对统一中国起了直接作用。

    张若任蜀守期间,特别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今天的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的华坪、永胜、宁蒗,乃是当时称为“笮”的地区;金沙江对岸的丽江、大姚、姚安一带,当时称为“江南地”,居住着被称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张若率兵“取笮及其江南地”(《华阳国志》),使这一地区归入秦国领土。这样,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秦国的统治势力就已越过金沙江,到达了今天云南北部和西北部地区。

    取得巴蜀的意义很大,这使得秦国“擅巴蜀之饶”(《史记•刺客列传》),为以后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制服韩、赵、魏和拆散齐、楚联盟 秦国消灭巴、蜀,安定了后方,就挥师东向,朝函谷关以外发展。当时,秦国的劲敌主要是齐、楚,而且齐、楚两国自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时就已联合,配合默契,使秦不敢贸然向两国同时进攻。秦先向三晋施加压力,以扫除东进的障碍。

    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派樗里疾率兵攻魏,占领曲沃(见《史记•秦本纪》)和焦(见《史记•魏世家》)。次年,秦迫使魏国立被秦选中的公子政为太子,魏襄王和秦惠文王在临晋相会,结果,魏国接受了秦国的要求,向秦屈服。

    韩国在修鱼被秦战败以后,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无力与秦相对抗。韩相国公仲侈向韩宣惠王献策:通过张仪与秦讲和,以共同伐楚。他指出:秦的目标不在韩而在楚。“秦之欲伐楚久矣”(《史记•韩世家》)。韩宣惠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准备派公仲侈西去秦。楚怀王听到这一消息后,根据陈轸的建议,立即扬言要兴师救韩,以动摇韩国向秦求救的决心,又鼓动秦加速向韩进攻。果然,韩王因而阻止公仲侈去秦,并宣布与秦绝交。而秦则“益甲伐韩”,楚却坐视不救。结果,于公元前314年(韩宣惠王十九年),在岸门一战,秦军将韩打败,韩只得送太子仓入秦为质,向秦求和,韩国终于向秦屈服。(见《史记•韩世家》)

    公元前313年,秦还向赵进攻,在蔺(山西离石县西)大败赵军,并俘虏将军赵庄。(见《史记•赵世家》)

    挫败三晋,并使它们都屈服于秦,这就使秦有可能向东扩展其势力,并为同齐、楚交战作了准备。

    在同三晋战争过程中,张仪就采取手段拆散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秦佯将张仪免相,使之南见楚怀王。张仪至楚后,向怀王说:秦所憎者乃齐国,若楚与齐绝交,秦愿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赠楚。楚怀王大悦。群臣皆贺,独陈轸不贺。陈轸向怀王指出:楚、齐绝交,则秦必轻楚,张仪的话是值得怀疑的,若被张仪所欺,楚又与秦为敌。这样,“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史记•楚世家》)。但楚怀王早被张仪花言巧语所惑,又贪图商於之六百里地,根本不听陈轸进言,并立即派人去秦接受土地。

    不料,张仪回秦后,称病三月不出,楚怀王得不到土地,认为秦以楚与齐绝交态度不坚决。因此,特派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与楚绝交而与秦结交。秦的目的已达,张仪出见楚国使者,告诉他“从某至某,广袤六里”送给楚王。楚使回报怀王,楚怀王大怒,欲出兵伐秦,陈轸进言:不如割地与秦,同秦修好,联兵伐齐。这样,“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存”。但楚怀王不听,于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楚国大将屈匄率兵,与秦国魏章率领的军队在丹阳(河南丹水之北)展开激战。楚军大败,被斩甲士达八万之多,大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被俘,秦国军队占领汉中。

    秦、魏、韩对齐、楚、宋的战争 当楚怀王发觉被骗之后,立即又与齐国联合,所以齐、宋联军在楚军战败于丹阳之际,向秦的盟国魏进攻,战于煮枣。而楚的柱国景翠又率另一支部队包围了秦的另一个盟国————韩国的雍氏。[11]这时已经形成以齐、楚、宋为一方,以秦、韩、魏为一方的犬牙交错的战争,齐、楚又联合包围了秦军占领的曲沃,而在东方,秦军则向齐发动猛攻,在濮水大败齐军,齐将声子(又名赘子)被俘,匡章逃走。

    楚怀王在汉中失守以后,准备孤注一掷,倾全国之兵力“复袭秦”(《史记•楚世家》),开始深入进军到秦的蓝田(陕西蓝田),但在蓝田遭到秦军的迎头痛击。这时,韩、魏闻楚困于蓝田,乃发兵攻楚的后方,进兵至邓(河南邓县),迫使楚国赶快撤兵。这一场混战,就以楚国失败,秦国取得汉中而告结束。

    秦欲联楚攻齐,故于公元前311年派人与楚谈判:愿分汉中之半与楚,以同楚结盟。然而,楚怀王对张仪耿耿于怀,宁可不要汉中之地,而要张仪以泄愤。张仪闻讯,欣然赴楚,怀王得张仪准备杀掉,但张仪使用种种手段,通过楚国大夫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郑袖请求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果然听从郑袖放掉张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归来,听说张仪已至,准备劝说怀王杀掉张仪,但为时已晚,张仪早已越出楚境了。

    这样,楚的汉中就为秦所有。汉中,在汉水上游,面积六百方里,楚国原在这里设郡,归秦后,重建汉中郡。这样,就使秦国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消除了楚国从南方来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向关中,这对秦国迅速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311年(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又伐楚取召陵,秦国一步步对楚国蚕食,逐渐改变了力量的对比。

    秦同义渠戎的斗争 义渠戎同秦国的关系,在秦孝公以前时降时叛:秦强则戎归服,秦弱则戎作乱。在秦孝公时,太子驷曾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说明这时秦国势强,亦不见有关义渠戎与秦国交战之记载,这时的义渠戎当在归服于秦的诸戎之列。

    在秦惠文王即位之初,义渠戎的势力稍增,“筑城郭以自守”(《史记•匈奴列传》),大有与秦分庭抗礼之意。因此,引起秦的密切注视,但最初秦国似无暇与义渠为敌。公元前335年(秦惠文王三年),义渠在洛将秦师战败。三年以后,即公元前331年,秦国趁义渠戎发生内乱,才派庶长操“将兵定之”(《后汉书•西羌传》)。公元前327年,在这里设县,以义渠君为臣。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来看,义渠对秦并未真正降服。就在义渠君称臣八年以后,即公元前320年,秦又不得不派兵伐义渠,并攻取郁郅(甘肃庆阳县东)。这个时期,义渠君一方面不能不对秦表示屈服,另一方面又向魏国靠拢,他曾经有朝魏之举。有一次义渠君朝魏时,魏国的犀首曾煽动他说:如果山东等大国不攻秦,秦国就有力量烧杀抢掠你的国家;若是山东各国共同打秦国,秦就会“轻使重币”同你们表示和好。犀首这样说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果然,当公元前318年六国联合伐秦之际,秦国君臣对义渠表示极大的担心,陈轸对秦惠文王说:对于义渠君,最好用安抚的办法使其归顺。秦惠文王听从了陈轸的意见,给义渠君送去了“文绣千纯,妇女百人”(《史记•张仪列传》),用以拉拢他。但是,义渠君想起了犀首的话,认为这正是向秦进攻的好机会。于是向秦进攻。六国伐秦虽未取得任何结果,义渠戎却因秦国无暇后顾而在李帛把秦军打败了。(见《战国策•秦策二》)

    以后,秦国不得不在同各诸侯国斗争的同时,用很大力量对付义渠戎。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秦国出兵伐义渠,得徒泾(属西河郡)二十五城(见《史记•秦本纪》及《后汉书•西羌传》),但是义渠戎仍是秦国的隐患。

    二、从武王继位到昭襄王称“帝”

    以齐、燕为中心的东方各国矛盾 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卒,子武王荡继位。在这期间,东方的齐国和燕国发生了长期的战争,许多国家也卷了进去,这就给西方的秦国发展以有利之机。

    早在公元前316年,燕王哙鉴于各国变法都取得不少成功,于是也要改革内政。他提不出什么改革的办法,就甘愿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但太子平和将军市不满,发动叛乱,围公宫攻子之,这次叛乱虽被镇压下去,却招来齐国的干涉。公元前314年,齐宣王借口帮助太子平,命匡章率“五都之兵”大举攻燕。由于燕国人民痛恨本国的统治者,齐军得以迅速占领燕国国都。燕王哙和子之俱死,燕国几乎覆灭。后来,由于齐国统治者对燕人过于残暴,燕国人民展开反抗斗争,使齐国不得不撤军。从此燕、齐两国结下不解之仇。

    当秦惠文王死时,即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燕国即位。燕昭王决心报齐之仇,最初十年,燕国招纳人才,等待时机,这时苏秦来到燕国[12],受到昭王重用。公元前301年,齐宣王已死,湣王即位,苏秦揣摸到燕昭王的心理,主动提出:自己到齐国去行反间计,设法挑起齐国与楚、宋进行战争,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则齐军可败”[13]。于是,燕昭王派苏秦于公元前300年入齐进行反间活动。

    齐国自公元前301年湣王即位后,孟尝君田文为相。这时因赵国在赵武灵王统治时期,于公元前302年进行军事改革,国势日强,与齐、秦形成鼎足局面。齐欲攻秦必联赵,而苏秦去齐的目的,就在于破坏齐、赵联盟,并鼓动齐攻宋、伐秦,以削弱齐国。因为宋是楚、魏的与国,秦也保护宋国。这样,齐伐宋,必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赵、魏两国时而联秦,时而联齐,这种形势,构成了从公元前310年到前288年,齐、楚、韩、宋、魏各国和战不定的局面,秦国就在东方诸国的重重矛盾、钩心斗角之际,不断取得胜利。(见《战国纵横家书》,第一至十七章)

    秦武王的雄心 当公元前310年秦武王荡继位之时,秦国的形势很好,当时几个大国韩、魏、齐、楚、赵都宾从于秦。秦武王首先致力于巩固后方和整顿内政。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与魏王在临晋相会,以巩固秦、魏联盟,同时又进一步镇压巴、蜀地区的割据势力及少数民族。丹、黎两个小国原臣服于蜀,后又降秦。武公时派兵伐丹、黎和义渠戎人,以确保秦国后方的安定。

    在惠文王统治时期,张仪为相。张仪自离开楚国后,又至韩,向韩王游说,韩王答应事秦,又至齐、至赵、至燕,向各国国君鼓吹连横,破坏各国合纵。惠文王对张仪的游说十分欣赏,曾封张仪以五邑,号曰“武信君”。但是,武王即位以后,对张仪的做法很不满意。秦国的许多大臣也十分讨厌他,向武王进言:张仪不讲信用,卖国以取荣,秦用这样的人,是会被天下耻笑的。此时,各国听说武王不信任张仪,都不愿再同秦国连横,齐国甚至要捉住张仪置于死地而后快。张仪见此情况,主动向武王要求去秦至魏,于是武王便将张仪送到魏国。张仪在魏国任相一年后,死于魏。

    武王自逐出张仪后,于公元前309年(武王二年)任命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由于秦国一天天强大,所以武王的野心也就一天天膨胀,他不仅要当各诸侯国的盟主,而且十分向往周天子的宝座,尽管这个“天子”早已成了有名无实的傀儡。武王曾经说:若让我的车子到三川(在黄河及伊、洛水之间,韩有三川郡,周王畿也在郡内)“窥周室,死不恨矣”(《史记•秦本纪》)。而要“窥周室”必须经过中原大国————韩的土地。因此,在公元前308年,派左丞相甘茂率兵攻宜阳(河南宜阳县)。宜阳是中原重镇,甘茂出兵前,要武王保证相信他,武王与甘茂立下盟誓:决不听别人谗言,甘茂才出兵攻宜阳。秦军在宜阳五个月,攻之不下,樗里子和公孙奭等人果然在武王面前说甘茂的坏话,武王欲罢兵,甘茂向他提醒事前的保证,武王才下决心增加兵力,使甘茂大举进攻。结果,于次年(公元前307年)攻下宜阳,斩首六万级,同时攻取了河对岸的武遂,并在武遂筑城。

    攻取宜阳后,武王派樗里子以车百乘去觐见周天子。周天子见秦国日强,不能不曲意逢迎。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并在周王室前耀武扬威,使得武王十分得意。

    武王一味嗜武,所以十分喜欢力士,对有些力士如任鄙、乌获、孟说等皆委以高官。武王自己也有一身蛮力气,因为向往着象征周天子权位的周鼎,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力士孟说举鼎时,胫骨被折断,至当年八月竟因此死去。这一个雄心勃勃的武王,因好勇逞能,偏要做力不胜任之事,所以当了四年国君就离开了人间。

    秦国内乱,魏冉专政 秦武王死后,秦国发生内乱。

    因为武王无子,武王诸弟皆争君位,武王的亲生母惠文后早死,庶母芈八子有两个弟弟:其同母异父弟名叫魏冉,同父弟叫芈戎。芈八子生三子:则(后为昭襄王)、显(后为高陵君)、悝(后为泾阳君)。魏冉在惠文王、武王时就任职用事,所以当武王诸弟争君位时,唯有魏冉权力最大,于是便将芈八子所生的则立为王,是为昭襄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襄王即位之时,年仅二十岁,宣太后主政,樗里子仍为相,魏冉为将军,又信用宣太后的外族与昭襄王“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的向寿。满朝文武不少为宣太后亲族。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元年),楚出兵伐韩,韩向秦求救。宣太后本楚国人,不愿救韩而与楚为敌,但甘茂力主救韩伐楚。最后昭襄王听从甘茂主张,出师救韩,楚兵遂退。为了拉拢韩国,甘茂又说服昭襄王将武遂退给韩国。这就引起向寿等人不满,向寿、公孙奭等向昭襄王进谗言,这时,秦正命樗里子和甘茂攻魏的皮氏(山西河间西)。甘茂听说向寿等将不利于己,就从前线逃跑,至齐国,齐以上卿待之。[14]由于甘茂逃亡,樗里子只得与魏讲和退兵。

    宣太后虽然依靠魏冉的权势将昭襄王扶上台,但昭襄王的诸兄弟不服,公元前305年(秦昭襄王二年),庶长壮及诸公子叛乱,庶长壮也是秦国公子,因不承认昭襄王而自号为季君。魏冉控制着国都的武装,立即发兵平叛,结果,凡参与叛乱的及“昭王诸兄弟不善者”都被杀(见《史记•穰侯列传》),武王的王后为魏国人,也被逐回魏国。

    昭襄王即位后的内乱,至此暂告一段落,秦国军政大权实际操在魏冉手里。

    秦、楚结盟及秦出兵救楚 昭襄王即位之初,由于宣太后、魏冉专政,所以采取同楚联合的方针。公元前305年,秦昭襄王与楚怀王联姻。(见《史记•六国年表》)次年(公元前304年,秦昭襄王三年),秦昭襄王与楚怀王在黄棘(河南新野东北)会盟,秦将占领的楚国的上庸(湖北竹山附近)退还给楚。在以后的三年中,秦、楚两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公元前303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出兵攻取魏的蒲阪(在山西永济北)、晋阳和封陵(均在永济境),又攻取刚刚退给韩国的武遂。

    原来在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元年),楚曾同齐、韩两国合纵攻秦。齐、韩见楚背盟而与秦和好,就在公元前303年(秦昭襄王四年),联合魏国共同伐楚。楚王派太子横作为人质,向秦求救兵,秦派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认为不能敌秦乃退兵。秦国刚一出兵,三国立即退兵,说明当时秦国威力是很大的。(见《史记》的《秦本纪》和《楚世家》等)

    秦、楚联盟的破裂和楚国的惨败 由于秦的势力大,韩、魏也不得不暂时向秦屈从。公元前302年(秦昭襄王五年),秦王、魏王和韩太子婴在临晋会盟,表示休战。

    但是,秦、楚的联盟却很快破裂了。楚国派到秦作人质的太子横,在公元前302年杀死秦国的一个大夫,逃回楚国。从此,秦、楚结怨。当公元前301年(秦昭襄王六年),齐、韩、魏三国联合起来向楚国大举进攻之时,秦坐视不救,结果,楚军大败于泚水旁的垂沙,大将唐蔑(或作唐昧)被杀死。(见《吕氏春秋•处方》、《荀子•议兵》、《史记•秦本纪》)

    秦国与楚决裂转而与齐结盟,当齐国战胜楚国后,秦即派昭襄王之弟泾阳君去齐为质,表示与齐和好。公元前301年(秦昭襄王六年),秦派昭襄王之另一弟华阳君芈戎、庶长奂率兵伐楚[15],至公元前300年(秦昭襄王七年),大破楚军,杀死大将景 ,攻取楚国的襄城(又作新城,见云梦秦简《编年纪》)。

    楚国惨败,派太子入齐为质,以求得齐国停战。这时,秦国也极力靠拢齐,因为自公元前301年孟尝君田文为相,齐国重又强盛,所以公元前299年,秦特请孟尝君入秦,秦昭襄王任孟尝君为丞相。与此同时,秦国继续向楚进攻,在楚国节节败退之际,秦昭襄王致书楚怀王,表示愿意修好,约怀王至武关结盟。楚怀王求和心切,不顾大臣昭雎等劝阻,贸然赴会。至武关,秦军立即将怀王劫持而西,直至咸阳,秦昭襄王提出要割巫、黔中两地给秦,才放他回去。怀王要先立盟誓,秦不允,楚王不答应在没有立盟的情况下就割地。结果,怀王被留在秦国。

    孟尝君免相及秦、齐、楚间之争 秦国请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为相,不到一年就将其免职,以赵国人楼缓接任。孟尝君免相后被囚在秦,在门下宾客的帮助下才逃回齐国。田文回齐后任相,从此齐、秦之间结怨更深,战争又开始了。

    在此后数十年中,秦与各国间或战或和,阵营变化不定。总的形势是秦、齐、楚三国之间对立,秦时而同楚战,时而同齐战,韩、魏、宋等则依于秦或依于齐、楚,皆根据当时形势变化而定。

    公元前298年,齐、韩、魏三国攻秦,一直攻到函谷关,后来宋和中山两国也参加攻秦。三年以后,在公元前296年(秦昭襄王十一年),终于攻入函谷关。秦国只得将属于魏的河外的封陵归还给魏,属于韩的武遂归还给韩,攻秦的联军才退走。

    楚国因怀王被拘于秦,国内大臣就设法将在齐为质的太子横接回,并答应给齐以“东地”(《渚宫旧事》卷三,见《墨海金壶》),这个太子横就是原在秦为质,后来逃走又去齐为质的。横归国后,即王位,是为顷襄王。这时秦昭襄王见楚国又立王,要挟不成,大怒,于公元前298年,伐楚攻析(河南内乡西北),大败楚军,斩首五万级,取十余城。(见《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及云梦秦简《编年纪》)

    楚怀王被囚在秦,曾趁机逃跑,到赵国,赵拒绝接纳,最后仍被秦国捉回,于公元前296年死于秦。

    自公元前295年(秦昭襄王十二年)以后,秦、齐两国内部发生变化,各国的形势又为之一变。是年,秦国免去楼缓相位,用魏冉为相,又主动与楚修好,援助楚国粮食五万石。(见《史记•秦本纪》)次年,齐国也免去主张与秦为敌的孟尝君相位,而以秦国的五大夫吕礼为相。于是秦、齐两国又重归于好。

    不过,秦、齐停战,各有目的。齐国在于集中兵力攻宋,秦国则为了集中兵力向韩、魏两国扩张土地。因此,自公元前294年以后,秦国就大举向韩、魏进攻了。

    公元前294年(秦昭襄王十三年),秦派白起、向寿等率兵向韩、魏进攻,先后攻占了武始(河北武安县南)、新城(河南密县东南)。[16]同年,白起率兵攻伊阙(河南洛阳龙门),次年,打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嘉,攻陷伊阙。(见《史记•秦本纪》、云梦秦简《编年纪》)

    公元前292年(秦昭襄王十五年),秦军继续向韩、魏进攻[17],这一年,攻下魏国的垣,没有占领,又归还给魏,转而向韩进攻。公元前291年(秦昭襄王十六年),攻取原属楚后属韩的中原重镇宛(河南南阳)。下一年,另一支秦军由司马错率领,攻取魏国的轵(河南济源东南),又重新攻取垣。公元前289年(秦昭襄王十八年),白起、客卿错率秦兵伐魏,攻蒲阪等大小六十一城。秦国势如破竹似的进攻,使韩、魏遭到沉重打击,只好向秦求和。结果,韩割武遂二百里,魏割河东四百里,使秦暂时停止进攻。(见《史记•秦本纪》、《史记•韩世家》、《史记•魏世家》、云梦秦简《编年纪》)

    秦国这几年得以顺利取胜的原因之一,在于齐国在苏秦的怂恿下正忙于伐宋,所以对秦、韩、魏之间的战争无暇过问,使秦能单独将韩、魏击败。(见《史记•田齐世家》、《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纵横家书》)

    秦国得到中原重要城市————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里是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发达的地区。此后,秦国经济迅速发展,同中原地区的取得是有密切关系的。

    秦、齐称“帝”和五国攻秦 秦在几年之内,连续从韩、魏两国取得大片土地,耀武中原。当时,由于各国的国君几乎都先后称“王”,所以“王”的称号已不能满足秦昭襄王的欲望,他要再进一步称“帝”,但又怕齐国反对,因此决定拉拢齐国的湣王一起称“帝”。秦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襄王在宜阳自称“西帝”,并派相魏冉到齐,尊齐湣王为东帝。这样,秦、齐两国就洋洋自得地称起“帝”来了。

    这时,合纵的活动又紧张地开展起来。韩、魏两国对被秦打败,很不甘心,魏昭王拉拢赵国,请赵的奉阳君李兑联络各国共同伐秦;另一个纵横家苏秦也从燕国到齐,劝说齐湣王取消帝号,以便拉拢各国共同反秦,而齐国则可乘机伐宋(见《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一),齐湣王贪图宋国土地,听从苏秦的献策,与赵会盟,并约秦共同取消帝号,同时出兵对秦进行威胁,秦昭襄王出乎意料,丝毫没有与齐交战的准备,因而只得取消帝号。秦昭襄王从称帝到取消帝号,前后只有两个月,称帝的闹剧就这样收场。

    齐国与秦为敌,主要是受苏秦的鼓动,而苏秦这样做的目的,则是替燕国执行其反间的计划:使齐国攻宋,而留给燕国攻齐的可乘之机,以报齐在公元前314年灭燕之仇。苏秦既说服齐与秦绝交,就受齐王之命联合燕和三晋,以便共同攻秦。这时活动攻秦的,除了苏秦和李兑外,还有原为齐国的孟尝君后来到魏国为相的薛公田文。公元前287年,韩、赵、魏、燕、齐五国攻秦军已组成[18],各国共推李兑为主帅,燕派二万人,齐、魏屯军成皋、荥阳间。表面看各国都一致攻秦,实际上是同床异梦,各有打算:齐国的目的是攻宋,苏秦是为燕国联络赵、魏准备趁机攻齐,赵、魏两国国君虽真心伐秦,但魏国新败,元气大伤,赵国的军事统率权皆操于李兑之手,而齐国则一心灭宋。所以,声势浩大的反秦阵营,在公元前287年到成皋喧嚷一阵之后,由于互相徘徊观望,谁也不去认真进攻,结果只好无功而退,这一“壮举”就此结束。[19]

    秦昭襄王称帝的美梦未实现,且招来五国攻秦。但这事件却说明,东方各国已经无力同秦国相对抗了。

    三、秦国与齐、楚、赵的战争

    自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二十年)五国攻秦失败以后,秦国逐渐成为战国时期的头号强国。从此以后,一直到公元前250年昭襄王去世为止,秦国主要的敌国是齐、楚、赵。这三个国家,逐个被秦打败,虽然其间也有秦被打败之时,但无碍于秦国称雄的总形势,从而为秦消灭各诸侯国、统一中国做好了准备。

    由五国攻秦而五国攻齐 五国攻秦毫无成果,只有念念不忘伐宋的齐国,经过三次进攻,终于在公元前286年将宋灭掉。但就在齐国向宋进攻期间,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联合伐秦的集团彻底瓦解,联合攻齐的阵营正式形成。

    就在伐秦联军驻扎成皋之际,其内部矛盾已经开始暴露:首先是齐国准备暗地同秦讲和,正在魏国活动的苏秦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写信告诉燕王。(见《战国纵横家书》七)燕国的真实目的也不在伐秦,就加紧拉拢三晋,齐灭宋后,对三晋有直接威胁,所以三晋同燕很快地联合起来。

    这时的秦国军队还不停地向魏进攻。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二十年),攻取新垣、曲阳,又攻取安邑。(见云梦秦简《编年纪》)在魏任相的孟尝君田文极力劝说秦、魏联合攻齐,赵国大臣金投也鼓吹秦、赵共同伐齐(见《战国策•秦策》、《战国策•东周策》),各国都极力靠拢秦国,说明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元前286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秦攻韩的夏山。(见云梦秦简《编年纪》)秦见联合伐齐的形势已成,就于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与楚顷襄王在宛相会,又与赵惠文王在中阳相会,进一步加强与楚、赵的联盟。同年,秦将蒙武率兵首先向齐进攻,取得齐国河东九城,设立了九个县,取得攻齐的初胜。

    次年(公元前284年),秦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会新城,燕昭王亲自到赵见赵惠文王;之后五国联军正式组成。韩、赵、魏都派有军队,在燕国乐毅统一指挥下,向齐进攻。秦除了派尉斯离率领秦军参加以外,还派大夫起贾至魏主持伐齐(见《战国纵横家书》十七),可见,韩、赵、魏、燕、秦五国伐齐,实际是在秦国的操纵下进行的。另外,楚、鲁两国虽没正式参加五国联军,但也配合行动向齐进攻。

    齐国派触子率军迎击,被五国联军在济西打败,触子逃走,达子又率齐军于秦周(齐都临淄附近)抵抗,结果也被打败,达子战死(见《吕氏春秋•权勋》),乐毅率大军攻入齐都临淄,齐湣王出逃至莒(山东莒县)。燕国终于报了积仇。

    秦国参加破齐联军,夺取了齐的定陶,后来封给魏冉。齐国的惨败,使秦国减少了一个东方的劲敌,后来在公元前279年,齐国大将趁燕国不备,进行反攻,收复齐的失地。但复国后的齐,远远不是秦的对手。秦国军队的主攻方向,从此转向三晋和楚方面去了。

    秦又向三晋及楚国进攻 攻齐的战斗还未结束,秦国的军队已向三晋和楚国进攻了。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二十四年),秦军攻取魏国的林(河南新郑东北)和安城,直逼大梁,燕、赵两国军队来救,秦军才退去。次年秦又向赵进攻,取得兹氏(山西汾阳)等两城。[20]公元前281年(秦昭襄王二十六年),秦又攻赵国的离石(山西离石)。(见云梦秦简《编年纪》)可以看出:秦国的军队在不停顿地向赵、魏进攻,即使在这期间,秦王与韩、魏国王都先后会盟,但也没有影响秦军进攻的步伐。

    对三晋的打击刚一停止,秦国的军队又转向楚国进攻。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秦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向楚黔中进攻。司马错除了从陇西带来的军队外,又在蜀和巴郡,补充了十万人马和大船一万艘,米六百万斛。由于兵多粮足,秦军取得胜利(《秦史纲要》将此事系于昭襄王十七年,误)。这次战后,秦占领了黔中地,并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又攻取邓(河南邓县)。(见《史记•秦本纪》、云梦秦简《编年纪》)为了集中力量攻楚,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秦昭襄王约赵惠文王至渑池相会修好,暂时停战。赵王不想赴会,大臣廉颇、蔺相如认为:若不去则向秦示弱。于是赵王带蔺相如赴会。与秦王宴会间,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请秦王击缶(瓦盆),秦王不肯,蔺相如则以兵刃相胁,对秦王说:如不击缶,“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只好击缶,终不能辱赵王。赵王敢于同秦王在渑池之会上对抗,一方面固然是蔺相如机智、勇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秦国当时主要目的在于准备大举攻楚,而不愿同赵决裂。

    与赵结盟以后,稳定了侧翼,秦就大举向楚进攻。攻楚大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白起率领向楚的鄢(湖北宜城西南)进攻;另外一路由蜀守张若率领向巫、笮、黔中进攻,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使楚国首尾不能相顾。鄢距楚都郢(湖北江陵北)很近,所以楚军在这里集中了主力,与秦军进行决战。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楚军为保卫京城,决不会轻易放弃这小小的鄢城,而白起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将领,双方都决心死战。白起攻城不下,就使出惨无人道的手段:他下令在鄢城外百里许的地方立堨(以土障水曰堨),壅西山长谷水为渠以灌鄢。滔滔的大水从鄢的城西灌到城东,使一个鄢城成了水潭,城中军民均淹没水中,“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池陂称为“臭池”(《水经注•沔水》),称淹没鄢城的水渠为“白起渠”,亦名“长渠”(《读史方舆纪要》)。楚军在鄢城一战,就损失达数十万之多,主力受到惨重打击。这时,张若所率军队在长江上游也取得不小的胜利,牵制了楚军,使楚无力在大别山以南作战。次年,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又乘胜攻楚,取安陆(湖北云梦、安陆一带),并攻下楚都郢。当秦兵进攻至西陵(宜昌县)后,就将楚先王墓夷陵烧毁,更进兵至洞庭湖边。楚国仓皇迁都于陈(河南淮阳)。从此,秦以郢为南郡,并封白起为武安君。

    秦攻破郢都,给楚国以沉重打击,这是秦在战国时期的重大胜利之一。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张若所率的一支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黔中郡、巫郡。虽然次年楚国又夺回黔中十五邑,但毕竟已失去昔日之强势。在秦看来,它已无足轻重。因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秦国不再以主力同楚军较量了。

    秦企图先消灭魏国 魏国屡经秦国打击,早已疲弱不堪,其国都大梁又处中原要冲之地,秦欲兼并天下,就打算先从魏开始。因此,自公元前276年对楚停止进攻以后,秦国即将主力军队派往进攻大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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