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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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变法以后，地主阶级政权确立起来，秦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

    一、秦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

    地主和农民，是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社会中的两个主要阶级。除此而外，还有奴隶、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因各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不同，它们各自的作用以及相互间矛盾斗争的性质也不尽一样。

    封建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这是秦国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

    商鞅变法使封建生产关系在秦国得到正式承认和保护。田间的“阡陌”成为私有土地的标志，而秦国政府明令要维护这个标志，政府要求官吏把维护“阡陌津桥”（《为吏之道》）作为重要职责。在秦律中规定：对擅自移动阡陌标志的人，要处以“耐”刑。（见《法律答问》）正是由于封建国家保护土地私有，所以商鞅变法以后，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的社会现象。在秦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十分鲜明的。

    在地主阶级中，有大地主与中小地主之分。

    （一）大地主

    国君王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除对无主荒地拥有所有权外，他们还占据大片土地修建宫殿，划为苑囿。仅供国君游猎之用的苑囿，就有“具囿”（又名“具圃”，见《淮南子•地形》）、“五苑”（《韩非子》）和“上林苑”（《史记•秦始皇本纪》）。苑囿中的禽兽是禁止人民捕杀的，连犬入其中也要遭到呵禁。（《田律》）在王室的苑囿里，有不少劳动者被驱迫进行生产，如“王苑”就出产“蔬菜、橡果、枣栗”（《韩非子•外储右》）。在秦国的法律中还规定着每亩地应下的各种作物种子的数量（《仓律》），还有考核耕牛饲养情况（《田律》），以及舂粟为米的标准比例（《仓律》）。这些规定，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直接受国家剥削时才有必要。因此，它证明国君王室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用来直接剥削劳动者。

    除国君外，秦国还有一些封君列侯：如商鞅封为商君，樗里疾为严君，张仪为武信君，白起为武安君，蔡泽为纲成君。另外，昭襄王时还有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阳泉君、安国君。封侯的有：魏冉为穰侯、范雎为应侯、嫪毐为长信侯、吕不韦为文信侯，等等。这些封君列侯也是一批大地主。

    国君王室和封君列侯之所以为“大”地主，不仅因为他们占有的土地多，还因为他们在秦国中享有特权，取得剥削收入的方式也同中小地主不一样：如国君不仅能从王室私有土地上取得剥削收入，更主要的是以封建国家的名义向全国收取税赋和征发徭役。封君列侯则享有食邑租税之权：“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汉书•货殖传》）。所以，他们与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同，他们是封建国家的代表，是“最高的地主”（《资本论》，第三卷，894页）。

    这样，秦国的大地主实际上对于所有权属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私有土地，也能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干预，以保障其赋税和徭役的来源。如秦国政府规定：各地必须将土地上的降雨量、灾害以及农作物生长情况，及时向官府报告。（《田律》）对于土地利用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有法律条款，如在《田律》中竟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 （酤）酉（酒）”，说明对土地利用的干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切措施无非是保障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而这些，正是一切大地主剥削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中小地主

    中小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大多数。因秦制规定：凡得敌甲首者，均可得到爵位和土地。但这并不是无限制的，实际上秦国决没有按“赏爵一级，益田一顷”（《商君书•境内》）的比例，实行赏军功。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直到统一之前，有记载可考的斩首数就达一百六十余万。如果真按前述的规定赐田，将有多少大地主？但事实上并没有太多的大地主，还是中小地主占地主阶级的大多数。

    中小地主与大地主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不仅没有大地主享有的那么多的特权，而且还要将剥削收入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奉献给封建国家————也就是“最高的地主”。秦律规定：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中小地主，必须以“受田之数”（《田律》）缴纳赋税。尽管中小地主缴纳的赋税最终还是出自农民，然而，由于这一规定，他们也不能不把剥削收入的一部分分给大地主。这样，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就产生一定的矛盾。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常常以隐匿田地租税收入来逃避封建国家的征收，而大地主则通过国家政权制定法令，严禁这种隐匿行为。（见《法律答问》）在秦国，“匿田”和反“匿田”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

    一般中小地主、下层官吏也没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按秦规定：只有爵至不更（第四级爵）以上，才能免除更役。最近发现的云梦秦简《编年纪》其主人喜曾为小官吏，其地位相当于中小地主（见《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76（7）），然而他也曾三次服军役（《编年纪》）。可见，中小地主和下层官吏也必须按规定服役。

    在统治机构内的小官吏，虽也属于地主阶级，但他们是统治阶级中的下层，在秦国极端的中央集权统治下，他们往往动辄得咎：如百姓饲养耕牛不善，要惩处田啬夫（《田律》）；仓库粮食受损失，要惩处官啬夫，并要赔偿损失（《仓律》）；度量衡不准、官府收藏之皮革生虫，要惩处官啬夫（《效律》）；发弩啬夫发弩不中者，也要受到惩处（《除吏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按秦制：“命都官曰‘长’，县曰‘啬夫’。”（《法律答问》）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国的小官吏地位十分脆弱，严厉的刑罚动不动就要加在他们头上，这也加深了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

    随着封建制的确立，秦国中央集权愈加强，大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矛盾就愈大。中央集权的特点，使秦国统治权控制在有限的几个大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手中，这就使中小地主的地位距大地主愈来愈远。不承认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这一重要区别，就无法解释以后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现象。

    当然，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比起整个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来，是极为次要的，非本质的。中小地主不仅可以将一切负担都转嫁到农民身上，而且大、中、小地主在剥削压榨人民这一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社会基本矛盾仍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共同的剥削对象，主要的还是农民。

    农民阶级　站在地主阶级对面的一个主要阶级，就是农民阶级。

    秦国的农民大部分由奴隶转化而来，商鞅变法使许多奴隶成为农民。变法以后，秦国仍实行奖励军功的政策，农民逐渐成为秦国的主要劳动阶级。

    农民处于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之下，生活极端贫困，从受压迫、受剥削的程度、方式区分，秦国的农民有两部分：

    （一）自耕农

    自耕农是农民中主要成分，他们被称为“士伍”。因为“无爵为士伍”（《汉官旧仪》），他们没有取得爵位，又有独立的户籍，并非依附农民，也不是奴隶，所以一般应称为自耕农。

    但是，自封建土地私有确立以后，土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有些自耕农就可能上升为地主。如秦国的法律文书中所举的案例，就有一个“士伍”，既有“家室、妻、子”，又有“臣妾、衣服、畜产”（《治狱程式》）。可见，这个无爵的“士伍”，经济地位早已超过自耕农，至少成为了一个小地主。“庶人之富者累巨万”（《汉书•食货志上》），正是这种情况。

    但绝大部分自耕农则愈来愈贫困，甚至有重新恢复到奴隶地位的可能。因为封建制的秦国一切沉重负担，主要地都压在他们身上。

    自耕农所受的剥削压迫，主要来自封建国家，他们直接承担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秦国的赋税和徭役，大致有四种：一、以人头取税的“口赋”；二、按田亩收税的“田租”；三、军役；四、各种杂徭。这些负担是十分沉重的。所谓“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到底多少财富被“敛”去？从“收太半之赋”（《淮南子•兵略训》）这样记载，可以推知：每个自耕农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产品，被封建政府以“赋”的形式掠夺而去。

    其实，封建政府的赋税徭役剥削决不仅限于上列几项，各种各样名目的苛杂赋税是很多的。在秦律中可以看到各种名目的罚款：“赀一盾”、“赀一甲”等等。这一切负担都落在自耕农身上。

    （二）依附农民

    农民中另一部分是依附农民，其地位比自耕农还低。这部分农民包括“耕豪民之田”，并将收获量一半以上奉献给地主————“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的佃农，和“为人佣耕”（《史记•陈涉世家》）的雇农。但不论前者和后者，他们都直接受着大大小小的地主剥削，比起自耕农来，他们对地主必须具有更多的人身依附。因此，可以笼统地称他们为依附农民。

    比起自耕农，依附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更深。《商君书•境内》有下面一段资料：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

    这里说的“庶子”，就是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他们平时每月要为地主服役六天，有事时则随时供驱使。他们虽有自己的经济，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某一个地主支配，类似地主家中的奴仆，因此，又称为“弟子”。秦国法律规定：一为“弟子”便不得随意改籍（《秦律杂抄》），只能世世代代地作为依附农民。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是无法用田租、口赋或者徭役的数量来表示的，他们实际就是农奴。

    以自耕农和依附农民相比较，前者主要直接受封建国家压榨，后者主要直接受个别地主压榨。尽管封建国家实质也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但它的剥削、压榨毕竟由制度和法令所规定，而后者的压榨则没有任何规定限制。所以，依附农民比自耕农所受的“超经济强制”要重得多。正如列宁指出的：虽然人身依附乃是封建经济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等级没有完全的权利为止”，超经济的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三卷，162页）。整个农民阶级都处于地主阶级压榨之下，而依附农民更在最下层。这也是后来，首先起来发动推翻秦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正是一个“为人佣耕”的雇农的根本原因。

    奴隶阶级　除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以外，一直到战国末期，秦国社会上还存留着大量的奴隶。

    秦国的奴隶最重要的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还没有解放的奴隶后代

    秦律规定：没有军功者不得改变身份，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若隐瞒身份，要受到严厉制裁。（《法律答问》）这样，就仍然有许多奴隶保留下来。

    （二）被镇压的人民和战争中的俘虏

    秦国法律：“寇降，以为隶臣。”（《秦律杂抄》）这里的“寇”，无非是两部分人：一是反抗统治者的人民，二是敌对国家的军队。“隶臣”是官奴隶。对于降“寇”，秦国政府把他们收为官奴隶。

    （三）捕捉少数民族人民为奴隶

    秦律中专门有规定：“道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禀年日月……”（《属邦》）“道”是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县，从这里送来的“隶臣妾”，无疑就是由那里捕捉来的人民。这种情况一直到汉代还存在，从西南少数民族弄来的奴隶称为“僰僮”（《史记•货殖列传》），可证明这是秦国奴隶来源的一部分。

    （四）“罪犯”及其家属被罚为奴

    秦国规定了严刑峻法，不少条款皆可使“罪犯”变为奴隶，或其家属也收为奴隶。（详见本章第四节）

    以上四个原因，使秦国社会上充斥着大量的奴隶。

    秦国的奴隶分私奴和官奴两种。

    私奴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商人私家役使的奴隶。如《商君书•垦令》中说：“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这里举的“厮、舆、徒、童”皆为商人家的各种奴隶，相国吕不韦就有“家僮万人”，嫪毐也有“家僮数千”（《史记•吕不韦列传》）。有些中小地主家也有奴隶，如秦律规定：“徒”、“舍人”在主人死亡后，应代替主人服徭役。（《工律》）私家奴隶不仅用来进行家务劳动，而且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秦律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卖公……（《治狱程式》）

    这里举例说：甲的“臣”丙，因不服从甲的役使，“不田作”，所以甲请求将丙卖给官府。可见，有些“臣”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

    除私家奴隶外，秦国政府还役使着大量的官奴隶。

    男官奴称“隶臣”，女官奴称“隶妾”，未成年的称“小隶臣妾”［1］。这些奴隶从事各种劳动：从修城、舂米、田作到手工业生产，都有他们参加，而其待遇是十分恶劣的。秦律中规定的每个奴隶的口粮，每月不得超过二石半，隶妾一石半，劳动量减少时，口粮也要减少。秦汉时一般丁男的口粮皆在三石左右（见《盐铁论》），汉代的戍卒口粮尚有三石三斗多（见《居延汉简考释》）。秦国隶臣妾的口粮标准如此之低，其生活艰苦之状况，是难以想象的。

    官奴隶还可借给民间役使：“百姓欲有叚（假）者，叚（假）之”（《仓律》），以便使奴隶主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血汗。

    刑徒如城旦（男刑徒）、舂（女刑徒）等，也是秦国政府的官奴隶，其状况同隶臣妾相似。

    还有一种“更隶臣妾”，他们既不同于隶臣妾，也不同于农民：“更隶臣妾节（即）有急事，总冗，以律禀食；不急勿总”（《仓律》）。其地位介乎“隶臣妾”与“庶子”之间，基本上还是奴隶。

    奴隶是秦国社会最底层，他们的地位较农民更为低下。这就不难理解：何以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奴隶以及苍头军等成为反秦最坚决的力量。

    当然，封建制确立以后，秦国的奴隶不可能同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一模一样。他们是有一些变化的：首先，不经官府允许是不准屠杀奴隶的。其次，奴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赎免为庶人，如以“冗边五岁”即可免家庭成员中有奴隶身份者一人为“庶人”（《司空律》），又如“归爵二级”也可以“免亲父母为隶臣者一人”（《军爵律》），如此等等。总之，奴隶的地位与封建制确立以前是有些改变的，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奴隶们斗争的伟大成果。

    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　在秦国社会中，还有一部分手工业者、游民和商人，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

    手工业者，这是指独立的手工劳动者，所谓“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君书•算地》），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为生，这在秦国是有一定数量的。据考古发掘证明，在秦都咸阳就有不少私家手工业作坊，如咸阳遗址发掘出的陶器残片上，凡制造者姓名上冠以“咸里”等里居字样的，皆为私家作坊制造，而这样的残片已发现很多（《秦都咸阳遗址勘探简报》，载《文物》，1976（11）），可以看出这里已有不少独立的手工劳动者。手工业者的地位与农民相似，同样遭受地主和封建国家剥削压榨，是被压迫阶级。

    游民，这部分人成分很复杂，秦国统治者将他们称为“游惰之民”（《商君书•垦令》）或“游士”（《法律答问》）。他们中间有“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失掉土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也有散兵游勇和失掉财产和地位的旧贵族。秦国政府对这部分人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秦律规定：“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游士律》）因此，游民也是被压迫者。

    商人，在秦国已为数不少。这些“商贾之士”（《商君书•算地》）在城市中已经组织了起来（《金布律》）。秦国政府基本上采取抑商政策。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也同汉代一样，“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汉书•食货志》）。到战国末年，秦国已出现了一些大商人，如乌氏倮等。对于这种现实，秦国统治者则采取拉拢大商人的政策，如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史记•货殖列传》）。

    商人中的下层，在秦国处于被压迫地位，其上层则与大地主阶级结成联盟，是秦国的统治阶级。

    综上所述：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因秦国极端集权的统治特点，控制全国政治、经济权力的主要是少数大地主的代表。农民、奴隶则是受压迫最深的阶级。手工业者、游民、商人中的下层，也是被压迫阶级。从各个阶级的关系来看，秦国政治统治中集权的特点是十分显著的，这种特点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统一以后，正是这一特点对阶级矛盾的激化起了加速作用，促使了秦朝的灭亡。

    二、封建政权的完善和强化

    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不断完善和强化封建政权，到统一前夕，已建立起从地方到中央的一整套封建国家机构，为统一的新王朝奠定了基础。

    封建国家的中央统治机构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官职方面没有改变，如国君以下的官职最高的是大庶长、大良造。而其他一些诸侯国已在国君之下设相。因此，秦国的官制与别的诸侯国不大一样。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继续健全封建制，首先模仿其他国，在国君之下设相：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任张仪为相（《史记•秦本纪》），这是秦国第一个相。至秦武王时，又分设左、右相，以樗里疾为左丞相、甘茂为右丞相。不过，在以后秦相有时也不分左右，至秦昭襄王时代，穰侯魏冉又称相国。从此，君下置相乃成秦国定制，庶长仅成为爵位名称。丞相、相国或左、右相是封建官僚系统中最重要的官职，在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秦国自惠文王设相以后，至秦灭亡为止，先后曾担任过相的人，初步考证有以下诸人：

    不过，统一全国前后的相权大小尚略有不同：统一前的相，不仅是最高行政官，也可率兵打仗，如张仪、樗里疾、甘茂等皆曾率兵作战，所以，相乃为军政之最高长官。统一后则略有不同。

    统兵武将称为将军。以前，秦国将军并非固定官职，只在出征时临时任命。自秦昭襄王时命魏冉为将军，从此将军才成为秦国固定官职。

    尉也是统兵武将，相当于大将军。（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正义》）原为大良造以下一级的武官，后去大良造，尉就成为最高的武官。秦昭襄王时白起曾为国尉。（《史记•白起列传》）公元前237年（秦始皇十年），“以尉缭为秦国尉”（《史记•秦始皇本纪》）。

    战国时期的秦，还有御史（《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郎中令（《战国策•韩策三》）、谒者（《史记•范雎列传》）、卫尉（《史记•秦始皇本纪》）、太仆（《韩非子•说林上》）、廷尉（《史记•李斯列传》）、内史（《史记•秦本纪》）、少府、佐弋（《史记•秦始皇本纪》）、尚书（《战国策•秦策五》），等等。这些官职在战国时期虽尚未固定下来，时常改换名称和职权范围。不过，已为统一以后的“三公”、“九卿”的封建官僚制奠定了基础。

    地方的统治机构和官制　继续完善郡县制。商鞅变法时，只在全国实行县制，尚无郡一级组织。郡制最初设立在三晋诸国，出现较县为晚，开始设于边境，地位较县低，后来边地扩大，各国先后形成郡下辖县的郡县制。秦国自孝公死后才开始设郡，最早建立的一个郡是公元前328年（秦惠文王十年）建的上郡。以后就随着土地扩大，陆续在各地设郡。从此，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遂成为秦国定制。

    郡的首长称郡守，因郡多设于边地，故常以武官充任，如南郡守腾原来即为武官，公元前230年他曾率兵灭韩，俘获韩王安，后来才被委任为南郡守（云梦秦简《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

    郡以下的县，县以下的乡、里、聚各级组织如旧。不过机构愈来愈严密，如商鞅变法时，最初设县只有县令（长）以及县令（长）以下的丞及尉，分管民政及军事；自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以后，又设秩、史（《史记•六国年表》），到后来又发展为专司各种职务的史，如令、丞、尉下都有史，称为令史、丞史、尉史（《汉旧仪》），为具体办事人员。云梦秦简《编年纪》之主人喜，就曾任过令史。此外还有狱史，乡有秩、佐史等。其下又有斗食、官掾史、幹小史，最小为书佐与循行。县丞、尉为县的长史，有秩、斗食、佐史等称为少吏。这些官吏又统称为啬夫，如县令（长）称为县啬夫，管理田事的官吏称田啬夫（云梦秦简《田律》、《仓律》）。

    封建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主要通过上计制度。上计制是战国时期赵、魏等国都实行的制度。秦国也实行上计制：每年，地方官吏事先把赋税收入的预算写在木“券”上，送交朝廷。年终时，地方官吏必须把实际情况（收入、开支、损耗等），向朝廷报告，谓之上计。秦国中央政府就通过这种办法考核地方官吏的成绩，掌握各地情况，控制全国的剥削收入。

    秦国封建政权这一套行政统治机构，并不是一次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商鞅变法开始，至统一前夕，才陆续完成。

    三、兵制和军队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47页）秦国的军队对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兵役制度　秦国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据以前的文献记载：男子至二十三岁以后就要服兵役，一人一生须当兵两次，一次叫“正卒”，守卫首都一年；一次叫“戍卒”，戍守边疆一年。另外，还要在本郡、县内服役一月，称为“更卒”。（见《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过去，一直认为秦国的服役制度就是如此。

    但这仅仅是规定，实际执行往往超过规定。

    据云梦秦简有关材料证明，秦国的男子自十五岁傅籍以后，随时皆有被征调入伍的可能。何时服兵役以及当兵时间长短，均视当时需要而定。如云梦秦简《编年纪》中记载，喜这个人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十三年曾三次参军。可见，秦国的每个男子一生服兵役决不止一次，当兵的年龄也绝非自二十三岁开始，如“长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发”（《文献通考•兵考一》）。服兵役的还不仅限于庶人，而且包括小官吏，如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大将王翦攻阏与、橑阳，“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史记•秦始皇本纪》）。“斗食”是小吏，在小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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