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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献公（公元前384年至前362年）即位，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但是，秦国的旧制度在很多方面都不适应于封建制的发展。必须对奴隶社会的旧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使封建制确立下来。秦国这一改革，由献公开始，经过秦孝公（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用商鞅变法，前后共四十余年，才最后完成。
一、秦献公时期的改革
秦献公的统治共二十三年，在他即位之初，就对旧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
正式废除人殉制度 残酷的人殉制，在秦穆公死时（公元前621年）就已遭到人们谴责。但是，在二百余年内，这种野蛮的制度，并没有被废止，说明秦国旧势力的顽固。秦献公刚一即位，在公元前384年（献公元年）就宣布“止从死”（《史记•秦本纪》），正式明令禁止人殉制，从此才以法令的形式正式废除殉葬制。［1］
编制户籍————“为户籍相伍”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居在“野”，平民和奴隶主在“国”，两部分人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随着奴隶制崩溃，要求按照阶级变动的新情况，重新编制户籍。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即位后十年，将全国人口按五家为一“伍”的单位编制起来，称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一编制的意义在于：取消了“国”和“野”的界限，凡秦国统治下的人民一律被编入“伍”，实际就等于在法律上承认原来的“野人”与“国人”处于同样的地位。提高了“野人”的身份，也就是承认奴隶们经过斗争取得的成果，这是积极的、进步的一面。
统治阶级实行“为户籍相伍”，还在于把秦国控制下的人口统统编制于军事组织之中，以便于征兵作战和加强互相间的监视，其目的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镇压。
迁国都、推广县制 秦的国都原在雍（陕西凤翔）。［2］秦献公即位后，于公元前383年就将国都从雍迁往栎阳，迁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同东方的魏作斗争。这时，关中东部的黄河西岸已为魏所占。秦的雍，远在关中西部，有鞭长莫及之感。栎阳在今陕西省临潼县栎阳镇东北12.5公里的武家屯附近，这里距魏很近，又是个商业贸易繁盛、往来要冲之地，“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货殖列传》），是战略要地。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雍迁到这里，表明了秦国统治者经营东北的决心。秦都迁来后，就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围筑一圈夯土城郭。［3］可见，献公从雍迁都到栎阳［4］主要是军事方面的需要，反映了恢复河西之地的决心。
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就在边远地区设置带有军事性质的县。战国初期，随着领地的变化，秦国不断增置县，如公元前456年就设频阳（陕西富平东北）县，公元前389年又在陕（河南三门峡西）设县。到秦献公时，又集中地设了数县：公元前379年（秦献公六年）把蒲、蓝田（陕西蓝田西）、善明氏改建为县，特别是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来，县是设于新夺得来的土地，或是边远地区，现在竟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级军政合一的组织。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的首都栎阳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也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为秦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县制（统一以后为郡县制）进一步作了准备。所以说，秦献公在推行郡县制方面是有贡献的。
允许商业资本的活动 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和交换就有一定的活动。根据这种形势，秦国于公元前378年（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明令允许在国都内进行商业活动。封建经济下的商业，与奴隶制社会“工商食官”的制度下的商业活动，当然有本质的不同。这是封建经济初步发展的结果，“初行为市”，又给刚刚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而它的发展无疑会加速旧生产方式的分解。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资本论》，第三卷，1019页）商业资本的发展，对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进一步瓦解，起着加速的作用。这是秦献公不曾料到的。但在他统治时期，秦国能够“初行为市”，当然也不是偶然的。总之，秦献公时期进行的一些改革虽然很不彻底，但它却是以后大规模封建改革的先导，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这些改革对秦国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并很快地就在军事斗争中反映出来。
军事斗争上的初步胜利 由于秦献公实行了一些改革，国内实力增强，在他统治的后期，秦同韩、赵、魏的军事斗争，由失败开始转向胜利。
秦献公时期首次得胜，是在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这一年，魏与韩两国国君在宅阳（在荥阳县东南）相会。（《史记•魏世家》）秦国出兵向韩、魏联军进攻，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5］接着，于公元前364年（秦献公二十一年），秦军深入到河东，在石门（山西运城西南）［6］和魏大战，斩首六万级，取得对魏国进攻的胜利。这一仗，在当时的震动很大，就连那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显王，也赶紧前来向秦祝贺。（《史记•秦本纪》、《史记•周本纪》）秦献公竟自称为“伯”，表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提高了。（《史记•周本纪》）
公元前362年，魏国和韩、赵两国发生大战，并在浍大败韩、赵。正当韩、赵同魏鏖战之时，秦国又趁机向魏进攻，在少梁大败魏军，并俘虏了魏将公孙痤。［7］此役秦取得庞城。
秦献公的改革，虽仅仅是开始，但也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然而，秦国军事上取得的初步胜利，并不足以表明秦国真正强大起来了。因为在秦国最根本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得到改革。这个任务并没有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完成，在伐魏并取得胜利后不久，年迈的秦献公就死去了［8］，秦国的封建改革只能在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去完成了。
二、商鞅变法的准备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是在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实现的。这场改革是秦孝公依靠商鞅进行变法来完成的，故习惯上称之为“商鞅变法”。在没有正式进行变法以前，秦国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秦孝公及其主张 秦献公死后，子渠梁继位，是为孝公。当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上台时，他已经二十一岁了。这时秦国虽经过献公的改革，取得一点胜利，但总的形势较秦穆公时代还差得很远。献公时期那些改革，也遭到旧势力的抵抗，而不能全部贯彻到底。［9］所以秦国同东方诸侯大国相较，仍处于劣势。河西之地仍在魏国控制之下，各诸侯大国早就把秦视为“戎、狄”，甚至会盟都不要秦参加。这些客观现实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他认为秦国这样的地位“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于是决心变法图强。
孝公同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一样，懂得民心的重要，因此首先采用笼络民心的方法加强统治：“布惠，振孤寡”，同时又增强军事实力，“招战士，明功赏”。并且宣布：“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为证明图强的决心，孝公还出兵向东围陕城，向西讨伐戎族，斩“戎之獂王”。由于取得初步胜利，次年，周天子也来“致胙”，表示祝贺。
在秦的历史上，孝公不失为一个有为的君主。不过，秦孝公最初的愿望，无非也同献公一样，仅是“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而已，也就是企图恢复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但是“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二十五卷，335页）。时代的潮流不允许秦孝公走回头路，在封建制确立的时代，要使秦由弱变强，只能进行封建制的改革，而不是恢复秦穆公时代的奴隶制。尽管秦孝公主观上以穆公为标准，但客观上却不能不采取否定奴隶制的具体做法，像“与之分土”以奖励“出奇计强秦者”，正是为封建制的土地私有发展大开方便之门。这样，以秦孝公为代表的一部分秦国统治阶级人物，从巩固自己的统治的“贪欲和权势欲”（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7页）出发，就不能不站在新兴的封建主的立场上实行改革，从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10］
在秦孝公以土地和官爵为诱饵，发出求贤的号召以后，有一个人急急忙忙从魏国赶来。这个人就是商鞅。
商鞅入秦 商鞅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所以他的名字原叫做“卫鞅”或“公孙鞅”［11］，因为他到秦以后，被封为商君，这样历史上就习惯地称为“商鞅”。
商鞅从少年时代起就“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所谓“刑名之学”，是指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一套法家学说。不过，他也曾经向鲁国人尸佼学习过，尸佼是个杂家［12］，因此，商鞅对战国时各派的理论主张均有所涉猎。
公元前365年，商鞅来到魏国。魏国是战国时期进行封建改革比较早的一个诸侯国。尤其是在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这里是法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地区。当商鞅来到魏国时，虽然那些著名的法家如李悝等已经不在世，但他们的“余教”尚在。商鞅来到这里，对于进一步研究法家思想，完善他自己的法家理论主张，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李悝所著的《法经》对商鞅的影响尤大。不过，商鞅在魏并没有得到重用，仅在魏相公叔痤的门下当一名被称为中庶子的家臣。
这样，当秦孝公下令求贤的时候，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就怀着求富贵的目的，带了李悝的《法经》，从魏来到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通过秦的大臣景监去见秦孝公，第一次见到孝公时，商鞅向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不感兴趣，商鞅边讲，孝公边打瞌睡。第二次商鞅又求见孝公，这一次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然不愿听，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景监竟给他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第三次求见孝公，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回孝公才对商鞅重视起来，开始有用他的意思。于是，商鞅又一次同孝公谈话，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对此特别有兴趣，听着听着不觉凑到商鞅面前，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商鞅的“强国之术”，就是法家的一套政策和主张，孝公觉得这一套是有效的。因此，相信了商鞅的学说［13］，准备按照这样的学说，对秦国的制度进行改革。
变法前的一场争论 秦孝公虽相信商鞅的法家理论主张，准备进行变法，但仍有些犹豫：他顾虑“变法”、“更礼”改变旧的制度会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一时下不了决心。
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允许在朝廷上争论。［14］于是，秦孝公便召集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人物————甘龙和杜挚，在朝廷上和商鞅展开辩论：“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商君书•更法》）。这对商鞅来说，实际上是为变法扫清思想障碍的一场理论斗争。
在辩论中，商鞅首先针对孝公思想状况，直截了当地指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若要变法，就不要怕别人反对，而要强国必须变法。这种言论得到了孝公支持，但遭到甘龙和杜挚的反对，一场激烈争论就此展开。
这场争论集中在应不应当改变旧制度的问题上。
商鞅认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是以“强国”和“利民”为最终目的，他认为：为此目的，不用拘泥于过去的习惯和制度。这实际是以封建政权的“国”，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封建制发展的旧制度。因此，他提出：“当时而治法，因时而制礼”，要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改变制度和政策。这种革新的主张，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的进步思想。
甘龙、杜挚站在旧制度的维护者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变法。他们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只能按照旧制度、旧规矩去进行统治。也就是说：奴隶社会的一切制度都不能变。他们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他们理想中的“圣人”和“知者”，无非是古代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此，古代的一切万万动不得：“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显然，在战国时代，当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维护旧制度、反对变法，这正是代表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
在批判这种思想的过程中，商鞅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各个时代是不同的，历史总是在变动的过程中前进。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种进步的历史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改革主张，是有利于新兴的封建制确立、适应历史潮流向前发展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在辩论过程中，也暴露了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其思想、理论上有反动的一面。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称为“愚者”、“不肖者”，而以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为“圣人”、“智者”、“贤者”。那些“愚者”、“不肖者”是不配同他们讨论什么问题的，他们只能俯首帖耳地顺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关于变法的问题，更不需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好恶：“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敌视人民的反动性。商鞅是先秦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就其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来说，与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儒家和法家，作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即使在先秦时期也有其共同的一面。
由于商鞅的理论、主张，适应了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需要，迎合孝公“图强”的愿望。经过辩论，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本节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商君书•更法》）
徙木之行必信［15］孝公任用商鞅决定进行变法以后，商鞅就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在这些改革法令没有公布以前，商鞅曾做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商鞅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到国都的南门，并宣布：有能将它移至北门者，赏十金。当时，人民莫明其妙，没有人敢动。接着，商鞅又宣布，能移去者赏五十金。果然，有一人将它移去，商鞅立即赏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史记•商君列传》）。
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徙木赏金”的故事。可是，奇怪的是在商鞅之前，吴起在魏国时，也干过类似的事。据记载：吴起在魏国变法时，就曾在国都北门放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原宣布的办法给赏。［16］这两个记载如此之类似，以致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其实，商鞅和吴起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的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所谓“明法”，就是要把法令公之于众，并让人们相信：此法必定执行，这就是后来韩非总结的：“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所谓“壹刑”，就是“刑无等级”，“无贵贱”（《商君书•赏刑》）。这些虽然都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但都是早期法家的经验，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后，由于“明法”，使得“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而且，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做到“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这就是“壹刑”。商鞅在变法以前，用实际行动宣传“明法”和“壹刑”的主张，让人们对新法相信，从而建立起法的威信。所以采取“徙木赏金”的办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商鞅的这种做法，后世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认为是可取的。唐代著名的诗人、参加过中唐时期的“永贞革新”的进步思想家刘禹锡，针对中唐时期政治腐败、法令混乱、执法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状况，就曾经大声地疾呼：“徙木之行必信，此政之始也”（《答饶州元使君书》，见《刘梦得文集》）。以商鞅曾经使用过的“徙木”的办法为譬，强调法要“明”、要“平”（即壹刑），这样才能达到建立法的威信的目的，使其“必信”，并指出这是“政之始”。由此可见，商鞅变法之前做的这件事，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它是关系到以后的变法能否成功的大问题，如果能贯彻“徙木赏金”所反映出的“明法”和“壹刑”的原则，变法就能胜利。否则，就难免失败。
三、商鞅变法的实施
在做好各方面准备以后，秦国的封建改革就开始了。
发布垦草令 秦孝公的决心一下，立即根据商鞅的意见，发布了变法的首道政令————“垦草令”。［17］
“垦草令”就是开垦荒地的命令。由于奴隶制的崩溃，在奴隶主国有土地上劳动的奴隶纷纷反抗、逃亡，使许多土地荒芜了。另外，因为秦国地广人稀，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垦。为了增加剥削收入，必须设法发展农业生产，所以秦国的改革，首先从发布“垦草令”开始。
“垦草令”的原文现已佚失，其内容不能确知。不过在《商君书》中的第二篇有《垦令》，这可能就是商鞅向孝公提出的方案。从中可以大体推知“垦草令”的内容。
《商君书•垦令》对于如何促使人们耕垦土地，提出二十种办法。这二十种办法可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
（1）实行封建制的租税制
商鞅提出：“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这就是说：朝廷计算农民收入的粮谷多少来征收地税，那么，国君的地税制度就统一了，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税制统一，有信用，百官就不敢作弊了。这虽然是出于为统治者自己打算，但实行按田亩和粮谷的收入征税，这已是封建性质的剥削，比起奴隶制的剥削来，是重要的进步。对农业生产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
（2）统一制度，整顿吏治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也就是说，政治制度要统一，则官吏不敢胡作非为。商鞅还提出，对官吏要求他们不许拖延政务：“无宿治”，有了错误不能掩盖：“过举不匿。”用这些办法来加强地主阶级国家机器的效能。
（3）压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鼓励农业生产
法家对商人一贯主张采取抑制政策，在《垦令》中商鞅提出，朝廷应禁止商人卖粮米。这样，商人就不能趁丰年、荒年粮价涨落之机，进行投机活动。又提出，“重关市之赋”，对商人多征赋税，压制商业活动，以便强迫所有的人都参加农业生产。
（4）实行愚民政策
商鞅提出，不能让农民掌握文化知识，使他们处于愚昧状态，只知种地干活，国家就能安宁：“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这样就“草必垦矣”。
除上述四项外，还有一些办法，其目的无非均系强迫人民进行农业生产劳动。这些措施，一方面具有促进封建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暴露了其压迫人民的本质，是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两面性的一种反映。
《商君书》中的《垦令》，虽不是孝公发布的“垦草令”，但从后来实行的有关变法措施来判断，其精神是一致的。它实际是商鞅在秦国变法关于农耕政策的一个纲领，以后陆续颁发的，就是根据这个纲领而制定的具体改革办法。
秦国的变法虽自公元前359年就开始了，但由于在这期间商鞅仅系客卿的身份，没有实权，所以一切变法措施仍是由孝公推行。到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六年），即商鞅入秦后三年，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见《史记•秦本纪》）孝公既将实权交给商鞅，就在这一年，商鞅实施了大规模的改革。
再次编造户籍实行什伍连坐 将人民用军事的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并登记在户籍之上，这本来是献公时就已经推行的制度。商鞅在公元前356年，又公布了这样的法令：“令民为什伍。”表明献公时这个制度贯彻得不够彻底，或者是由于旧势力的反对而遭到破坏。商鞅再次将全国人民编入户籍，且较献公时更为严密：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如果一家“犯罪”，其余四家就要连坐。其具体办法是：五家相互监视，发现有“奸人”，应向官府告发，告奸者可以得到同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一样的奖赏。如果隐瞒而不告发，就要受到同“奸人”一样的处罚；若藏匿“奸人”，就要受到和投降敌人一样的刑罚，这就是什伍连坐法。
由于全国人民都编制于伍什之中，实行什伍连坐法，所以较远的往来和留宿客舍（旅馆）均须有凭证。没有凭证者，客舍主人不得收留。否则，客舍主人就要同罪连坐。
这种什伍连坐的统治方法，是秦镇压人民的重要手段。它愈到后来发展得愈加严密，根据最近出土的云梦秦简可知，秦的法律规定：伍，有“伍老”（《法律答问》第二十一条），系什伍组织的基层负责人。编入什伍组织的人民称为“伍人”，一伍中的其余四家称为“四邻”。什伍之上又有“里”，里有里典，即相当于后世的保甲长。（见《法律答问》第二十一、九七、九八、九九等条）不仅隐匿“奸人”要遭到同罪连坐的处罚，就是在“伍人”中有报告不实者，也要受到惩罚。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商鞅推行新法的第二个方面，是奖励为封建政权作战，而严格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的办法是：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根据各种资料记载有下列几项具体规定：
（1）凡在战争中能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者，赐爵一级（见《史记•鲁仲连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并且还赐田一顷，宅九亩（见《商君书•境内》）。
（2）得一甲首者，若为官者可当五十石俸禄之官，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见《韩非子•定法》）也就是说，一爵相当于五十石之官。
（3）斩得敌一甲首者，还可役使一人（或一家）为自己的农奴，“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得到五个甲首的即可“隶五家”（《荀子•议兵》）。
与奖励军功紧密关联的是爵制。在商鞅变法以前，在秦国也有官爵，如上造、大夫、庶长等，但并不细密。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对秦的爵制进行系统整理，并明确规定了二十等级。这二十爵是：
（1）公士；（2）上造；（3）簪袅（又称谋人［18］）；（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长；（11）右庶长；（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驷车庶长；（18）大庶长；（19）关内侯；（20）彻侯。
与爵相适应，还有一定特权和待遇，如前述：得爵一级的就可役使农奴性质的“庶子”（又称“弟子”［19］）一人之类。爵至九级五大夫，就可“税邑三百家”，即坐食三百家的税收。七级公大夫，就可以得到同县令相等的待遇。若犯罪，爵高的可以用爵抵罪。（见《商君书•境内》）还可以用爵为亲属中有奴隶身份的求得赎免，如云梦秦简的《秦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军爵律》）。
商鞅变法时规定：无军功者虽然是宗室贵族，也不得超越规定的标准占有田宅、臣妾。连穿衣着屦都有限制，不得任意铺张。
这一切，无非是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去作战。由此途径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
与此同时，商鞅变法时还制定了禁止私斗的刑罚条款。（《史记•商君列传》）这是针对当时的形势而提出的措施。所谓“私斗”，并非一般人之间的打架纠纷，而是指“邑斗”。（见《商君书•战法》）“邑”在奴隶制时代被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占据着。这些奴隶主们为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这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普遍现象。所以《韩非子•八奸》中就有“邑斗之勇”的提法。秦国也不例外。商鞅严厉禁止邑斗，违犯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史记•商君列传》）。其目的在于消除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是与奖励军功相辅相成的办法。
这一方面法令实施的结果是：“乡邑大治”，“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史记•商君列传》），使奴隶主的势力削弱，加强了封建政权的武装力量。
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 秦国变法时还规定：凡由耕田和纺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可免除自身的徭役；凡经营商业及怠惰而贫困的，要连其妻子儿女一同没入官府为奴。
当时，将农业称为“本业”，将从事商业称为“末业”，重本抑末从此成为秦国的传统。商鞅变法时推行的这一政策，对发展封建经济有着积极作用：它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但由此途径也造成了一批地主，因为法令规定“致帛粟多者，复其身”，帛粟愈多者，负担愈轻。［20］其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这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制定严厉的法令 商鞅还制定了严厉的法令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这些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即将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21］因为先秦的法家都有这样一个理论：认为只有对轻罪处以极重的刑罚，人们才不敢犯更大的罪，“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商君书•赏刑》）。由于民不敢犯“罪”，则“国无刑民”，这叫做“以刑去刑”。［22］
当然，事实上“国无刑民”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刑去刑”，只不过是地主阶级为掩盖其残酷本性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法令，除了前面举出的一些以外，其余的还有些什么，现已不得而知。后来陆续完成的《秦律》可能包括了商鞅变法时的某些法令，从那里也可看出商鞅所制定的法令是极为严厉的。
为加强思想统治，商鞅也曾将不符合地主阶级利益的某些诗书烧掉。“燔诗书”（《韩非子•和氏》）表现了地主阶级一开始登上统治地位，就十分重视思想领域内的专政，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愚蠢和反动。
以暴力推行新法 “商鞅变法”改革的对象，是旧奴隶制度。所以它首先遇到的是旧制度的代表————奴隶主贵族们的拼命反对；由于变法的实质是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所以它也必然会遭到被压迫阶级————农民和劳动人民的反抗。这两个方面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但是，地主阶级无论对旧奴隶主贵族，还是对广大劳动人民，都是采用暴力的办法来进行镇压。不过，这种暴力的矛头开始侧重于打击奴隶主贵族，当封建政权稳定以后；则主要对准广大劳动人民。所以对地主阶级专政的暴力性质，只能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商鞅变法，首先遭到秦国旧贵族势力的反对。新令一公布，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一部分旧势力代表人物，就故意违犯法令，阻挠新法的推行，商鞅就将公子虔处刑，将公孙贾黥面；还有许多人认为新法“不便”，议论纷纷。在商鞅的严厉镇压下，这些人都再不敢说话，就是用这样的暴力推行了新法。
当然，在地主阶级专政的确立过程中，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据《史记•商君列传》载：新法“行之十年”，“山无盗贼”。可见，至少在最初“盗贼”（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还是有的。
总之，商鞅使用严厉的镇压手段推行新法，将议论法令的人均“迁之于边城”，将触犯法令的人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渭河边上杀死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结果，新法得以推行，“秦人皆趋令”，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商鞅又被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颁布了深入封建改革的法令：
进一步废除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继公元前408年，秦简公时代“初租禾”承认封建土地私有之后，商鞅又于公元前350年宣布：“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即把标志着国有土地的阡陌封疆去掉，所以也称为“决裂阡陌”（《史记•蔡泽列传》）。这就彻底地废除了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23］
与此同时，商鞅又“制辕田”（《汉书•地理志》）。“辕田制”本是奴隶社会土地国有的一种形式，随着封建制的产生，这种制度到春秋战国之交已经崩溃了。所以《汉书•地理志》引孟康说：“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不过商鞅“复立”的爰田，不是旧的国有土地的恢复，而是“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也就是说：这种爰田制不再像从前那样，到一定时期将土地交还国家，劳动者重新根据国家分配的土地“易居”。而是仅限于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换耕作，再也不将土地交还国家，因而也就不需要“易居”了。显然，这种爰田制，只是在私有土地上轮换耕作的制度，与从前的那种属于奴隶制土地国有的“爰土易居”的爰田制，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
商鞅取消了标志着国有土地的“阡陌封疆”，又承认私有土地爰田，这就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顺利地发展起来。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普遍实行县制 县，本来是秦国原来就存在的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不过，在以前它只设置于个别地区。商鞅在变法时，将县制普遍在全国推广，于是，那些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开始共设县三十余个，以后随着土地的扩展逐步增加［24］，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每县设县令和县丞，县令是全县最高地方长官，县丞是他的助手。后来，到公元前349年（秦孝公十三年），秦在各县设置了定额俸禄的官吏。（见《史记•六国年表》）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俸禄由三百石至一千石不等。县令、县长之下设丞和尉，尉负责全县的军事，他们的俸禄有二百石到四百石。还有一些百石以下的“少吏”（《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当于县长的六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吏，称为“显大夫”（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斗食以下的低级官吏，称为“有秩之吏”（《秦律•仓律》）。这些官吏领取封建朝廷的俸禄，而国君则可随时任免他们，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完全不同，是属于封建性质的行政机构和官僚制度。这一套行政组织，为以后数千年的封建国家机器最初的雏形。
迁都咸阳 第二次大规模进行变法的时候，秦还将国都从栎阳迁到咸阳。［25］
迁都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秦国的统治阶级急欲向东发展，原来的国都栎阳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处于同魏斗争的重要位置上。由于秦献公晚年同魏斗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迫使魏在公元前361年将国都由安邑（山西夏县）迁往大梁（河南开封）。［26］这时，河西之地部分已为秦收回，斗争中心转移至函谷关以东，秦的视线就扩展至更远的东方。这样，栎阳就显得偏北了，这里不是去函谷关的大路，而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这对向东发展是极为方便的，真所谓“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秦迁都至咸阳，是有其战略意义的。秦在这里“筑冀阙宫廷”（《史记•商君列传》）并非权宜之计。最近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其建都之初，规模就十分宏大，据调查：其遗址东到今咸阳市红旗公社柏家嘴，西到窑店公社，与汉长安城西墙相对，南临渭水，北城遗址在二道原上，形势居高临下，气魄雄伟。城内建筑有南门、北门、西门，冀阙是类似城门的建筑，用来发布教令。由商鞅监修的咸阳宫，在城内，是由众多的宫殿连接在一起组成一座宫殿群，豪华瑰丽，1975年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有壁画残片四百多片，陶文七十多种，从这些实物可以推测建都时的规模。［27］商鞅变法时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范围发展的勃勃雄心。
“初为赋”及其意义 在公元前350年以后，商鞅又陆续颁布了许多改革的法令。
公元前348年（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是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来“赋”这个名称并不是从秦孝公十四年才出现，早在西周实行井田制时，就在国中“什一使自赋”。井田制崩溃后，实行爰田的地方，行“彻”法，也称为“赋”（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但那时所谓“赋”，所征发的根据是土地，即按照一定的土地向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征收实物，或征发军役。所以说：“‘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赋税”（《诗经•大雅•崧高》郑氏笺），也就是由于土地而产生出的负担。在秦国“初为赋”以前的“赋”，都是这个意思，因为以土地为征收单位，所以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土地的调查：“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诗经•公刘》毛氏传）这种制度反映了奴隶主土地国有的特点。
但是，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的“赋”却与以前不同，它是以人口为计算对象，即按人口征收赋，也就是人头税。何以见得呢？《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实行的许多改革中有这样一条：“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现在，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这条法令是在“初为赋”以后，至少是和“初为赋”同时公布的。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倍其赋”的根据是人口，而不是由于土地。这也就证明：这时所征的“赋”不同于以前根据土地所出的“赋”了。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人头税，也就是后来董仲舒说的“至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引）中的“口赋”。
“赋”的性质变化，正是当时社会性质变化的反映：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由奴隶主土地国有变为封建土地私有，一方面由于土地“民得买卖”，使有的人“贫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富商大贾。这两部分人均与土地无关，若仍继续采取以前的那种根据土地征收税赋的办法，对封建国家显然是不利的。因此在“初租禾”以后，又出现了“初为赋”的记载，也就是除以田亩收“租”外，还要以人头征“赋”。从此“田租”（土地税）和“口赋”（人头税）成为封建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它们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是封建政府财政收入不可少的两部分。
“初为赋”在当时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如利用“倍其赋”的办法，迫令家有“二男”以上者分家。这就有利于改变秦国以前“聚族而居”的落后习惯，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这种小农经济正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其次，征收人头税，对于没有土地的商工也起到一定压制作用，是“重农抑末”政策的体现。因为按人头征赋，使负担不至于全部落在耕种土地的农民身上，这就在客观上为农民带来一点好处。这种赋制又迫令劳力多的家庭分居，又强制个人必须奋发活动，不能吃“大锅饭”，这对于农业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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