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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政治团体对经济所具的非货币意义
自主的政治团体之存在的这个事实，对于经济而言（撇开货币制度不谈），其意义端在于以下这几方面：
1. 政治团体通常，在其他条件几乎都相同的情况下，偏爱以自己的从属者来担任提供自己所需效用的御用商人。当此种团体的经济行动愈是独占性的，或愈具有家计式需求满足的性格时，此一事实的意义就愈是深远，并且至今不绝；
2. 可能就越境的交换流通在实质的观点上加以有计划的促进、阻碍或规制（亦即实施“商业政策”）；
3. 相应于这些团体的大小与种类而可能或分别实行形式和实质的经济规制；
4. 支配结构的极端多样性，连带地，决定营运方式的各阶层在行政上及身份上之构造的多样性，以及因应以上种种多样性而来的、对于营利态度的多样性，都会对经济产生种种反作用；
5. 政治团体相互间会为了自身的权力，和为了以消费手段及营利手段（以及借此手段所获得的营利机会）来给养在其支配之下的团体成员，而发生领导权的竞争；
6. 这些政治团体有着种种不同的自我需求满足方式，详见下节。
三八 政治团体的财政行为
经济和（主要是）非经济取向的团体之间，最直接的关系在于团体行动所需效用的筹措方式，亦即此种团体的行政干部的行动和在其领导下的行动（见第一章十二节）本身（包括实物筹措在内的、最广义的“财政行为”）。
“财政行为”，亦即团体行动在被管理的效用方面的调度，若就最单纯的类型来加以考虑，可以有下列的组织方式：
Ⅰ. 不定型的，奠基于纯粹自愿的效用上，或奠基于强制性的效用上。就前者而言，又可分为：
1）赞助性的，来自大规模的赠与或捐献，这对慈善的、学术的和其他主要并非以经济或政治为目的的团体而言，是典型的方式。
2）来自乞讨，这对特定种类的禁欲的共同体而言是典型的方式。
在印度诚然有世俗性的乞食种姓存在，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亦有乞食的团体。
以此，乞食可能因而被广泛（辖区式的）垄断且体系化，并且基于被乞求者之义务感或功德心，结果实质上从不定型的方式走向贡纳的性格。
3）来自形式上自愿的赠与，对象是在政治或社会上被承认为上位者的首领、王侯、护主、人身领主和庄园领主等。此种赠与由于习惯性而实质上接近贡纳的性格，不过一般说来并非目的理性的作为，而是随机而行（譬如在特定的节日、家族或政治有事之时）。
不定型的财政行为也可能是奠基于强制性的效用上。
属于这个类型的，譬如南意大利的卡摩拉（Camorra）[1]、西西里的黑手党（Mafia）、印度类似的团体（仪式上被区隔开来的所谓“小偷”和“强盗”种姓）、在中国有着类似经济给养形态的教派和秘密结社。效用的提供，由于形式上是“不合法的”，所以主要是不定型的，然而事实上，由于相对地可以换取某些机会效用，特别是安全保证，所以常常带有“预约期付”的性格————大约二十年前，那不勒斯的一个制造业者在顾虑到卡摩拉对经营所产生的影响时，告诉了我下面这样一段话：“卡摩拉每个月从我这儿拿走X里拉，但保证我安全无恙；国家每个月拿走的是十倍数额，但什么保证也没有。”非洲典型的秘密集团（昔日“男子集会所”[2]的残余）发挥了（和日耳曼中世纪时秘密法庭）同样的功能，并且也提供安全保证。
政治团体（例如利久里海的海盗国家）可能主要是奠基于纯粹的掠夺利得上（但从未长期仅限于此）。
Ⅱ. 财政行为也可以是具有定型秩序的，其中又可分为：
A. 没有经济性的自家经营的情形：
a）通过实物财货的贡纳：
1）纯粹货币经济的：以货币贡纳为调度手段，并且借着货币来购买必要的效用（纯粹货币贡纳团体经济）。行政干部的所有薪给都以货币来支付。
2）纯粹实物经济的（参见第十二节）：以实物捐输义务的明细化的方式来摊派租税（纯粹实物给付经济团体经济）。这又有下面两种可能性：ⅰ）以实物俸禄的方式来支付行政干部，并且以实物来满足团体的需求。或者，ⅱ）以实物方式征收来的贡纳全部或部分卖出以换取货币，在此情况下，是以货币经济的方式来满足需求。
贡纳本身，不管是货币还是实物，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无非是以下这些最基本的经济类型之一：
1）租税，换言之，贡纳的取得是奠基于：
i. 一切的所有（在货币经济里则为资产），
ii. 一切的收入（在货币经济里则为所得），
iii. 仅限一定种类的生产手段的所有，或一定种类的营利经营（所谓的“收益贡纳”）。
2）规费，因准许使用或利用团体设施、团体所有或团体的效用而取得的效用；
3）特别税，对象为：
i. 特殊种类的使用或消耗，
ii. 特殊种类的交易行为，尤其是：a. 财货运输业务（关税），b. 财货贩卖业务（消费税、营业税）。
此外，所有的贡纳可能的征收方式为：
1）经由自己的行政来征收，
2）发包出去，
3）出让或抵押。
包税的方式（以换取整笔货币额）可以对国库财政产生合理的作用，因为可能惟有如此才能促成预算编列。
出让或抵押的方式，就财政的观点而言，多半是不合理的，特别是缘于：1）财政的窘境，或2）行政干部的权力篡夺————缺乏可靠的行政干部的结果。
当贡纳机会被国家债权人、军事和租税事务的私人保证者、无给的佣兵队长和士兵，以及“最后”官职候补者所永久占有时，我们称之为“俸禄化”。俸禄化的形式可能是：
1）个人占有，
2）集体占有（来自集团占有圈子里的人自由地更新补位）。
在没有经济性的自家经营的情况下（Ⅱ A），财政行为的遂行也可以是：
b）通过个人劳务的课赋：以实物效用明细化的方式直接向个人课以实物劳役。
相对于Ⅱ A，定型的财政行为还可以是：
Ⅱ B. 通过经济性的自家经营：
1）家计的（庄宅、直辖领地），
2）营利经济的，其形态又分为：
i. 自由的，亦即与其他的营利经济相互竞争，
ii. 独占性的。
同样的，收益可以是来自自家经营，或通过税赋的发包、出让及抵押而取得。最后，除了Ⅱ A及Ⅱ B之外，还可能是：
Ⅱ C. 赋役式的，借着和特权相联结的负担为手段：
1）优势特权：对特定的人群团体免除一定的给付负担，或（可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2）劣势特权：对特定的人群团体课以一定的给付负担，特别是ⅰ.某些身份阶层，或ⅱ.资产阶级。
3）交互作用：将被特定化的独占和被明细化的劳务或供输义务的课征联结起来。可能的组织形态有：
i. 身份性的，亦即将团体成员强制性地整编为以财产或职业为根据的、（通常是）世袭且封闭性的赋役制团体；
ii. 资本主义的，亦即创造出伙伴团体式的行会或卡特尔，赋予独占权及连带地课以缴纳货币税赋的义务。
关于Ⅱ：
这些（相当粗糙的）归类论断适用于所有的团体种类。此处我们只针对政治团体加以举证。
关于A.a-1）：这是近代国家的租税秩序，此处当然连轮廓的分析都无法谈到。不过，首先必须考究的是足以典型促成某种贡纳形式（例如规费、附加税或租税）的支配关系类型的“社会学定位”。
实物贡纳，即使是用来缴交规费、关税、消费税或营业税，在整个中古时期都是常见的方式，其货币经济的取代方式是较为近代的。
关于A.a-2）：实物捐输的典型方式是对附属经济团体课以生产品作为贡纳。实物输送只有在小团体或方便的交通条件（例如尼罗河、中国的大运河）下，方有可能。否则，即必须将贡纳转换成货币以使其能送达最后的收取者（古代多半是这种情形），或者是必须按距离之远近而将之转换成具有特殊价格的各色物品呈送出去（听说中国古代就是如此）。
关于A.b）：诸如军政义务、审判义务、陪审人义务、道路工程义务、架桥义务、堤防工程义务、矿山劳动义务以及各类团体的团体劳动义务。徭役国家的典型，诸如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中国的某些时期、印度（规模较小），以及程度更低一些的后期罗马帝国和西方中古早期的许多团体。
俸禄化的典型：1. 官职候补者集体占有俸禄：中国；2. 军役及租税的私人保证者占有俸禄：印度；3. 无给的佣兵队长和士兵占有俸禄：后期的伊斯兰教哈里发制和马穆鲁克王朝[3]；4. 国家债权人占有俸禄：到处都有的官职买卖。
关于B.1）：例如直辖领地内的经济活动以供应家计所需的自家经营；利用子民的徭役义务以创造出需求满足经营体来达到宫廷或政治目的（埃及），近代的例子如国家的军用品工厂和军服制造局。
关于B.2）：ⅰ的情形只有一例（海外贸易公司之类）[4]。ⅱ的情形贯穿所有历史时期，例子不胜枚举，西欧在十六至十八世纪达到顶点。
关于C.1）：例如中国的士人阶层之免于徭役、全世界优势阶层之免于一般国家义务、许多国家的教育资格拥有者之免于军事义务。
关于C.2）：一方面是古代民主政体里对资产所课征的赋役；另一方面是C.1）各阶层之外没有被免除负担的各种群体。
关于C.3）：ⅰ的情形，这是奠定在另一种（并非“租税国家”）基础上、有系统地满足公家需求的最重要形式。诸如中国、印度、埃及等最古老的（灌溉）官僚体制国家，即以赋役组织来担负起实物赋役的任务，由此，希腊化世界和后期罗马帝国也（部分）加以利用，当然后者基本上仍为货币经济的租税赋役，而不是实物负担的赋役。赋役制通常带有以职业身份来编排组织的意味。即使现今，赋役制仍有可能以此形式而再度出现————当租税国家式的官方需求满足办法不再被采用，并且资本主义式的私人需求满足被置于国家的规制之下时。迄今，近代国家的公共需求满足在遭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即适用ⅱ的方式：以赋予营利独占的方式来发放营业许可和课税（最单纯的例子是西班牙对火药工厂的强制性管制————对新厂的建立给予独占保护，但要向国库缴纳高流动性的税金）。这和下面这个想法相当类似，亦即：将营利经营的个别部门加以“社会化”，方法是利用强制性卡特尔或强制性托拉斯来担负起国库财政税收的重责，因此也不会影响到财货生产的（形式）理性的价格取向。
三九 对私人经济的负作用
政治团体（以及教权制团体）的团体需求满足方式，会对私人经济的形态产生极为强烈的负作用。自行征税（并且仅限于征税这一项）、且征调个人劳务于（仅限于）政治与司法目的的纯粹货币贡纳国家（Geldabgabenstaat），会给理性的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带来最佳机会。包税制的货币贡纳国家会助长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助长市场取向的营利经济。贡纳的出让和俸禄化，通常会因为造成既得利益（致力保持现有的规费来源与贡纳来源），而导致经济的定型化与传统化，以至于妨碍资本主义的成立。
纯粹的实物捐输团体无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由于其结果事实上和非理性的经济生产方向（从营利经济的角度看来）结合在一起，反倒阻碍了资本主义。
纯粹的实物劳役团体由于劳动力的征发而妨碍了自由劳动市场的形成，故而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至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此种团体亦因拔除了其成立的典型机会而造成滞碍。
独占性的营利经济的财政行为、将贡纳财货转化为货币的实物贡纳担负、对个人所有课以赋役的需求满足方式等等，不但无助于自律性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反倒因为财政措施，亦即特权的释出和不合市场理性的货币营利机会的制造，而阻挡了市场营利机会。相反，这倒（看情形而定）有利于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
拥有固定资本和精确资本计算的营利经营，形式上特别是以租税之可计算性为前提，实质上则在于资本利用尤其是市场买卖方面没有任何强烈的劣势特权的拘束。投机性的商业资本主义则反之可与任何并非直接（而是通过与赋役制的联结）阻碍财货之商业转化为商品的制度相结合。
公共负担制度的样式对于经济行动的取向而言，尽管极具重要性，然而并不尽然能够决定经济行动的发展方向。在广大地区和长久的时期里，尽管公共负担制度这方面（从表面上看来）完全没有任何典型的阻碍存在，但理性的（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尽管公共负担制度这方面（从表面上看来）往往存在着极为强烈的阻碍，但理性的（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却始终有所发展。除了经济政策的实质内容————很可能带有极为强烈的非经济目标取向————和精神上（科学和工技方面）的发展形态之外，心态上（伦理、宗教方面）的阻碍因素，亦在近代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的地区性限制上，扮演了显著的角色。同样不可或忘的是，经营与企业形态，如同技术产物，必须被“发明”出来，此外，就历史角度而言，仅只是“负面的”或“正面的”条件，亦即对那样的思考方向而言会造成困难、形成阻碍或是有所助长，并不足以显示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因果关系，正如同对于不管具有什么特性的、严格个别性的事务而言亦是如此[5]。
1. 关于结论部分：即使是纯粹自然的个别事象，也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方能正确地还原为个别的因果要素。其中并不存在着行动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分野[6]。
2. 关于这一整节：政治团体的组织与管理形态和经济之间的根本重要关联，在此只能暂时提示一些。
1）在历史上，通过贡纳的俸禄化而对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妨碍的最重要例子是中国[7]，通过贡纳的出让化的例子（在许多方面和前例极为类似），则为哈里发王国以来的近东地区（将于适当处论及）[8]。贡纳的包税化的例子见于印度、近东和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时期，不过，在西方古代，贡纳的包税方式对资本主义的营利取向形态（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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