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派即今文家，颇带哲学气味，讲究阴阳五行。这些都是经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不讲。经生以外，还有许多大儒，他们的思想学术，自成一家，应当格外注意。以下一个一个地分开来讲。
1．董仲舒。他是西汉第一个学者，受阴阳家的影响，对于儒学，发生一种变化。荀子反对禨祥，对于迷信，在所排斥。董子迷信的话就很多，书中有求雨止雨之事。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董子调和两家，主张兼含善恶。公孙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远甚。董子学说，具见于《春秋繁露》。全书分三部，一部分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应用到社会上去；一部分调和孟荀的性说，主张成善抑恶；一部分承阴阳家的余绪，有天人合一的学说。
2．司马迁。他是一个史家，同时又是一个儒家。《史记》这部著作，初非匡无意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怀抱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的伟大！同时在自序中又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简直以继承孔子自命了。《史记》这部书，全部目录，许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极有价值。其编制论断，关于儒家道术的地方很多。
3．扬雄。他是一个完全模仿、不能创作的大文学家，仿《离骚》作《解嘲》，仿《上林》作《长杨》，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不过是一个专会模仿的人，在学术界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以时代论，他亦有他的地位。当西汉末年，鲁派经生专讲章句训诂，解“粤若稽古帝尧”几个字，长到十余万言，琐碎得讨厌。同时齐派末流，专讲五行生克，亦荒诞得不近情理。扬雄能离开经生习气，不讲训诂五行，直追《周易》、《论语》，虽然所说的话，大致不过尔尔，犯不着费力研究，但是别开生面，往新路径上走，这又是他过人的地方。
4．桓谭。他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学者，曾作一部《新论》，可惜丧失了，现存的不过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学说的真相。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扬雄的影响。儒家自董仲舒以后，带哲学的气味很浓，桓谭生当东汉初年，自然免不了时下风气。《新论》存留，十停只有一二，讲养生无益及形神分合问题，上承西汉时《淮南子》的遗绪，下开魏晋间何晏、王弼的先声。
5．张衡。他是一个科学家，对于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观察，曾造地震计，造得很灵巧，在天文学上发明颇多。他又是一个大文学家，很佩服扬雄的为人。现在所存的作品中《两京赋》、《思玄赋》等，前者纯为文艺性质，后者可以发表思想。扬雄的功劳在开拓，桓谭的功劳在继续，桓张二人，为汉学魏学的枢纽。
6．王充。他是一个批评哲学家，不用主观的见解，纯采客观的判断，关于积极方面没有什么主张，而对过去及当时各种学派，下至风俗习惯，无不加以批评。他是儒家，对儒家不好的批评亦很多，虽然所批评的问题或太琐碎，但往往很中肯，扫尽齐派末流的荒诞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种清凉剂。当时儒家，或者寻章摘句，或者滑稽乱俗，他老实不客气地攻击他们的短处，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人。
汉代儒学，除经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马迁、扬雄、桓谭、张衡、王充。其余刘向、刘歆、仲长统、王符、徐幹等，或者关系较小，或者缺乏特异的主张，所以我们不及一一细述了。
汉以后，是魏晋。魏晋之间，儒家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在学术方面，汉儒的整理事业太细密、太呆板，起了硬化作用。在社会方面，经过战国大乱以后，有长时间的太平————战国如像三峡，汉代好比太湖————安定久了，自然腐败。一方面，儒家的呆板工作，有点令人讨厌；一方面，社会既然紊乱，思想亦因而复杂。所以魏晋之间，学术界急转直下，另换一个新方面。
这个时候，道家极为发达，士大夫竞尚清谈。研究儒学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书籍，摆脱从前章句训诂的习惯，重新另下解释。这种新解释，虽然根据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儒家自身，本来有类似道家的话，两汉时代未能发挥，到了魏晋，因为发生变动，才把从前的话另外估定一番。最主要的经学家，有下列几位。
1．王弼。他是一个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两部俱传于世，学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没有赶得上他的。他死的时候，不过二十四岁，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真不可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字不消灭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今《十三经注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晋韩康伯二人所注。《易》本卜筮之书，末流入于谶纬，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像王弼的解释，是否《周易》本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失为独创的哲理，在学术史上有相当的地位。
2．何晏。他同王弼一样，也是一个引道入儒的哲学家，曾注《论语》，在当时很通行。后来朱注出现，何注渐衰，然在经学界仍有很大的权威。何晏以前的《论语》注，尽皆散失，唯何注独受尊崇，其思想支配到程朱一派。朱虽亦注《论语》，但不出何晏范围。王、何二人，都是对汉儒起革命，所作论文极多，可惜皆不传了。何著《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著《驳论》，全篇今失，只剩百余字，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许多问题，古人所不讲的，喜怒哀乐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晋间人很喜欢提出这类问题。
3．钟会。他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者。曾作《四本论》，讲才性的关系，持论极为精核，原文丧失。《世说新语·文学》篇说：“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注：“《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在当时很流行的，可惜我们看不见了。此类问题，孟子、荀卿以后，久未提及，他们才作翻案，四家各执一说，在学术界上很有光彩。自王、何起，直至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承继这种学风，喜欢研究才性、形神一类的问题。
4．嵇康、阮籍。他们同王弼、何晏一样，都是讲虚无、喜清谈，至其著作，见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很不少。嵇康好老庄之学，研究养性服食一类的事情，尝著《养生论》、《声无哀乐论》，以道家的话，调和儒家。阮籍诗作得很多，从诗里面，可以看出他的见解的一部分；散文有《达庄论》，阐明无为之贵。嵇、阮同当时的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都是调和儒老、蔑弃礼法一流的人物，彼此互相标榜，衍为一时风气。
5．陶渊明。他是一个大诗人，思想极其恬静，人格极其高尚，同时他又是一个儒家，崇法孔子的话很多。他的论文有《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可以看出他厌恶当时的污浊社会，游心于世外的理想生活。他的诗很多，做得都很好。关于讨论哲学问题的，有《形神问答诗》，可见其个人思想所在，又可以见社会风尚所在。
6．潘尼、顾荣。他们两人，是宋学很远的源泉。潘尼作《安身论》，根据老子的哲理，大讲无欲，并以无欲解释儒家经典。顾荣作《太极论》，亦根据道家哲理，大讲阴阳消长，并以太极解释宇宙万物。后来周濂溪一派，即从潘、顾二人而出，无极太极之辩亦成为宋代一大问题，可见得宋学渊源之远了。
魏晋儒学，最主要的大致有此八家，即王弼、何晏、钟会、阮籍、嵇康、陶渊明、潘尼、顾荣。此外如葛洪的《神仙论》，鲍敬言的《无君说》，纪瞻的《太极说》，亦皆各有各的见解，蔚为魏晋哲学的大观。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得从略。
大概说起来，魏晋南北朝学风，都以老、《易》并举，或以黄、老并举，将儒、道两家，混合为一。所以魏晋学者，在在带点调和色彩，而道家哲理成为儒家哲理的一部分。同时自东汉末叶以来，佛教已渐输入，三国因为书少，未能全盛，东晋则大发达。梁武帝时，势力尤巨。一般学者，往往认儒、佛为同源，不加排斥。如沈约作《均圣论》，即谓孔、佛一样。孔绰作《喻道篇》，谓“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张融作《门论》，周颙作《难张长史门论》，都主张三教一致。顾欢作《夷夏论》，亦称道、佛二教，同体异用。当时大部分儒者，不以老庄释儒，即以佛教释儒，三教同源，成为一时的通论了。
对于这种三教调和论，作有力反抗的，据我们所知，有两个人。一个是裴，东晋时人，作《崇有论》，反对虚无主义。王衍他们，极力攻诘他，但是没有把他攻倒。一个是范缜，梁武帝时人，作《神灭论》，反对明鬼主义。梁武帝敕曹思文等六十三人攻诘他，亦没有把他攻倒。像这种有无的争辩，神灭神不灭的争辩，在六朝学术界很有光彩，与前几年科学与玄学之战差不多。我们看王衍、梁武帝，虽然反驳，然不压迫言论自由，这种态度是很对的。又看裴、范缜，在清谈玄妙的六朝居然敢作这种反时代的主张，亦可谓豪杰之士了。
南北朝的儒家，对于经学亦很重视，而南北色彩不同。南朝另辟门径，王弼、何晏这派很有势力。北朝则仍受汉儒家法，马融、郑康成这派很有势力。《北史·儒林传》总论里面，有这两句话：“南学简洁，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个话，虽然偏袒南学，然可见南北学风，迥不相同了。
南朝的学风，专从几部经中求其哲理，对于汉儒家法极端反对。如《南史·儒林传》所称何承天、周弘正、刘、沈麟士、明山宾、皇侃、伏曼容一流，十分之九皆信仰老庄，或崇拜佛法。《南史》常用“缁素并听若干人”等字，可见得每次讲演，和尚道士前往听讲的很多。所以南朝经学家，大多数以道佛的哲理，解释儒家的学说。北朝的学风，带点保守性，专从名物训诂上着手，一依马郑以来旧法。如《北史·儒林传》所称卢玄、刁柔、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一流，大体皆墨守汉儒家法，释经极其谨严。后来，唐代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孔颖达作《五经正义》，贾公彦作《周礼仪礼疏》，以及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皆有底本，出自本人者极少。徐遵明、熊安生、刘焯他们的底本，由孔颖达、贾公彦等整理一番，成为现在的《十三经注疏》。
总之，南朝富流动性，受佛道的影响；北朝富保守性，守汉儒的支配。这是南北学派的大概情形。唯北朝末年，稍起变动。徐遵明为北朝第一学者，后人注疏，多本其说。他最初从许多人为师，皆不以为然。有人告诉他说，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成功，后来他才改换方针，专以本心为师，上承孟子，下开象山。北朝前期，虽极保守，到了末年，徐遵明以后，已经有很大的变迁了。
隋朝统一天下，南北混同，车马往还，络绎不绝。因政治上交通上的统一，全部文化亦带调和色彩，即文艺美术亦在在有调和之倾向。最足以代表时代学风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颜之推，一个是王通。
1．颜之推。他是南方人，后来迁往北方，受南方的影响不少，受北方的影响亦很大。他作《颜氏家训》，对于北方严正的章句训诂非常注意，对于北方保守的风俗习惯亦很赞成。他的《归心篇》主张内外一体，儒佛一体，是想把两教调和起来的。
2．王通。他是北方人，亦受南方的影响。这个人，事事模仿，很像扬雄一样。生平以孔子自命，曾作《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五十篇、《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为《王氏六经》，后来门弟子尊称他叫文中子。他的著作，有人说是博洽，有人说是荒唐，现在暂且搁下不讲。但他不同徐、刘一派专做名物训诂的工夫，而能另辟蹊径，直接孔子，这是他独到的地方。他对于佛教，一点不排斥，并且主张调和，亦持儒佛一体的论调。
隋代儒家，不论南北，都主调和儒佛。即如徐遵明、刘焯诸大经师，对佛教不大理会，要是理会，必定站在调和的地位，颜之推、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自两汉至六朝，儒学变迁，其大概情形如此。
唐朝一代，头等人物都站在佛教及文学方面，纯粹讲儒家哲学的人，不过是二三等脚色。专就儒学而论，唐代最无光彩。初唐时有名经师，如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等，仍遵汉学家法。《十三经注疏》中重要之疏，皆为所作，在经学界很有名，但是实际上都不能算是他们作的，不过根据前人成绩加以整理而已。唐人所讲各经正义及义疏，大半采自熊安生、刘炫、刘焯等著作。这一派北朝学者，对于各经的疏，考据得很有成绩，唐人把他聚集起来加以整理，不能说是独创。其中稍值得注意的，就是因政治的南北统一，而学术上（经学）的南北混合亦随而成立。北派所宗之马融、郑玄、贾逵、服虔，与南派所宗之王弼、王肃、杜预，从前取对立的形势，至此便趋到调和的形势。
中唐以后，所谓经学家，如啖助、赵匡一流，尚能开点新局面，对于汉魏六朝以来那种烦碎支离的解经方法认为不满，要脱去陈旧束缚，专凭自己聪明，另求新意。韩愈送卢仝的诗说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这两句话，很可以代表当时的一般精神。
他们虽有另求新意的倾向，可惜没有把门路创出来，不如近人研究经学这样的切实、精密。清朝像王念孙，是很革命的，在小学上、文法上，另外找根据。近人如王国维，亦是很革命的，在钟鼎上、龟甲上，另外找根据。这种精神，很合科学。啖助、赵匡等，没有好的工具，但凭主观见解，意思不合，随意删改。这样方法，容易武断，在经学上占不到很高的位置。
汉人解经，注重训诂名物。宋人解经，专讲义理。这两派学风截然不同，啖、赵等在中间正好作一枢纽。一方面把从前那种沿袭的解经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后来那种独断的解经方法开发出来。啖、赵等传授上与宋人无大关系，但见解上很有关系，承先启后，他们的功劳亦自不可埋没啊！
唐代头等人才，都站在佛教方面。佛教在唐代亦起很大的变迁，其变迁直接间接影响于儒学者不少，所以我们欲明白儒学嬗蜕的来历，不能不把当时的佛教略加说明。佛教的发达，在南朝从东晋末年到梁武帝时代，在北朝从苻秦、姚秦到魏、齐，都占思想界极重要地位。到隋及初唐，遂达全盛。此前的佛教，概自印度传入，用印度方法解释佛经，很忠实，很细密，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逐字逐句的疏释，落了熊、刘、孔、贾一派的窠臼，很拘牵，很繁琐，这又是他们的短处。
唐以前，全为印度佛教，不失本来面目。唐中叶————约在武后时代，佛教起很大的变化，渐渐离开印度佛教，创立中国佛教，主要的有三派：慧能的禅宗是一派，六朝时已具端倪，至唐始盛；澄观的华严宗是一派，华严大师并在唐代；智的天台宗是一派，自隋以来，业已大大发达。
1．禅宗。从前学佛，要诵经典。现在的《大藏经》有七千卷，在唐时约六千卷。经典既浩繁，解释又琐碎，后来许多人，厌恶读经典。禅宗六祖慧能出，主张顿悟，不落言诠，很投合一般人的心理。据说慧能不识字，在五祖弘忍门下，充当打杂。五祖门下有许多弟子，天天讲经守律，五祖没有看重他们，独于把他的衣钵传给这个打杂的。
到底慧能识字与否，此层尚属问题，但是他主张摆脱一切语言文字，亦可成佛，这是禅宗的特色。自六朝隋唐以来，佛家经典浩如烟海，本来难读，慧能的“即心是佛”，这种主张算是一种大革命。从前学佛，守律读经，毫无生气。禅宗学佛，不必识字，乃至不必严守戒律，佛教的门庭大大地打开了。不过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从前还要读书，还讲说经，须得有真学问，下苦功夫；现在不必读，不必说，当头棒喝，立地觉悟，自然可容假托的余地。
因为佛教这样，儒家亦受影响，儒佛之界破了许多。在佛教方面从事研究的人，不必读经，不必守戒，所以佛教因为禅宗之起，势力大增。在儒家方面，亦沾染禅宗气息，治经方法、研究内容完全改变。儒家在北朝时专讲注疏，中唐以后要把春秋三传束之高阁，这是方法的改变。儒家在北朝时，专讲训诂名物，中唐以后主张明心见性，这是内容的改变。所谓去传穷经，明心见性，与佛教禅宗大致相同。
2．华严宗。华严这派同禅宗那派，普通都说是自印度来，其实不对。禅宗，绝对不出自印度。华严，亦许来自于阗，不是中国所创。华严最主要的教义，就是“事理无碍”。这句话，有三面：“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理理无碍。”佛教讲出世法，离开这个社会，另寻一种乐土。华严讲世法与出世法不相冲突，现象界与真如界一致。华严要想缓和儒佛之争，儒家讲世法，过现实的生活；佛教讲出世，求极乐的世界，二种主张相反，要想调和，只好讲事理无碍了。
这一派的创始者，为澄观，即清凉国师。其自著及释佛，俱引儒家的话，所谓儒佛融通。后来宗密即圭峰就是承继这派学说，而融通儒佛的色彩更为显著。宗密著《原人论》，综合古来论性诸家，而自下心性本原的定义，可以谓之宋学根本。宋儒讲心性，皆由原人论及理事无碍观推演而来。
3．天台宗。这一派，在隋末，智即智者大师初创时，尚与儒家无大关系。唐中叶以后这派的湛然即荆溪，与华严宗的澄观，所持态度相同。大抵以儒释佛，两教才始沟通。但是天台与华严又不一样，天台讲修养身心的方法，华严讲世法与出世无碍，一个偏于方法，一个偏于理论，这是不同的地方。
中唐有一个梁肃，他是唐代的大文学家，没有作和尚，但实际上却是天台宗的健将。数天台宗的人物，当然离不了他。可是他确未落发，表面是一个儒者，骨子里是一个佛徒。湛然以儒释佛，梁肃以佛释儒。有唐一代，这类人很多，儒佛两家天天接近，其痕迹如此。所以我们讲儒家哲学，不能不把佛教这三宗，简单地说一下。
话说回头，再讲儒家方面。前所谓啖助、赵匡一派，算是经学家，然唐代（除初唐外）纯粹经学家实甚少，以文学家带点学者色彩，这类人多。最主要的有三位，一个是韩愈，一个是柳宗元，一个是李翱。
1．韩愈。他是一个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儒家。所著《原道》、《原性》诸文，都是站在儒家方面，攻击佛教，竟因谏迎佛骨，谪贬潮州。但他是纯文学家，对于佛教知识固然很少，对于儒家道术造诣亦不甚深。汉魏六朝的注解功夫，宋以后的修养功夫，他都没有做多少，所以对于儒家，在建设方面，说不上什么贡献。但是他离开旧时的训诂方法，想于诸经之中另得义理，所谓“独抱遗经究终始”，这是他见解高超处。
2．柳宗元。他亦是一个文学家，但是他在学问方面的地位，比韩愈高。除研究儒家道术以外，对于周秦诸子（自汉以后，无人注意）都看都读，有批评，有鉴别力。他所著关于讨论诸子的文章，篇篇都有价值。他对于传统的旧观念，很能努力破除，譬如封建制度，儒家向极推崇，他作《封建论》，斥以为非先王之意。
韩柳二人，对于宋学都有很大的影响。韩愈主张“因文见道”，要把先王的法言法行，放在文字里面。后来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一派，都从韩愈出，同往一条路上走。柳宗元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有胆有识，对于以前的传统观念求解放，治经方法求解放。韩是一个反对佛教论者，柳是一个调和儒佛教论者。子厚于佛教，较有心得，不特不毁，且极推崇，颇主张三教同源。直到现在，这类文字还很多。
3．李翱。唐末，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为宋学开山祖师，就是李翱，字习之。他在文章方面是韩愈的门生，在学问方面确比韩愈高明多了。他的言论很彻底，很少模糊笼统的话。他于佛教，很有心得，引用佛教思想创设自己哲学，这种事业至宋代才成功，但是最初发动，往创作的路子上走，还是靠他。他最主要的文章，是《复性书》，分上中下三篇，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欲知宋学渊源，可以看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论》，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复性书》，儒家李翱所作。前者有单行本，金陵刻经处可买；后者很普通，见于《唐文粹》，及其他唐人文钞。在唐时，为宋学之先驱者，这两篇最重要，宋学思想大半由此出。这两篇的思想，相同之处颇多，最主要的为性二元论。性善性恶，历来讨论很盛，至宋朱熹，调和孟荀学说，分为理气二元。但是这种思想，《原人论》及《复性书》早已有之，于后来影响极大。
自唐末起，历宋、金、元、明，在全国思想界最占势力，为这一派调和儒佛论。佛教方面的澄观、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萃。儒家方面的梁肃、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诚然，以宋代学术同他们比较，觉得幼稚肤浅，但是宋学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们的论调，就不知宋学的来源。
五代自梁太祖开平元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不过五十二年的时间，天下大乱，文化消沉，无甚可述，我们可以不讲。以下讲宋代，儒家道术，很有光彩，可谓之三教融通时代，亦可谓儒学成熟时代，我们可以另作一章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