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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夺取皇位的方式，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招妙手空空的戏法。满人的摄政王大臣们以一种对蛮族人来说确实不同寻常的机敏，利用了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的斗争，硬是让自己挤进了北京城。他们通过帮助吴三桂惩罚篡位者，从而赢得了忠臣和士大夫们的完全认可，然后，在没有积极有效的中央权力足以对他们构成挑战的时候，他们兵不血刃地让自己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主人。这种和平接管，与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原时长达20年的屠杀与破坏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诚然，在除掉南明王朝最后几位皇位觊觎者之前，满族人在华南不得不打了7年的仗，但这些战役都只局限在南部边境省份，与蒙古征服者在同一地区长达42年的残忍角逐比较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那位代表侄子熟练管理政府的摄政王，也很注意在这项任务中主要任用汉人，那些归顺并支持大清王朝的明朝贵族，也都得到了爵衔和赏金的回报。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汉人支持者，他在南方创立了三个大的封邑，任命了三位汉人权贵统治它们，其中就有吴三桂。摄政王去世之后，顺治皇帝尽管还很年轻————当时他只有17岁，但他像路易十四一样，声称希望当自己的宰相，直接控制政府（1651年2月1日）。
这位年轻的君主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对耶稣会神父汤若望表现出了显著的尊重，1645年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1653年授予他“通玄教师”的头衔。1654年，汤若望呈递了一篇关于欧洲天文学的论文，次年被朝廷正式采用。此外，汤若望在为他的圣上效力的过程中，似乎有机会扮演更私密的角色。
在皇帝只有17岁或18岁时，有一天，在一次宫廷庆典上，他注意到了美丽迷人的董小宛————他的一位主要官员的年轻妻子————并立刻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董小宛的丈夫在得知皇上的感情之后自杀了。顺治皇帝让人把这个年轻女人带到了宫里，因为他已经结婚，于是便封她为贵妃。“几年来，他一直很幸福，他的爱越来越强烈。贵妃给他生了个儿子，皇帝的幸福是圆满的。接下来，母子两人都死了，没有人知道她们得的是什么病，多半是被毒死的。”皇帝的悲痛有目共睹。“他下令处死了贵妃的30名随从，把他们埋在她的棺椁的脚头。没人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给死者报仇，还是按照鞑靼人的古老习俗，为了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给她作伴。”[1]顺治皇帝甚至企图自杀，幸好被及时制止，但他从此之后就变得颓废。汤若望神父（顺治皇帝对他越来越友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鼓励顺治皇帝恢复自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的是顺治皇帝秘密退位了，跑到五台山出家。有人声称，在曹雪芹（卒于1763年）所著的那部伟大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发现了这出戏的回声，但这种暗示，即便有的话，也隐藏得非常之深[2]。
顺治皇帝去世的时候，满洲王爷们把一个8岁的孩子推上了皇位，新年号是康熙。
康熙皇帝的统治时间几乎像他的同时代人路易十四一样漫长，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就像路易十四一样，他的同时代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赞颂他的美貌、他与生俱来的威严，以及他的沉着镇定[3]。“他的个头比一般人要高，体形匀称，他的脸形端正饱满，他的眼睛活泼生动，比一般的中国人张得更开，他的前额很大，鼻子稍稍有些鹰钩，嘴巴阔大；他的举止温和而亲切，然而又是那样的庄重而威严，以至于你一眼就可以在众多的廷臣中把他认出来。”————这就是那些很熟悉他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为他画的肖像。他们还补充道：“他那令人愉快的外表预示着一颗高贵的心灵，这使得他能够驾驭自己的激情，预示着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头脑，健全而可靠的判断力，以及滴水不漏的非凡记忆力。”他与生俱来的聪慧，结合了对学习的喜爱，这使得这位鞑靼王子成了一位符合儒家士大夫心意的皇帝。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无论他有多么汉化，但在处理基督教的事务上，他依然保持着完全不受儒家俗套的约束。对外政策的问题，显露出了这位天子身上的满族首领的本性————或者毋宁说，显露出了他强大个性中的两个方面在这些事情上的互补。毋庸置疑，当他在上亚细亚重新开始历史————不仅是汉、唐王朝，而且还包括蒙古的大可汗们————所遗留下来的宏图大业时，他伟大的想象力要归功于他的满族遗产。
在康熙皇帝未成年时，行使权力的是四位摄政王大臣，他们在某些方面与顺治皇帝的政策背道而驰。比如，1665年1月4日，他们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基督教[4]。汤若望神父尽管是先帝的私人朋友，但他也被逮了起来，并且被判死刑，然而太后发怒了，让人把他给放了。这位老人的精神因为这次飞来横祸而彻底崩溃，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1666年8月15日）。通过1662年的一篇诏令，摄政王大臣作出规定，从那以后，科举考试将主要根据士子的文学创作来评判，这种命题作文应该解释朱熹学派的官方教义。这项制度一直有效地维持到了1905年。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尽管很年轻，但他急切盼望着结束摄政王大臣们的监护。1667年8月25日，年仅13岁的康熙皇帝亲手抓住了政府的缰绳。两年之后，他开始着手对摄政王大臣们的行政管理进行严格的调查。1669年6月14日，他们当中的一位被逮了起来，并被判处斩首（后改为终生监禁），另一位则遭贬黜。作为在他亲政的愉快时刻赐给中国百姓的一份礼物，他下令将所有被满人非法夺取的土地全部归还给原先的主人。尽管有这些慷慨的措施，但不久之后，一场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还是爆发了。
我们已经看到，满洲的征服者们为了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让南方诸省俯首称臣，并确保民众的普遍支持，已经把华南的统治委托给了三位重要的汉人权贵，他们享有亲王的爵位，其封邑实际上是自治的。其中一位亲王管理着福建，另一位统治着广东地区，而第三位则控制着四川和云南————此人并非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我们已经看到，吴三桂在1644年的那场大戏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看到了这位忠诚的将领是如何在拿起武器为大明王朝报仇雪耻之后发现自己竟然在无意中充当了满族入侵者的排头兵。这位被满族人当枪耍的将军，被形势所迫，成了他们的同伙，也得到了他们慷慨的回报，先是陕西总督的位置，然后是西南的封邑。这里不仅是他的独立王国，而且实际上也固若金汤，因为四川和云南的崇山峻岭保护了这两个偏远省份，似乎足以抵挡任何攻击。满族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欠吴三桂的情（因为如果没有他在1644年的合作，他们根本攻占不了北京城），因此总是迎合他，对他几乎是平等相待，他们甚至把顺治皇帝的一位妹妹下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
新皇帝康熙不喜欢这种地方自治，看着吴三桂俨然自命为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他不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便召吴三桂进京觐见。起初，吴三桂以年迈为借口，后来，在收到进一步的、更恳切的邀请的时候，这位老人干脆就揭竿而起，公开反叛，他号召汉人加入他的针对满族人的民族起义（1674）。他的榜样，得到了南方另外两位自治亲王、广东和福建的统治者的效仿。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最重要的蒙古部落、在河北省北部放牧的察哈尔人，也起来反叛。察哈尔人的可汗布尔尼（他是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直系后裔）请求东蒙古人加入这次对满人宗主国的反叛，但另外一些部落并不支持他，他兵败被杀。在南方，福建和广东地区很快就被征服了（1676——1677）。吴三桂从四川撤退到了云南，清军相信，深入云南山区去追击他是不明智的。不久之后，吴三桂老死云南（1678年10月）。清军直到1681年才占领云南，吴三桂全家被处死。造反者的残余势力被碾成粉末，飘散在风中。康熙皇帝通过统一台湾从而让自己获得了圆满的胜利。
察哈尔人的溃败，牢固地确立了康熙皇帝对内蒙古（察哈尔人与鄂尔多斯人）的宗主权，他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去关注外蒙古了。
外蒙古被分成了两个部落群：东蒙古人（或称喀尔喀人）和西蒙古人（或称卫拉特人）。喀尔喀人分属5位不同的可汗统治，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占据着严格意义上的蒙古，从克鲁伦河下游，到科布多诸湖。卫拉特人把他们的畜群放牧到了更远的西部和西南部，在科布多与天山之间。卫拉特人中最重要的是绰罗斯人，他们生活在塔尔巴哈台群山的周围地区，位于科布多与伊犁河之间，绰罗斯人包括一个被称为准噶尔的部落。从1676年至1697年，准噶尔人的首领是一个名叫噶尔丹的非凡人物，可以说是一位功败垂成的“成吉思汗”，他梦想着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国，并置于西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年轻的时候，噶尔丹作为一名小喇嘛生活在西藏，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相当于喇嘛教的教皇）的手下。他与这位喇嘛教的“圣座”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达赖喇嘛对上亚细亚喇嘛教徒（如今几乎所有蒙古人都是喇嘛教徒）的巨大政治影响力随时可以为他所用。噶尔丹既是西藏的喇嘛教的保护者，同时又是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他推翻了那里的从成吉思汗一脉相传下来的可汗，代之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接下来，他着手征服蒙古的喀尔喀人，经过两年的战争（1688——1690）之后，成功地征服了这一地区，从科布多一直延伸到克鲁伦河。
被赶出家园的喀尔喀亲王们躲到长城附近避难，并寻求康熙皇帝的帮助。皇帝可受不了让一个新的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大门口崛起。再说，噶尔丹在开始追击喀尔喀人之后，如今竟胆敢沿库伦到张家口一路向前，进入内蒙古。于是，康熙皇帝便派出了一支装备着火炮的大军去对付他————这些火炮是耶稣会士们在北京修造的。在1690年9月2日爆发的那场战役中，在一片沼泽的后面占据了有利位置的准噶尔人，本可以抵挡住清军的进攻，但炮火似乎把他们给吓着了，1690年的晚些时候，噶尔丹撤出了喀尔喀人在外蒙古的全部领土。康熙皇帝的介入，把喀尔喀的亲王们从准噶尔人的统治下解救了出来，1691年5月，在多伦诺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庄重地向康熙皇帝表示效忠。
当时所确立的外蒙古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1912年。喀尔喀的亲王们一直向大清帝国纳贡，作为回报，皇帝颁赐给他们头衔和礼物。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与清朝皇帝之间的个人忠诚的纽带就这样形成了，同时，通过两个家族之间的几次联姻而使这种关系得以增强。明朝的永乐皇帝曾设想过类似的方法，但作为一个汉人，是决不可能让蒙古人接受的。而康熙皇帝却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因为他本人也是个鞑靼人。事实上，蒙古的新地位，乃是基于蒙古可汗与满族大可汗之间的游牧民对游牧民的关系。一等到清王朝垮台，蒙古的亲王们就把他们的忠诚誓言丢到了一边，擅自宣布独立。
1695年，当噶尔丹再次入侵外蒙古————喀尔喀人的国家————并直逼克鲁伦河的时候，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与大清帝国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点燃了。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一威胁，康熙皇帝集结起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由他亲自指挥。1696年2月16日，他把自己的所有将领都召到宫里，亲手为他们奉上壮行酒。4月13日，他启程出征，跟随他鞍前马后的耶稣会神父张诚[5]，留下了一份关于这次远征的目击者的记述。他注意到了“被维持得完美的秩序，圣上及随从们的朴素，以及他对将士们的关心。他总是坚持要等到看见将士们扎好营帐之后，才肯回到自己的大帐里”。“行军的队伍穿过一个一直以来都很穷的国家，当时那里已被战火所摧毁，这让部队吃了不少苦头。皇帝跟他们同甘共苦，轻蔑地拒绝了官员们的恳请，他们求他别再跟将士们一起风餐露宿了。他饱满的精神赋予了将士们以新的勇气。”部队在皇帝的亲自指挥下向克鲁伦河进逼，与此同时，他的副将费扬古也正在向土拉河进军，为的是切断噶尔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费扬古在土拉河南岸、库伦以南的昭莫多与敌军短兵相接，多亏了他的火枪和大炮，给了敌人致命一击。噶尔丹的妻子被杀，他所有的辎重和畜群全都落入了清军之手。在损失了一半人马之后，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朝着科布多的方向落荒而逃。康熙皇帝的介入再一次救了喀尔喀人，他们永久占有了自己的国家，北京朝廷对他们的保护从那以后再也未受到过挑战。
这一次伟大的功绩————喀尔喀人的解救、重整旗鼓以及最终平定————是康熙皇帝亲手取得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任务中，竭力跟蒙古的亲王们建立起长期信任、互相友好的关系。他对蒙古的一切都非常喜欢，每当他与喀尔喀人或鄂尔多斯人的首领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位中国的天子便成了游牧部落的真正领袖。他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跟他们说话，迎合他们“旗”的荣誉和军事忠诚，拥有跟他们的心灵贴得非常近的情感。跟这些人的接触，似乎重新唤醒了他身上遗传的游牧民气质。远离了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在蒙古封臣们的陪伴下猎杀野兔和羚羊，他从未像这时候这么快乐过。在一次战役中，他写信给儿子说：“鄂尔多斯的野兔别有风味。这里的每样东西比北京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都更有风味。”
康熙皇帝只满足于把准噶尔人赶出严格意义上的蒙古，而不打算追击到他们的老家————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等地区所组成的准噶尔。准噶尔人的首领噶尔丹在1696年的兵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继任者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新开始了他叔叔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一次他们转向了西藏。1717年12月2日，准噶尔大军进入拉萨城，把充当汉人党羽的喇嘛全给杀了，准备永久性地定居在这座圣城。康熙皇帝立刻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西藏，但被赶了回来（1718年）。皇帝在等待时机，1720年秋，一支规模更大的清军进入了拉萨城，赶跑了准噶尔人。属于帝党的达赖喇嘛登上了王位，同时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负责指导喇嘛教会的对外政策。
在南满洲，康熙皇帝与俄罗斯的扩张发生了冲突。自16世纪末以来，俄国人一直控制着西西伯利亚，在他们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到达了黑龙江的两岸，1651年，他们在那里修建了雅克萨要塞。在这一地区定居的通古斯部落与满族人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并且被置于清朝的宗主权之下，盛产黑貂。俄罗斯人刚刚站稳脚跟，就与本地的捕猎手和汉人皮毛商展开了竞争。当1682年一位俄罗斯总督被派到雅克萨的时候，北京政府终于生气了。康熙皇帝断然采取了行动，这多亏了耶稣会士们拥有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一万五千名清军携带着150门火炮和50门迫击炮被派往雅克萨，俄罗斯人乖乖投降。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事被摧毁。然而，中国人刚走，哥萨克人又回到了雅克萨，建起了一个新要塞，但很快就被中国人所包围。最后，双方在尼布楚展开了谈判，中国代表团里有两位耶稣会士，其中有一位就是张诚。最终条约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张诚，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条约》签订，这份条约是用拉丁文、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拟写的。俄罗斯人放弃了雅克萨的领地，他们在那里修建的要塞也被夷为平地，但他们保住了尼布楚。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标志着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它的北部支流，都归属中国。长话短说吧，俄国人被阻止在远离黑龙江两岸的地方，在外兴安岭的那边；满洲————大清王朝的故国家园————则免除了一直悬在头顶上的危险[6]。康熙皇帝表示了对张诚神甫的感激之情，他的这次外交胜利，张诚立了头功。
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摄政王大臣们1655年1月4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依然有效，该项法令禁止基督教。然而，耶稣会士们因为他们的科学知识而变得不可或缺。在汤若望神父的同事中有一位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7]神甫，以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著称。1669年，康熙皇帝不顾儒家士大夫的忠告，在科学领域对南怀仁表示尊敬，并采纳了他的历法改革，同时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基督教当然会受益于皇帝对南怀仁及其他耶稣会士的青睐。很显然，康熙皇帝一方面因为耶稣会士们的知识而对他们优礼有加，并违反1665年的诏令允许他们私下里信奉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又在维护1669年和1671年的禁令：禁止劝诱中国人入教。但各地的总督们（他们了解到了耶稣会士们在朝廷所受到的礼遇）却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宽容。1674年，在吴三桂叛乱期间，南怀仁的声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时，他修造了大量的火炮，对清军的胜利可谓居功至伟。
1688年1月29日，恩宠正隆的南怀仁神甫在北京去世，2月7日，来了一个继承他的衣钵的人，此人便是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在3月21日的觐见中，张诚给康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特意安排人教授他满语，为的是更方便地与他对话。当他们能够一起交谈的时候，皇帝便频繁地与这位传教士谈论科学话题，并让他用满文撰写一部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解释。张诚作为《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代表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出于感激，康熙皇帝颁布了两道谕旨，容许基督教的信仰自由（1692年3月17日和19日）。第一道上谕宣称：“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中国就这样对基督教敞开了大门。但那场不幸的“礼仪之争”————它在西方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并且完全被误解了————却让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付诸东流。耶稣会士们承认，在原则上，儒家的“天”的概念，是可以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相协调的，而且，不管是为纪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还是对祖先的敬畏，都可以被视为纯粹的世俗仪式，视为对圣贤的尊崇或普通的孝行。这样，他们没有牺牲任何基督教信条或承认任何异教行为，就避开了与儒家士大夫————换句话说，就是整个官僚阶层————的直接冲突。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也同意这种做法，在近代，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反对“礼仪”的行动是由某些基督徒发起的，对中国的事情，他们所懂得的，远比耶稣会士们要少得多，因此也就不大能够欣赏中国人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意义。1715年，“礼仪”受到天主教教会的谴责。康熙皇帝是个相当文明的人，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他想方设法让人们相信：在献给孔子牌位或祖先牌位的敬意当中，并不存在偶像崇拜的嫌疑。他写道：“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发现自己的解释并没有被人重视，他被刺痛了，于是在1717年5月17日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以此作为报复。
詹森派信徒反对耶稣会士的战役结出了它的果实。中国在对基督教打开大门之后，再一次关上了。
康熙皇帝在海子公园打猎的时候不幸染上风寒，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终年69岁。他把皇位留给了皇四子，年号雍正（1723——1735）。
46岁登上皇位的雍正皇帝把他大部分兄弟给关了起来，或者安排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尽管这个开局很不吉利，但他是个勤勉刻苦的统治者，对公共利益也很用心，然而，跟父亲比起来，他可算是个苍白的人物。而他父亲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无疑要归功于满族人的培养教育；雍正皇帝则更多地受到士大夫们的影响，常常表现出极端的狭隘，尤其是对基督教的态度。1724年，他下令赶走所有的传教士，除了那些由于他们的科学知识而被允许留在朝廷的人之外。在对外事务上，他重新开始了与准噶尔人的角逐。1731年，他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准噶尔，并占领了科布多，但两个月之后，遭到敌军的奇袭，全军覆没。1734年，另一支清朝军队再次进军科布多地区，但第二年，雍正皇帝就中止了敌对状态。
雍正皇帝死于1735年10月8日，他把皇位留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一个24岁的年轻人。新的年号是乾隆（1736——1796）。
乾隆皇帝像他的祖父一样，统治了60年。这是大清王朝最后一个伟大的统治时期，我们将看到，他如何在蒙古和西藏完成了康熙皇帝未竟的大业。这些征服并不是皇帝本人亲自实现的，因为，乾隆皇帝不像康熙皇帝，他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外交家和管理者。
我们已经看到，雍正皇帝吞并准噶尔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形势对乾隆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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