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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几千年来我们公认的“治国文之道！”又何必谈什么“国文法”呢？到了谈什么“动字”、“象字”、“主语”、“说明语”等等文法学的术语，我们早已是“以治西文之道治国文”了，难道这就是“废灭国文”吗？况且，若不从比较的研究下手，若单用“治国文之道治国文”，我们又如何能知道什么为“国文所特有”，什么为“西文所特有”呢？陈先生形容那“模仿”文法的流弊，说，“其勉强适合之部分，用法虽亦可通，而歧义必所不免”。我请问，难道我们因为有“歧义”，遂连那“适合的部分”和“可通的用法”都不该用吗？何不大胆采用那“适合”的通则，再加上“歧义”的规定呢？ 陈先生又说，“有许多无可说明者，势必任诸学者之自由解释，系统既异，归纳无从。”这句话更奇怪了。“学者自由解释”，便不是“模仿”了，岂不是陈先生所主张的“独立的”文法研究吗？何以这又是一弊呢？
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几千年来，真可以算是“独立”了。几千年“独立”的困难与流弊还不够使我们觉悟吗？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但“独立”的反面不是“模仿”，是“比较与参考”。比较研究法的大纲，让我重说一遍：
遇着困难的文法问题时，我们可寻思别种语言里有没有同类或大同小异的文法。
若有这种类似的例，我们便可拿他们的通则来帮助解释我们不能解决的例句。
若各例彼此完全相同，我们便可完全采用那些通则。
若各例略有不同（陈先生说的“歧义”），我们也可用那些通则来做参考，比较出所以同和所以不同的地方，再自己定出新的通则来。
历史的研究法1
比较的研究法是补助归纳法的，历史的研究法也是补助归纳法的。
我且先举一个例来说明归纳法不用历史法的危险。我的朋友刘复先生著的一部《中国文法通论》，也有一长段讲“文法的研究法”。他说：
研究文法，要用归纳法，不能用演绎法。
什么叫做“用归纳法而不用演绎法”呢？譬如人称代词（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发语者”）在口语中只有一个“我”字，在文言中却有我、吾、余、予，四个字。假设我们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们先应该知道，代名词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领格、受格，三种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宾次）；而领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与不附加“之”字两种；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语词（Verb）之后和位置在介词之后两种。于是我们搜罗了实例，来证明他：
A.主格。
1.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
2.吾日三省吾身。————同
3.余虽为之执鞭。————《史记》
4.予将有远行。————《孟子》
B.一、领格，不加“之”字的。
1.可以濯我缨。————《孟子》
2.非吾徒也。————《论语》
3.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传》
4.是予所欲也。————《孟子》
B.二、领格，附加“之”字的。
1.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左传》
2.吾之病也。————韩愈《原毁》
3.是余之罪也夫！————《史记》
4.如助予之叹息。————欧阳修《秋声赋》
C.一、受格，在语词后的。
1.明以教我。————《孟子》
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愈《祭十二郎文》
3.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左传》
4.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孟子》
C.二、受格，在介词后的。
1.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孟子》
2.为吾谢苏君。————《史记张仪列传》
3.与余通书。————《史记》
4.天生德于予。————《论语》
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得一个总结，说我、吾、余、予，四个字，用法完全一样。这一种方法，就叫做归纳法。（《中国文法通论》，页一七）
这一大段，初看起来，很像是很严密的方法；细细分析起来，就露出毛病来了。第一个毛病是：这一段用的方法实在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是归纳法的第三步（看本书页六五九），不是归纳法的全部。刘先生已打定主意“要证明这四个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只要寻些实例来证实这个大前提，他既不问“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说明“例外”的原因，也不问举的例是应该认为“例外”呢，还是应该认为“例”。如C一（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一句，这“吾”字自是很少见的，只可算是那不懂文法的韩退之误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此外如A（l）在《论语》里确是“例外”，B一（1）与B二（1）都是诗歌，也都是“例外”。若但举与大前提相符合的来作“例”，不比较“例”与“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释何以有“例外”，这便是证明一种“成见”，不是试证一种“假设”了。所以我说他是演绎法，不是归纳法。
第二个毛病更大了。刘先生举的例，上起《论语》，下至韩愈、欧阳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他不问时代的区别，只求合于通则的“例”，这是绝大的错误。这一千五百年中间，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大变迁。即如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孔子称他的弟子为“尔、汝”，孟子便称“子”了；孔子时代用“斯”，孟子时代便不用了；阳货称孔子用“尔”，子夏、曾子相称亦用“尔、汝”，孟子要人“充无受尔汝之实”，可见那时“尔、汝”已变成轻贱的称呼了。即如“吾、我”二字，在《论语檀弓》时代，区别的很严：“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领格，但决不用在受格；“我”字专用在受格，但有时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则异于是”，都是可以解释的“例外”。到了秦、汉以后，疆域扩大了，语言的分子更复杂了，写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时转变的白话变化。白话渐渐把指名代词的“位次”（Case）的区别除去了，但文字里仍旧有“吾、我”，“尔、汝”，等字。后人生在没有这种区别的时代，故不会用这种字，故把这些字随便乱用。故我们不可说：
吾我两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们只可说：
吾我两字在《论语檀弓》时代的用法是很有区别的；后来这种区别在语言里渐渐消灭，故在文字里也往往随便乱用，就没有区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这两个字在文法上的真正位置。余予二字也应该如此研究。我们若不懂得这四个字的历史上的区别，便不能明白这四个字所以存在的缘故。古人不全是笨汉，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词用得着四个“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
为什么要用历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说一件故事：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时，有一天，他改了装，独自出门游玩。他走到一条巷口，看见一个小孩子眼望着墙上写的“此路不通”四个字。皇帝问他道：“你认得这几个字吗？”那孩子答道：“第二个是‘子路’的路字，第三个是‘不亦说乎’的不字，第四个是‘天下之通丧’的通字。只有头一个字我不曾读过。”皇帝心里奇怪，便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论语》。皇帝心里更奇怪了：难道一部《论语》里没有一个“此”字吗？他回到行宫，翻开《论语》细看，果然没有一个“此”字。皇帝便把随驾的一班翰林叫来，问他们《论语》里共有几个“此”字。他们有的说七八十个，有的说三四十个，有的说二三十个！皇帝大笑。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顾亭林《日知录》说：
《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语言轻重之间，世代之别，从可知矣。
其实何止这个“此”字？语言文字是时时变易的，时时演化的。当语言和文字不曾分离时，这种变迁演化的痕迹都记载在文字里，如《论语檀弓》与《孟子》的区别，便是一例。后来语言和文字分开，语言仍旧继续不断的变化，但文字却渐渐固定了。故虽然有许多“陈迹”的文法与名词保存在文字里，但这种保存，完全是不自然的保存，是“莫名其妙”的保存。古人有而后人没有的文法区别，虽然勉强保存，究竟不能持久，不久就有人乱用了。我们研究文法，不但要懂得那乱用时代的文法，还应该懂得不乱用时代的文法。有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得相反的现象：有时古代没有分别的，后来倒有分别。这种现象也是应该研究的。故我们若不懂得古代“吾、我”有分别，便不懂得后来这两个字何以并用；若不懂得后来“吾、我”无分别，便不懂得白话单用一个“我”字的好处；但是若不懂得古代主格与领格同用“吾”字，便不懂得后来白话分出“我”与“我的”的有理。
因为我们要研究文法变迁演化的历史，故须用历史的方法来纠正归纳的方法。历史的研究法可分作两层说：
第一步：举例时，当注意每个例发生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例排在一处，不可把《论语》的例和欧阳修的例排在一处。
第二步：先求每一个时代的通则，然后把各时代的通则互相比较。
（a）若各时代的通则是相同的，我们便可合为一个普遍的通则。
（b）若各时代的通则彼此不同，我们便应该进一步，研究各时代变迁的历史，寻出沿革的痕迹和所以沿所以革的原因。
我们可举白话文学里一个重要的例。前年某省编了一部国语教科书，送到教育部请审查。教育部审查的结果，指出书里“这花红的可爱”，“鸟飞的很高”一类的句子，说“的”字都应该改作“得”字。这部书驳回去之后，有人对部里的人说，“这一类的句子里，《水浒传》皆作‘得’，《儒林外史》皆作‘的’，你们驳错了。”后来陈颂平先生把这事告诉我，我的好奇心引我去比较《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三部书的例，不料我竟因此寻出一条很重要的通则。
先看《水浒传》的例（都在第一回及楔子）：
（1）最是踢得好脚气球。
（2）高俅只得来淮西临淮州。
（3）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
（4）小的胡乱踢得几脚。
（5）你既害病，如何来得？
（6）俺如何与他争得？
（7）免不得饥餐渴饮。
（8）母亲说他不得。
（9）此殿开不得。
（10）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 ”
（11）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
（12）母亲说得是。
（13）史进十八般武艺，一一学得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
（14）方才惊唬得苦。
（15）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
（16）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此句亚东本作“的”，后见光绪丁亥同文本，果作“得”。可见举例时不可不注意版本。我作《尔汝篇》论领格当用“尔”。今本《虞书》有“天之历数在汝躬”一句，然《论语》引此句正作“尔躬”。可见《尚书》经过汉人之手，已不可靠了）
次举《石头记》的例（都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
（17）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
（18）别人拿他取笑，都使得。
（19）贾环只得依他。……宝玉只得坐了。
（20）你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里，……也弄个事儿管管。
（21）告诉不得你。
（22）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还得起他。
（23）婶娘身上生得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样了。
（24）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丫头，生的倒也十分精细干净。（比较上文（23）“生得单弱”一条，及下（25）条）
（25）只见这人生的长容脸面，长挑身材。
（26）舅舅说的有理。（比较上文（12）条）
（27）说的林黛玉扑嗤的一声笑了。
（28）吓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
（29）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都是花片。
（30）弄得你黑眉乌嘴的。
（31）林黛玉只当十分烫得利害。
（32）但问他疼得怎样。
再举《儒林外史》的例（都在楔子一回）：
（33）世人一见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34）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黹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
（35）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
（36）有什么做不得？
（37）彼此呼叫，还听得见。
（38）我眼见得不济事了。
（39）都不得有甚好收场。
（40）闹的王冕不得安稳。
（41）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42）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
（43）王冕同秦老吓的将衣袖蒙了脸。
（44）娘说的是。
（45）这也说得有理。（比较（44）条）
（46）照耀得满湖通红。
（47）尤其绿得可爱。
（48）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
以上从每部书里举出的十六个例，共四十八个例。《水浒传》最早（依我的考证，是明朝中叶的著作），比《儒林外史》与《石头记》至少要早二百多年。《水浒传》的十六个例一概用“得”字。《石头记》与《儒林外史》杂用“得”、“的”两字。这种排列法是第一步下手工夫。
历史的研究法2
第二步，求出每一个时代的例的通则来做比较。
我们细看《水浒传》的十六个例，可以看出两种绝不相同的文法作用：
（甲）自（1）至（10）的“得”字都含有可能的意思。“踢得几脚”即是“能踢几脚”。“如何安得”，“如何来得”，“如何争得”，即是“如何能安”，“如何能来”，“如何能争”。“免不得”即是“不能免”。“说他不得”即是“不能说他”。以上是表“能够”的意思。“开不得”即是“不可开”。“不得无礼”即是“不可无礼”。以上是表“可以”的意思。
（乙）自（11）至（16）的“得”字，是一种介词，用来引出一种状词或状词的分句的。这种状词或状词的分句都是形容前面动词或形容词的状态和程度的。这个“得”字的意义和“到”字相仿（得与到同声，一音之转），大概是“到”字脱胎出来的。“说得是”即是“说到是处”。“惊唬得苦”即是“惊唬到苦处”。“学得精熟”即是“学到精熟的地步”。“惊得洪太尉目瞪口呆”即是“惊到洪太尉目瞪口呆的地步”。这都是表示状态与程度的（凡介词之后都该有“司词”。但“得”字之后，名词可以省去，故很像无“司词”。其实是有的，看“到”字诸例便知）。
于是我们从《水浒》的例里求出两条通则：
（通则一）“得”字是一种表示可能性的助动词。他的下面或加止词，或加足词，或不加什么。
（通则二）“得”字又可用作一种介词，用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后，引起一种表示状态或程度的状词或状语。
其次，我们看《石头记》的十六个例，可分出三组来：
（第一组）（17）至（22）六条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如“也算得”等于“也可算”，“只得依他”等于“只能依他”，“立得起来”等于“能立起来”，“还得起他”等于“能够还他”。这一组没有一条“例外”。
（第二组）（23）至（28）六条，五次用“的”，一次用“得”，都是表示状态或程度的状语之前的“介词”。（23）条最可注意：
生得单弱，
料理的周周全全，
累的不知怎样了。
“生得”的“得”字明是误用的“例外”。下文（24）（25）两条都用“生的”，更可证（23）条的“得”字是“例外”。
（第三组）（29）至（32）四条，都是与第二组完全相同的文法，但都用“得”，不用“的”，是第二组的“例外”。
再看《儒林外史》的十六个例，也可分作三组：
（第一组）（33）至（39）七条的“得”字都是表示可能的助动词，与《石头记》的第一组例完全相同，也没有一个“例外”。
（第二组）（40）至（44）五条，用的“的”字，都是状语之前的介词，与《石头记》的第二组例也完全相同。
（第三组）（45）至（48）四条又是“例外”了。这些句子与第二组的句子文法上完全相同，如“说的是”与“说得有理”可有什么文法上的区别？
我们拿这两部时代相近的书，和那稍古的《水浒传》比较，得了两条通则：
（通则三）《水浒传》里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得”字，在《石头记》和《儒林外史》里，仍旧用“得”字。（参看“通则一”）
（通则四）《水浒传》里用来引起状语的介词“得”字，（通则二）在《石头记》和《儒林外史》里，多数改用“的”字，但有时仍旧用“得”字。
综合起来，我们还可得一条更大的通则：
（通则五）《水浒传》的时代用一个“得”字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法，本来很不方便。但那两种“得”字，声音上微有轻重的不同；那表示可能的“得”字读起来比那介词的“得”字要重一点，故后来那轻读的“得”字就渐渐的变成“的”字。但这个声音上的区别是很微细的，当时又没有文法学者指出这个区别的所以然，故作书的人一面分出一个“的”字，一面终不能把那历史相传下来的“得”字完全丢了，故同一个意义，同一种文法，同一段话里往往乱用“的”、“得”两字。但第一种“得”字————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很少例外。
如此，我们方才可算是真正懂得这两个字变迁沿革的历史。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这种研究的用处很大。即如我们举的“得”字与“的”字的例，我们可以因此得一条大教训，又可以因此得一条文法上的新规定。
什么大教训呢？凡语言文字的变迁，都有一个不得不变的理由。我们初见白话书里“得”、“的”两字乱用，闹不清楚，差不多有现在“的”、“底”两字胡闹的样子！我们一定觉得很糊涂，很没有道理。但我们若用“比例而同之，触类而长之”的方法，居然也可以寻出一个不得不变的道理来。这又是我在第一篇里说的“民族常识结晶”的一个证据了。
什么是文法上的新规定呢？语言文字的自然变化是无意的，是没有意识作用的，是“莫名其妙”的，故往往不能贯彻他的自然趋势，不能完全打破习惯的旧势力，不能完全建设他的新法式。即如“得”字的一种用法自然分出来，变成“的”字，但终不能完全丢弃那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得”字。现在我们研究了这两个字的变迁沿革和他们所以变迁沿革的原因，知道了“的”、“得”两字所以乱用，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陈迹”，我们便可以依着这个自然趋势，规定将来的区别：
（1）凡“得”字用作表示可能的助动词时，一律用“得”字。
（2）凡动词或形容词之后的“得”字，用来引起一种状词或状语的，一律用“的”字。
有了这条新规定，以后这两个字便可以不致胡乱混用了（现在“的”、“底”两字所以闹不清楚，只是因为大家都不曾细心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发生的原因）。
以上我说研究文法的三种方法完了。归纳法是基本方法；比较法是帮助归纳法的，是供给我们假设的材料的；历史法是纠正归纳法的，是用时代的变迁一面来限制归纳法，一面又推广归纳法的效用，使他组成历史的系统。
（原载1921年7月1日至8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