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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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六日，星期日

    我们吃过晚饭，来到客厅喝咖啡。两个小时后，我站在窗户旁，离窗玻璃非常近，想体会一下寒冷的潮湿感。这时我听见妻子在后面问：“你今天下午要出去吗？”

    这几个字如此简单而又如此平常，但对我来说却有沉重的意义，好像这些音节背后掩藏着我跟维维亚娜都不敢表达的想法。我没有立刻回答，并不是因为我在犹豫出去还是不出去，而是因为有一会儿，我沉浸在那个有点令人苦恼的世界里没有回过神来。那个世界要比我们每天都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真实，它能够让人发现生活被掩盖的那一面。

    我最后结结巴巴地说：“不，今天不出去。”

    妻子知道我没有出去的理由。她猜到了，就像猜到其他事情一样。也许她已经熟知我所有的行为和动作。比起她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怨恨，我对她的怨恨并不多。

    妻子问我是否要出去时，我正在透过下了三天的阴沉冷雨————准确地说，是从万圣节开始下的————看一个流浪汉。他在玛丽桥下走来走去，还不时拍打肋部取暖。我的目光落到一堆深暗的旧衣服上，衣服靠在一面石头墙下。我在想是流浪汉真的在走动，还是因为空气流动和雨珠下落让我产生了错觉。

    他是在动，一会儿之后我确定了：一只胳膊从那堆旧衣服里伸出来，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头，看上去浮肿，头发乱糟糟的。男人这时停止走动，转身朝向女伴说了鬼才知道的一段话，然后那女的坐起来时，他去拿了两块砖头过来，给她递了一个装满液体的酒瓶，女人拿过来对着瓶口就开始喝。

    我们住在圣路易岛的安茹码头已经有十年了，这期间我经常观察流浪汉。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流浪汉，其中包括女性，但是看到行为举止像一对真夫妻的这还是第一次。我想到了藏身森林深处雄性动物和它的雌性伴侣。为什么想到这个我会很感动呢？

    有些人谈论起维维亚娜和我时，总是会拿动物夫妻来影射我们，一个劲地向我重复这个比喻，他们还不忘强调：在野兽中，雌性动物更凶狠。

    在转身并走向已经放好咖啡的托盘之前，我还有时间看到窗外另一个画面。一个高个子男人，脸上涂着颜色，从我们家对面停靠的一艘快艇里出来。他把防水衣举在头顶上，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潮湿的世界，他的两只胳膊末端都拴着一个空瓶子。男人冲上连接船和码头的湿滑木板。他和刚才那两个流浪者，还有拴在一棵枯树上的一只黄毛狗，是那时整个窗外风景里唯一的活物。

    “你下楼去办公室吗？”妻子又问道。这时，我已经站着喝完整杯咖啡。

    我说是。我总是对星期天充满恐惧，尤其是巴黎的星期天，给我一种焦虑甚至于恐慌的感觉。我一想到在某一个电影院前打着雨伞排队，就直犯恶心。去香榭丽舍大街或是杜伊勒里花园散步以及开着车在枫丹白露大街上排着长队等候，感觉也是如此。

    昨天夜里，我们回来得很晚。在米齐迪埃剧院看完彩排之后，我们去了马克西姆斯吃夜宵。最后，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又去了隆德点附近的一家地下酒吧，在那儿有很多演员和电影界的人。

    这几年来我一直睡眠不足，这一点让我再也受不了了。但是维维亚娜，好像从来都不觉得累。

    我们还能默默地在客厅里待多久？最起码五分钟，我敢肯定，但是这沉默的五分钟貌似很长。我尽可能地不看妻子。几个星期以来我都避免正面看她而且也缩短了我们面对面交谈的时间。或许她想跟我说说话？我想她打算这样做的，但她一张嘴，我就会转过身去半背对着她。妻子犹豫着，最后没有选择说她原本想对我说的话，而是说：“我一会儿要去科里内家。如果傍晚时你愿意，就去那里找我。”

    科里内·德·郎厄尔是大家嘴里经常谈论的一个朋友，她是巴黎地区最漂亮公馆其中一家的主人，那所公馆就在圣多米尼克路上。她这个人有很多新奇的点子，其中之一就是在星期天下午把整个家都对外开放。

    “有人声称所有人都出去参加赛马比赛了，这是错误的，”妻子解释道，“很少有女人陪着丈夫去参加比赛的。为什么人们都感到无聊呢，因为今天是星期天吗？”

    我还是在客厅里做着刚才的事情，最后小声嘟哝一句：“一会儿见。”

    我穿过门廊，跨过办公室的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有一种通过长廊进到办公室里的奇特感觉。最初的想法来源于维维亚娜。我们楼下的公寓准备出售时，她建议我买下，建成工作室，因为我们的地方不大，尤其是在接待客户时。我们把最大的那个房间的楼板拆除，然后用一段通向最高层的长廊取而代之。

    我们就这样制造了一个很高的房间，上下两排窗户，下面跟上面都摆满了书，看上去真像一个公共图书馆。我花了很长时间适应在这里办公并接待客户。

    但我还是搬到原来的一个房间里，那儿有个隐秘的小角落，我可以躲在里面准备辩护词。还有一张无靠背无扶手皮质长沙发，中午可以在上面合衣睡个午觉。

    我今天中午午休了。真的睡着了吗？我不是很确定。我躺在半明半暗处，闭着双眼，檐槽中的水滴声没中断过。我猜想维维亚娜也休息了，在她那满是红色丝绸的小客厅里，那是她在我们卧室旁边布置的一个小房间。

    现在四点多一点。妻子应该在化妆，一会儿她去科里内家之前可能会过来亲吻我的脸颊。

    我觉得眼睛很胀。很长时间以来，我的脸色都不太好，佩马尔医生给我开的药不是太管用。但是我还是很认真地持续吞咽那些滴剂和药片，这些药俨然就是我餐具前面的一个小兵工厂。

    我的眼睛一直都很大，头也很大，在巴黎只能找到两三家符合我脑袋大小的帽子专卖店。我念书时同学们称我癞蛤蟆。

    有时候，家里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长廊里的木头受潮的缘故。每一次，我都会抬起头，想到可能会看见薇薇安下楼。

    我从来没有对她隐瞒过什么，但是我要向她隐瞒这个东西，我会把它锁在储藏室那个文艺复兴风格的衣柜里。在开始写东西之前，我要先确认我们从来不用的这把钥匙没有丢掉，而且锁还好用。我还要找一个地方存放这把钥匙，比如说，放在我这个图书馆的几本书后面。钥匙太大了，我的口袋里放不下。

    我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带着米黄色名片的文件夹，名片上印着我的名字和地址。

    吕西安·高毕罗

    巴黎上诉法院律师

    巴黎，安茹码头，十七号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文件夹，它们多多少少都跟悲惨故事沾点边，都是客户的文件。它们统统被放在一个金属文件柜里，由博德纳韦小姐管理。我在犹豫要不要写上自己的姓名，在其他文件夹的这个位置上都标着客户的名字。最后，带着一丝嘲讽的笑容，我用红色铅笔写下一个字：我。

    这是我自己的文件资料，不管怎么样，我开了头，而且有一天它也许会派上用场。开始写第一个句子之前，我犹豫了十多分钟，挖掘自己的内心深处，试图像写一份遗言一样开始：

    “我，署名者，身体和思想都健全……”

    这样写的确跟写遗言很像。不过我不在乎它像什么。我在想要不要在两边的空白处标注一些难懂的符号，我平时将这些符号用在客户身上。

    事实上，我习惯在他们讲话时当着他们的面记录，通过一些只对我来说有意义的符号，记下他们说的主要内容，无论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半真半假，夸张还是谎话连篇。同时，我还会记下自己当时的感受。其中有些符号让人匪夷所思，很怪异，像是小人画像，或是像有些法官在听一段很长的辩护词时创作的绘画草图。

    我试着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不要把自己当成悲剧来描述。但是，通过记日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难道不已经是一个征兆了吗？为谁而记？记什么？我不知道。总的来说，就像攒钱的老实人说的那样，为了预防不幸时刻。是为了预防事情朝坏的方向发展。

    事情会变坏吗？我在维维亚娜身上发现了一种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情绪：同情的水滴。她不知道，当然她也不知道我们之间会怎样。但是她清楚地知道我们这种局面持续不了很长时间，而且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不管发生什么。

    佩马尔治疗了我十五年，也在这样怀疑。他在给我开药，但我也很确信他没有十足的把握把我治好。他来拜访我时，总是装出很从容很潇洒的样子，医生进入重症患者家里都这样。

    “今天感觉哪里不舒服？”

    没有。没有地方或所有的地方。然后，他跟我谈论了我这四十五年的生活，谈论我一直都在拼命、而且还会继续拼命下去的繁重的工作。他开玩笑说：“最强悍最完美的机器也需要进行小修补，现在就是修补时期……”

    他听说过伊薇特吗？佩马尔生活的圈子跟我们的不同，在我们的圈子内，我的私人生活被扒得干干净净。他也许在周报上读过一些社会新闻，但是这些新闻没有任何真实性，他们并不知道内情。

    而且，这不单单涉及伊薇特，还牵扯关系到佩马尔口中的整台机器————我的身体。我为了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色，只能逼迫这部原本就运转不太正常的机器加大马力。毛病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几个星期前或是几个月前。

    我二十年前就知道这种坏结局吗？这有些夸张，但是如果说跟伊薇特在一起一年之后一切就已经开始往坏结局发展了，则并未夸张。

    我想……

    妻子刚刚下楼，貂皮大衣下面穿着一件黑色裙套装，头上戴着一块短面纱，这给她稍微衰老的脸带来一丝神秘。她靠近时，我闻到了香水味。

    “你觉得你会去找我吗？”

    “我不知道。”

    “之后我们可以去城里吃饭，不管去哪里。”

    “我要去科里内家的话给你打电话。”

    这一刻，我想一个人出着汗，一个人躲在我的角落里。

    她把嘴唇放在我的额头上轻吻一下，然后迈着灵活的步伐朝门口走去。

    “一会儿见。”

    妻子没有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我看着她离开，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玻璃上。

    那对流浪夫妻一直都在玛丽桥下面。现在，男人和女人正并肩坐着，背靠着码头的石头，看着拱桥下的水流。从远处看不到他们的嘴唇是不是在动，也不可能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把下半身藏在满是窟窿的被子下取暖。他们如果交谈，会说些什么呢？

    船员应该拿着他的那份酒回来了，而且我猜在他的办公室里，泛红的煤油灯已经点起来了。

    雨一直在下，天马上就要黑了。

    动笔之前，我在电话的拨键盘上拨了彭蒂厄路上一家公寓的电话。听到听筒里噔噔的连接音，我有一种迷失的感觉。我刚刚了解这种拧紧般的感觉，觉得胸口一阵抽紧，我像心脏病患者一样捂着胸口。

    电话响了好久，像是连到了一户没有人住的公寓。正当我想挂掉时，听筒里传来接电话的声音。一个没睡醒的、阴沉的声音小声问道：“什么事？”

    我差点沉默。没有报姓名，我直接问道：

    “在睡觉？”

    “是你啊！是的，在睡觉。”

    我们沉默了。知道她昨天晚上干了什么以及几点回到家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没有喝很多酒吧？”

    她应该是挣扎着离开床来接电话的，因为电话不在卧室，在客厅。她睡觉时一丝不挂。她睡醒之后皮肤有一股特别的气味，女人的气味混杂着烟草和酒精的气味。这段时间，她喝酒更多了。她好像也感觉什么事正在酝酿。

    我不敢问她他是不是也在。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他不能在那儿。在某种程度上我给他让了位置吗？他应该在听，身体撑在一只胳膊上，在窗帘紧闭的房间里用手在半明半暗中摸索着香烟。

    地毯上、座位上到处都是乱扔的衣服，酒杯和瓶子也扔得遍地都是。而且，只要我一挂电话，她就会朝冰箱走去，去拿啤酒。

    她费了一番力气才提出一个问题，好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你在工作吗？”

    她又追问，同时也让我知道了她家的窗帘没有打开：“一直都在下雨吗？”

    “是的。”

    就这样。我在搜索要说的话，或许她也在找。我所能找到的，只是这句很可笑的话：“乖乖的。”

    我似乎看到她坐在绿色扶手椅扶手上摆的姿势，看到了她丰满的乳房，小女孩特有的瘦瘦的、似乎不堪重负的后背，还有她深暗的阴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部位最让我有感觉。

    “明天见。”

    “就这样吧，明天见。”

    我又转身朝向窗户，这时只能看到塞纳河沿岸路灯的花叶装饰，以及它们在灯光下水中的倒影。在潮湿的建筑物黑暗处，有几个亮着灯的窗户的长方形轮廓。

    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刚才写的那个段落，刚刚我被妻子打断了。

    我想……

    我现在没有任何想法。而且，我认为，如果我还要继续写这个被自己称之为“我的文件档案”的东西，最好不要再回头看一遍自己写过的内容，一个句子都不要再看。

    我想……

    啊！是的！大概就是这样！我想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自己。人们都说在法院里，我是预审律师中最令人生畏的一个，因为我可以让最难对付的人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罪行。我的态度始终不曾改变，而且我承认我利用了身体优势，利用了我臭名昭著的癞蛤蟆头和我外凸的眼睛，就这样盯着他们，就像没看见他们一样，让他们对我的相貌印象深刻。我的丑对我有很大帮助，让我看上去像中国的蛋头彩瓷一样具有神秘感。

    我先让他们自己交代一会儿，把他们想的都说出来，期间我懒散地做着笔记，这些话都是他们在敲我办公室的门之前准备好的。然后，在他们最想不到时打断他们，这时我会一动不动，永远都是左手托着下巴：

    “不！”

    我说这个字时并没有提高声调，好像我并不是想拆穿他们。

    “我向您保证……他们试着反抗。”

    “不。”

    “您意思是说我在撒谎？”

    “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样。”

    对于有些人，尤其是女人，这就足够了，他们会立刻露出一副帮凶的微笑，但继续狡辩。

    “我向您发誓……”

    我听到他们这样说，好像谈话已经结束，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向您解释，他们结结巴巴地说道，显得很担心。”

    “我要的不是解释，是事实。至于解释，是我，而不是你，去寻找。既然你愿意撒谎……”

    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是很罕见的情况。

    很显然，我不能跟自己玩这一套。但是，如果我写，比如：

    “已经开始一年了，最初……”

    我可以打断自己，就像打断其他人一样，用一个简单但毫不含糊的字：

    “不！”

    这个“不”字比前面的那些更让他们不知所措，他们再也不明白它的含义了。

    他们结结巴巴地说：“我就是那时候认识她的……”

    “不！”

    “您为什么断定这不是真的？”

    “因为还可以追溯到更远。”

    “追溯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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