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革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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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党与政治关系　中国秘密会社，由来已久，潜伏之势力至为强大，历史上之叛乱，往往与之有关，古代固无论已，近代白莲教之乱、太平天国之起、义和团之祸，莫不与之有关，或即借之号召党徒，起而为乱也。其人多为愚民，迫于生计，服从其领袖，铤而走险，常无大志，其领袖亦不过本于取而代之之心，颠覆政府耳。列代剿平匪乱，从不考究其作乱之根本原因，而徒诿为官逼民反，政治腐败固养成匪乱之一原因，而人民之所以为匪者，则多造成于人口增多，生计困难，不甘坐而自毙也。士大夫处于领袖地位，原少与民众接触，不知其痛苦，又囿于忠君思想，多所顾忌，率领贫民而为乱者例实罕见，乃于会党或盗魁起兵胜利之后，屈己奉之，此历史常见之例。其破先例者，其在清季乎？

    思想之剧变　清季外交失败，士大夫深受外国思想之影响，渐而改变传统之观念，主张采用西法，立宪运动则其明证。青年有为之士，勇于进取，对于政治希望太大，失望亦其最甚，终乃以为非革命不足以复兴中国，起而组织秘密会社，潜谋起兵，更为扩张势力及活动之计，与旧有之会党连结。其时风气已变，从前视倡言革命为大逆者，亦变而赞助，尤以华侨为甚。华侨住于外国，常受不平等之待遇，亟欲中国富强，予以有效力之保护，故多同情于革命。其在外国得款较易，往往出款赞助党人。党人多为知识界人，秘密会党始乃改变性质。顾其活动之中心，或在外国，或在国内之租界，而在内地者，仍以旧有会党为有势力。新党活动最力者，当推同盟会。

    孙文略传　初，孙文创立兴中会，举兵失败，逃往外国，其推翻清廷之思想，迄未改变，起兵之时，年尚不足三十，据其自传：生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十二岁读经，十三岁渡夏威夷岛往依其兄，并习英文，留住五年，返国后住香港，入拔萃书室，转入香港书院，再往夏岛，不久即归，二十一岁，始习西医，入博济医校，次年，入西医书院，五年卒业。其言所好曰：“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驳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信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孙氏博览群书，比较中西制度，而欲有所改革，举兵事败，逃亡外国。其在欧、美也，对于华侨宣传革命，初无效果，命遣同志，连合会党起兵，亦归于失败。

    同盟会之活动　革命前途黑暗，拳匪乱后始大改变，政府方奖游学，各省派学生至日，留学生人数增加，分子复杂，而多数固反对政府，各派领袖认为有合作之必要，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成立同盟会于日本，势力大增，发行报章，倡言种族革命，建设共和政府。顾宣传之文字，或在外国印行，或在租界传递，仍未能唤起全国人民之注意。有效之方法，当为起兵。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颇为活动，或联结会党，或运动新军，并得外人之赞助，起兵于广东六次，湘、桂、滇各一次，皆以子弹缺乏，归于失败。其最大牺牲，则为宣统三年（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十七）广州之役。此役也，党中有为之士，集于广州，联络新军，分队出发，猛扑官署，死亡七八十人，归于失败。同盟会外，尚有光复会等，光复会领袖徐锡麟举兵，事败被杀。其受革命宣传之影响，暗杀官吏，或举兵者。亦未成功。

    川路之争　革命迭起，人心已感不安，四川铁路之争，时人对于政府失望益甚。先是，绅士视建铁路可获重利，先未筹足款项，即请政府立案，川汉、粤汉铁路，均其例也。湘、蜀且办苛税，作为筑路经费，完工则遥遥无期。宣统三年，四国银行团借款建筑粤汉、川汉铁路之契约成立，朝廷宣示政策，干路收为国有，支路仍许商办，粤汉、川汉将由邮传部收办。御史有劾邮传大臣盛宣怀者，绅商利益与之有关者，亦持异议。政府发还商股，四川待遇最劣，盖以董事侵蚀太甚也，川绅乃力反对，请愿罢市，而朝廷坚持前议，并命端方统兵入川。总督赵尔丰初原敷衍绅士，为之奏请，而朝旨不许，及闻端方入川，心不自安，转而欲惩首要，将其逮捕，形势日益严重。游民有乘机滋扰者，朝廷得报，诏岑春煊入川剿抚。岑氏旧与奕劻有隙，奕劻遇事沮之，不肯入川，而武昌革命起矣。

    武昌举兵之始末　川路之争与武昌革命原为二事，不相联络，前者之影响，在使人心不安，以为祸患将作，已而革命果起矣。同盟会自广州失败以来，干部人员深为失望，乃谋于长江方面活动，成立中部总会，尤注重武汉。武昌旧有日知会，创于教士，内有报章杂志，新兵常来浏览，渐变为革命机关，与同盟会合作。同盟会员于汉口俄租界设立会所，运动新兵，原定于八月十五日举兵，乃以领袖未至，延期发难。不意会所制造之炸弹爆发，巡捕捕去二人，武昌机关亦被破获，捕去三十一人，并搜得党员名册。同盟会干部人员之在武汉者，急函会员，嘱勿来鄂。顾捕去人员供辞牵及军人，且有名册可凭，湖广总督瑞澄欲兴大狱，饬按名册逮捕。军人闻而不安，工程营兵倡议发难，十九日（十月十日），午后九时戕杀营官，攻据军械局，自城外攻入武昌。瑞澄惊惧出逃，新军主将张彪亦走，城中无主，新军加入革命军，遂据武昌。

    今观武昌举兵之始末，初无一定之计划，发难乃为自救，其能成功者，则因瑞澄出逃也。善如孙文之言曰：“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新军既据武昌，号称革命军，尚无领袖，拥协统黎元洪都督。黎氏初学海军，中、日战后，改习陆军，擢至协统，至是为兵士拥戴，谘议局长汤化龙，亦被举而管民事。

    响应区域之广大　革命军渡江，未遇抵抗，先后占领汉阳、汉口，声势大振。清廷闻报，诏陆军大臣荫昌统军南下，并调舰队助战。北军迟迟不来。革命军召募新兵，充实战斗力，击败河南来攻之少数军队，距起义时七日矣。此役也，虽非激战，亦未死伤多人，而影响至为重要，盖革命党之活动，如举兵暗杀，久已使官吏惊惶失措。其人囿于见闻，遭遇新时代之事变，往往无法应付，武昌举兵，清兵战不能胜，更足以增加其惶恐，而赞成革命者，胆气益壮，易于响应也。九月一日（十月二十二），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均告独立，明日，九江独立，八日，山西独立，明日，云南独立，皖北亦有独立者。其他次第独立之省，有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等省。

    响应革命之人物　各省响应革命，初无预定之计划，其主持独立者各自为政，不相统率，其人或为秘密会党之领袖，或为同盟会员，或为清廷任用之官吏与将士，于此期内，新军将士最占重要地位。武昌革命全为新军之力，已见于上，他如山西、陕西、九江等地，亦多由其主持。盖其军官曾受教育，倾向于革命，且驱逐长官之后，即可升至都督。疆吏宣布独立，大都迫于环境，有先独立而后取消者，山东则其明例。同盟会员集中于武汉、上海，黄兴应召赴鄂，统率革命军与北军激战，陈其美无兵无饷，竟能取得上海。秘密会社乘机起兵者，湖南、贵州皆有明显之例。顾其领袖未脱旧日之思想，终不能安于位。

    人心之倾向　士大夫深信中国欲达富强之目的，非政治上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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