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变法与政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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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法之阻碍　中国政治腐败，非根本变法，殆无复兴之望。变法久为国内之急切需要，而士大夫知识愚昧，自信中国政教之美，世无其匹，采用西法，则谓之用夷变夏，既非圣人之道，又变祖宗之法，非圣则为不道，变法则为不孝。其造成之原因，一则士大夫初习八股，少读史籍，不识秦、汉以后文化演进之陈迹，一则鉴于古代变法者之失败，以为利不十不变法，法固未有有利而无弊者，一则恨恶外人，全以意气用事，妄肆诋毁，更不愿效用其法。其人于政治上极有势力，阻挠新事业之创办，一二识者不能有为，以致一败再败，几成瓜分之祸。中、日战后，识者益信维新之效，倡言变法者益多。

    康有为之宣传　有识之士倡言变法，发表文字，以为宣传，康有为言尤激昂。其奏议曰：“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渴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其言可谓切至，引用之经典，不过证明变法之非非圣，祖宗之制亦非不可改。其动机全出于富国强兵，非此将有亡国灭种之祸。其言虽有牵强，要为忠君爱国之论。

    朝廷渐知变法之需要，顾无决定大计之军机大臣，辨别轻重缓急，有所主持，切实进行，其困难一则其人多受褊狭之教育，不知若何进行之方法，一则党派纷争，各不相容，顽固者恃太后为援，欲变法者与皇帝接近，而帝名虽亲政，然无实权，方从事于暗斗，何能有为？于此情状之下，其改革者要非慎重考虑，偏于支节，兹略分言其主要者于下。

    筹饷练兵　政府收入，年约八千万两，借款赔偿军费，年付本息，无法支付。德宗应户部之请，诏朝臣疆吏议奏办法，言者多请开源节流。其奏言之办法非规模远大一时不易实现，即为苛捐杂税，各省多未举办。关于军队，国中兵额八十万人，饷银不敷养赡，反恃贩卖为生，战斗力弱，朝旨将其裁减，另募新兵，顾为具文。其改用洋操者，唯张之洞创办之自强军，聂士成所部之武毅军，袁世凯新练之新建军。

    创办新事业　政府时知铁路之重要，借款建筑京津铁路、芦汉铁路，扩张邮政局，初每至冬际，华宫为外使转递公文，达于上海，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创设北京等五处寄信局，交海关办理。至是，列强添设邮局，总署改北京寄信局为邮政总局，各口为分局，并添办分局。邮资定为明信片一分，封口信三分。政府又筹人民生计，惜多空言，未有实效。关于教育，朝廷改设官书局，派大员管理，又筹办京师大学堂。

    康有为之活动　就上改革而言，朝廷于马关和后，仍图苟安。及德占据胶州湾，屈辱之深，无以复加，久请变法之康有为，自粤北上，一面上书奏陈国势之阽危，急宜变法。其具体建议，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一面召集同志，创立保国会，以为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而谋保国保种保教也。初康氏四次上书，均言变法，又创强学书局，刊印公报，鼓吹变法。顽固朝臣恶之，谋欲弹劾，友人劝之南下，至是入京活动甚力。德宗久闻其名，命总署大臣问以大计，其心意已倾向于变法矣。帝读康氏奏疏，深有所感，许其具折上奏，并诏其进呈《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二书系康氏写成，其主张则中国宜效二国也。此后进呈之奏疏甚多，要多偏于理想，实行固非易事。

    德宗变法之倾向　德宗于胶变之后，意欲变法，询问军机大臣变法事宜，而入值大臣多默然无语，外使入见，帝许改变旧制，而刚毅论其不可。刚毅为太后亲臣，为顽固大臣之一，当时稍知外事，异于群臣者，为张荫桓。张氏出使外国，负有能名，时在总署行走，康有为馆于其家，二人均为旧党所恶。诏旨如开经济特科，裁汰冗兵，改变武举，设立学校，皆为变法之证，大起旧党之忌。经济特科系仿博学鸿词科例，由朝臣督抚学政举送所知入京考试，余无说明之必要。

    二党水火　二党见解不同，互相水火，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其同乡许应骙阻其在粤东会馆开会。许氏官至礼部尚书，亦反对变法也。会旧党称康聚众收费，同于会匪，并有著文驳之者，由是谤议大起，言官奏劾，会员且有自劾以求免祸者。刚毅欲究入会诸人。而帝不许，始免兴起大狱。新党言官乃参许应骙以作报复，许氏自辨，并诋毁康氏，请将其罢斥，帝置不问。其党文悌方为御史，再参康氏，论及保国会曰：“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一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焉。奴才……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罗织其罪，无所不用其极，可见其不能相容矣。

    诏定国是　于此情状之下，康有为深信朝廷宣示维新政策，则一切困难，皆可解决，草成《请定国是》奏稿，交言官上奏。德宗得疏，四月二十三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诏定国是，其扼要之语曰：

    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补益。……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太后干涉朝政　朝廷宣示大计，守旧大臣原应服从诏书，放弃主张，实则毫无效果，反而益为破坏。十七日，翁同龢忽奉殊谕开缺回籍，翁为帝之亲信师傅，兼在总署行走，张荫桓与之相洽，亦几不免，其先朝臣英年已传欲将张氏围拿矣。尤可异者，翁同龢免职之日，帝诏大臣授职者，京官并诣皇太后前谢恩，外官奏谢，又命荣禄为直隶总督，节制境内驻军。荣禄为太后亲臣，旧党掌握军权，变法之失败，已决定于此矣。康有为于诏下后，原欲出京，会得朝臣徐致靖之奏荐，帝命于十六日召见。康氏奏陈变法，为时甚久，帝命其写进所著各书，俄诏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康氏乃著书为文，议论朝政，多所奏请。德宗深受其影响，变法之意益坚。

    新党人物　大臣赞助变法，或深表同情者，寥寥无几，余多小臣。七月二十日（九月五日），帝始召见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替襄新政。谭于湖南佐办新政，负有大志。刘官刑部主事，为保国会会员之一。杨久官于京师，与有为相善。林为康之弟子。四人均以大臣奏举，奉旨入见也。御史杨深秀、宋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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