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君主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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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讲目的————君主制在欧洲历史及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的真正原因————研究君主制时应该基于的两个视角————首先，它的真正、永恒的性质————它是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化身————它的限度————第二，它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欧洲君主制似乎是各种不同君主制的结果————蛮族君主制————帝国君主制————宗教君主制————封建君主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君主制，以及它的真实性质

    上一讲中，我试图明确，与原始欧洲社会相比，现代欧洲社会的根本、独特的性质。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事实中发现，最初繁芜多样的社会状态组成要素缩减成了两个：一个是政府，另一个是人民。在现代欧洲，我们再也看不到曾经是历史的统治力量和主角的封建贵族、教士、国王、市民和农奴，而只有两大角色占据了历史舞台，那就是政府和人民。

    如果这就是欧洲文明的最终结局，这也应该是我们前往的终点、我们的研究将带领我们到达的终点。我们很有必要看看这一伟大结局的产生、不断发展和自我强化。我们即将进入的是一个可以追本溯源的时代：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正是在12——16世纪期间，一种缓慢的、不为人知的努力在欧洲发挥着作用，引导社会进入这种新形式和确定状态。我们同样还研究了第一个重大事件，在我看来，它显著且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朝着这个方面前进，这就是十字军东征。

    同一时期，几乎就在十字军东征发生的同时，君主制开始了自己的扩张，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对于社会要素融合成为政府和人民两大力量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君主制显然在欧洲文明史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粗略看一眼事实就足以使人确信这一点。可以说，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君主制和社会是按照同一步调发展的，这种进步是共同的。

    不仅这种进步是共同的，而且，只要社会朝着它的现代性和确定性发展，君主制似乎就在扩张和繁荣。因此，当这一工作圆满完成，除了政府和人民以外，欧洲各大国再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重要或决定性影响力时，君主就成了政府。

    事实确实就这样发生了。不仅发生在法国————在这里这一事实显而易见，同样发生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在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社会历史中，或迟或早，在略微不同形式下，我们看到了同样结果。例如，在英国，正是在都铎王朝统治下，英国社会中原有的、特殊的和地方性的组成要素败落消散了，让位于公共权力制度；同时这也是君主势力最大的时期。在德国、西班牙和其他所有欧洲大国，情况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离开欧洲，将视线投向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将看到类似的事。我们将到处看到君主制占据了重要地位，看起来就像是最普遍、最永恒的制度。原本没有它的地方，难以阻止它；它已经存在的地方，难以根除它。远古以来，它就已经占有了亚洲。美洲刚被发现时，那里所有大国都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处于君主制统治下。当我们深入非洲内地，凡是稍微大一点的国家，盛行的都是这种制度。不仅君主制渗透到所有地方，并且它还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形，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无论是在习俗最温和的国家例如中国，还是在战争和军事精神统治的地方。它既能建立在种姓制度内部、在等级最森严的社会里，也能建立在平等制度中、在对法定的永久的阶级划分毫无概念的社会里。在有的地方它是独裁的、压迫的，在有的地方它有益于文明，甚至有益于自由。它就像是一个头颅，可以放置在大量不同躯干上；就像一种果实，可以由最不相同的种子生长结出。

    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奇怪而又极其重要的结论。我将列举两个。第一个，这种结局不可能仅仅是机会、武力或篡权的结果。作为一种制度，君主制的本质和个人或人类社会的本质之间不可能不存在一种根本的、强大的相似之处。毫无疑问，武力干预了这一制度的起源，在它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当我们看到在如此多世纪中、在如此不同情形中，一个重大事件一直在发展和繁衍复制，我们就无法将其归因于武力。武力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从未终止的作用，但它不是它们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原动力”。在武力及其作用之上，有一种精神原因在高高翱翔，它决定了世间万物。武力对于社会历史的意义就像是身体对于人的历史的意义。身体确实在人的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它依然不是生命的原动力。生命在身体内部循环流通，但并不发源于身体。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无论武力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统治社会、主宰其命运的不是武力。隐藏在武力的偶然事件之下、调控社会进程的是思想和精神影响力。正是这样一种原因而非武力成就了君主制。

    同样值得注意的第二个事实是这一制度的灵活性，是它适应大量不同情况的能力。注意这种反差：它的形式是独特的、永久的、简单的，它没有我们在其他制度中看到的数量惊人的不同组合，然而它能适应与它毫无相似之处的各种社会。它显然必须允许巨大的多样性。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社会中，它都必须依附于许多不同的要素和原则。

    正是因为没有全面考虑君主制，没有一方面深入研究它的独特的、固有的原则，即不管应用于什么情况下它的本原和本性，另一方面考虑它所能发生的各种变化、它能结合的所有原则，正是因为没有从这个开阔的双重视角来考虑君主，它在世界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才往往不被人理解，它的性质和影响才常常被人误解。

    这就是我希望和你们一道完成的工作，以这种方式来准确、全面地评价这一制度对现代欧洲的影响，不论这些影响是来自它自身独特原则还是它所经历的变异。

    毫无疑问，君主的权力、作为它真实本原的精神力量并不在于当时为王的那个人的唯一的、个人的意志。毫无疑问，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制度接受、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理论维护时，他们并不愿意也没有同意接受在本质上是狭隘、专制、任性和无知的个人意志的统治。

    虽然以个人意志的面目出现，但王权与个人意志极其不同。它是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化身，是本质上合理、开明、公正、公平，与所有个人意志无关并高于个人意志，并凭此头衔有权统治个人意志的意志的化身。这就是王权在国民头脑中的意义，是他们拥护王权的动机。

    是否真的存在一种合法最高统治权，一种有权统治人们的意志？显然人们相信有。因为人们追求，一直在追求————实际上也不能不追求，置身于它的统治下。你们设想一个最小人群————我且不说一个民族，这个人群臣服于一个仅仅是既成事实的君主，臣服于一股除了武力外别无其他权利的力量，它既不是按照理性、公正也不是按照真理进行统治。人类本性会反抗这样一种设想————它必须要有它可相信的权利。人类愿意服从的唯一权力是它所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正义。除了是这一普遍事实的展示外，历史还能是什么？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大部分抗争除了是对可以置身于其下的合法最高统治权的热烈追求外，还能是什么？不止是国民，哲学家们也相信它的存在并不停追求它。除了是对合法最高统治者的探索外，所有这些政治哲学理论还能是什么？除了谁有权统治社会这一问题外，它们所探讨的还能是什么？看看神权政治、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的理论，它们统统都在夸口说自己找到了这种最高统治权的所在；它们都向社会承诺说自己将把社会置于合法主宰的统治下。我重复一遍，这是所有哲学著作、所有国家努力的共同目的。

    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相信合法最高统治权的存在呢？为什么他们不得不永不停息地追寻它呢？做一个最简单的设想，假设有某件事要去完成、某种影响力需要施加于整个社会，或其中一部分人或一个人，显然总会存在一条适合这一行动的法则，存在一个需要服从和运用的合法意志。无论是深入观察社会生活中的琐屑小事，还是放眼远观各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你总会遇到一条真理等待证明，或者是一个公正合理的想法等待变成现实。这就是合法最高统治者，哲学家们和国民们从未停止也永远无法停止对它的渴望。

    世俗力量或凡人意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一般地、永恒地代表这种合法最高统治权？这一设想超过什么范围必然会变成谬误和危险？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王权形式出现的合法最高统治权化身？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范围内，这种化身是可接受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在这里我不必探讨，但我忍不住提出来，并顺便说几句。

    我坚信，并且最基本的常识也承认，彻底、永恒的合法最高统治权不属于任何人；任何把合法最高统治权归属至任何凡人权力的说法，无论是什么，都是错误的、危险的。因此，无论以什么名义或形式，任何权利都必须受到限制；无论是来自征服、继承或选举，一切绝对权力在根本上都是不合法的。人们对于追寻合法最高统治者的最佳途径可能存在分歧，对于时间和地点的意见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怎么说，任何合法权力都绝不可能不受约束地拥有这种最高统治权。

    这一原则确立后，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君主总是以合法最高统治者的化身出现。听听神权政治理论怎么说，它会告诉你国王是尘世之上的上帝的化身，也就是说国王是最高的正义、真理和善的化身。听听法学家如何说，他们会告诉你国王是活的法律，也就是说，国王是有权统治社会的合法最高统治者和公正法律的化身。问问纯君主制度下君主自己，它会告诉你它是国家和整体利益的化身。无论与什么结合，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你总是发现它把自己归结为合法最高统治者的代表和分身，只有它才能合法统治社会。

    对所有这一切都无须惊奇。合法最高统治者的特征、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首先，它是唯一的，因为只有一个真理、一个正义，只能有一个合法最高统治者。它是永恒的、始终如一的，因为真理从来不会变化。它超然物外，世上一切沧桑变迁都与它无关。它在世界中的角色始终是观众和裁判。正是君主，在最简单的形式下，外在复现、呈现了合法最高统治者的忠实形象，以及它的合理、天然的特征。打开M.本杰明·康斯坦特的著作，他创造性地把君主描述为一种中立、缓冲的力量，置身于社会生活的事件和斗争之外，仅仅在重大危机时刻才加以干预。这不正是合法最高统治者在统治人类事务时的态度吗？这种思想中必然存在某种经过深思熟虑、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理论变成事实了。有一位君主在巴西宪法中使它成为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在那里，君主被描述为一种缓和力量，超越所有活跃势力，成为了观众和裁判。

    不管从什么视角来比较君主和合法最高统治者，你们都将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外部相似性，自然能够打动人心。因此，每当人思考或研究合法最高统治者的性质及其特征时，他的思维和想象总会趋向君主。在宗教思想盛行的时代，对上帝性质的习惯性思考将人类引导至君主制度。类似地，在法学家统治社会时，在法律的名义下研究合法最高统治者性质的习惯使得他们赞同君主是它的化身这一信念。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加以干预和破坏，人们专心致志地思考合法最高统治权的性质时，总是对代表其形象的君主产生认可和信任。

    并且，有一些时代特别有利于这种化身。那就是个人权力肆意妄为的时代、由于愚昧或残忍或腐败带来的自我主义支配个人的时代。在这种时代，社会沦为个人意志逐鹿的战场，因为缺乏一个自愿形成的共同的广泛的意志而难以自拔，人们热切盼望一位令所有人臣服的君主。一旦有任何具有合法最高统治权的任何特征的制度出现，给社会带来治国安邦的承诺，社会就会热诚地团结在它身边，就像亡命之徒在教堂的救济院寻求庇护一样。正如我们前面探讨过的，这就是各国在混乱的成长阶段的常见景象。可以说，君主极好地适应了这种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乱世，此时社会渴望成型、得到管理，但不知道如何通过个人意志的自愿协调来实现此目的。还有一些时代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提出了相同的解决方案。罗马帝国在共和国结束时已经濒临解体边缘，为什么还能在帝国的名义下，在不断衰败、苟延残喘状态下存在了将近15个世纪？只有君主制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结果，才能维持一个被自私持续摧残的社会。皇权为避免罗马世界的灭亡挣扎了15个世纪。

    因此，有一些时代，只有君主制能延缓社会的瓦解；有一些时代，只有君主制能加速社会的形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能更加清晰、更加强大地代表最高统治权，所以它才能在各种事件中行使这一权力。

    无论从哪个视角出发，无论选择哪个时代，在考察这一制度时你都将承认，它的根本特征、精神原则，它的真正、深层的含义就在于它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本质合法、唯一有权统治社会的意志的形象、化身和自诩的解释者。

    现在让我们从第二个视角来考察君主制，也就是说，考察它的灵活性、它所扮演角色以及它产生影响的多样性。我们有必要为这些特征找出理由、明确其原因。

    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优势：我们能够立刻进入历史，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机缘巧合，在现代欧洲，君主制恰好具有它在世界历史中呈现过的所有性质。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欧洲君主制就是君主制的所有可能种类的总和。我将快速回顾一下它从5世纪到12世纪的历史。你们将看到它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多么的千差万别，整个欧洲文明所具有的这种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是多么广泛地到处呈现。

    在5世纪，在日耳曼民族大入侵的时代，出现了两种君主制：蛮族君主制和帝国君主制，即克洛维(1)式君主制和君士坦丁(2)式君主制。二者在原则和影响上都有根本性差别。蛮族君主本质上是选举的，日耳曼国王们是选举出来的，虽然他们的选举形式与我们现在习惯上赋予这一概念的形式不同。他们是军事首领，其权力必须得到大部分部属的自愿接受。人们服从他，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是所有人中最勇敢、最能干的一个。选举是蛮族君主的真正来源，是它原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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