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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讲目的————欧洲文明史总体一览————它的独特且根本的性质————该性质开始显露的时代————12到16世纪时欧洲的状态————十字军东征的性质————它的精神和社会原因————在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不复存在————十字军东征对文明的影响

    我还没向你们解释我的整个课程计划。在开头我指出了它的目标;随后我简单回顾了欧洲文明,既没有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也没有同时向你们指明出发点、路线和停靠港口,即开始、经过和终点。然而我们现在到达了这样一个时代,有必要进行一次全局观察,素描出我们所勘测地区的总体景象。我们之前研究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我解释,或通过直接、明显的结果加以解释。我们现在即将进入的时代却难以理解,甚至无法激发强烈兴趣,除非是把它们与最间接、最遥远的结果关联起来。

    在如此广泛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发现自己面前一团漆黑,再也不愿继续前行。我们希望不仅知道自己从那里来、现在身处何方,还希望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感受。我们正在靠近的这个时代并不容易理解,不通过它与现代的联系就无法评估它的重要性。它的真正意义只有到了后来才变得明显。

    我们现在拥有了欧洲文明的几乎所有要素。我说“几乎”是因为我还没有向你们提到君主制。君主制发展历史中的决定性关键事件直到12世纪甚至13世纪才发生。直到那时这一制度才真正形成,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占据一个确定位置。因此我在前面没有提到它,它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除此以外,我重复一遍,我们已经拥有了欧洲文明的所有重大要素。你们已经目睹了封建贵族政治的诞生、教会和自治城市的诞生。你们已经见到了与这些事实对应的制度,而且不止是制度,还包括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激发的各种原则和思想。因此在研究封建制度时,你们被置身于现代家庭的摇篮边、家庭生活的壁炉前;你们已经淋漓尽致地体会到了个人独立的情感,以及它在我们文明中占据的位置。关于教会,你们已经看到了纯宗教社会的兴起、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神权政治的原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宗教迫害的开端以及信仰自由的第一声呼喊。正在兴起的自治城市使你们隐约看到一个基于封建制度和教会以外的其他原则建立起来的社团、社会阶级差异及其斗争,看到了现代市民生活方式中的第一个及意义深远的特征————胆小怕事和发奋进取的精神兼备、煽动蛊惑和遵纪守法的精神并存。总而言之,一切曾经帮助欧洲社会形成的要素、它已经成为的一切,甚至可以说它蕴含的一切可能,都已经呈现在你们眼前。

    现在,让我们前往现代欧洲的心脏。我说的不是这个经历了我们所目睹的惊人变化的当今欧洲,而是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问你,你们能认出我们刚在12世纪见过的那个社会吗?多么神奇的变化!我已经详细说明了自治城市在这方面的变化。接下来我要努力使你们意识到18世纪的第三等级与12世纪的第三等级之间的相似性是多么的少。如果对封建制度和教会进行同样比较,我们将震惊于同样的巨变。路易十五的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之间,或德·贝尼斯红衣主教的教会和苏格院长的教会之间,其相似之处并不多于18世纪的第三等级和12世纪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虽然社会已经具备了所有要素,但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我希望能明确这一巨变的总体及基本的性质。从5世纪到12世纪,社会包含了我所描述的一切。它拥有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劳工、宗教和世俗权力————总而言之,形成国家和政府的所有必要事物的萌芽,然而,那时候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家。就民族和政府这两个词语的当今含义而言,在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时代,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任何类似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或名符其实的政府的事物。我们见到过大量特殊权力、大量特殊事实以及地方性制度,但没见到任何一般或公共的事物,没见到严格意义上的政策,也没见到真正的民族性。

    相反,让我们看看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们将到处看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两大主角:政府和人民。一个广泛权力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国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影响,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历史。两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们的联合或斗争,这就是历史所发现并叙述的内容。贵族、教士和市民,这些特殊阶级和势力现在都退居第二位,几乎淹没在人民和政府这两大实体的阴影中。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就是区分现代欧洲和原始欧洲的根本特征;这就是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发生的巨变。

    因此,我们必须在13——16世纪期间,也就是说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期内,探索这一变化的奥秘。正是在这一时期,原始欧洲转变成了现代欧洲,这就是这一时期的独特性质,也是它的历史重要性和吸引力所在。如果不从这一视角来观察,如果不在所有地方探索它所产生的一切,那么我们不仅理解不了它,还会很快对它感到厌烦和苦恼。的确,如果不考虑结果光看它自身,它是一个毫无特色的时期、一个混乱日益加剧而又无法发现原因的时期、一个盲目运动的时期、一个徒劳无功的时期。君主、贵族、教士、资产阶级,所有这些社会秩序组成要素似乎都进入了相同的循环运动中,都无法前进或停顿下来。它们做出了各种尝试,但都失败了;它们试图建立统治、确立公共自由;它们甚至还尝试过宗教改革,但一事无成————没有一件事得到圆满成功。倘若人类曾被遗弃,陷入躁动而不前、徒劳而无功的命运,那么在13——15世纪期间人类所处的状况、人类的历史正是这样子。

    我只知道一本书对此现象进行了真实的描述,M.德·巴朗特所著的《布戈涅公爵家史》。我说的不是那种在民俗描写中或事实详述中闪现光芒的真实性,而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普遍性,使得该书成为那一时期的忠实写照和真实映像,同时揭示了这一时期的运动性和单调性。

    相反,如果从它与后续时代的关系来考虑,将其视为原始欧洲到现代欧洲的过渡,这一时期就变得熠熠生辉、生气勃勃了。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一个整体、一个方向和一种进步。它的一致性和吸引力就在于在这期间所完成的缓慢而又隐秘的工作。

    欧洲文明史可以归纳为三个重大阶段:首先,我称为起源或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的不同要素摆脱混乱,开始形成,伴随着引发它们的原则以原始形态显露出来。这一阶段持续到12世纪左右。第二阶段是尝试、试验和探索时期。社会秩序的不同要素互相靠近、混合,似乎在互相试探,但无力形成任何普遍、正规或永久的事物。准确地说,这一阶段直到16世纪还没有结束。第三阶段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社会获得确切形态,沿着明确的趋势发展,快速且普遍地朝着一个明确目标前进。这一阶段开始于16世纪,现在仍在继续。

    对我来说,欧洲文明的整体景象就是这样,我将努力将其呈现给你们。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必须从中探索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的重大关键事件和决定性原因。

    十字军东征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可说是揭开了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序幕。它开始于11世纪,延续至12、13世纪。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自从它结束后,贤明的历史学家们从未停止对它的研究;即使在阅读对它的描述之前,所有人都已经预见到它是那些改变了人们生活状况的事件之一、是为了理解事实总体历程而绝对需要研究的事件之一。

    十字军东征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普遍性。整个欧洲都加入了————它是第一个全欧洲事件。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欧洲从未被同一种情感激发,或为同一项事业采取行动,欧洲还未诞生。十字军东征展现了一个基督教欧洲。法国人组成了第一支十字军的先锋,但同时还有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看看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参与其中。这种事是史无前例的。

    这还不是全部:正如十字军东征成了全欧洲事件,在每个国家里它成了全国性事件。所有社会阶层都受到同一种感受的鼓舞、服从同一个想法、献身至同一种冲动。国王、领主、牧师、市民、农民,所有人都对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兴趣,都参与其中。各个国家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团结————一个和欧洲团结一样新奇的事实。

    当这种事件发生在民族发展的初期,发生在人们行动自由自发,没有预谋,也没有政治意图或联合的时期,人们从中看到了历史上所谓的英雄事件————民族的英雄年代。事实上十字军东征构成了现代欧洲的英雄事件————一场既是个别的,又是普遍的、全国性的,却又未经管理的运动。

    这确实就是它的原始性质,这一点得到所有文献的验证、被所有事实证明。谁是第一支启动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十字军?是平民大众,他们在隐士彼得(1)的指引下出发,没有准备,没有向导,也没有首领,少数几个无名骑士与其说是引导还不如说是跟随着他们。他们横跨德国、希腊帝国,分散或消失在小亚细亚。

    上层阶级即封建贵族们也随之对十字军东征事业热心起来。在戈德弗雷·德·布永(Godefroi de Bouillon)的指挥下,领主们及其随从们充满热情地出发了。当他们穿过小亚细亚后,一股突如其来的麻木感和疲倦感侵袭了十字军首领。他们不愿继续前进,于是联合起来就地征服、建立自己的地盘。军队中的普通士兵们反叛了,他们希望前往耶路撒冷————解放耶路撒冷才是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十字军战士们来的目的不是为雷蒙·德·图卢兹、博希蒙德或其他人打江山。大众的、全国的和全欧洲的冲动高于所有个人愿望。首领们没有足够权威使部众服从自己的利益。最后,那些在第一次东征中置身事外的君主们也和民众一样为这场运动而疯狂。12世纪的几次伟大东征运动就是由国王们指挥的。

    我一下子就跳到了13世纪末。欧洲人民还在谈论十字军东征,甚至充满热情地宣扬它。教皇们鼓舞着君主们和民众————他们召集议会来推荐“圣地”,但再没人去那里了————再没人关心它了。有些事情渗入了欧洲精神和社会,终止了十字军东征运动。一些私人远征固然还有。少数领主、少数队伍仍然出发前往耶路撒冷,但普遍运动显然停止了。然而,继续东征的必要性和便利性并不见得已经消失。穆斯林在亚洲节节胜利,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有必要再次征服它。与首次东征时相比,取得成功的手段更加丰富了。大量基督徒占据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势力依然强大。他们更加熟悉了行军和作战的手段。然而依然没有什么能够复活十字军东征运动。显然,社会中的两大力量————一方面是君主,一方面是民众————都不赞成它。

    人们常常说这是因为厌倦————欧洲厌倦了进攻亚洲。我们必须对“厌倦”一词达成共识,这个词在类似场合中频繁出现,却不可思议地被人误用。一代人不可能对自己从未参与的事情感到厌倦,不可能对他们父辈所经历过的疲劳感到厌倦。厌倦感是个人的,不可能像遗产一样被传承。13世纪的人不是因为12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而感到疲惫,他们受到了其他原因的影响。在思想、情感和社会状况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的需求和愿望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再考虑或期待同样的事。是这些政治或精神上的变化而不是厌倦感,才能解释相继几代人的不同行为。用来解释它们的所谓厌倦感是一个错误的比喻。

    两个重大原因将欧洲投入至十字军东征运动中,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是社会方面的。精神原因正如你们知道的是宗教情感和信仰的冲动。从7世纪末开始,基督教一直在与伊斯兰教斗争。在受到严重威胁后,基督教已经在欧洲征服了伊斯兰教,成功地将它遏制在西班牙,从那以后还在持续努力驱逐它。有人把十字军东征说成是一种意外事件、一种无法预料的事,仅仅由于从耶路撒冷返回的朝圣者的描述以及隐士彼得的鼓动而造成。它的性质绝非如此。十字军东征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延续了四百年的宏大战争的延续和顶点。斗争的舞台原本在欧洲,现在转移到了亚洲。有些人经常不管恰当不恰当,在历史事实之间强行进行比较和类比,如果要我给这种做法带来一些价值,我可以说,基督教在亚洲的遭遇和命运恰如伊斯兰教在欧洲的遭遇和命运。伊斯兰教盘踞在西班牙,在那里征服并建立了一个王国和若干公国。基督教在亚洲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发现自己在伊斯兰教徒中的处境与后者在西班牙的基督徒中的处境一模一样;耶路撒冷王国跟格林纳达王国的处境一模一样。但这些相似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社会和宗教体系之间的斗争,而十字军东征则是这一斗争的重大转折点。这才是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历史性质,是把它和全局连接起来的纽带。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11世纪欧洲的社会状况,这也促成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发生。我曾经仔细解释为什么在5——11世纪之间,欧洲没有建立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我曾努力说明一切事物是如何变成地方性的,国家、生活和思想如何被局限在方寸之间。封建制度就是这样盛行的。一段时间后,如此狭小的天地已经不够,人类思想和活力渴望跳出樊笼。漫游生活已经停止,但对它所带来的刺激和冒险的爱好并没有停止。人们奔向十字军东征运动,就像奔向更广阔、更多样化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既带回了野蛮时代的远古自由,又展开了一幅描绘广阔未来的远景图。

    我相信,这些就是12世纪十字军东征运动的两个决定性原因。在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复存在了。人和社会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人们再也感觉不到曾经促成欧洲攻打亚洲的精神冲动或社会需求。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参与过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或曾经想过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历史作家和12、13世纪的做一番比较,例如,参与过第一次东征的阿尔伯特·德·艾克斯、修道士罗伯特和雷蒙德·德·安吉尔,与提尔的威廉以及詹姆士·德·维特里。当我们比较这两类作家时,不可能不对他们之间的差异留下深刻印象。第一类是生动的历史作家,充满了想象力,满怀热情地叙述十字军东征的经历。但他们同时又是头脑狭隘的人,对自己生活圈子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对科学一窍不通,充满偏见,对身边发生过的事或自己描述的事无法形成任何判断。相反,打开提尔的威廉所写的十字军东征历史,你们将吃惊地发现一位几乎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头脑开明、广阔、自由,对事件拥有罕见的政治理解,视角全面,基于因果关联做出判断。詹姆士·德·维特里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例子,他是名学者,不仅关心与十字军东征相关的事,还关注习俗、地理、民族和自然历史,他观察并描述这个国家。简而言之,在第一次东征的历史作家和最后一次东征的历史学家之间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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