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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由您关门,瓦伦丁。”

    “好的,先生。晚上愉快,先生。”

    “晚上愉快,瓦伦丁。”

    瓦伦丁一整天都在擤鼻涕,似乎他整个人已经变成了液体。人们只消看着他或听他说话,就会感觉眼睛里潮潮的。有两三次,他趁着店里没顾客,便把手帕拿到暖气片上烘一烘。

    这也是个可怜的家伙。他红头发,大高个,一双蓝釉色的眼睛,总是一副老老实实的表情,以至于拉贝先生想开口批评他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只好耸耸肩作罢。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俩是在一起度过的,因为帽子店和工作室其实是同一间屋子。有些日子里,连续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顾客。可怜的瓦伦丁把一切收拾干净、整理妥当,检查了店招一百遍后,就像一只受困于自己庞大身躯的狗,寻找着某个安身的角落,避免发出一点动静,因为主人一个细小的动作而颤抖。而且他不能在店里吸烟,只好默默地吮香堇糖。

    “星期一见,瓦伦丁。周末愉快。”

    这是一种额外的亲近方式,顺便附带的。他真正关心的是卡舒达斯会不会下楼。他整整一天都没有迈出家门。他为了给顾客试衣服下过一次楼,他第二次下楼后在一位犹豫不决的顾客面前拆掉了一些布料的包装,那个人最后肯定是保证一定再来才得以脱身。他工作室里还点着灯,因为大雾还未散去。等到集市的喧闹渐渐消失,便能听见间隔规律的大雾警报声。就好像一头巨大的母牛在一片狂野里吼叫,那些在城里住了好多年的人也依旧免不了被这声音吓到。没有一艘船出发。人们在等待一些船只回来,却始终没等到,很是担心它们的命运。

    天还没黑,农妇们就坐着小推车或者公共汽车回去了,只剩下那些男人还耽搁在小酒馆里,满脸兴奋,眼睛发亮。

    卡舒达斯已经读了报纸。是他妻子把报纸递给他的。拉贝先生在这一点上从来不会搞错。他出过错吗?他不可以出错。他即使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事,也能做到不忘记任何一件,哪怕最小的细节。不然他早败露了。

    报纸放在一张椅子上,裁缝的工作台旁边,可以看见报纸被折起来了。

    卡舒达斯会来的。帽匠确定他会来。他就驻足在窗口,看着对面那灯光照亮的窗户,就好像农妇呼唤母鸡那样,机械地不由自主地说:

    “小宝贝,小宝贝,小宝贝,小宝贝……”

    他默默地走着,还没走出二十米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他太熟悉这脚步声了。

    卡舒达斯来了。他是否犹豫过?真是个可怜的家伙。这世界上有太多可怜的家伙。那两万法郎对他有致命的诱惑。他除了在银行柜台,大概从未见过这么大一笔钱汇集在一起。他需要用两年的时间,整日整夜地在那张桌子前劳作,才能挣到那么多钱。

    他想得到这两万法郎。他要用尽全力得到它。他大概正因为如此渴望,才如此害怕。

    或者他对于失去这笔钱的恐惧甚于对帽匠的恐惧?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总是会有一个像卡舒达斯这样的家伙引起人们的怀疑;那位学钢琴女孩的母亲看见并且向警察描述的人正是卡舒达斯。

    和往常每天一样,他们一前一后走着。小裁缝每走一步腿都会向旁边甩一下,拉贝先生则相反,步态冷静而尊贵,着实漂亮。

    他推开圆柱咖啡馆的门,里面的声音和气味告诉他今天是星期六。气味,是的,因为顾客在星期六喝的饮料和其他日子不同。

    大厅里挤满了人。有些人只好站着。一群粗俗的农民围在小吧台前。很多人在做交易。那些最富有或者最敢闯的人都在这里,他们和肥料商、保险人、法律人士都有往来,后者则每个星期六都在这儿落座。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的桌子俨然办公桌或者柜台。

    只剩中间那几张紧靠火炉的桌子依然清静安宁,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尚特罗医生没上桌打牌,他坐在握牌的议员身后。拉贝先生和他碰了一下手。

    “晚上好,保罗。”

    拉贝先生看到朋友从一个小纸盒里掏出一粒药,便问:

    “不舒服吗?”

    “肝脏有问题。”

    他每隔一阵子就会发作一次,一发病就会突然瘦下去好几公斤,憔悴的脸上挂着两个沉甸甸的大眼袋,眼神亦相当痛苦。

    他俩同年。两人在中学年代相当要好,几乎形影不离。

    加布里埃尔取走拉贝先生的外套和帽子。

    “还是老样子?”

    医生面前的大理石桌面上是一小瓶维希泉水。卡舒达斯刚刚进来,犹豫着要不要坐到玩牌那群人的边上。

    两个可怜的家伙!终于将屁股落在椅子上的卡舒达斯可怜,保罗医生也可怜。拉贝先生应该还在某处保留着一张两人十五六岁时的合照。在那个年纪,尚特罗很瘦,发梢略带棕色,但不是瓦伦丁那种软糯的红棕色。照片上的他骄傲地抬起下颚,一无所惧地望向前方。

    他当时已经决定要当医生,但不是一个普通医生,而是成为巴斯德或者尼克勒那样伟大的发现者。他的父亲很富有,在奥尼斯和旺代有十几个农场。除了远程管理那些农场外,他什么也不用做,有趣的是,他的午后时光也都在圆柱咖啡馆度过的,就在今天他们打桥牌的这张桌子旁。

    “他让我感到厌恶,”年轻的保罗这样说自己的父亲,“贪婪吝啬。对农民的命运冷嘲热讽。”

    总的来说,他们两人的父母都是拥有财产的人,土地、农场或者房子,还有船,或者船只的股份。

    卡舒达斯在偷偷看他,样子很激动,拉贝先生假装没有发现。这是场游戏。拉贝先生神态自若,以此表明他的精神是自由的。角色已经调换:现在怕得冒汗的是小裁缝,他紧张地喝着杯中的酒,间或露出哀求的神色。

    哀求他什么?自首,让他得以拿到两万法郎奖金?

    “你喝得太多了,保罗。”

    “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啊?”

    为什么喝酒?保罗成了医生,回到这个城市,开了一家诊所。他决定:

    “我只在上午营业,以留出空闲来做研究。”

    他为自己建了一间真正的实验室,订了所有的医学杂志。

    “你为什么一直不结婚,保罗?”

    可能是因为他曾想成为学者,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好耸耸肩了事,做出痛苦的鬼脸。

    他任凭大胡子长了一脸,也不去修整。黑乎乎的指甲,劣质的衬衣。他来圆柱咖啡馆的时间,最初是六点,和所有有工作的人一样,后来是五点,再后来是四点,而现在他一吃完午饭就来了。那个点咖啡馆里几乎没有客人,凑不齐一桌,他就和老板奥斯卡打王后。

    终于,他过了六十岁,拉贝先生也是。他俩都已经年过六十。

    “我把位置让给你,莱昂?我得过去和选民说两句。”

    议员安德烈·洛德刚等到一杯果子蜜,便不无遗憾地起身。他们周围嘈杂声不断,铺了一层木屑的地板上脚步来来往往,人们相互碰杯的声音,茶碟与杯子碰撞发出的声音,以及比平日更大的话语声。

    “希望人们最终能把他抓住。”一个穿皮靴的农场主说,“这种人最终总会被抓住,最狡猾的也不例外。之后呢,你们会看到,人们会声称他疯了,把他关进某个疯人院,于是我们这些纳税人要一直养他到死。”

    “除非他落到像我这样的人手里!”

    “你除了长了一张大嘴巴,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你可能会往他脸上揍一拳,但接下来就会乖乖将他送给警察。但要是在村子里,我就不好说了。大概会有所不同。他们有大草叉和铁锹。”

    拉贝先生眉头也不皱一下,泰然自若地坐到议员的座位上,后者正在挨桌聊天。有一忽儿,帽匠心想卡舒达斯是不是生病了,因为他满脸通红,眼睛发亮。然后帽匠发现小裁缝的杯子下面有两个杯垫。

    小裁缝喝酒了!或许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已经示意加布里埃尔给他上第三杯白葡萄酒。

    “咱俩是一伙。”保险人朱利安·朗贝尔边出牌边说。

    保险人不喝酒,只喝一杯开胃酒,至多两杯。他是新教徒,有四五个孩子,本来会有更多,但他的妻子两次怀孕中必有一次会流产。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人们会问他:

    “你老婆呢?”

    “在诊所。”

    “生娃?”

    “流产。”

    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许多钱,他用这笔钱买下一家保险公司。他并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打理公司。他有一帮好伙计。有时候,公司伙计会为了一个紧急案子到咖啡馆来找他。下午的牌局结束之后,他匆匆吃好晚饭便要参加新的牌局,在自己家或朋友家里。

    他是雷奥米尔街若弗鲁瓦——朗贝尔太太,即第四位受害者的弟弟。拉贝先生去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节哀,朱利安。”

    他去了所有的葬礼,因为他认识她们所有人,通过马蒂尔德认识的。

    他没见到小记者。他大概忙着在外调查。拉贝先生向他平常坐的地方瞥了两三回。

    “我们刚收到一封信。”《夏朗特回声报》的印刷商兼所有人卡耶说,同时审视着自己的牌。

    “他越来越夸张了。”朱利安·朗贝尔嘀咕道,并宣布他有一对梅花。

    保险人转头看向尚特罗,后者在观牌:

    “你认为这是个疯子吗,保罗?”

    医生耸耸肩。此刻他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他只担心令自己肋骨生疼的流感。

    “不管怎么样,他只有被抓住了才会收手。”他埋怨道。

    “剪刀手杰克从未被抓住,但他自动停止了杀戮。”

    拉贝先生觉得有趣,他从没想到过剪刀手杰克。

    “他一共杀了多少个人?”他问道,“三个方块。”

    “过。”

    “三个黑桃。”朗贝尔压他。

    “四个红桃。”

    看来会有一个小小的满贯,一阵沉默、几次叫牌之后,拉贝先生手中六个方块在握!

    “加倍!”

    “我不知道他杀了几个,但是在伦敦城里和市郊,恐怖持续了好几个月。军队都出动了。船舶和工厂都只能停业,因为雇员和工人们不敢迈出家门一步。”

    “我特别想知道这会儿还有几个女人在大街上。”

    小裁缝颤抖起来,一口干掉第四杯酒。他害怕遭遇帽匠的目光,不敢往牌桌这边看,只好阴郁地盯着脏地板。

    “四张王牌……我偷牌得到一个黑桃王,最后一张王牌在我手里。”

    他很想知道卡舒达斯喝多了是什么样子。拉贝先生从未见他喝醉过。医生从一大早就开始狂饮,每一次诊病完毕,他都带着一种略带嘲讽的仁慈表情喝酒。他称呼上午最后几个病人:

    “我的小家伙。”

    或者:

    “可怜的老伙计。”

    或者:

    “可爱的太太。”

    他不给病人写处方,而是从自己的橱柜里找出药,免费塞到他们手中。

    下午伊始,他看起来庄严而宁静,脸上好像浮着一层烟雾,动作缓慢,目光凝重,话语稀少。然后他渐渐开始挖苦和嘲笑别人,即使对方是他最好的朋友。

    晚上十点,他在小酒馆喝完红酒,走在回家的路上。遇见过他的人说他眼里有泪水,还会拥抱他们。

    “一个失败者,我的老伙伴。老朽的行尸走肉,这就是我!承认吧,我让你恶心!承认吧,我让你们所有人都恶心!”

    咖啡馆老板奥斯卡因为职业需要,不得不整日陪顾客喝酒。此时他双眼已经鼓胀,步态威严而迟疑,说话开始结巴。到了晚上,没有任何人能听懂他说什么。

    小裁缝已经烦躁起来。他显然坐不住了,做出一些异常的动作,好像在抽搐,又好像正在驱逐围攻他的苍蝇。

    拉贝先生很得意自己将他牢牢地遥控住了,得意地低声说:

    “放松,小伙计。”

    他很清楚皮雅克警长就在他身后的四五十岁人那一桌。拉贝先生刚才看见他进来的,灰色大衣,灰色帽子,灰色的脸,让人联想到灰暗的无须鳕鱼。警长唇上总带着一股冷淡的微笑,仿佛为了表明他知道许多隐秘的事情。

    拉贝先生非常确信,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个一本正经的蠢货,天生就是当公务员的料,满脑子只想着升迁,他住在共济会的房子里,因为有人告诉他这于仕途有益。他擅长桌球,总能赢个几轮一百五十或两百分。他在绿色的球桌周围缓缓转动,不时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别走,小伙计。”

    拉贝先生在心里对小裁缝说。他知道小裁缝已经头昏脑涨。小裁缝满脸通红,不知该看向何处,只想着那两万法郎,和学钢琴女孩妈妈的证词。

    “他声称,”印刷商人卡耶又说,“他只需再杀一个女人。”

    “为什么?”

    “他没有提供理由。他一直咬定这是出于必要,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明天早上你们就能在报上读到他的信了。轮到我了吗?没有王牌。”

    卡舒达斯已经喝下四杯白葡萄酒,他忘记了去看挂钟。早已过了他平时回家的时间。

    “会是在星期一。”

    “什么会在星期一?”

    “最后一个女人。至于为什么是星期一,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我倒很想看看今天或明天会不会有谋杀案发生。如果有,那说明他是胡乱写的。”

    “他不是随便乱写的。”朱利安·朗贝尔十分肯定。

    “为什么是七个而不是八个?”

    “为什么是我姐姐,她从未对别人做过不好的事?”

    “他大概不喜欢老女人。”尚特罗声音低沉地说。

    拉贝先生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因为这个想法挺聪明的。不完全准确,但挺聪明的。

    “你们发现了吗?”卡耶继续说道,“她们差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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