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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危险的事，是权衡利弊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时计算利益，死时也会顾虑自己的名誉。对于名利的来源，不能不仔细考察。利来自土地，那么人民就会尽力开垦田地；名来自作战，那么人民对外就会拼死作战。对内让人民能竭尽全力，那土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人民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人。能战胜敌人而土地又不荒芜，富强便唾手可得了。
赏析与点评
要实现有效管治，就要有效运用管治方法，甚至使用权术。利用名利作为手段，从人民想获得名利的欲望着手，让人民通过开垦土地获利、通过参与战争获名，用名利驱使国人勤劳勇敢，令国家富强。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30]，此执柄之罪也[31]。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谈说，则身修而功寡[32]。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33]，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34]；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35]；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36]。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37]。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38]。挟重资，归偏家[39]，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40]。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30]略：谋略，雄才伟略。
[31]执柄：执掌权柄。
[32]修：修养。
[33]处士：具才干但隐居不仕的人。
[34]竞：争胜。
[35]剽：轻浮。
[36]缘：攀附。
[37]圜：围绕。
[38]偏：通“遍”。
[39]偏：自己，私自。
[40]随：即“堕”，毁坏。
译文
现在却不是这样。君主所着力处理的，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具备尧、舜的品格，但功绩不及商汤和周武王，这是掌管权柄之人的过失。请让我谈谈他们的过失：管治国家舍弃管理方法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虽然自身有修养，但成就不大。所以，任用读《诗》、《书》的言辩之士，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而轻视君主；任用那些隐逸之士，民众就会远离朝廷且非议君主；任用勇士，民众就会彼此争胜而轻视禁令；任用手工业者，民众就会轻浮而容易改变主意；商人安逸且重视利益，民众就会攀附他们而议论君主。国家任用这五种人，就会让田地荒芜而兵力被削弱。言辩之人的资本在于口舌，隐士的资本在于心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力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双手，商人的资本在于其自身。他们四海为家，安身立命的资本则随身携带。人民将谋生的资本看得比他自身还重要，而在国外到处寻求势力依附。（他们）携带重要的资本，回到自己家中，就是尧、舜也难以治理好这些人。所以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因而功成名就。圣明的君主不是用世间易做的事来战胜难做的事，而一定是用难做的事来战胜易做的事。所以人民愚昧，就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人有智慧，就用力量战胜他们。臣子愚昧，就会以为出力容易而使用智能困难；世人聪明，则会以为使用智能容易而出力困难。所以神农教人耕种而称王天下，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致力于强大而征服了诸侯，是因为诸侯屈服于他的力量。现在世人多机巧而民众多放佚，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君主们却依从神农的方式行事，由此触犯了国家的禁忌。所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起了乱子，这是因为他们所要特别处理的事情，都是错误的。
民之生[41]：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42]，任力以穷诈[43]。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44]。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45]。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外。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46]。此臣之所谓过也。
[41]生：天性、本性。
[42]能：能力。
[43]穷：杜绝。
[44]偏：少。托：依靠。危：通“诡”，欺诈。
[45]戢（jí）：聚集。
[46]剧：多。
译文
人的天性：量度后会选择较长的东西，称重后会选取较重的东西，衡量得失后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精明的君主谨慎观察这三种情况，治理国家的原则就可以确立，而人民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国家对人民的要求不多，而人民避开国家要求的方法却很多。对内令人民依附于农业，对外令人民专心于作战。所以，圣君治理国家，多用禁令来限制人民的才能，利用民力来杜绝欺诈行为。这两个办法能普遍使用，国内的人民就会一心；人民一心，就会专心务农；专心务农，人民就朴实；人民朴实，就会安于居所而讨厌外出。所以圣君治理国家，令人民将收入来源寄托在土地上，而很少能依靠诡诈在外谋食。人民将收入来源寄托在土地上就朴实，依靠诡诈在外谋食就惑乱。人民对内朴实，对外感到惑乱，便会努力从事农耕，作战也能团结一致。人民努力务农，货财就增加；作战能够团结一致，邻国就危险。货财太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没有资本，投身外国危险之地，就是疯汉也不会这么做。所以圣君治理国家，观察风俗来确立法规，国家就能治理好；察看国情弄清国家的根本，就能治理得当。不观察时代风俗，不考察国家的根本情况，那么就算国家的法令确立了，人民也仍然混乱；事务繁忙而功劳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失啊。
赏析与点评
治国要关注人性。人性有趋利的取向，总想多占用些资源，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所以管治的思维首先要从人性想占用货财、避免灾害出发，同时，察看风俗与国情，这样，制定的法规就容易被人民接受，执行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刑人复漏[47]，则小人辟淫而不苦刑[48]，则徼幸于上以利求[49]。显荣之门不一，则君子事势以成名。小人不避其禁，故刑烦[50]。君子不设其令，则罚舛。刑烦而罚行者，国多奸。则富者不能守其财，而贫者不能事其业，田荒而国贫。田荒，则民诈生；国贫，则上匮赏。故圣人之为治也，刑人无国位[51]，戮人无官任[52]。刑人有列，则君子下其位；衣锦食肉，则小人冀其利[53]。君子下其位，则羞功；小人冀其利，则伐奸[54]。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今国立爵而民羞之，设刑而民乐之。此盖法术之患也。故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55]，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
[47]复：覆盖，引申为庇护。漏：漏网，未能绳之以法。
[48]辟：即邪僻，不老实。苦：害怕。
[49]徼幸：侥幸。
[50]烦：多。
[51]刑人：受刑责的人，即罪犯。
[52]戮人：罪人。
[53]冀：希望。
[54]伐：夸奖。
[55]正：政，政策之意。
译文
刑罚，用来禁止作奸犯科；赏赐，用来辅助刑罚。羞辱和劳苦，是人民所憎恶的；显荣和逸乐，是人民所追求的。所以，如果国家的刑罚没有人畏惧，而爵禄不足以令人追求，那是亡国的征兆。该受刑责的人却得到庇护而逃脱法网，那么百姓就会邪僻放纵，而不会害怕遭受刑罚，从而对君上心存侥幸，而以追求私利为目的。显荣不止一个途径，那么官吏就会攀附权贵来获取声誉。百姓不避国家的禁令，所以刑罚繁多。官吏不设立法令，所以刑罚错乱。刑法繁琐而实行刑罚，国家便会多奸邪。这样，富人就不能保有他们的财产，穷人就不能从事他们的职业，土地就会荒废，国家也会贫穷。土地荒废，人民就会出现欺诈行为；国家贫穷，君主便会缺少财物用于赏赐。所以圣人治国，受过刑责的人在国家中没有地位，犯过罪的人在朝廷里没有官做。受过刑责的人也能在朝廷中有一席之地，那官吏就会看不起自己的地位。（犯过罪的人也能）锦衣玉食，百姓就会贪图他们获得的利益。官吏看不起自己的地位，就羞于建功立业；百姓希冀获得非分的利益，就会夸赞奸邪。所以刑罚是用来禁止作奸犯科的，官爵是用来鼓励建功立业的。现在国家设立官爵而人民认为可耻，设立刑罚人民却觉得可笑。这大概是律法和权术的弊病吧。因此，君子操控权柄、统一政策而制定管治方针，通过封官授爵来奖励人民，按照功劳大小来任用官吏。这样，上上下下就会公平。上下公平，臣子就能为国尽力，君主也能掌握权柄。
赏析与点评
刑罚与赏赐，作为治国之策，在设立与推行时，也需要考虑人民的本性。这段文字用“小人”和“君子”对举，“小人”当为被统治者，“君子”则是统治者。统治者立法和执法时，一旦没有纲纪，就会执法不公，以致放纵应当受刑的被统治者，国家就不能有效管治。同理，统治者制定官爵制度，是要公平对待有功劳的被统治者；若处理不公平，作奸犯科的人会越来越多，建立功绩的人则会越来越少，国家就会越来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