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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愈之《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作《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吾友刘申叔先生即笃信此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刘先生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之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如胡先生所谓“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者，此等骈句，自在当用之列。
（5）胡先生所云“须讲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即古书中亦多此病。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中“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二语，意谓齐国汶上之篁，今植于燕之蓟丘也。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实“危心坠涕”也。杜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皇”，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记》裴骃《集解序索隐》有句曰，“正是冀望圣贤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愈于《论语》‘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见此句者，殆无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剥之引用成语，在文学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胜枚举。
（6）前此之小说与戏剧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先生所举“情感”与“思想”两事来判断。其无“高尚思想”与“真挚情感”者，便无价值之可言。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诲淫之作，从略不举。诲盗之作，如《七侠五义》之类是。《红楼梦》断非诲淫，实是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袴公子耳。《水浒》尤非诲盗之作，其全书主脑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国演义》、《说岳》之类）；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故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前此小说之作品，其有价值者乃极少（前此文人，最喜描写男女情爱。然彼等非有写实派文学之眼光，不过以秽亵之文笔，表示其肉麻之风流而已，故并无丝毫价值之可言）。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谓公等碌碌，无足置齿者矣。刘铁云之《老残游记》，胡先生亦颇推许；吾则以为其书中惟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为佳，其他所论，大抵皆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黄龙子论“北拳南革”一段信口胡柴，尤足令人忍俊不禁。至于戏剧，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为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旧戏，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夫戏中扮演，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叔敖，苟其不肖，即与演剧之义不合；顾何以今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旧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其宜耳。
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先生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
至于当世所谓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作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先生所举胡先骕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偎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此辈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又如林纾与人对译西洋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钱玄同白1917年2月25日
（原载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