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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鉴：
胡适之先生之《文学改良刍议》，其陈义之精美，前已为公言之矣。弟兹有私见数端，愿与公商榷之。倘得借杂志余幅以就教于胡先生，尤所私幸。
（1）胡先生“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弟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古代文学，白描体外，只有比兴。比兴之体，当与胡先生所谓“广义之典”为同类；与后世以表象之语直代事实者迥异）。短如《公无渡河》，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优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写实诗亦皆具此优美。）自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力，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而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窳败之一大原因。胡先生辞而辟之，诚知本矣。惟于“狭义之典”，胡先生虽然主张不用，顾又谓“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则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先生所举五事，（1）（3）（5）虽曰工切，亦是无谓；胡先生自评谓“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最为直截痛快之论。若（2）所举之苏诗，胡先生已有“近于纤巧”之论。弟以为苏轼此种词句，在不知文学之“斗方名士”读之，必赞为“词令妙品”，其实索然无味，只觉可厌，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举江亢虎之诔文，胡先生称其“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实不知其佳处。至如“未悬太白”一语，正犯胡先生所云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条：胡先生知“灞桥”、“阳关”、“渭城”、“莼鲈”为“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则宜知护国军本无所谓“太白旗”，彼时纵然杀了袁世凯，当不能沿用“枭首示众”之旧例；如是，则“悬太白”三字，无一合于事实，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先生所谓典之工者，亦未为可用也。
（2）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师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亡友胡仰曾先生谓曾见某处告诫军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乌，难保无害群之马。……以有限之血蚨，养无数之飞蝗”，此实不通已极。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有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借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为西汉以前之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燕山外史》、《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佳者，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尚少（白话中罕有用典者。胡先生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即为驱除用典计，亦以用白话为宜。弟于胡先生采用白话之论，固绝对的赞同也）；传奇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书》文句，亦为拉杂可厌。弟为此论，非荣古贱今，弟对于古今文体造句之变迁决不以为古胜于今，亦与胡先生所谓“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同意，惟对于用典一层，认为确是后人劣于前人之处，事实昭彰，不能为讳也。
（3）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与用典相似，亦为行文所当戒绝者，则人之称谓是也。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人止一名，与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已大可厌矣。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以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于是一人之记号多乃至数十，每有众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称，竟茫然不识为谁氏者，弟每翻《宋元学案目录》，便觉脑疼痛，即以此故；而自来文人，对于此等称谓，尤喜避去习见，改用隐僻，甚或删削本名，或别创新称。近时流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等等，专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来今，即此一人可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无从臆想，即揆诸情理，岂得谓平。故弟意今后作文，凡称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又，官名地名须从当时名称，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虽桐城派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论，但谓金石文学及历史传记之体宜然；鄙意文学之文，亦当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称，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故如古称“冠、履、袷、裳、笾、豆、尊、鼎”，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当改用“帽、鞋、领、裤、碗、盆、壶、锅”诸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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