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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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是非无一定，好坏无一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今天拥护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当前情形而定。他随时可以变更方法而趋向目的，却不大受过去行为的拘束。文学家照例得捏紧一支笔，不幸这支笔另一时也就缠缚着他。他若跟着“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点，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属政府派还是属反政府派，奉命执笔既必然常常得变更其毁誉目标，所说的人事是非无固定性，违命执笔则不可能，稍受压迫且特别容易转变。转变又转变，人转变了文章却好好的摆在那里，一个稍有记忆的读者试来对照对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却骂了今年的本人，当前的行为倒嘲讽了先前的作品。结果恰好两两抵消，本人的文章行为在社会上皆无从引起信仰，对革命言只是化“悲壮”为“幽默”，对文学言只是从“有为”变“无为”。

    为读者设想，读者是更需要各方面作品来教育或娱乐的。若文学作品真如某种人的妄想，以为只要在一个作品上说“我是真理，信我就可得救”，所有读者当真信从真理一律得救，文学与社会关系简单到如此，那也就好办多了。事实上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却有它的限度，它既受历史上那一大堆文学遗产所控制，又被人人赖以为生的各种职业所牵制。易言之，就是大部分读者的文学观，是建设在一切现存的文学作品上面，某种新的理想要从文学输入，那个作品必然得达到一个较高作品的水平才会发生效果。大部分读者的人生观又是建设在当前贴身事业上，任何未来的理想主义，一涉及变更他们当前生活时，照例绝不会即刻抛下他的固有事业而去追求理想的。读者如此，作者却只是几个长远寄托生活于大都市中的人物，书本知识和人事知识皆异常薄弱，惟各以便利机缘成为作家，露面于老板与读者之间，知自爱的还肯老老实实努力于作品制作，具政客手腕活泼跳脱的，却老在想法从一个口号或一种运动上企图伟大。砂上建屋，瘠地种树，求作品能笼罩一切，对读者能有多大作用，当然是不可能。

    我说的自由发展，不特是解放抽象的观念上的拘束，也是打破事实上的少数作家的市场独占，不特是为作者，同时也正是注意到读者。

    在文坛联合的问题上，有点文章可作我对于这种见解的说明：

    联合实具有解放的意义，因为既联合了，既在一个广大范围中联合了，至少从此以后一般刊物中，消极的我们可以不必再读一些属于私人的吵嘴、肉麻的批判，不会再见到左翼的“双包案”，更不用使许多青年学生，把兴趣集中到观战一件事情上，向大小刊物去搜集文坛消息。积极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个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正因为这些作品，是在某一时容易为少数人嘲讽，却也必然为当前与将来那些沉默无言的多数人所需要的。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但是我们只要一想想，除了学生以外，支持这个社会的中坚分子还有多少人，便是学生，除了文法科以外，尚有多少在实验室的，在工场里的，以及先前是学生，现在已离开学校，在种种事业上直接参加这个国家建设工作的人（尤其是身在边地僻县服务的人），工作之余，还有不有一点需要，从一本书上得到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得到一点忘却寂寞与疲劳的安慰，得到一点向上的兴奋，就明白那些作品如何重要了。

    （《大众知识》第三期）

    我说的“事实”，因此也许就比一些人谈的“理想”似乎显得平凡。不过一个作家当他提笔写他的大作时，他固然需要理想，且不妨驰骋妄想，但提笔以前无论如何他总得明白事实，承认事实。目前许多作家，要别人了解他或崇拜他的情绪特别浓厚，自己却无多大兴味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也就是要人类对他同情太切，他却对人类根本缺少同情）。作品之无从伟大，是必然的。自己若存心用文字写一本好好的小书，先得去好好的读一读那本包含万有用人类行为写成的大书。这点希望对已成名的作家，也许以为近于嘲讽，对未露面的准作家，或者是种诤友的忠告。

    专此敬复，并颂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