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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不会有更合理的安排。我得想办法自救,但一时自然还是无办法可得。

    因为自己写诗,再去读古诗时,也就深入了一些。和青春生命结合,曹植、左思、魏征、杜甫、白居易等人对世事有抱负有感慨的诗歌,比起描写景物、叙述男女问题的作品,于是觉得有斤两有劲头得多。这些诗歌和林译小说一样,正在坚强我、武装我,充实增加我的力量,准备来和环境中一切作一回完全决裂。但这自然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到这个部队工作以前,我曾经有过一年多时间,在沅水流域好几个口岸各处飘流过,在小旅馆和机关作过打流食客,食住两无着落。好容易有了个比较固定的职业,要说不再干下去,另找出路,当然事不简单。我知道世界虽然尽够广大,但到任何一处没有吃的就会饿死。我等待一个新的机会。生活教育虽相当沉重,但是却并不气馁,只有更加坚强。这里实在不是个能呆下去的地方,中国之大,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里生存得合理一些。孟子几句话给了我极大鼓舞,我并没有觉得有个什么天降大任待担当,只是天真烂漫的深深相信老话说的“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人存心要活得更正当结实有用一点,是决不会轻易倒下去的。

    三 一点新的外力,扩大了我的幻想和信心

    过不多久,五四余波冲击到了我那个边疆僻地。先是学习国语注音字母的活动在部队中流行,引起了个学文化浪潮。随后不久地方十三县联立中学和师范办起来了,并办了个报馆,从长沙聘了许多思想前进年青教员,国内新出版的文学和其他书刊,如《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南北大都市几种著名报纸,都一起到了当地中小学教师和印刷工人手中,因此也辗转到了我的手中。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国家的问题太大,一时说不上。至于个人的未来,要得到正当合理的发展,是听环境习惯支配,在这里向上爬作科长、局长、县长……还是自己来重新安排一下,到另外地方去,作一个正当公民?这类问题和个空钟一样,永远在我思想里盘旋不息。

    于是作诗人的兴趣,不久即转移到一个更切实些新的方向上来。由于五四新书刊中提出些问题,涉及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作人态度,给了我极大刺激和鼓舞。我起始进一步明确认识到个人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于社会变革的显著影响。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我原本看过许多新旧小说,随同五四初期文学运动而产生的白话小说,文字多不文不白,艺术水平既不怎么高,故事又多矫揉造作,并不能如唐代传奇、明清章回吸引人。特别是写到下层社会的人事,和我经验见闻对照,不免如隔靴搔痒。从我生活接触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情,保留在我印象中,以及身边种种可笑可怕腐败透顶的情形,切割任何一部分下来,都比当时报刊上所载的新文学作品生动深刻得多。至于当时正流行的《小说作法》《新诗作法》等书提出的举例材料和写作规矩方法,就更多是莫明其妙。加之,以鲁迅先生为首和文学研究会同人为首,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如耿济之、沈泽民对十九世纪旧俄作家,李劼人、李青崖对法国作家,以及胡愈之、王鲁彦等从世界语对于欧洲小国作家作品的介绍,鲁迅和其他人对于日本文学的介绍,创造社对于德国作家的介绍,特别是如像契诃夫、莫泊桑等短篇小说的介绍,增加了我对于小说含义范围广阔的理解,和终生从事这个工作的向往。认为写小说实在有意思,而且凡事从实际出发,结合生活经验,用三五千字把一件事一个问题加以表现,比写诗似乎也容易着笔,能得到良好效果。我所知道的旧社会,许许多多事情,如果能够用契诃夫或莫泊桑使用的方法来加以表现,都必然十分活泼生动,并且大有可能超越他们的成就,得出更新的记录。问题是如何用笔来表现它,如何得到一种适当的机会,用十年八年时间,来学习训练好好使用我手中这一支笔。这件事对现在青年说来,自然简单容易,因为习文化、学写作正受新社会全面鼓励,凡稍有创作才能的文化干部,都可望得到部分时间从事写作。但是四十年前我那种生活环境,希望学文学可就实在够荒唐。若想学会吸鸦片烟,将有成百义务教师乐意为我服务。想向上爬作个知县,再讨两个姨太太,并不怎么困难就可达到目的。即希望继续在本地做个迂头迂脑的书呆子,也不太困难,只要凡事和而不同的下去,就成功了。如说打量要做个什么“文学作家”,可就如同说要“升天”般麻烦,因为和现实环境太不相称,开口说出来便成大家的笑话。

    至于当时的我呢,既然看了一大堆书,想象可真是够荒唐,不仅想要做作家,一起始还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第一流短篇作者竞短长的选手。私意认为做作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写几本书也平常自然,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出面去比赛,才真有意义!这种想象来源,除了一面是看过许多小说,写得并不怎么好,其次即从小和野孩爬山游水,总是在一种相互竞争中进行,以为写作也应分是一种工作竞赛。既存心要尽一个二十世纪公民的责任,首先就得准备努力来和身边这四十八盏烟灯宣告完全决裂,重新安排生活和学习。我为人并不怎么聪敏,而且绝无什么天才,只是对学习有耐心和充满信心,深信只要不至于饿死,在任何肉体挫折和精神损害困难情形下,进行学习不会放松。而且无论学什么,一定要把它学懂,学通……于是在一场大病之后,居然有一天,就和这一切终于从此离开,进入北京城,在一个小客店旅客簿上写下姓名籍贯,并填上“求学”两个字,成为北京百万市民的一员,来接受更新的教育和考验了。

    四 新的起点

    和当时许多穷学生相同,双手一肩,到了百万市民的北京城,只觉得一切陌生而更加冷酷无情。生活上新的起点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一件事即怎么样活下去。第一次见到个刚从大学毕业无事可作的亲戚,问我:

    “来做什么?”

    我勇敢而天真的回答“来读书”时,他苦笑了许久:

    “你来读书,读书有什么用?读什么书?你不如说是来北京城打老虎!你真是个天字第一号理想家!我在这里读了整十年书,从第一等中学到第一流大学,现在毕了业,还不知从那里去找个小差事做。想多留到学校一年半载,等等机会,可作不到!”

    但是话虽这么说,他却是第一个支持我荒唐打算的人,不久即介绍我认识了他老同学董秋斯。董当时在盔甲厂燕京大学念书,此后一到公寓不肯开饭时,我即去他那里吃一顿。后来农大方面也认识了几个人,曾经轮流到他们那里作过食客。其中有个晃县唐伯赓,大革命时牺牲在芷江县城门边,就是我在《湘行散记》中提及被白军钉在城门边示众三天,后来抛在沅水中喂鱼吃的一位朋友。

    我入学校当然不可能,找事做又无事可做,就住在一个小公寓中,用孟子上所说的“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戕伐其身心,行拂乱其所为……” (6) 来应付面临的种种。第一句虽不算数,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大志愿,后几句可落实,因为正是面临现实。在北京零下二十八度严寒下,一件破夹衫居然对付了两个冬天,手足都冻得发了肿,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好在年青气概旺,也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受不住的委屈,只觉得这社会真不合理。因为同乡中什么军师长子弟到来读书的,都吃得胖胖的,虽混入大学,什么也不曾学到,有的回乡时只学会了马连良 (7) 的台步,和什么雪艳琴 (8) 的新腔。但又觉得人各有取舍不同,我来的目的本不相同,必需苦干下去就苦干下去,到最后实在支持不下,再作别计。另一方面自然还是认识燕大农大几个朋友,如没有这些朋友在物质上的支持,我精神即再顽强,到时恐怕还只有垮台。

    当时还少有人听说做“职业作家”,即鲁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维持生活。记得郁达夫在北大和师大教书,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还算是幸运。《晨报》上小副刊文章,一篇还不到一块钱稿费。我第一次投稿所得,却是三毛七分。我尽管有一脑子故事和一脑子幻想,事实上当时还连标点符号也不大会运用,又不懂什么白话文法,唯一长处只是因为在部队中作了几年司书,抄写能力倒不算太坏。新旧诗文虽读了不少,可是除旧诗外,待拿笔来写点什么时,还是词难达意。在报刊方面既无什么熟人,作品盼望什么编辑看中,当然不可能。唯一占便宜处,是新从乡下出来,什么天大困难也不怕,且从来不知什么叫失望,在最难堪恶劣环境中,还依旧满怀童心和信心,以为凡事通过时间都必然会改变,不合理的将日趋于合理,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下去,写作当然会把它搞好。至于有关学习问题,更用不着任何外力鞭策,总会抓得紧紧的,并且认为战胜环境对我的苛刻挫折,也只有积极学习,别无他法。能到手的新文学书我都看,特别是从翻译小说学作品组织和表现方法,格外容易大量吸收消化,对于我初期写作帮助也起主导作用。

    过了不易设想的一二年困难生活后,我有机会间或在大报杂栏类发表些小文章了。手中能使用的文字,其实还不文不白生涩涩的,好的是应用成语和西南土话,转若不落俗套有些新意思。我总是极单纯的想,既然目的是打量用它来作动摇旧社会基础,当然首先得好好掌握工具,必需尽最大努力来学会操纵文字,使得它在我手中变成一种应用自如的工具,此后才能随心所欲委曲达意,表现思想感情。应当要使文字既能素朴准确,也能华丽壮美。总之,我得学会把文字应用到各种不同问题上去,才有写成好作品条件。因此到较后能写短篇时,每一用笔,总只是当成一种学习过程,希望通过一定努力能“完成”,可并不认为“成功”。其次是读书日杂,和生活经验相互印证机会也益多,因此也深一层明白一个文学作品,三几千字能够给人一种深刻难忘印象,必然是既会写人又能叙事,并画出适当背景。文字不仅要有分量,重要或者还要有分寸,用得恰到好处。这就真不简单。特别对我那么一个凡事得自力更生的初学写作者。我明白人是活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复杂生物,生命中有高尚的一面,也不免有委琐庸俗的一面。又由于年龄不同,知识不同,生活经验不同,兴趣愿望不同,即遇同一问题,表现意见的语言态度也常会大不相同。我既要写人,先得学好好懂人。已经懂的当然还不算多,待明白的受生活限制,只有从古今中外各种文学作品中拜老师,因之书籍阅读范围也越广。年纪轻消化吸收力强,医卜星相能看懂的大都看看,借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意识领域日有扩大,从中吸取许多不同的常识,这也是后来临到执笔时,得到不少方便原因。又因为从他人作品中看出,一个小说的完成,除文字安排适当或风格独具外,还有种种不同表现思想情感的方法,因而形成不同效果。我由于自己要写作,因此对于中外作品,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和组织故事的特征。到我自己能独立动手写一个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即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即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

    我知道这是个艰巨工作,又深信这是一项通过反复试验,最终可望作好的工作。因此每有写作,必抱着个习题态度,来注意它的结果。搞对了,以为这应说是偶然碰巧,不妨再换个不熟习的方法写写;失败了,也决不丧气,认为这是安排得不大对头,必须从新开始。总之,充满了饱满乐观的学习态度,从不在一个作品的得失成败上斤斤计较,永远追求做更多方面的试验。只是极素朴的用个乡下人态度,准备三十年五十年把可用生命使用到这个工作上来,尽可能使作品在量的积累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提高。

    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忽然成熟的“五四”后期作家。事实上成熟是相当缓慢的。每一作品完成,必是一稿写过五六次以后。第一个作品发表,是在投稿上百回以后的事情。而比较成熟的作品,又是在出过十来本集子以后的事情。比起同时许多作家来,我实在算不得怎么聪敏灵活,学问底子更远不如人,只能说是一个具有中等才能的作者。每个人学习方法和写作习惯各有不同,很多朋友写作都是下笔千言,既速且好,我可缺少这种才分。比较上说来,我的写作方法不免显得笨拙一些,费力大而见功少。工作最得力处,或许是一种“锲而不舍,久于其道”的素朴学习精神,以及从事这个工作不计成败,甘心当“前哨卒”和“垫脚石”的素朴工作态度。由于这种态度,许多时候,生活上遭遇到种种不易设想的困难,统被我克服过来了;许多时候,工作上又遭遇到极大挫折,也终于支持下来了。这也应当说是得力于看书杂的帮助。千百种不同门类新旧中外杂书,却综合给我建立了个比较单纯的人生观,对个人存在和工作意义,都有种较素朴理解,觉得个人实在渺小不足道。但是一个善于使用生命的人,境遇不论如何困难,生活不论如何不幸,却可望在全人类向前发展进程中,发生一定良好作用。我从事写作,不是为准备做伟人英雄,甚至于也不准备做作家,只不过是尽一个“好公民”责任。既写了,就有责任克服一切困难,来把它作好。我不希望做空头作家,只盼望能有机会照着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大目标,来终生从事这个工作,在万千人共同作成的总成绩上增加一些作品,丰富一些作品的内容。要竞赛,对象应当是世界上已存在的最高纪录,不能超过也得比肩,不是和三五同行争上下、争出路,以及用作品以外方法走捷径争读者。这种四十年前的打算,目前说来当然是相当可笑的,但当时却帮助我过了许多难关。

    概括说来,就是我一面向自己弱点作战,顽强的学习下去,一面却耐烦热心,把全生命投入工作中。如此下去,过了几年后,我便学会了写小说,在国内新文学界算是短篇作家成员之一了。一九二八后由于新出版业的兴起,印行创作短篇集子容易有销路,我的作品因之有机会一本一本为书店刊印出来,分布到国内外万千陌生读者手中去。工作在这种鼓舞下,也因此能继续进行,没有中断。但是,当我这么学习用笔十年,在一九三五左右,有机会从一大堆习作中,编印一册习作选,在良友公司出版时,仔细检查一下工作,才发现并没有能够完全符合初初从事这个工作时,对于文学所抱明确健康目的,而稍稍走了弯路。摇动旧社会基础工作本来是件大事,必需有万千人从各方面去下手,但相互配合如已成社会规律时,我的工作,和一般人所采取的方法,不免见得不尽相同。我认为写作必需通过个人的高度劳动来慢慢完成,不宜依赖其他方法。从表面看,这工作方式和整个社会发展,似乎有了些脱节。我曾抱着十分歉意,向读者要求,不宜对我成就估计过高、期望过大,也不必对我工作完全失望。因为我明白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正如作战,如需用文学作短兵,有利于速战速决,不是我笔下所长;如需要人守住阵地,坚持下去,十年二十年如一日,我却能作得到,而且是个好手。十年工作只是学习写作走完的第一段路,我可走的路应当还远,盼望对我怀着善意期待的读者,再耐心些看看我第二个十年的工作。不料新的试验用笔还刚写成三个小集,《边城》《湘行散记》《八骏图》,全国即进入全面抗战伟大历史时期。我和家中人迁住在云南滇池边一个乡下,一住八年。由于脱离生活,把握不住时代大处,这段期间前后虽写了七八个小集子,除《长河》《湘西》二书外,其余作品不免越来越显得平凡灰暗,反不如前头十年习作来得单纯扎实。抗日胜利复员,回到北京几年中,就几乎再不曾写过一个有分量像样子篇章。解放十年来,则因工作岗位转到博物馆,作文物研究,发现新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正还有一大堆空白点,待人耐烦热心用个十年八年工夫来填补。史部学本非我所长,又不懂艺术,惟对于工艺图案花纹、文物制度,却有些常识。特别是数千年来,万千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发明的“食”与“衣”分不开的陶瓷、丝绸、漆玉花纹装饰图案,从来还没有人认真有系统研究过。十年来我因此在这些工作上用了点心。其次,博物馆是个新的文化工作机构,一面得为文化研究服务,另一面又还可为新的生产服务,我即在为人民服务一类杂事上,尽了点个人能尽的力。至于用笔工作,一停顿即将近十年,俗话说“拳不离手”,三十年前学习写作一点点旧经验,笔一离手,和打拳一样,荒疏下来,自然几乎把所有解数忘记了。更主要即是和变动的广大社会生活脱离,即用笔,也写不出什么有分量作品。十年来,社会起了基本变化,许许多多在历史变动中充满了丰富生活经验、战斗经验的年青少壮,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指导下,已写出了千百种有血有肉纪念碑一般反映现实伟大作品,于国内外得到千百万读者的好评,更鼓舞着亿万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忘我劳动。老作家中也有许许多多位,能自强不息,不断有新作品产生,劳动态度和工作成就都足为青年取法。相形之下,我的工作实在是已落后了一大截,而过去一点习作上的成就,又显得太渺小不足道。只能用古人几句话自解:“日月既出,天下大明,爝火可熄”。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我本来是一个平凡乡下人,智力才分都在中等,只由于种种机缘,居然在过去一时,有机会参加这个伟大艰巨工作,尽了我能尽的力,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原来工作可说是独行踽踽,因此颠顿狼狈,而且不可免还时有错误,和时代向前的主流脱离。现在却已进入人民队伍里,成为我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如今试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过去,觉得实在没有丝毫可以骄傲处,但是一点作公民的努力终于实现,也让我还快乐。因为可以说曾经挣扎过来,辛苦过来,和一些“袭先人之余荫”,在温室中长大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发展,究竟是两种不同方式,也活得稍微扎实硬朗一些。但比起万千革命家的奋斗牺牲说来,我可真太渺小不足道了。

    五 “跛者不忘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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