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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dich-un Bouqdourma houdja'our”。至于这一次战役的其它经过地方，《秘史》在前几行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俘获篾儿乞惕人首领脱黑脱阿的儿媳妇之后〔Toqaï和Törägänä（Döregene）公主，脱黑脱阿的长子忽都的两个妻子，成吉思汗将Törägänä给窝阔台为妻〕，向前追赶脱黑脱阿以及他的儿子，忽都和赤老温，直抵阿尔泰山前面（Altaï-yin ebur-e，海涅士译为“Vorderseite des Altai-Gebirges”，《Wörterb.》，41），并在那里过冬（ubuldjedju）。第二年春天，牛儿年（huker-djil）（1205），成吉思汗越阿来（山）。乃蛮人首领古出鲁克，带领残众，在靠近不黑都儿麻，“也儿的石河源”之一的地方，和脱黑脱阿联合。在这个地方，成吉思汗和他交绥。〔这不是乃蛮人的终局，因为古出鲁克后来还逃避至哈剌契丹，在那里他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篾儿乞惕人实际上就此终结。《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将这个极其敌对部落的残存人口分散开。这一项分散若干部落的办法对于建立蒙古的统一，对于建立“青蒙古人”这个人民以成为民族的单一体，是绝对必要的。〕
〔6〕此注中所说的战地，我认为这是不肯定的，有人以为这一场在黑也儿的石河上的战争就是《长春西游记》所提到的古战场，称为白骨甸，在乃蛮人地方，蒙古丞相镇海向这位道教旅行家回溯了其经过。当这个时候，长春和镇海在阿尔泰山的迤南很远的乌泷古泉的东面。黑也儿的石泉和不喀都儿麻（Boukhdourma），还离开这个所在相当的远。事实上，“白骨甸”应该与后来的攻击最后篾儿乞惕人的零散党徒和最后乃蛮军队某些战役（在1205年以后的），可能与速不台的某些武功有关。
〔7〕关于成吉思汗对速不台所说的话。海涅士译qoulan（忽兰）为“野马”。伯希和先生准确地说这是指“hémione”（按：hémione据Larousse字典是西亚的一种野驴，由驴过渡到马的兽）。成吉思汗对速不台所提出的有名的指示，将逃亡中的篾儿乞惕王子们比“颈带套竿（ouqourqa）的野马”又比为“中箭而伤（sournoutou）的鹿（bouqou）”。继之以奇特的“Magali之歌”，战士的本色“如果他们和鸟（dji'urtu）一样飞上天，速不台呵，你就做鹰隼（chingghor）；如果他们和雪猪（tarbaqan）一样藏在地下，用铁锹（tchalir）掘他们。如果他们入海变成为鱼（djiqasun），用网（golmi）捞他们”————于上述富有诗意的词句之后，继之以准确的军事指示：当军队赴远方作战时候，注意马匹不是还太瘦以渡越山岭隘道（ündür daba'an daban）和大河（örgen müren ketülün）；节约生活必需品（günesün）；除非为了军队给养的需要以外，不可作不必要的围猎；之后，还有详细指示，关于马鞍的后带（eme'el-ün qudurqa）可能伤马，关于 头（qada'ar），骑马的不可让它飘荡不定。最后，成吉思汗有一般的训令关于任何人不得违反命令（yarliq），即帝国的和军队的号令。依照这些规定，汗在精神上常常是在远征军队中间，即使他是在亚洲的其他一端作战，因为成吉思汗如果允许速不台处罚不重要的罪人，而每遇到他所知道的战士犯法时候他保留决定之权（《秘史》，第199节）。
〔8〕《秘史》第198节指出成吉思汗决定将篾儿乞惕人民全部分散，没收财产，赶到距离他们驻营故土的很远地方。虽然属于蒙古种，篾儿乞惕人被列入不可同化和不能参加新的统一的蒙古民族里面的一类。这些森林人将被无情地消灭。和另一个蒙古森林的部落斡亦剌相反，斡亦剌被人成群地编入青蒙古人里面。为了拢络他们，成吉思汗对他们创始一种联姻政策。这些“斡亦剌-成吉思汗系”的婚姻，和我们上面已经说到的“汪古-成吉思汗系”的婚姻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
第二章 第三十一节
〔1〕“羱羊”，蒙古语oughouldja，突厥语qouldja，指“野牡羊”或“argali”。
〔2〕G.B.博士说，在蒙古书写语言里面，keriye指“鸦类小鸟”（corneille）。Qara keriye，札木合借以比喻捉住他的不忠仆人，逐句直译“黑色鸦”（按：秘史作黑老鸦），特别指一种小鸦叫做Choucas。《秘史》第200节的这一句话是以重叠字行文的：小黑鸦（choucas）捉住了一个美观黑色的大野鸭，qarambaï noghosoun。《秘史》的noghosoun这一词，中文旁译附加说，这是一种黑鸭的名称；qara-ambaï（＝amban）是一个缀成词，指“黑而有威”（G.B.博士）。至于下文qaratchou（哈剌出）这一词，G.B.博士说，中译《元朝秘史》将它除去，但在旁译说“下贱人民”。加上bo'ol（蒙古语boghoul）“奴隶”，成为qaratchou bo'ol，“奴隶中的凶顽的恶棍”，这的确是合乎这里所说的一段的意思。————人们可以看到，《秘史》在这里所认为是札木合说的话，不能证明有反对贵族的趋向，有如符拉基米尔佐夫以为他是这样的人。
〔3〕关于札木合对成吉思汗传达的话，《秘史》第201节述：“你的örlu'ut nököd，有能力的人（erdemten）对于你好像是七十三匹（dalan qourban）骗马（aqtas）”。所谓nököt（按：那可儿的复数），照字译是拉丁字comites的意义，事实上是指“伙伴”，“亲信”，汗所选择的。örlu'ut这一词，其单数为örluq，海涅士译做“勇敢”、“英雄”，《Wörterb.》，页126。逐字直译örlu'ut nököt是“七十个勇敢的伙伴”，代表成吉思汗军队的参谋本部的人数。《阿勒坛迭卜赤》和《萨囊彻辰书》，页76，说到yisoun örlugud，“九个元帅”。在鄂尔多斯，现今有一个氏族名örlut（莫斯达，《Ordosica》，页35）。
〔4〕拙赤答儿马剌，海涅士先生的对音有时作Tchödji-darmala（《秘史》，第201节），有时作Djötchi-darmala（第128节），他保有这两种对音（《Wörterb.》，页174和178）。显然这是一个人，拉施特也说到此人名为Djotchi-tarmala，在札剌儿人这一条（“部落”，页34）是显著的例子。可看他的“世系”（别列津的札剌儿人各首领的世系，t. VII，表XIX）。
〔5〕亦勒赤台，阿勒赤台（Altchidaï）这个名字常见于《秘史》，第170，226，227，234，242，243，255，277，278等节。在《拉施特书》中，则作亦勒赤台（Iltchîtây或Iltchîtây），显著之例在，“部落”，页204，“Djoûriyât”篇目之下。参阅别列津注，XIII，298，又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97，98，100，109，140；又伯希和，《蒙古人和教廷》，《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m》，1931，171。
第三章 第一节
〔1〕成吉思汗的旗帜是“白旗有九尾，即是说，其端有九（à neufs bouts）”yesun köl-tu tchagha'an touq。纛是以水牛的长毫做九个尾组成，以代表九（神圣数字）个军区，每一军区由一个qörluk或“英雄”指挥（其复数为qörlu'ut），即我们所称为“成吉思汗帝国的元帅”（G.B.）。
〔2〕《秘史》第123节令人奇怪地说，成吉思汗（Gengis-khan）是汗而有成吉思可汗（Tchnggis-qaghan）的头衔（是身后头衔么？）。
〔3〕中文的头衔，这个征服者在这里是被称为皇帝，等于可汗。我们文字里面误ti（帝）为li。中文有时称成吉思汗为“汗”，即是说“国王”，有时称“皇帝”，即是说“合罕”（G.B.博士）。这种浮移不定，很有身后追“尊为皇帝”的性质。
〔4〕关于阔阔出这个名字。蒙古的形式是Kökötchu（《秘史》，第119，138，188，202，214，243，244节）。符拉基米尔佐夫就是这样写（《蒙古社会制度》，页78，79，95）。这个名字的突厥形式，在各书采取了俗语化，作Köktchu。伯希和先生在《亚洲学报》，1920，I，179所采用的写法（第二个ö字小些在这行的下面）允许指示两种拼音。这种书写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没有，我们写为Kökötchu和Kökötchös一样。可注意的是《秘史》里面有好几个人都叫做阔阔出。首先是第119节，一个拾得的孩子，被诃额仑母亲收养；之后是第188节，客列亦惕桑昆的不忠马夫（但是这里或者要用Köktchu的写法，因为客列亦惕人推想是突厥种）；最后，在其它大部分地方，指蒙力克之子巫者帖卜腾格里，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此人。
〔5〕关于长生青天。蒙古语里面的tänggeri或tenggeri，和突厥语中的tängri或tengri，同时都指“天”和“天神”。mongka，möngkä，möngke的意义为“长生”，这个蒙古词等同于古突厥词mängku，和畏吾儿词mängu。蒙古语中的kökö，在突厥语中为kök，此言“青”。可见“宗教”的词汇，在突厥语中和蒙古语中很多是共通的。
〔6〕关于说成吉思汗是上天派遣。djaya'atout.（札牙笃惕）这个词指“有好运的人（schicksalhaft）”，由于djaya'a（札牙）这一词指“命运”、“机会”、“幸福”，由此有“命运的使者在地上”的意思。如果要很好了解这一种说法，G.B.博士说，要晓得蒙古的珊蛮教以个人的命运为一种神的人格化，而合汗的命运之神是长生青天。在1328至1332年之间君临中国的蒙古皇帝，他的蒙古名字是图帖睦尔（Togh-Temur），而中国人称之为文宗的，他的庙号是蒙古语札牙笃（Djayaghatou或Djiyaghatou或Djayatou）合汗。参阅L．Ligeti，《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报》，1930，57。
〔7〕关于“长生天的气力”。这个Mongka Tängri kutchun-dur公式，伯希和先生译为“凭长生天的气力”（《通报》，1929，153）。例如大汗贵由于1246年十一月致教皇的复书里面所用的印，“Mongka tängri-yin kutchun-dur, yäkä mongghol oulous-oun dalaï-yin, qan-ou djarligh。凭长生天的气力，由于大蒙古人的海洋汗，（此）令”。伯希和，《蒙古人和教廷》，《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22——1923，页22，另发单行本。
第三章 第二节
〔1〕这里所举见于《秘史》第202节的各千户那颜（mingghat-oun noyat）的名单，G.B.博士对此有考证。代替海涅士先生的Ilougaï，他提议用Ilugäi，符合于第243节的亦鲁该（Ilugä）。————Onggur（汪古儿）应作Önggur或Öngur，单数，以接近于这个名称的复数，即现今察哈尔的突厥景教部落汪古（Öngut）的名称。关于曲出（Kutchu或Gutchu）这个名字，下文213说到。关于豁儿豁孙，此言“兽粪”，“干牛粪”，“argal”，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I，205。兀孙（Husun）参阅伯希和，同上，234，husun，此言“头发”。关于忽亦勒答儿（Qouyildar或Qouïldar）被认为“智者”、薛禅。塔孩（Taqaï），有“勇士”的称号，属于速勒都思（Suldus或Suldäs）部。察合安豁阿（Tchagha'an-qo'a）是海涅士先生的读法，词尾带有女性的“豁阿”，或者可以改成察合安兀洼（Tchagha'an-ou'a）。关于不鲁罕（Bouloughan）参阅boulaghan，此言“黑貂”。速亦客秃（Suyiketu）有“扯儿必”的头衔。冢率（Djoungso）是海涅士先生的读法，和上文Djoungso（“种筛”）一样。关于这个名字的其他形式，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43。古出古儿，作Kutchugur或Gutchugur。巴剌（Bala）：Arghaï（-qasar）bala，阿儿孩（-哈撒儿巴剌）。斡罗纳儿台（Oronartaï）应作斡罗纳部（tribu Oronar）的Djirgho'an。歹亦儿（Dayir）这个名字近似于兀洼思篾儿乞惕人答亦儿兀孙。海涅士称为木格（Muge）的，应改为木勒客脱塔黑（Mulke-totaq）上面所说过的亦乞剌思部人（按：木勒客脱塔黑见上第二章第八节，报告成吉思汗以札木合的袭击，）或者，无宁作Mulké（木勒客）。蒙古兀儿，Munghu'ur或Moungghou'our？孛坚（Bögen）这样指名似bögä，此言珊蛮（“巫师”）。忽思察忽思（Qourdjaqous）是Cyriacus这个基督教（景教）名字的蒙古形式，上面说到客列亦惕王子的时候已经遇见。翁吉兰（Onggiran）是翁吉剌惕（Onggirat或Qonggirat）的单数，这个蒙古部落，是孛儿帖皇后的部落。失剌忽勒（Chiraqoul或Chiraghoul），脱撒合（Tosaqa或Tosagha），统灰歹（Toungqouidaï或Toungghouidaï）。Toghon-Temur（托欢铁木耳），此言“小铁锅”，这个名字常常见于元代的蒙古贵族名门，也常见于十五世纪的斡亦剌惕（Oïrat）诸王里面。
〔2〕关于豁儿豁纳黑，和上面一样，或作豁儿豁纳黑主不儿（Qorghonaqdjubur）
〔3〕左翼和右翼。在十三世纪的蒙古语里面，“左手”，即左翼，叫做djä'un或dje'un-ghar，在十七世纪的蒙古语里面叫做djäghun或djeghun-ghar（按：现在中译本一般均作沼温合儿），就像bara'oun ghar（巴剌温合儿），指右翼军，在这里所说的方向是面向南方，因此左手就是指东面，右手就是指西面。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14，II，187。《通报》，1930，305和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135，144。海涅士（《Wörterb.》，86）对音为djao'un-qar。
〔4〕成吉思汗对主儿扯歹所说的话。Djurtchedäi-yi undur a'oulayin nemure metu setkidju yabouqou bule'e bi（《秘史》，208节）。这是说“我走近你，主儿扯歹，就像我避（或：自己隐蔽）在一座高山里面”（G.B.译）。
〔5〕关于速不台这个名字，《秘史》在这里没有用它的惯常形式“Sube'etaï（速别额台）”，而在这个第209节写做“Subegetäi”（在199节，有缩写的形式“Subetäi”）————Noqaïs（或Noqas）（诺孩）是noqaï，“狗”的复数。
〔6〕兀孙老人（ebugän Ousoun）的名字（《见《秘史》，页210，216节），伯希和先是这样写，《通报》，1929，页30，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写法也是这样，《蒙古社会制度》，页49，50，214。海涅士，在他的蒙文本和《Wört.》，178里面分别这里第210，216节的兀孙和第202节的“Hüisun”。
〔7〕“雨夜”，蒙文作qoura suni（《秘史》，第214节）。
〔8〕关于拖雷这个名字。符拉基米尔佐夫采取了Toloui这个对音。《蒙古社会制度》，页59，98，101，214。————可怪的是志费尼，将这个名字对音为Toûzchî。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13，451以下。
〔9〕关于塔塔儿人要刺死拖雷事G.B.博士译其详情如下————：合儿吉勒失剌，以乞食为名，混进诃额仑母亲的帐幕，她叫他近门坐下。少顷，成吉思汗的最幼儿子拖雷进来，这时候他仅仅五岁，进来之后就回转要走出这个帐幕。合儿吉勒失剌站起来，抓住这个小孩，将他紧挟在臂下要夺他去。当他要出去时候，摸他的刀子，继续走的时候，拔出刀来。孛罗忽勒（即孛罗兀勒）的妻子阿勒塔泥，当时坐在门的左侧（这一边是留给帐内妇人坐的）。诃额仑看见合儿吉勒的手势，喊叫说“小孩子完了！”。于是阿勒塔泥（起立）同诃额仑追赶哈儿吉勒失剌，（一手）她抓住他头发的一条辫子，另一只手抓住合儿吉勒的执着出鞘的刀子的手，她这些猛烈地摇动他的手，所以凶器坠落……。者歹和者勒篾，当这个行凶时候正在宰牛，听见阿勒塔尼的叫喊，跑过来，这时候阿勒塔尼还在那里和合儿吉勒失剌搏斗。他们冲向这个凶手，用斧和刀将他杀死（《秘史》．214节。参阅莫斯达，《Asia Major》，IV，152——153）。
〔10〕中军在这里叫做tub（《秘史》，第220节）：“tub-un tumen medegu，中军万人之长”。在别处，系用qol这一词来指中军，等同于中国字（tchong）“中”，类似“驻营次序在中央的意思：qol djasa'ulba，他排整在中央”。第195节，海涅士的对音。
〔11〕关于motchi（“木匠”）这一词。在《秘史》第223节作motchi，在后来的蒙古语中作modoutchi。参阅de Smedt-Mostaert，《Le dialecte monguor》，III，《蒙法词典》，北京，1933，页272，在这个地方，依照G.B.先生的诠释，motchi是被译为“木工”，“木匠”。
〔12〕关于“青蒙古人”。海涅士先生采用Mangqol（Mangghol）的对音。伯希和先生以及他这一派写为Mongghol，这一种写法经phags-pa（八思巴）碑文证明。
〔13〕关于蒙古人的名称。————“人们知道，蒙古人曾以蒙兀室韦的名称出现于唐的历史上……。人们不但有缩短的形式Mong-kou（蒙骨？），Mong-wou（蒙兀），而且还有用L的形式，Mong-kou-li（蒙古里？）……。所有后来的各种形式都应该对音为蒙古，然而自十二世纪之初开始，我们看到在开封的中国人诬妄地以鞑靼称蒙古。由此可见，中国人从这个时候起已经制造了一种混乱，相同于欧洲人在他们之后的一个世纪所制造的混乱”（伯希和，《通报》，1920，127）。
〔14〕斯密特推广《萨囊彻辰书》所采用的形式。在许多治蒙古学的人中间，Er.海涅士先生是其中趋向于《萨囊彻辰书》的。莫斯达神父（《Ordosica》，页61）写道：“我个人的看法，我肯定以为萨囊的说法最为真实（est la vraie leçon）”。同样是海涅士，《Monggo-han sai da sekiyen》，页10——11。
第三章 第三节
〔1〕关于Tourqa'out（“日班护卫”）这一词。这个名称，Tourqa'out或Tourgha'out，是本于现今蒙古Torghout（都儿忽惕）人民的名称（在《萨囊彻辰书》中，作Torgha'out）。“都儿忽惕人承受这个名称，或是因为纪念成吉思汗的护卫队，或是因为是客列亦惕人的子孙，纪念昔日tourghaq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客列亦惕人里面先有，后来为成吉思汗所采用”（伯希和，《通报》，1930，30）
〔2〕本节第一段说，各部队指挥官的儿子们，系依照G.B.博士译：mingghadoun Noyad-oun kö'ud，等语而写成的。
〔3〕蒙古气候的酷烈，常常在《秘史》里面提到。这里提到《秘史》第230节有关于“宿卫”（kebte'ul）的一段，站立在御帐（ordo ger）的周围，保护这个征服者的安眠，说到黑暗的夜里（e'uletäi suni）和星斗纵横的夜里（hodoutai suni），风夹雪来（boro'an）迷不见人，严寒（dju'en）使哨兵战栗，雨（qoura）象鞭子一样打在他们的脸上。《秘史》第78和108节也说到大风大雪（boro'an, boroqan）。
〔4〕这里是依照巴托尔德，但是上下文使我们得知，有如G.B.博士提起注意的，守夜人的全数，包括弓箭手在内，恰好是两千人（kebte'ut qortchin lou'a qoyar gou mingghad bolba）。这两个组织的每一个因此都是一千人的单位（chiliarquie）。
〔5〕我们可以将蒙古人的战略和十世纪时契丹人的战略作个比较。（Rolf Stein，《通报》，1930，页59，关于《辽史》的论文）。
〔6〕《秘史》第195节有固定名词用以指战略，战斗技术：chi'outchi qatqouldou'a（海涅士，《Wört.》，142）。
第三章 第四节
〔1〕《秘史》第207节告诉我们，也儿的石河上游的流域树木特别多（Erdichiqoudous hoi-yin irgän，“沿也儿的石河的林木中人”）。
〔2〕为了这次出征西北至于阿尔泰山诸山之中，成吉思汗给他的将领们若干铁甲车（temur telegen或temur tergen），特别制造以抵制在山谷里面的颠踬。当他派遣速不台去追逐最后一批篾儿乞惕人，脱黑脱阿的儿子们时候，他是这样装配了速不台。
〔3〕关于畏吾儿国王亦都护。参阅《拉施特书》，“部落”，页127，关于畏吾儿亦都护巴而术（iduq-qout ouigour Bartchouq）。“Bartchouq”这一词的词根：bars，此言“虎”（伯希和，《通报》，1930，55）。这个名字的全部是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见于1362年的《中国-蒙古碑文》（伯希和，同上引）。《秘史》第238节仅仅以他的头衔“Oui'oudoun I du'ut”（畏吾儿部亦都兀惕）称他。
〔4〕畏吾儿国王遣使对成吉思汗表示归附，譬之拨云见日。逐字直译为，“有如太阳-母亲，eke-naran”（《秘史》，第238节）。
〔5〕关于巴而术送给成吉思汗的礼物。natchit，此言“金锦”（《秘史》，第238节）。
〔6〕当蒙古帝国最终成立了的时候，畏吾儿人许久保有他们的优免和特权。在他们亦都护所管辖的境土之外，伯希和指出，他们不受蒙古地方长官的审判，除非得到亦都护的代表的同意。北京蒙古朝廷于1311年所颁发的皇帝诏书，这样保留的审判权，不但对于驻在吐鲁番附近的亦都护，而且对于Qomul（哈密）地方的特勤（tegin）也是这样。
第三章 第五节
〔1〕乞儿吉思人在《萨囊彻辰书》，页56，I，19，以Keregut（客儿古惕）的名称提到，以为是斡亦剌（Oïrat）四种人之一（实际上，在萨囊彻辰那个时候，乞儿吉思人是降附于斡亦剌人）。
〔2〕inal（亦难）这一词是古老的突厥王侯称号，直至伊兰的塞尔柱王朝时候，人们还可以找到这个称号（塞尔柱第一个算端Toghroul-beg时代，有Ibrâhîm ibn Inal）。与此相同的是inaltchiq（亦难赤）这个头衔在察合台突厥语里面，也是指“王侯”（prince）。人们可看到，成吉思汗时，讹打剌城的花剌子模长官拥有Inaltchiq（亦难勒赤黑）这个头衔，同时也称为Qadir-khan，这就是说“可畏的汗”。最后，我们在本节也遇到一个斡亦剌王子名叫亦难赤，拉施特在他叙述斡亦剌人（“部落”，页79）时候提到。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52——53。关于乞儿吉思首领也迪亦纳勒（Yedi-Inal）的名字，G.B.博士唤起注意，古突厥语jäti, jäti（也迪）等于数字“七”。关于Inal（亦纳勒，亦难）这个头衔，还可看Houtsma, Ein turk. arab. Glossar, 23。Inal（亦纳勒，亦难）这一词在这一书里面，其定义为“乞儿吉思人的王子”。Brockelmann, Mittelturk. Wortschatz, 67，以为inal的意义是“urspr. Sohn einer Fürstin und eines Untertanen”。也迪亦纳勒在这里是指“第七王子”（G.B.）。
〔3〕乞儿吉思人首领名斡列别克的斤（Orebekdigin）是《秘史》第239节所说，举之于其他乞儿吉思首领，也迪亦纳勒与阿勒迪额儿的旁边，G.B.博士将这个名字改写为Ore-bek-tegin。
〔4〕可注意的是貂皮（boulouqat）是亚洲大北方的突厥-蒙古人所献贡物的主要珍品：皇后孛儿帖的嫁妆，或无宁说是送给婆婆诃额仑的礼物，也是貂皮，就拿这件貂皮，少年帖木真当做初次的下属献礼，送与客列亦惕王者脱斡邻勒。在八世纪的鄂尔浑突厥碑文里面，已经指出进贡的人民带来他们的黑貂（qara kichin）和青松鼠（köh täjängin）（汤姆生，《鄂尔浑碑文》，130，132）。
〔5〕失必儿（Sibir），在蒙古语为Chibir，这一词指“台哈”（taïga，“森林”）。
〔6〕关于扯扯亦坚公主这个名字。拉施特读做Tchitchâken，根据这个，G.B.博士提议将这个斡亦剌公主的名字，这是依照海涅士的对音的（《秘史》，第239节），改为Tchetchegken，“小花朵”。
〔7〕秃马惕女首领孛脱灰塔儿浑（Botoqoui tarqoun），此言“胖妇”，“肥大妇人”（tarqoun，塔儿浑）。
〔8〕朵儿伯朵黑申（Dorbaï-doqchin），此言朵儿伯，“可怖者”。我们上面看到这个别名应用于好几个人，显著的是当成吉思汗即将出现的时期，有伯升豁儿多黑申（本书此处 ）。
〔9〕忽剌安不合（Houla'an-bouqa）这个地名，就是说，见于《秘史》第240节的红牛地方，这是在秃马惕森林之中，当然不能指出其地点。
第三章 第六节
〔1〕这里所举分给诸人的属民数，漏掉了分给察合台的八千人（《秘史》，第242节，鲍乃迪，页133）。
〔2〕这里种筛这个名字，是《秘史》243节所举，作Djoungsaï，应改为Djoungso见第120节。豁儿豁孙（Qorqasoun）应改为第102节的Qorqosoun（按：这里说102节似有错误），合剌察儿，海涅士的对音为Qalatchar，应改为Qaratchar，符合于第120和第202节的读法。最后，G.B.博士改海涅士的Idoqoudaï（亦都合歹）为Idouqadaï（由于idouqat，这个字是idouqan的复数）。
第三章 第七节
〔1〕关于阔阔出这个名字，为了记事明晰起见，我唤起注意，在《秘史》一书里面有三人叫这个名字：1．这里所说的珊蛮帖卜腾格里；2．诃额仑母亲所收养的儿子之一（《秘史》，第119节），见本书此处 ，刚好就是他在这里（第244节所说）报告给诃额仑知道他的同名人阔阔出帖卜腾格里的阴谋；3．客列亦惕桑昆的不忠实的马夫，见本书此处 ，（《秘史》，第188节）。
〔2〕《萨囊彻辰书》所提，哈撒儿要和晃豁坛人共同谋反。都鲁罕晃豁坛（doloughan Qongqotat），此言“七种晃豁坛”（“les Sept Qongqotat）。
第三章 第八节
〔1〕孛儿帖所说的话，Tchigot narat metus de'uner tchino（《秘史》，第245节），海涅士译为：“你的兄弟辈好比柏（tchigot）和松（narat）。
第三章 第九节
〔1〕“经过十三世纪的整个时期，正当蒙古皇朝临朝时候，汪古的王侯们都是用突厥的特别名字而不是用蒙古名字，例如阿剌忽失特勤、爱不花、君不花。我倾向于推想汪古人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这个部落还是在后来才蒙古化的。因此蒙古人时代的记载说汪古人是突厥沙陀人的后裔应该是不错的”（伯希和，《通报》，1929，126）。关于沙陀人，沙畹在《西突厥考》，96，译《唐书》的一行文字：“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Tchou-yue）种也”（按：此处所引，见《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并见于我所著的《草原帝国》，页178。————关于这些汪古人是聂思脱利教派的基督徒，伯希和提起注意，这首先是突厥各部落（而不是蒙古各部落）信奉聂思脱利教（《通报》，1929，126）。附带的说，马可·波罗被这个事实所迷惑，因为客列亦惕人和汪古人一样是聂思脱利教徒，他以为客列亦惕人就是汪古人。因此他将“约翰长老”，即客列亦惕的汪罕，被成吉思汗所击败的地方位置在汪古人的地方（他称之为天德，Tenduc），他并且以为汪古的乔治亲王（prince Georges）是这个“约翰长老”的后裔。
至于当蒙古人的时代，聂思脱利教在长城以北是这样的发达这个事实，伯希和提起一种饶有兴趣的问题，因为经过公元845年的迫害之后，聂思脱利教实际上是不复存在于唐朝的中国，在宋朝统治之下，人们也看不到基督教的痕迹。但是这个被驱逐出去于中国人的中国的聂思脱利教，至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重新出现，由于北方诸省先，被契丹人所占领，后被金人所占领。伯希和指出“聂思脱利基督教不是随蒙古人而回到中国，而是随着契丹人和金人返回中国”。伯希和收集了若干在这个时代久居中国北方的聂思脱利教徒家族的文件，特别是马（Ma）氏这一个家族，他们的祖先，中国对音叫做Houo-lou-mi-sseu，这就是说Hormizd这个名字————由此可见是一个伊朗或栗特人的聂思脱利教徒————他向契丹人的北京朝廷进献宝石为礼物，因此被赐予土地。Hormizd的儿子Temur-ugé（铁木耳兀格），有子名中国名字Po-so-mi Ye-li-chou，即Bar Çauma Elichou，这个人知道如何适应环境，当金人代替了契丹人的时候，他曾致巨富。Bar Çauma的儿子，Ma Si-li-ki-sseu，即Sergis，也叫做马庆祥（Ma K'ing-siang），（翁按：马庆祥原名苏尔济，苏先世为西域人，《金史》卷124，有传）臣事金人，当窝阔台的蒙古人征服金国的时候，他英勇地死于1234年。为伯希和所重新发现的这一家的专传，证明突厥汪古人的信奉聂思脱利教，并不是处在极北的中国北方诸省里面的例外情形。
从另一类的意识说，“白达达”或“白塔塔儿人”这个名称，是中国历史家们给汪古人起的，这里面并不包含任何族属关系存在于大概是突厥种的汪古人和大概是蒙古种的塔塔儿人之间。白达达这个名称，在《辽史》里面，于1120年的编目之下，特别被提到，当这个时候，他们的首领怵兀儿献给未来的古儿汗耶律大石四百匹马，二十头骆驼，几千只羊，使他能够往突厥斯坦试一试机会（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212）。这是初次提到作为政治势力的汪古人的记载之一。
〔2〕阿剌忽失（Alaqouch），此言“杂色的鸟”。
〔3〕在《秘史》第239节，嫁给汪古一个王子的成吉思汗女儿名叫阿剌合（Alagha）或阿剌合别乞（Alaqa-béki）。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关于汪古人条，页116），作Alâqâî-bîkî，即Alaghaï-béki（阿剌海别乞）。
〔4〕伯希和说，这里有一个十分令人奇怪的例证，一种中国古代的拼音，在中国人自己已经更改了很久之后，还保存在野蛮人那里。突厥沙陀人和他们的后代汪古人保存了唐代“天德（T'ien-tak或T'ien-tök）”的拼音————由此有马可·波罗的Tenduc（唐都克）————而在十三世纪时候，中国人已经是只拼音为“Tien-tö”（天德）了。（翁按：粤语仍保存此古音，读德为duc）
〔5〕《元史》和《拉施特书》，关于汪古人首领阿剌忽失特勤豁里（中文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被杀的不同说法，有彼此补充的作用。由于《秘史》第190节、《拉施特书》（XV，1）和《元史》，我们得知，乃蛮的塔阳汗对他提议结成同盟以进攻成吉思汗，他的答复是和成吉思汗联盟对抗乃蛮人。《元史》（伯希和译，《通报》，1914，629——631和Moule，《在中国的基督教徒》，235）还告诉我们，阿剌忽失特勤伴随成吉思汗出征乃蛮人（1204年）。但是由于中国这个史源留有余地使人推测在汪古人中间或者有赞成和乃蛮人结盟的一派人（是因为这两种人民都信奉聂思脱利教么？）。可以肯定的是阿剌忽失特勤以及他的长子不颜昔班（Bouyan Chiban）于随征乃蛮人之后回到自己地方，心怀不满的人将他们杀死。拉施特也证实有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在那里，但认为完全是内部问题，这些汪古部的贵族们反对阿剌忽失特勤，没有说到他们是反对受蒙古人的保护。并且在《拉施特书》里面，就是这些贵族们，于杀死阿剌忽失特勤之后，自动地将政权授与他的侄子赤古（《元史》称为镇国），从中国叫赤古回来。在《元史》里面，虽然镇国是在中国，而他是和他的婶母，就是阿剌忽失特勤之妻在一起，这一种史源称阿剌忽失特勤之妻为阿里黑。阿里黑于她的丈夫被杀之后出亡，和其子孛要合以及其侄镇国至云中地区躲避，云中是在山西极北的大同，为汪古人地方南边的近邻（Herrmann，《中国地图》，图42——43）。约在1212年至1213年之际，成吉思汗征服云中，他找到阿里黑、孛要合和镇国，并待他们以忠诚藩属因为了他而受到损害的种种关怀。他追封阿剌忽失特勤为高唐王，阿里黑为高唐王妃。阿剌忽失特勤之子孛要合过于年幼，不能承袭父亲遗业（他在1225年仅十七岁，1212年之际，可以推定为约四岁）。成吉思汗于是封阿剌忽失之侄镇国为北平王，管领汪古人地方，镇国当然是年龄较大。就是这件事，在《拉施特书》里面，产生了一种说法，“赤古”从中国被召回来，于阿剌忽失特勤死后，即位。人们对于拉施特的纪载所要记住的是（“部落”，关于汪古人条，页115——116）成吉思汗命令汪古人交给他杀死阿剌忽失特勤的凶手，结果他命人将主要的谋杀者和他的家人杀死。
镇国，就是拉施特所称为赤古的，传位于他的儿子Negudai，《元史》称之为聂古台，《拉施特书》（同上引，页116）称之为Negûdêi。拉施特说镇国娶成吉思汗女儿阿剌海别乞（Alaghaï-béki），这是第一个错误。连带发生第二个错误，以聂古台为他们的儿子（“部落”，116）。他随后说聂古台娶成吉思汗王朝一个女儿，拖雷之女，“年龄比蒙哥大，比旭烈兀幼”（同上书，116）。［罗按：此恐有误，但原书如此。余大钧译《史集》作：“她幼于蒙哥合罕而长于旭烈兀汗。”（《史集》中译本第一编第一分册第231页）］
虽然如此，阿剌忽失特勤的儿子孛要合曾跟随着成吉思汗在他大举出征花剌子模帝国之役。当他随着这个胜利者归来，约在1225年时候，他的年龄十七岁。成吉思汗认为他的年龄此后可以执政，于是命他为汪古人之长，封以中国的头衔北平王。更好的是成吉思汗将他的女儿阿剌海别乞（中文作阿剌海别吉）嫁与孛要合（不是嫁给赤古），她是一个有才能的妇女，她的父亲对她寄予信任，孛要合出征时候，交给她一部分事务。她和孛要合未生子女，为孛要合娶一个妾，妾生三子：君不花、爱不花和拙里不花。阿剌海别乞爱抚次妻所生诸子如己出。后来孛要合死，她以诸子的名义摄行政事。
第三章 第十节
〔1〕现今中国甘肃省这个名字，创自蒙古人，是采用两个城市的名字：甘州和肃州。
〔2〕《秘史》第249节（和265）有云，唐兀国是“一个有坚固和筑城而居的城市的国家”，nöduguksen balaqasou。
〔3〕西夏主李安全。从1211至1212年间（按：下文所说，这里应作从1211至1227年间）唐兀国王迭有更换。然而《秘史》以同样名字或同样头衔亦都护（或不儿罕）称其第一人（《秘史》，第250节）和第二人（《秘史》，第267，268节），质言之，前者是李安全（1206至1211年）后者是李 （1226至1227年），在其中间，还有李神宗（Li Chentsong）（1211至1223年）和李德旺（1223至1226年）。（按：在这一个时期，西夏主为：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南平王李 。此条所举皆译名，兹均还原为中文，惟李遵顼独称其庙号神宗，余人则称其名，亦照原文。）但是《秘史》独将失都儿忽（Chidourghou）（在土蕃语Srong-btsan（琐郎卜津），指“公正”、“正直”、“诚实”）称李 ，这个名称是成吉思汗于将杀死他以前封他的。由此可见，拉施特是错了，将失都儿忽之名称前一个唐兀王，在回历605年，即公历1209年的编目之下（《拉施特书》，别列津本，XV，原文，页169，译文，页113）。
〔4〕关于称宁夏为Erîqaï（额里孩）。《拉施特书》，XV，原文，页18，别列津所曾参考过的各种手抄本作Erîq(a)y或Irîq(a)y，不用喉音，不提音符错误而绝对是不可能的Ertqay或Erlaqay。别列津（XV，12）对音为Irakaï。在蒙文《秘史》第265节，海涅士先生读做Eriqaya。但是人们记得《萨囊彻辰书》页102，I.16，作Irgaï，而在现今的蒙古语里面，这个名字读做Irighaya。可见《马可·波罗书》中的Egrigaia（额格里合牙）很接近于本地的来源。
〔5〕唐兀皇后的名字在这里作古尔伯勒津郭斡，G.B.博士认为这完全是蒙古名字（古尔伯勒Gurbel，此言“壁虎”，加上女人名字用的“津”，djin字）。
第三章 第十一节
〔1〕《拉施特书》（“部落”，页31）所称南家思（Nankiyâs）就是南方中国人，这是指宋帝国（由于中文nan此言“南方”），参阅伯希和，《南家思》，《亚洲学报》，1913，I，460——466。在蒙古语里面，也有Nangkiyad这一词用以指在南方的中国人，这个名称蒙古人是从女真种的金人那里转贩而来的。参阅Ligeti，《La collection mongole Schilling von Canstadt》，通报，1930，169。说到这个问题，可以提到伯希和所说的话，长久以来，蒙古人总是通过金人而认识中国：“蒙古人如果从突厥人那里学得许多语言和文化，他们从女真人那里所得到的几乎相等。一直到忽必烈，可以说蒙古人所认识的只是由金人所改变与采取的中国制度。”（伯希和，《亚洲学报》，1913，465）。————另一方面可以提到《秘史》125节称宋宁宗（1195至1224年）为Djaougon或Djaogon，这“应该是蒙古人对于他个人名字赵扩的对音”（伯希和，《通报》，1929，130）。
〔2〕哈剌鲁。突厥的故事为拉施特和阿卜哈齐（Abou'l-Ghazi）所搜集，解释哈剌鲁（Qarlouq）这个名称以突厥的qâr这一词，此言“雪”；哈剌鲁人可能是指雪地的人。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332——333。
〔3〕哈密绿洲原则上也是属畏吾儿人的地方（伯希和注释，哈密是突厥城名Qamil的中国缩短名称，这个地名在蒙古语变做Qamul，读做Qomul）。
〔4〕关于成吉思汗攻金人的战役，当然趋向于参考中国史源，这样有在地理上和在日期上准确的好处。纵使是这样，蒙古的史源，即《秘史》，因为比较上地点相近，在这里要比伊朗诸战役明确得多。在这种情形之下，《秘史》告诉我们（第247节）成吉思汗攻取抚州（Foudjeo），这是在张家口地区（Herrmann，《中国地图》，第49张），海涅士（页120）误为Fou-ning，现今的永平，之后，攻取宣德府（Suandeifou），现今的宣化。两个蒙古大将，者别和古亦古捏克（Guyigunek）被派为先锋（manglaï ilebe）。于是攻取Tchabtchiyal，海涅士认为这是指居庸关，长城里面的要塞，在宣化：昌平和北京的路上。成吉思汗自将中军（qol tcherik）。他和敌人作战勇敢无畏，蒙古史诗在这里赞他（“勇敢和无畏的战士”erekun omoqoun tcheri'ud）。战事也说得很残酷。在Tchabtchiyal，敌人的死尸积叠如砍下的树木一样（花剌子模大使Bekâ ed-Dîn Râzi所作的关于他在北京附近旅行的报道，也说到这种可怕的现象：尸体的碎段腐烂在地上，原野布满白骨，瘟疫流行。Tabaqât-i Nâçiri也有这样的叙述。参阅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393——394）。《秘史》还告诉我们，者别攻取东昌。成吉思汗这时候建营于Chira-dektur，“黄色高原”，海涅士（《Wörterb.》，35）认为就是在居庸关南口的龙虎台。蒙古人攻击许多有城垣的城镇，qotot qotot balaqat，并没有列举其名，这里纪事似乎概括的提到。中都，就是北京，也被攻击，金国的一个大臣王京丞相（tchingsang Ongging），劝他的主人阿勒坛汗，和蒙古人议和。这个丞相为了这个目的往见成吉思汗。阿勒坛汗送给成吉思汗一位公主（goundjou）（实际上不是他的女儿，只是他前一个金主之女）和许多金、银、绸缎（altan, munggun, a'urasun）。以这样的代价，换得成吉思汗退兵。这个丞相伴送他直至抚州。
《秘史》第251节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又一度侵入唐兀之后，在羊年（qonin-djil）派遣一个使节至“Djaougon”处，这就是说中国南方的皇帝（宋朝，杭州朝廷），赵扩（或宁宗）处，以主卜罕（Djoubqan）为其大使，但是所有这些这位蒙古征服者派往宋朝的使臣（eltchin），在中途被金人所拘留（当然是金人欲阻止蒙古人和宋人结成联盟以对抗他们，足以包围他们，在这一件事上面，和后来“蒙古”旅行商队被讹答剌的花剌子模长官杀死的事件一样，成吉思汗主张“国际公法”为自己辩护）。成吉思汗以这个事件为理由，于犬年（noqaï djil）出发和金人战争。（依照中国史源，出兵理由是金廷企图避免成为附庸的命运，从北京————这座城已经在蒙古骑师控制之下————迁都至开封府，以黄河为障蔽）。成吉思汗进兵向要隘（amasar）潼关，把守潼关的是金将亦列（Ile）（无疑这是一个以耶律为姓的人，即是说，是契丹一个王子）、合答（Qada）和豁孛格秃儿（Höbögetur）。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和出古古里坚（Tchougou-guregen）（罗按：出苦，《元史》作赤苦、赤驹，因其出古“驸马”为成吉思汗之婿，故称之“赤驹驸马”古儿坚（guregen），蒙语为“女婿”之意。）予以急攻。金人的精兵“红衣军”（Houla'andegelen）（按：这里应作“红帽军”，而格鲁塞原文是Habits Rouges，指“红衣”）被他们击溃。他们并击败金将亦列和合答。金人的尸体（《秘史》这里说乞答惕，不是用人种上的意义指“契丹人”，而是用做“中国人”的意义————有如在今俄语一样）堆积（形象地重又说到）就像枯树一样。阿勒坛汗，即金主从中都（北京）出亡至于南京（开封府）。（可见《秘史》颠倒史实的前后次序，因为根据中国史源，金人迁都之后，成吉思汗才再兴兵）。无论如何，依照这个蒙古史源，成吉思汗于奖赏了拖雷和出古之后，驻营河西务（按：现今河北省武清县北运河西岸），在靠近北京的“黄色草原”（chirake'er），里面。者别（又一次）占据Tchabtchiyal（居庸关）要隘的周围。阿勒坛汗留将军合答在北京为总督或留守。这位将军早就决定投降，因为他已经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报明北京所有金银绸缎的数目。此后的事，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成吉思汗派往北京点收这些财富的三个使者中间，汪古儿博尔赤（bao'ourtchi）（“司厨者”）和阿儿孩哈撒儿接受合答送给他们的个人提取部分。唯独是第三个蒙古使者失吉忽都忽，予以拒绝，上面说到后来成吉思汗如何公开地表扬和赏赐他，而汪古儿和阿儿孩哈撒儿受到严厉的责备。
最后，《秘史》第253节向我们证实，阿勒坛汗逃避至南京（开封），在那里承认是成吉思汗的臣民。成吉思汗令其一子和贵族（nokot）一百人入侍。
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元史》的日期上所排列的地方，《秘史》明白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付托他的兄弟拙赤哈撒儿以左翼军（沼温合儿）出征，沿着海（dalaï-gidjin）向永平和辽西的门户。哈撒儿驻营北京（Beiging），［按：这是金的北京，即金之北京路大定府大定县地（翁按：在今热河凌源之西）取得该城。他和他的同伴们：主儿扯歹、阿勒赤和脱仑扯儿必降伏了一个女真人首领名叫夫合纳（Djurtchedun Fouqano），前进直抵讨浯儿河（Tao'our-muren），这或者就是在齐齐哈尔之南的嫩江右支流洮儿河（Taor或Tolo）。
〔5〕《秘史》第248节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承认：Mongghol-oun ba ärä aqta qadjar ha'uchiyädju költchirgämui；这是说，蒙古的士卒和马匹不宜水土（指在中国北方），见生瘟病，（鲍乃迪译，《亚洲学报》，1925，I，216）。
〔6〕金人的契丹军队归附蒙古人。可以举一个降于成吉思汗的金将明安，他帮助三木合占领北京。明安之子名石抹咸得不，以成吉思汗的命令，于1216年继明安为北京的达鲁花赤。（案：《元史》卷150，“石抹明安传”，石抹明安长子咸得不，袭职为燕京行省。）正是石抹，于1220年在北京接待了前往阿富汗会见成吉思汗的道教旅行家长春。（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53）。
〔7〕在《拉施特书》里面（别列津本，XV，原文，页42）三木合把合秃儿（Sâmoûqa bahâdoûr）是撒勒只兀惕部人。同样的名字见于他的撒勒只兀惕（Sâldjîoût）纪事（“部落”，页180）。中国的对音见于《元史》的作三木合。令人奇怪的是《秘史》里面没有这个名字。
第三章 第十二节
〔1〕关于古出鲁克在东突厥斯坦。人们在这里可以分析出来，成吉思汗迟延征服所发生的影响。乃蛮王子古出鲁克，于1204至1205年之际被成吉思汗从乃蛮地方驱逐出去，他在突厥斯坦推翻了哈剌契丹的最后一个古儿汗，取而代之。同样情形，花剌子模王子札阑丁，于1221年被成吉思汗从东伊朗驱逐出去，他于1224至1225年之际建立一个新的花剌子模算端国家于西波斯，到他死亡时候，他的短期的新花剌子模王国同时覆灭于1231年，若干花剌子模人结队成群，由于札阑丁死后无主，继续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流荡，而于1244年终于从十字军手中夺去了耶路撒冷。参阅雷纳·格鲁塞《十字军东征史》，III，412。
〔2〕在谢米列契的四个聂思脱利教墓地，其碑文有时是用叙利亚文字————在这个地方这是教会文字————而更常见的是用突厥文字，即本地文字。
〔3〕关于消灭古出鲁克。《元史》提到在这些事件里面有一个名叫曷思麦里的所建立功绩，照这个名字的对音，伯勒什奈德代之以圣经里面的亦思马因（翁按：校正本作和斯摩哩）（Ismaïl）。《元史》对于此人立有专传，说他是西域人，所指大约是突厥斯坦。生于古儿汗的都城，《元史》称之为谷则斡耳朵，就是我们叫做八剌撒浑（在楚河之上），喀什噶尔的虎思斡耳朵（Qouzoulouch或Qouz-ordou），而蒙古人称之为古八里（Gou-baligh）。（按：《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麦里传”：“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人”。）他曾得到最后一个古儿汗耶律直鲁古的信任，委任他做中国对音为可散城（无疑这是指费尔干）和八思哈城的长官。当者别侵入时候，他投降者别并将这两个城献出而归附于者别。据说就是曷思麦里，奉者别之命，躬自杀死古出鲁克。者别随即命他将古出鲁克的头传示本来属于哈剌契丹帝国的诸城，因此促成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阗诸城的归附。后来我们看到他跟随者别，于1221至1222年间，出征至于波斯和罗斯（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33——234）。
〔4〕成吉思汗一时怀疑者别，要取得独立地位。《秘史》第235节说，1206年库里尔台之后，成吉思汗命其部将之一忽必来那颜（Qoubilaï-noyan）征服哈剌鲁（Qarlouq，按：哈剌鲁是《元史》的译音，《秘史》在这一节作合儿鲁兀惕），哈剌鲁汗阿思兰（Arslan，此言“狮”）自动投降并自己来朝见成吉思汗。在这一件事上面，这位新的藩属加入蒙古帝国，结果也是结成婚姻。关于这一类事件，可注意的是，诸藩王必须经常地到汗廷请示。对于蒙古各大将说，也有这一种义务：“他们必须于年初和年底来听取我们的训言。他们才能够随后返回他们的营帐指挥士卒。这些逗留在他们的驻营地方不来了解我们思想的人，就像一块石子落在深渊或一枝箭没在芦苇里面。他们不适宜于指挥军队”（符拉基米尔佐夫译）。
第三章 第十三节
〔1〕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算端那里去的使臣，在《秘史》第254节，其名为兀忽纳（Ouqouna），这个名字在蒙古语中指“家养雄山羊”（伯希和，《通报》，1930，54）。此外在1218年，成吉思汗曾命马合谋·牙剌洼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兀·牙剌洼赤到花拉子模人那里去，他们可能是花剌子模人，《秘史》第263节称他们为忽鲁谟斯人，即蒙古人所说花剌子模，成吉思汗付托他们一个视察的使节，同时兼有政治和商业的目的。参阅伯希和，《通报》，1935，163和1938，150。似乎成吉思汗的统一蒙古，在此以前，是由二十个部落在不断斗争之中争夺霸权，而在此以后则控制在一个严峻的权力之下，这个“蒙古和平”伸张至于所有被这位征服者征服的地方，从北京达于锡尔河，可能使伊斯兰教徒的旅行商队，————在他们中间，这两个牙剌洼赤便是代表早————觉得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机会以发展从中国至伊朗之间的国际贸易。这些人人就认识成吉思汗，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即名叫阿三的，于1204年访问成吉思汗，————直至于他退兵地方巴泐渚纳。成吉思汗，在他的这一方面，似乎起先也曾考虑到对花剌子模帝国成立一种有利的商业合作政策，这个国家征服了哈剌契丹的故地，已成为直接邻人：由此有伊斯兰教徒旅行商队的派遣，在这些商队中间，他命他的个人代表兀忽纳参加。讹答剌的花剌子模总督愚蠢地杀死这一百个人的旅行商队的人，化经济合作的愿望为无情的敌对行为。（这个总督在波斯史源里面名叫亦纳勒赤黑（Inaltchiq或Inaltchouq），在中亚的突厥语中，这是说“王子”（ynal），也被称为Ghayir-khan，就是Qadir-khan，这是说“有权力的可怕的汗”。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52——53）。至于成吉思汗，他应该是对于他的商队的被杀深受震动，这个屠杀行为蔑视了一切国际公法，在任何情形下，这是给他以很好的理由采取行动。事实上，他是游牧人，以兽皮为衣，维护誓言，尊重通商关系，而这些突厥-波斯算端的代表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和定居的人，其行为却像野蛮人。《秘史》第254节说，成吉思汗声称，统治权————黄金缰辔般权力————应该从撒儿塔兀勒人那里夺过来，他们使用得这样不好，他发誓要报复（ösul ösun, kisal kisan）这个仇恨。
他流下热泪，又一次，和出征金国的前夕一样，和孛儿帖被掠后一样，和他平生所遇到一切紧要关头一样，他登上圣山，脱下小帽，将腰带挂在肩上，祝告长生青天帮助他报仇雪恨。庞大的蒙古远征军，从中国的边境长行抵于波斯边界，在《秘史》第254节中用非常简短的词句记述它：“他（成吉思汗）越高山，涉大川，领军远征，决定了许多人民的命运。”
〔2〕据术兹查尼说，成吉思汗以惩罚了花剌子模的算端为自豪，这是一个真正的强盗，破坏一切法纪，命人在讹答剌戕杀他的使臣和商人。但是当他询问法官瓦亦哀丁不真吉，后世的评论如何时候，不真吉俯首思索，并应允作率直的答复，如果成吉思汗保证他的性命没有危险。得到这个保证之后，不真吉答道，后世没有人能够赞美汗，因为蒙古人残破一切经过的地方。成吉思汗大怒，将他自己的弓和箭投在地上。在场的人都以为成吉思汗将要杀死这个出言不慎的人；不真吉自己也以为性命不保，但是这位征服者总是有自制能力，旋即怒解。少缓须臾，成吉思汗再对法官说，他的理解在表面上是对的，然而实际上是不知道真实情况。他附带说：“至于花剌子模算端，我要穷追他，至于他足迹所到，任何国家让他避居的我都要毁灭它！”。贤智而稳健的耶律楚材，也以为成吉思汗的使臣和商队百人被杀于讹答剌是决定花剌子模战事的理由（《西游记》，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0）。
第三章 第十四节
〔1〕G.B.博士写道，拙赤（Djötchi）这一词和djoutchin毫无关系，djoutchin这一词指“‘夏季所生的孩子’（djoun，“夏天”）并由此演变为‘客人’、‘进香者’”。将Djötchi（拙赤）改作Djoûtchî（术赤），这仅仅是舞弄文字。人们看到志费尼的手抄本，写法的谬误更甚，常常不作Djoûtchi（术赤）而用突厥形式作：Toûchi（都失）。柏郎迦宾称这个王子为Tossucan，即Touchi－khan（都失汗）。
〔2〕追忆孛儿帖对她的儿子们慈爱，阔阔搠思，在《秘史》第254节中，在互相斗殴的拙赤和察合台面前，说到“油脂一般的心”（tosun duran qoru'uldju，“乳汁一般的心”（sün djürügen），为孛儿帖，或者像原文所说“神圣母后”boghda qatoun éké）所有（海涅士，《Wörterb.》，页68和138）。“我们圣后和太阳一样光明，她的心和湖一样大（boghda qatoun bidano naran metu gegeyen, na'our metu delger setkil）”。令人更感兴趣的是这种说法几乎是正式将孛儿帖封为圣人，而不计较被掠而生拙赤的事件，阔阔搠思在这里回溯蒙古无政府的阴暗情景，在重立道德秩序以及公共的和私人的安宁以前，社会的甚至家族的关系涣散，而秩序的重立是成吉思汗的功绩。阔阔搠思在这里坚持以说服人的力量，含有戏剧性效果地一再重复说：“在你生前，一切人民彼此相攻（tani töreguyin ourida … olon oulous-irgen boulqa bule'e）。各想掠夺他的邻人。一切人民自寻干戈，各向他的邻人侵犯，没有人敢安静地睡在床上。”这当然是朝廷臣僚在他主人面前所倾吐的辩护词，以掩盖他的妻的被掠和他长子的出生可能是不合法。虽然如此，这位皇后的明显例子就可以证明，成吉思汗王权的建立不但在政治观点上和蒙古统一的重新建成相结合，也在私人观点上，和家族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建联系在一起。
〔3〕关于成吉思汗对诸子说“天下地面尽阔”。逐字直译，《秘史》第255节所说的是：“土地母亲”（Utugän-eke）是广阔的（a'oui boui）。Utugän（于都斤），在突厥-蒙古人中间，是大地的女神。在八世纪之初的鄂尔浑突厥碑文中，已说到于都斤圣山————无疑是在杭爱山里面————这个神特别是住在那里。关于古突厥人的Ydouq-ötükän-djych“神圣的多树木的Otukän（斡都斤）”，参阅汤姆生，《鄂尔浑碑文》，105和152。伯希和重新找到这个神的名字的回音在柏郎迦宾所说的“Ytoga”和马可·波罗所说的“Natigay”里面。参阅伯希和，《古突厥人的于都斤山》，《通报》，1929，212——219。
第三章 第十五节
〔1〕关于1220年至1223年间在中亚和前亚所发生的事件，我们采用穆斯林史源的日期，因为中国各史源（《圣武亲征录》）这些事件的前头部分相差一年（伯希和，《通报》，1929，161）。
〔2〕关于这个阿力麻里（Almâlîq）国王，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本，XV，译文，43，和原文，66：作苏黑纳黑特勤（Soûqnâq-tegîn）。
〔3〕前哨和后援，按照字义说，manglaï指“往前线”。gedjige指“后援”、“预备队伍”、“援兵”（海涅士《Wörterb.》，49，107）。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前锋、预备队和后备队的本来意义。有关文字（《秘史》第257节）说“他派者别先行（Djebe-yi manglaï ilebe）；他派速不台在者别之后（Djebe-yin gedjige Sube'etäï-yi ilebe）；他派脱忽察儿在速不台之后（Sube'etäi-yin gedjige Toqoutchar-yi ilebe）。他所派的是这三个人（ede qourban-yi ilerun）”（G.B.译）。
〔4〕在这以后，三千户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工匠，被蒙古人迁移至于现今河北省（Petchili）的西北。这个迁移，记载在1239至1241年编目之下，《元史》将执行此事归于一个客列亦惕人哈散纳。［按：《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哈散纳”列传，“太宗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至于荨麻林，据伯希和在《亚洲学报》（1927，下册，261——279）的考证，在滦河的上流。］拉施特告诉我们，这些被移徙的人继续在“Simâlî”，即他们所住的地方，依照河中的形式种植园林（Yule，III，416——417; Blochet，II，463）。伯希和认为这个“Simâlî”应该还原为荨麻林，这个地方在元代的兴和路（按：格鲁塞这里作lou yuan de Hing-ho，颠倒了几字，兹据《元史》地理志纠正。）现今张家口之北，马可·波罗曾经过这里，当他由天德，就是说由汪古人地方而往中都的途中时候。这些被迁徙的撒麻耳干人继续在长城下用葡萄酿酒，依照河中式样制造金和丝的锦。现在再回头说撒马耳干（寻思干）和不花剌（不花），可奇怪的是耶律楚材一定曾看见这些地方的一部分被残破，而在他的《西游录》里面不断描写一幅富庶繁荣的快乐图画，一点都没有提到侵入所造成的破坏。或者，这里不仅仅是站在一边说话，而是对于游牧人征服所造成的悲惨结果有心缄默：这是政治家的一种廉耻之心面临着这种破坏，并且这好像是一种哲学家的和无言的抗议（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1——22）。
〔5〕关于乌尔犍赤这个名字，Ourgendj在印刷上缺乏大写的Ö。为了音调和谐的规律，当然要读做örunggetchi（或örungetchi）（兀笼格赤），就像在ö'elun（诃额伦），ögödäi（窝阔台），öngut（汪古）等字。
〔6〕Doloungir部落之名，doloungir指“热心”。————晃孩Adargidaï（阿答儿吉台），即阿答儿吉部人（adargi，阿答儿吉，此言“多山地方”）————搠儿马罕（Tehormaghan），此言“鸡”，Ötegedäi（斡迭折台），这是说Ötege（斡迭折）部人，ötege，此言“熊”（G.B.）。
〔7〕搠儿马罕等举吐蕃（西番）猛狗做比喻，该种狗（töbödut noqaïs，《秘史》，第260节），是以凶猛著名的。
第三章 第十六节
〔1〕关于巴里黑（Balkh）的降附，道教旅行家长春于1222年九月底穿过巴里黑，他告诉我们居民背叛成吉思汗，全被流逐。这个城空无人居。“我们仅闻犬吠途中”。（按：《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夜行过班里，城甚大，其众新叛去，尚闻犬吠”。）（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111）。这是可异的，如果将这个真实的报道和耶律楚材的纪述相对照，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完全没有提到河中和大夏（Bactriane）由于蒙古人的破坏和屠杀所受到的损害（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21以下）。前一人是独立的道士，后者，虽然本性慈善，但是一个政治家，和蒙古征服者利害相共。然而耶律楚材在内心上应该对这些破坏很伤心，以行政官吏、经济家和文学家的资格，他对于河中的文化评价很高。
〔2〕达鲁花。在《秘史》已经有达鲁花（daroughas）（复数），见第263节，以及达鲁花赤（daroughatchin）的衔名，（按：《秘史》中文本作“答鲁合臣”、“探马赤”“探马赤官”等）这个头衔，见第263，273，274节，海涅士（《Wört.》，页33）译达鲁花为“surveillant, Statthalter, administrateur或intendant(Vogt)”，译达鲁花赤为“官吏的头衔（Beamtentitel），总督、州长职务的头衔”。
〔3〕关于《秘史》第263节里面撒马耳干（Samarqand）这个地名，作Semisgen或Sämiskän（薛米思坚）是古老的突厥名称。“突厥形式的Sämiskänt，在蒙古人时代特别证实了，但是这个名称源流更远。Albîroûnî已经知道这个名称，这是在第九世纪的前半叶”。（伯希和，《通报》，1930，196，以及1935，159：《Sämisgänt还是Sämiskänt》）。
第三章 第十七节
〔1〕蒙古人的“黑车”（qara'outaï tergen）在《秘史》第6，100，244节举名提到，同样是搬运帐幕的车（ger-tergen）见于同书第121，124节。
〔2〕关于长春真人的旅程。伯勒什奈德所说长春经行的地方，于经过鄂尔浑地区之后，他所说的路线无疑是太靠北了。由客鲁涟河和上土拉河，他说长春到达鄂尔浑上游之后————在这里要修正伯勒什奈德的《中世纪史研究》的看法————他说长春经过色楞格河上游的一条支流额垤儿（Eder）。于将长春的旅程指向西北如此之远以后，伯勒什奈德不得不说长春渡越阿尔泰山，也是很西面，向Dabistan-daban岭，之后，重新下来至Boulghoun（不耳浑）流域，不耳浑是乌泷古河的源流之一，或者，至少是到了小纳伦河（petit Narun）的河谷。显然有如A．韦利的见解，长春和额垤儿（Eder）毫无关系。但是Albert Herrmann的《中国地图》，第49号图里面，据我看，关于这个行程，相反地是过于向南进行了。依照Herrmann，长春于上趋客鲁涟右岸直抵Goultougountou草原之后，直穿西南到达翁金河（Ongin），他渡过河的中流。他随后又穿过Touin河的下游和拜塔里克（Baïdarik）河的下游，这样是到达乌里雅苏台南面的上札卜罕湖（haut Dzapkan-gol）大湾角的南边。因此，Herrmann以为长春的确是经过昔剌斡耳朵（Chira-ordo）之南，但是他和伯勒什奈德所说的地点不同，伯勒什奈德以为这个斡耳朵是在额垤儿岸上，而Herrmann则以为是在哈剌和林的西南，鄂尔浑河源附近的湾曲之处。长春这样是直达了“镇海城”，这座城Herrmann位置它于近今札萨克图诸汗（Dzasaghtou-khans）驻所不远，在札卜罕湖（德文地图作Dzabkhun-gol）大湾曲处的西南。从那里，Herrmann说长春由Tamgin隘道渡越阿尔泰山，下趋Bidji山谷，向巴库尔湖（Barkoul）方面。————这个路线，据我看，是过于向南了。事实上，当长春应该是行抵翁金，Touin和拜塔里克上面的时候，《西游记》指示我们，他停留于昔剌斡耳朵之东（不是之南），并渡过一条河，这条河不是流向北向南，和翁金、Touin或拜塔里克一样，而是流向东北，所以韦利看到这一点因而说这个河只能是察罕奥龙（Tchaghan-Olon）（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页70）。而且《西游记》明白告诉我们，长春驻帐于昔剌厥儿朵，而Herrmann的地图上离此很远。再过去一点，Herrmann认为长春渡越阿尔泰山由Tamgin或Olin的隘道，经Bidji或Bitchi河谷，抵达巴库尔（Barkoul）。然而《西游记》（韦利译本，页76——77）说长春渡过一条河，这条河除乌泷古河以外，不能是别的。而且这条路线如果不是直趋古城和别失八里，而是斜绕东南许多直至于巴库尔湖，《西游记》不至于毫不提到。
〔3〕中国旅行家在这里所说蒙古的头饰，称为“故故”，伯希和说，这是boghtaq（孛黑塔黑），“一种几乎是圆管式的冠，其形特高，蒙古贵族妇女于出嫁以后所戴”（伯希和，《通报》，1931，420）。还可看鄂多克（Otok）亲王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媳妇所拍的照片，见莫斯达，《Ordosica》，Bulletin第九号，1934年十一月，北京辅仁大学，页31。附带提到Dénès Sinor注意到吐鲁番佛教壁画里面某些头饰，尤其是在Bäzäklik地方的，近似于柏郎迦宾和鲁不鲁克所描写的蒙古头饰［D.Sinor，《Zur Datierung einiger Bildwerke aus Ost.Turkistan》，登载于《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XIV，2——3，页83（1939）］。
〔4〕斡耳朵，或者无宁说是斡耳朵群（ordos），成吉思汗诸妻每人有她个人的斡耳朵。这种集中形式可以联想《秘史》第234和278节的动人定义：ordo ger tergen，就是说“一个帐和车的宫殿”，或者，人们如果趋向于说，构成宫殿的帐与车。
〔5〕韦利提到，成吉思汗的“中国皇后”是于1214年由金宣宗送给成吉思汗的金国公主。她并且不是宣宗之女，而是前一个金主卫绍王（＋1213）的女儿。“唐兀皇后”是于1210年送给成吉思汗的西夏主李安全之女。
〔6〕别失八里（Bechbaligh或Bechbaliq）在突厥语中，此言“五城”，应向现今济木萨附近寻找，济木萨在古城的西北（伯希和，《通报》，1931，140）。在别失八里之北有石绒矿，有如马可·波罗所说，他以为这是在“Chingintalas”地方。马可·波罗听说有个名叫Çurficar（＝Soulfaqâr）的人在那里发掘，伯希和说，这无疑是一个畏吾儿伊斯兰教徒，此人曾为大汗忽必烈服务为工程师历时三年。伯希和的考据并且证明，事实上，这是忽必烈的有名大臣阿合马，于1267年向这位皇帝提到石绒（chö-jong）或矿质丝线（fils de soie minéraux）的利益。（按：《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别怯赤山出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燃，请遣官采取”。这里引伯希和，是以别怯赤为别失八里。）耶律楚材在他《西游录》里面（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15）对我们说到别石把，即别失八里，附近有一个小湖。实际上这就是指巴库尔（Barkoul）湖，还在东边相当的远。
〔7〕关于彰八里（Djambaligh或Djambaliq）或昌八里（Tchambaliq），还须等候伯希和研究的结果（《通报》，1930，22和198，注2）。伯希和提起昌八里（Tchan-baliq）这个名字在喀什噶尔，从九世纪就有了（转看Brockelmann, Mitteltürk. Wortschatz，页242）。
〔8〕《长春西游记》说，距离别失八里三百里有城曰和州，即隋唐时代的高昌，靠近现今吐鲁番的哈剌火卓（Qara-khodja）“其地大热，蒲萄玉夥”（A.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80）。现今的经济地图还记载在吐鲁番之北的古城地区，出产蒲萄。————再向东，哈密（Qomul, Ha-mi）的西瓜是非常好的。人们以此进贡皇帝。
第三章 第十八节
〔1〕阿力麻里（Almaliq）这个名称的意义为“苹果园”（“阿里马”，此言“林檎”），曾经耶律楚材在他的《西游录》里面说到，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7。
〔2〕耶律阿海，人们知道，移剌和耶律是通用字，是在北京从937年至1125年据有帝位契丹或辽的皇族的姓。伯希和找出这个契丹贵族名叫耶律阿海（A-hai＝Aqaï），《元史》卷一百五十有他的传。阿海先仕于金，嗣后改事成吉思汗，于1214年命为太师领中书省事。当成吉思汗出发攻伊斯兰教诸国时候，阿海随行，蒙古人攻取撒麻耳干，阿海任该城的军事长官。这是阿海————当然是和他本国人耶律楚材一样成长于中国文化之中————在成吉思汗和长春谈话时候担任翻译（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47——49）。《长春西游记》称之为“移剌国公”，由此伯勒什奈德认为是耶律楚材。可注意的是耶律楚材很不欣赏长春。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72和174。
〔3〕成吉思汗于十月二十五日见长春，伯希和修正伯勒什奈德的日期（二十四和二十八）是过早一天（《通报》，1930，34）。
〔4〕上面说到耶律楚材对于长春采取反对态度。“这是一个沾濡中国文化的人，尽管是属于契丹种人，他看到成吉思汗和丘处机（丘长春）中间的关系，他表示对于长春很冷淡，此人即耶律楚材。”（伯希和，《通报》，1929，174）。（翁按：《长春西游记》不提及耶律楚材，而《湛然居士文集》亦无一语道及长春。楚材好儒信佛，对道教则诋为异端，他的《西游录序》与《辨邪论序》专为攻击丘处机而作。在《寄赵元帅书》一文有云：“若夫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子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议也，舍此以往，皆异端耳。”他甚至讹道教为左道，为邪教。著者格鲁塞语耶律楚材因看到成吉思汗和丘处机中间关系而采取反对态度，似有妒忌之心，与事实不相符。）耶律楚材当他跟随成吉思汗时候，并且也写他的西方旅行记，这就是《西游录》，比起长春门人李志常所记的传流至于我们述这个道士的旅行的，要简短得多。伯勒什奈德在他的《中世纪史研究》，I，9——24里面节译《西游录》。伯希和提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全文，照1229年在北京雕版的形式，曾于1927年在东京由神田君印行（伯希和，《通报》，1929，172）。
第三章 第十九节
〔1〕伯希和先生怀疑奇卜察克（钦察）（Qiptchaq）这个名字作为地理上的名称时候是不是指“草原”、“沙漠”，和蒙古词汇“戈壁”完全一样。“但是两者都成为一种专名，在蒙古语为地名（戈壁），在突厥语为族名（奇卜察克）。而大家知道“草原”的观念许久和“奇卜察克”这个名称连系得如此密切，以致俄罗斯南部和西伯利亚西部的大平原许多时候以波斯名称Dacht-i Qiptchaq，即“奇卜察克草原”著闻，同样情形，我们说“戈壁沙漠”以代替“蒙古平原”（伯希和，《通报》，1930，281）。让我们提到最新的关于奇卜察克突厥人的研究是在出版之中的，M. D. Rasovsky的《波罗维赤（库蛮）人》，见于Kondakov学院年鉴（Seminarium Kondakovianum），XI，页18——114，贝尔格莱德出版，1939。最后可以注意到突厥学家们所提出的有趣味的论据，突厥库蛮语，有如它出现在有名Codex Comanicus（库蛮名词集）里面的，各种突厥方言，相当接近于畏吾儿语。
〔2〕者别和速不台最后一段战役的日期没有考证明白。伯勒什奈德对照了各种史源（《中世纪史研究》，I，294——299）。于他所提到的之外，还可以增加伊本-额梯儿（Ibn al-Athir）所说见于《Historiens des croisades》，I，第二部分，页155以下，以及Kiragos de Kantzag, ap. Dulaurier, Historiens arméniens，《亚洲学报》，1858，I，199以下。
依照额梯儿，者别和速不台首次侵入谷儿只是在回历617年（公元1220至1221年）。蒙古人得到该地库尔德人和突厥伊斯兰教徒的协助。谷儿只人被击败（于doulkada月，这就是1221年的正月，据伊本-额梯儿）。另外其它东方史源将这个事件位置在1221年二月。根据Kiragos de Kantzag的亚美尼亚编年史，（《亚洲学报》，1858，I，199）蒙古人和谷儿只人的战事，其地点在Khounan或Khounani的平原，该城位于Berdoudj, Bortchala或Débéda河流入Koura的地点的附近，在第佛利斯之南（这个战役也被称为Berdoudj之战）（明诺尔斯基，《第佛利斯》，Enc. de l'Isl., IV，795，和Allen，《谷儿只史》，页110，图3）。谷儿只王乔治四世（Giorgi IV Lacha）（1212至1223年）和他的将军伊凡尼（Ivané）采取攻势，来攻驻营于Khounan的蒙古人。开始冲突的时候，蒙古人退却，但是这是引诱谷儿只兵入于埋伏地方，在那里他们从后面攻谷儿只人，将谷儿只人击得粉碎。逃亡的人散为许多小群，不能重振，均被屠杀。乔治四世得脱。据Kiragos de Kantzag的亚美尼亚编年，他后来又召集较强的一个军，蒙古人看见这个军队来，带着战利品退兵。“塔吉克人”（“Tadjiks”），这是说伊斯兰教徒，阻挡他们的归路，者别和速不台————亚美尼亚史家称速不台为Sabada bahadour————据说曾横渡山岭经过几乎是不可通行的途径，用木板、石子、行李、攻城之具填满山谷。可注意的是这样指出了蒙古人渡越山中窄径的技术，就像《长春西游记》也指出王子窝阔台于花剌子模战役以前在乃蛮阿尔泰山地方的设施。
由谷儿只再下趋向南，阿剌伯史家使我们知道，者别和速不台到达阿哲儿拜占，残破马剌合（Maragha）城，依照伊本-额梯儿，这是在伊斯兰教历618年的沙发儿（safar）月（公元1221年三月卄七日至四月卄四日），依照其它阿剌伯史源，比较确切，是在三月三十日。他们继此出现于Tauris。阿哲儿拜占的突厥人阿塔别乞，就是老迈的月即伯，纵酒无能，从Tauris逃往Nakhitchévan，而Tauris城为了避免洗劫，不得已付出一宗巨额赎金。者别和速不台随后又上趋至于谷儿只，在这个地方又发生的一次战役中，据伊本-额梯儿，他们杀死谷儿只人三万。这个蒙古人的第二次侵略谷儿只，伊本-额梯儿将它位置在回历618年拉马丹（ramadhan）月稍后一些，这个月的月底是公元1221年的十一月17日。从那里，蒙古人进兵设里汪（Chirvan）。设里汪的沙，拉施沙（Rachid-Châh）逃避于Derbend坚堡之内，这座堡在外城被攻堕之后，仍然没有被攻破。
在这个时候，者别和速不台下趋北高加索草原（Steppe Ciscaucasienne）。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阿兰人（Alains或Ases人）、列斯吉亚人、曲儿克斯人和突厥钦察人的联盟。于第一次交绥，蒙古人遇到了失败之后，他们送给钦察人一部分战利品以使联盟解体。他们向阿兰人、列斯吉亚人和曲儿克斯人挑战，之后，回军攻钦察人并夺回送给他们的战利品。于击败钦察人之后，伊本-额梯儿说，蒙古人往克里米亚劫夺商业海口速答黑（Soudaq, Soldaia），热那亚人正在那里购买罗斯人的物产：男性和女性的奴隶、灰鼠、黑狐（borthasi）和其它北方皮毛。之后，蒙古将军们和罗斯人作战，这个事件，伊本-额梯儿排在回历620年的一年里面，这就是说公元1223年〔Historiens Orientaux (des Croisades)，I，2，页161〕。
俄国史源当然对于这个最后一段的征略比较详细（《卡拉姆津》，III，221），特别是有关于奇卜察克人的事，在这里叫做波罗维赤人（同样的人在拜占廷和匈牙利史源叫做库蛮人）。一个“波罗维赤（Polovtsy）”人的首领这里叫做Kotian（匈牙利史源的“Koutan”）（阔迪安），他是罗斯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岳父。这位“阔迪安”得到乌克兰方面的罗斯诸侯，即基辅、契尔尼戈夫和加里奇的诸侯的协助，这三人都名叫密赤思老（Mstislav），以抵御击败他们人民的蒙古侵入者。这三个密赤思老联兵驻在德聂伯河上，接见了者别和速不台所派来的一个由蒙古代表十人所组成的代表团。他们不该将这些使者杀死，之后，他们引兵南向迎敌。他们于Khortitsa，即德聂伯支流之上遇到蒙古人。我们如果采信罗斯史源，他们在这个初次战事中占优势。实际上，有如伊本-额梯儿对我们所说的（前引，页161），者别和速不台作战略上的退却使乌克兰骑队疲倦，并且引诱他们至于设伏地点。罗斯军队这样“追逐”蒙古人历时九天。到达“迦勒迦（Kalka）”河附近，蒙古人停下来列成阵势。这个迦勒迦河，一部分俄国史源将它写做Kalak，被证实就是现今的卡利米鸟斯河（Kalmious），这是一个沿海小河，在马廖奥博尔（Marioupol）附近流入亚速海（《卡拉姆津》，III，232）。凡尔纳茨基（Vernadsky）很好地指出（《Esquisse d'histoire russe》，Edition Eurasienne，1927，页65——66）罗斯人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合作，姑且不提和“波罗维赤”人缺乏妥协。加里奇的密赤思老，带着加里奇、契儿尼戈夫和波罗维赤士卒渡迦勒迦河猛攻敌人，没有让基辅军队有参加他的军事行动的时间。者别和速不台似乎预先选择这个地方做战场，击溃他们，加里奇的密赤思老逃亡。基辅侯罗曼诺维赤密赤思老的军队没有受到损失，退守他的设防营寨，抗拒三天。之后，他议和（或者有如中国史源所说，他的一个不忠于他的臣下劝他这样做）并愿献赎金，以便自由撤退，这种建议被接受。当蒙古人将他控制住的时候，将他杀死并屠杀他的士卒。他的被杀是闷死在木板（和地毯）之下，对这种刑罚罗斯的编年史家很气愤，没有想到在蒙古习惯里面，这却是一种“光荣”的死法，专门留给特殊人物，为了尊敬他，使他不“流血”而死。
上述是俄国各种编年史所提示的全面图景。但是到了要确定日期时候，他们彼此矛盾。那窝果罗（Novgorod）的各志书（Annales）记迦勒迦战役在1224年五月31日，而沃兹涅森斯克（Woznesensk）的各志书则以为在同年六月16日。其它俄国史源记蒙古侵入日期（已经比较近于真实）在1223年（《卡拉姆津》，III，545）。这个1223年的日期近今历史家们作为结论，从库尼克（Kunik）至于凡尔纳茨基，后者的著作是在1927年出版，我们刚刚在上面提到。虽然如此，邦内尔（Bonnel）在他的《Chronologie Heinrichs des Letten》里面于1853年主张迦勒迦之战应该要回复到1222年。最近费尔南·格勒纳尔（Fernand Grenard）君也断定这个日期为1222年。他说因为者别和速不台，于1221年进军高加索地区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到了钦察。
中国各史源没有提供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日期上解释，但是只有若干补充材料。《元史》在《速不台传》里面说，这个将军得到成吉思汗的允许去征服钦察之后，领兵绕宽田吉思海（按：原文用括符加“denghiz”一字于宽田吉思海之后，宽田吉思海即蒙古人所称里海），并抵达太和岭————即高加索山————横穿太和岭，他开辟了一条道路（亚美尼亚编年史有同样的证明）。在高加索之北，速不台遇到酋长（钦察人的）玉里吉(Yurii Kontchakovitch)和塔塔哈儿他们的联军于不租河上。玉里吉之子被箭射伤逃入森林。其奴投降蒙古人并将他献出。于战胜钦察（奇卜察克）人之后，速不台进兵直至阿里吉河（迦勒迦河？），他在那里遇到斡罗思诸首领，两个密赤思老。他战胜他们并迫使他们降伏。速不台还征服了阿速部（Asout，即阿兰）。他返回（上亚细亚）的时候带来背主之奴（钦察人）。但是成吉思汗听到速不台所作报告的时候，驳速不台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命杀死这个钦察人。因为速不台的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军团，包括灭里吉（篾儿乞惕）、乃蛮和钦察人在内，这些人都是归附于这个将军的人。《元史》还说到速不台回到上亚细亚系取道也迷里（叶密立），这是在塔尔巴哈台地方（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97——298）。（按：上述参照《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传》。）《元史》还有其它报道在《曷思麦里传》里面，这个从前哈剌契丹的臣僚，于古出鲁克失败时候降附者别，此后他成为这个蒙古将军的部将。《元史》使我们知道，曷思麦里曾跟随者别（这里对音为哲伯）至于西波斯、高加索和钦察。显著的是曷思麦里奉者别之命往击失儿湾沙，这就是说设里汪沙，随后攻谷儿只人（Georgiens）以及阿速人（阿兰人），攻取阿速人的都城黑林（按：格鲁塞这里作Houei-lin，兹照《元史》作黑林，又《元史》并没有说黑林是阿速人的都城）。在这以后，《曷思麦里传》继续说，斡罗思人兵败于铁儿山，他们的国王密只思腊（Mstislar）被俘。“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这个国王于太子拙赤，诛之。者别的大军随后征服康里（Qangli），取其城孛子八里，迫使其国王投降（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98——299）。
〔3〕这里所说许多族名，G.B.博士提起注意，都是蒙古的复数，————康邻（Qanglin）单数为康里（Qangli），乞卜察兀惕（Kibtcha'out）单数为Kibtchaq，巴只吉惕（Badjigid或Bachkirs）单数为Badjigir，斡罗速惕（Orousoud或Russes）单数为Orous，马札剌惕（Madjarad或Madgyars）单数为Madjar，阿速惕（Asoud）或阿兰（Alains）单数为As，参考希腊的复数Asioi，我们的Ossèthes，沙速惕（Sasoud或Sasones，高加索北边的Tchetchen人）单数为Sas或Sasoun，薛儿客速惕（Serkesud或Tcherkesses）单数为Serkes。关于康里这一词的意义，指“高车人”，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24。
第三章 第二十节
〔1〕关于成吉思汗的娱乐生活，我们可以从中国将军孟珙的记叙（按：这里指《蒙鞑备录》，实系赵珙所作，见前注）而得到概念，孟珙是由宋的朝廷所派遣的使节至成吉思汗处。“国王（成吉思汗）遣人请使者并对他说：‘今日打毬，为何不来？’这个中国人答道，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反驳他说：‘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为何又要人来请唤’。汗于是大笑而罚这位大使饮酒六大杯，到晚间才让他醺醉而去。到了辞行时候，这位大使向汗告别，国王戒伴使说：‘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这同一史源告诉我们，成吉思汗出师时候，有二十人左右的巧妙女音乐家随行。这位大使于此外还很称赞成吉思汗对于妇女眼光不错。“北使入于彼国，王者相见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赖蛮（乃蛮）公主及诸侍姬称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诸饮宴，无不同席。所谓诸姬，皆灿白美色。四人乃金虏贵嫔之类，余四人乃鞑人。内四夫人者，甚姝丽，最有宠”。（按：这一段引语，径采《蒙鞑备录》，原文格鲁塞谓“国王”为成吉思汗，实误，此乃木华黎。）
在这些宴乐之中最危险的事是狂醉。成吉思汗有一天宣告，一月之中只许饮酒三次，附带的说，如果能够减到两次或一次，当然更好。“最好是不饮酒。然而何处有人保持这样行为呢？”成吉思汗在这件事上和在其它许多事上面一样，应该常常是适可而止的。然而他的两个嗣位人，其子窝阔台和其孙贵由，竟牺牲于自己的无节制而早卒。
〔2〕可能当成吉思汗传记的“历史缺漏”时期，约在1225年之际，应该把短期的东夏王国的破灭列入。这个王国由一个名叫蒲鲜万奴的于1216年建立于满洲，此人属于金（女真）种。1221年想和成吉思汗妥协，派一个使节到突厥斯坦见成吉思汗，这个使节曾在塔剌斯河上遇到道教旅行家长春。1224年时候，这个东夏王国还企图维持它的独立。但是在耶律楚材于1227年所写的一首诗里面，所说的东夏，是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它被成吉思汗所破灭，正是在1224年至1227年之间。参阅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页87。（按：《元史·太祖本纪》十一年，记蒲鲜万奴（格鲁塞作Fou-hien Wan-nou）降……既而复叛，僣称东夏。《太宗本纪》五年，又有：“诏诸王议伐万奴”的记载。是东夏非亡于成吉思汗在世时。）
〔3〕金人于1219年曾将山东的大部分归还宋人。
〔4〕1220年的阴历七月（公元八月），金主吾睹补，当他逃避至开封府时候，曾派使者乌古孙仲端至成吉思汗处试行请和。此人的传记，在《金史》里面的曾由伯勒什奈德译出一部分（《中世纪史研究》，I，25——34）。成吉思汗此时在河中，正在那里摧毁花剌子模帝国。乌古孙到那里去见成吉思汗。他离开金的北方边境于阴历十二月（1220年正月），曾和蒙古在中国军队的统帅木华黎会面，再取道向西北，沿着北方，但是在蒙古境内，靠近这时候背叛成吉思汗的西夏（唐兀）的边境，上面说过长春真人也避免经过他们的地方而绕道北向。他到达伊犁，或无宁说是“伊犁城”（＝Ilibaliq），于阴历四月初（1220年五月初），由此进入伊斯兰教国家。这个礼部侍郎对于伊斯兰教徒的习惯感觉惊异：“这些人（不用箸）以手裂肉置于口中”。1221年的秋天，他到达成吉思汗所在地，由于别的书所说，我们知道成吉思汗这时候是在阿富汗。对于乌古孙仲端的求和，这位胜利者答复：“我前欲汝主授我所有黄河以北之地，自足于河南之地，称河南王。在这个条件之下我同意停止战争，但是现在木华黎已经尽取这些地方，你不得已才来求和么？”乌古孙哀求，成吉思汗说：“念汝远来。黄河以北既为我有，但汝主还据有关西（潼关以西）数城。他必须割付与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乌古孙于是回去中国，取道天山之北（阴历十月，1221年10月至11月之间）。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1〕耶律楚材（1190——1244）乃辽创业人阿保机诸子之一的后裔。他的祖先有食邑在医巫闾山和现今广宁县的附近，辽阳的西北，满洲南部。参阅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10。
〔2〕中国学者王国维，卒于1927年，曾为耶律楚材作传记，逐年纪事（《耶律文正公年谱》）。“附录有关于契丹文字的有兴趣的报导，对于契丹文字，耶律楚材真是最后代表人之一”（伯希和）。然而耶律楚材并非惟一的旧契丹皇室的子孙改事成吉思汗的。伯希和提到关于这一点另外两个与耶律楚材同宗的人所扮演的角色：1．耶律阿海，上面已经说到，他以太师的头衔跟随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并被这个胜利者任命为撒麻耳干的长官；2．耶律阿海的弟弟耶律秃花（T'ou-houa＝Touqa），也归附于蒙古人，在木华黎指挥之下替蒙古人攻金，他死时是征金军的统帅（《拉施特书》，XV，33和143，用Toûghây和Toûghân-yangchây的形式，关于元帅，以及《圣武亲征录》文字为伯希和所引的，看Notes sur le Turkestan，《通报》，1930，44——49）。（按：这里所说关于元帅，引《圣武亲征录》等语，《圣武亲征录》戊寅年纪事有：“秃花元帅所将汉兵……伐金国……”等语，这个秃花元帅，参以《元史》卷一百四十九“耶律秃花传”所说，无疑是指耶律秃花。）当1220——1221年的冬天长春真人经过的时候，耶律秃花是在宣德，这就是说宣化，职居元帅，在那里很殷勤地接待这位道教旅行家于朝元观（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58——61）。
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
〔1〕在中国的对音塔塔统阿里面所暗藏的原来名字，伯希和先生说：“还不能完全将它还原，但是第二部分（按：指统阿）只能是突厥字tonga，此言“英雄”（伯希和，《亚洲学报》，1913，I，457和《通报》，1930，33——34）。
〔2〕伯希和先生指出，当成吉思汗帝国初期，畏吾儿文化在官方占优势是这样显著。因此，由志费尼、柏郎迦宾和鲁不鲁克所流传下来的这些名字常常令人感觉是突厥形式。只在稍后一些时候，真正的蒙古形式才占优势。这里必须有相当时间养成“蒙古”的书吏和文人，或者更确切一点说，认识蒙古语。
〔3〕韦利根据波斯和中国的史源撮要为镇海作传记，这对于成吉思汗王朝的行政历史，以及聂思脱利教派在远东的历史是很有趣味的（Travels of an alchimist，33——38）。以《志费尼书》和《拉施特书》为证，镇海是聂思脱利教徒。他生于1171年。在1203年他跟随成吉思汗“饮巴泐渚纳水”，这可以证明，如果他是客列亦惕人，他毕竟是随着蒙古征服者而对抗自己的本国人。当1204年和乃蛮人作战时候，成吉思汗将自己的一匹马赠送镇海。1206年时候，镇海参与斡难河上的大忽里勒台。稍后一些时候，这个征服者命他设立一个工匠居留地于阿儿浑山附近（在《长春西游记》里面，这个山的中国对音为“阿不罕”），在现今乌里雅苏台的西南，这个居留地此后被称为“镇海城”。1212年，镇海参与征金战役，至于抚州，矢中左臂（按：《元史》云矢中臆间）。1215年攻取北京之后，“太祖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园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按：此段引文，依照《元史》。）成吉思汗的继位者窝阔台命镇海为中书右丞相，特别掌管突厥斯坦和西方事宜，一切公文没有经过镇海以畏吾儿文字副署证实的不能生效。1232年，镇海参与围攻金人都城开封，为了劳绩，赐他九龙旗并乘肩舆赴朝会的特权。他在攻取蔡州（汝宁）即金人的最后据点时候也有功勋，受封世袭山东一千户中国人家为“食邑”。人们将要看到，在大汗窝阔台死后，他被摄政皇后秃剌哈纳所罢免（1242年），但是大汗贵由恢复他的职位（1246年）。贵由死时（1248年），镇海是拥护失列门继承帝位的人们里面居于首要地位的。蒙哥夺得帝位（1251年），杀镇海以及另一个窝阔台的大臣，和他一样是聂思脱利教徒的合答（Qadaq）（1251年或1252年初）（根据A.韦利）。（翁按：《元史》卷120镇海（又作札哈）系以寿终，年八十四。）
〔4〕达鲁花这一词，G.B.注释，现今指“掌刑官”、“斡秃黑（otouq）的首长”、“代理人”。这也是监督（kungduï）管辖下的一种属员的头衔，他带白色小球，在soumoun（？）这种行政机构里面，他的地位仅次于soumoun中djangin的官职（？）。此外，tchighoulghan-ou达鲁花这种头衔，指一盟之长。
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
〔1〕人们看到，《秘史》每将著名的马有意将它“特性化”而参杂在蒙古史诗里面：1226年，成吉思汗在这里所骑的狩猎野马的马，是杂色的或棕灰色的黑白相间（djosotou boro）的马。
第87节锁儿罕失剌给年青帖木真骑坐以逃出泰亦赤兀惕人的掌握的马是“一匹甘草黄白口的骡马”，（aman tchagha'an eremuk qoulaqtchin）。稍后一些，在第90节，窃马贼窃去帖木真家的“八匹惨白色骟马”（chirqa aqtatan naïman）。在这一段故事里面，第90节，博尔术借给帖木真骑的是一匹白马（chingqoula）而有黑纹在脊（oroq）。在169节，两个“牧马人”巴歹和乞失里黑，为了奔告成吉思汗救他出险，乘“篾儿乞惕人的白马”（Merkidäi tchagha'an）和“紫色而白面的马”（aman tchagha-an ke'er）。拉施特本人也以为必须对我们详述这个历史里面有关系的马的形态：所以他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对乃蛮人一次战争中借给博尔术乘坐的赤乞波拉（Tchiki-bora，或者是Boro-tchiki，“白耳”）马的武功（别列津本，XIII，116和188）（按：见本书此处 ）。可注意的是，八世纪初年的鄂尔浑突厥碑文，其趋向完全一样：“我们和Tchatcha-sängun（中国将军）斗争。我的兄弟阙特勤（Kul-tegin）乘Tadyqyng-tchour的灰色马进攻。这匹马在那里被杀。第二次，他骑Ychbara-yamatar的灰色马进攻。第三次，他骑Kädimlig，这是Yäghinsilig别乞的紫色马进攻。他的进攻在你们许多人的记忆之中，尊贵的突厥人呵！……当阙特勤的第三十六年，我们出兵攻乞儿吉思人。渡过和我们的枪一样高的雪，我们登树木很多的Keugmen山，我们在乞儿吉思人之上建起胜利，我们向他们的合汗在森林的彼端斗争。阙特勤进攻，乘Bayirqou的白色种马。他疲敝了这匹白色种马，但是我们杀死乞儿吉思人的汗并役属了他们的人民。”在后面还说：“我们和哈剌鲁人斗争。阙特勤乘他的Alp-chaltchi白马进攻。这匹马死在那里，但是敌人战败。”继续列举，并“表扬”所有在战场死的坐骑。骑上Azman白马……，在Bachghou灰色马之上；……在Az-yaghiz棕色马之上……，在ögsiz（“孤儿”）白马之上，突厥汗奔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109——112）。《秘史》和鄂尔浑突厥碑文一样，不但代表阿尔泰族系战士的史诗，也是突厥-蒙古马的史诗。人们知道突厥历史家重视一个词源，阿提拉（Attila）这个名字应该连系到词根at，这个词根在突厥语中指马。
〔2〕搠斡儿合惕这个地名，G.B.博士说，这个成吉思汗驻营地方的名字（在蒙古文里面）必须读做“Cho'orght”（后来蒙古语：“Chighourghad”），而不是根据这个词源，由于动词soyourqaqou作Soyorqat。
〔3〕《秘史》第250和267至268节呼这两个和成吉思汗发生关系的唐兀主（前者李安全，在位自1206至1211年，后者李 ，在位1226至1227年，依照中国史表），以一样的名字或头衔，都作亦鲁忽（Iloughou）或亦鲁忽不儿罕（Ilouqou-bourqan）。G.B.博士以为亦鲁忽（蒙古文写法系Ilougou）应该是一种宗教头衔（看关于skr. Bouddha Bhagavant的有名公式Iladjou tegus nöytchigsen bourqan）。这个最后唐兀主，根据《阿勒坛迭卜赤》和《萨囊彻辰书》所搜集的故事，是不平凡的人，是一个魔术家有先见和超凡的权力，他能在视线之下变化。在现今的鄂尔多斯口传故事里面，不恭地反映《阿勒坛迭卜赤》和《萨囊彻辰书》所已经记载的故事（斯密特，页100），说这个唐兀最后国王“Choudourgha Tölgôtchi-khan”这就是说“出都儿合的圣汗”被俘至成吉思汗之前，因求免死，愿献其妻与这个征服者。还以为成吉思汗发动这个战争仅仅是为了夺取这个王后，她的美色受到成吉思汗的注意。这位国王当这个时候对成吉思汗说：“我真心对你说，将她让你。你如果杀我，你会得到这样的证明，我脖子出来的不是血而是乳！。”成吉思汗砍他的头，乳从里面流出！美丽的寡妇归于成吉思汗，她狠心报仇。当他睡在她那里时候，在夜里，这是在Tchamkhak地方（在现今鄂尔多斯黄旗地方），她“用利刃”割下成吉思汗的生殖器而致之于死，她随即自沉于Qara-mörèn或黑河————大约是指黄河（莫斯达，“两件有关于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口传故事”，《Ordosica》，《辅仁大学学报》，1934，页75）。至于失都儿忽（Chidourghou）这个头衔，在蒙古语中此言“公正、诚实”，（动词chidourqoutqaqou），《秘史》第267节告诉我们，成吉思汗在命令杀死唐兀的亦鲁忽不儿罕之前封他为失都儿忽。————在这些口传故事里面，很难认识西夏的内部历史，这一种历史没有成为研究的目标。这里有一些改朝换代的事，中国历史的枯燥叙述使我们得以窥测。西夏国王，和成吉思汗登“帝”位同时的人，号襄宗，其在位时期由1206年至1211年。他死于阴历8月，即1211年的9月，继之者为神宗，年四十二岁时候逊位，这是在1223年的阴历12月（1223年12月24日至1224年1月21日之间），但是他到1226年的阴历6月（公元6月26日至7月26日之间）才死去（年龄六十四岁）。神宗的继位者是献宗，他卒时年四十六岁，于阴历7月（公元1226年7月26日至8月24日之间）。最后是李 ，即蒙古口传故事里面的失都儿忽，即位于阴历7月（公元1226年7月26日至8月24日之间）地位危殆，被蒙古人杀死于1227年的阴历6月（7月15日至8月7日之间）。————根据M. Tchang, 《Synchronismes Chinois》，页385——389。
〔4〕肃州就是马可·波罗所称为Suciu或Succiu的。伯希和先生提起注意，蒙古人时代，这个城的中国名称已经是肃州（Sou-tcheou），但是野蛮人还以中国古名Suk-tcheu称它，马可·波罗记住了后一个名称所以用Succiu的形式。马可·波罗和鄂多力克（Odoric de Pordenone）提到这个地方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自从西夏国亡之后，成吉思汗将它建成或再建成为远东和西方商队经行的主要地点。为了理解成吉思汗吞并西夏这个国际通路的交叉点的重要，必须回忆距此四年以前，道士长春到成吉思汗那里去的时候，由中国至伊朗并回来，不得不走广阔的和艰苦的湾路，通过上蒙古里亚，而不能简单地取道肃州和敦煌，这个古老的绸之路和佛教朝圣的道路，即玄奘和（相反方向）马可·波罗所走的路。
〔5〕朵儿篾该这个地名，“萨囊彻辰以满洲-中国的译法作突而篾该。虽然人们可以读做朵儿篾该，但是满洲-中国的译法有决定性”（G.B.）。（翁按：乾隆有钦定“国书”，敕令辽金元史人名、地名照“国书”改译。）
第三章 第二十四节
〔1〕伯希和先生提到，除了一种译本（而且是最可靠的）以为成吉思汗死在甘肃之外，还有蒙古译本说他死在蒙古。“可能成吉思汗是于1227年8月18日在清水得病，而于垂死或已死时候经过六盘山，而他的死，于1227年8月25日到灵州时候才宣布。他的遗体可能先运到撒阿里客额儿（Sa'arikä'är）的斡耳朵，以后又埋葬于客鲁涟河上。但是这都是推测，最多也不过近似而已”。（伯希和，《通报》，1935，166）。《秘史》关于成吉思汗之死采取一切谨慎和缄默态度而且是有意如此。依照伯希和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件避而不谈的事件。“这是有关忌讳”。————至于这里所说的六盘山，应该向平凉方面寻觅，“在属于甘肃的部分，有林木的地方”。
〔2〕这里所提到的事实是重要的。莫斯达神父的《Ordosica》，页45，No. 161——162，关于tangoudout（唐古图惕）和tanggout（唐古惕）这个名字时候说，现今鄂尔多斯的氏族之一还叫这个名字：“由于这个名字，这个氏族原始是西夏人。成吉思汗灭西夏之后，将其人民的一部分给皇后也遂为奴隶。或者这个事实和现今蒙古人里面还有西夏人有关。”
〔3〕成吉思汗葬地。可以提到莫斯达神父在《Ordosica》，页49，说到yeke djouou（“大庙”）这个字时候的评论。“《蒙古游牧记》（第六章第九节）和绥远地方志《绥镇》（“Souei Cheng”）（第八，第十七章）引《蒙古游牧记》，都以为这个“大庙”有成吉思汗坟墓的性质，在这个庙的帐，依照蒙古习惯，藏有成吉思汗遗体。这个帐，或无宁说双层的帐，在黄旗的Bayan Tchamqaq平原可以看见，从来没有被称为dzou（djouou）或“庙”，但称以鄂尔多斯的名称tch'omtch'ok（蒙古语tchomtchagh, tchomtchaq）此言“亭”，其全部，就是说帐幔和圈地在它周围的总称为edzi (edji) ————qoro（蒙古语：edjen-ou qoriya），属于Ordou（斡耳朵的单数）。由于Ordou这个词的复数，蒙古人有他们“Ordos”（斡耳朵）之称。这个名字应用于其它保留在鄂尔多斯的七处成吉思汗的圣堂”。
〔4〕“吉鲁根，雪你惕（Sunit）部人（Sunid-un Kilugen baghatour）”。
〔5〕吉鲁根呼死者所说的话，G.B.博士提起注意，这一段有名文字由斯密特翻译，在好几处是有缺点。（按：译者在本书注(264) 中声明，在这里径引《蒙古源流》卷四而不直译格鲁塞所引的斯密特译文，所以这里批评斯密特译文的话从略。例如《蒙古源流》，据格鲁塞引G.B.博士说，中文译本比较好，例如第一句是问话，“我君其如鹰扬而高飞乎？我君岂以此辈污秽而升遐乎？……”，而斯密特没有作为问话译他。）
〔6〕“枣骝马鬃所制之神位”，G.B.博士逐字直译为：“你的速勒迭，用紫色种马的黑色尾和鬣的小束（Kekul，不用segul这一词）做的”。
〔7〕关于吉鲁根巴图尔所说的话，G.B.博士同样批评斯密特译文有不对的地方。
第四章 第一节
〔1〕《元史》在“耶律希亮传”里面说“叶密立（Ye-mi-li, Imil）城是定宗（即窝阔台之子贵由）做太子时候的封地的首邑”（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60）。（按：《元史》卷180云“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沭之邑也”。）
〔2〕依照《秘史》第279节的定式，蒙古首领们的任务主要在于“分配（于各部落之间）牧地和水源”（嫩秃黑，Nuntuq＝〔Nutuq〕usu qubiyadju okgu，海涅士，《Wört.》，120）。在这种精神上，成吉思汗于生前分配给他四个儿子主要的突厥-蒙古牧地地带：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祖传牧地分给斡惕赤斤拖雷；塔尔巴哈台、黑也儿的石和叶密立的牧地分给窝阔台；伊犁的牧地分给察合台；都儿孩（Tourgaï）的牧地-草原分给拙赤。每人因此都得到一份兀鲁思，即一定数量的“附属于他的人民”，若干“分给他的户口”。和有关人口的兀鲁思同时，每个成吉思汗系人得到一份“禹儿惕”（yourt），即所有的土地，一片土地足以给养分给他的游牧各部落的放牧生涯。（参阅《秘史》，第73，96节）；和在意义上有轻微的分别的“嫩秃黑”（noutough）（《秘史》第114，118，119，249，265，279节称嫩秃黑），这是同时指“游牧营盘”和“放牧地方”。此外，每个成吉思汗系人还得到一份“英租”（indju），即和他的藩邸相配合的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包括新近从定居各国夺得的各处土地分给他的世袭税收在内（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页99，100，101，111）。
这些“世袭税收采地”的分配，完全不考虑到土地的分布。所以蒙古亲王们封地的主要部分在突厥斯坦或在罗斯的保有税收权在中国诸省，或相反。大汗窝阔台统治时期，他的儿子贵由，封地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和黑也儿的石之上，而其采地则在大名，即在现今中国省份河北的南部。钦察汗拔都有采地在山西平阳。察合台的封地在伊犁，有采地在山西首邑太原地区。斡惕赤斤那颜（Ottchigin-noyan）的封地应该是在东蒙古边境和满洲方面的，而有采地在四川，阔端（Godan），系窝阔台儿子之一，而分封在山东东平附近。在成吉思汗系各汗国里面，包括若干属于其他支系的世袭税收的抵押物，很难不引起磨擦。这个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帝国的封地联合制度到了被在事实上彼此独立的各汗国，即中国汗国、突厥斯坦汗国、波斯汗国、罗斯汗国、塔尔巴哈台汗国所代替的时候，就要开始这种磨擦。这是在中国的大汗忽必烈和他的堂兄弟塔尔巴哈台汗海都发生分裂的理由（或托词）之一。
〔3〕窝阔台即位日期，《秘史》在它处，在第269节，记窝阔台被举的日期为1228年（鼠儿年）。
〔4〕人们知道，从前的和林是在现今额儿德尼昭（Erdeni-tchao或Erdeni-djou）地方。1912年，Kotwiz在那里找到一块碑，即兴元阁（Hing-yuan-ko）碑，系生当1287年至1364年之间的文人许有壬所撰。这个碑文告诉我们“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建都和林（＝哈剌和林）”。伯希和先生说，这种证明符合《元史》所说：“太祖十五年（1220）定都［哈剌和林］”。虽然如此，到1235年，由于窝阔台的经营，和林才绕以围墙，因此窝阔台被认为创建该城的人。伯希和先生继续说“但是无物可以否认成吉思汗在这以前将这个地方为其主要驻营地，当他出征伊斯兰教国家和罗斯的突厥斯坦时候，将他的妻妾们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因此是同意哈剌和林（Karakoroum）从1220年为始就是蒙古人的国都。而且这是很可能的，乃蛮人从前在这个地方有相当重要的营盘，或者客列亦惕人，在一定时期也是这样。而同时，成吉思汗在哈剌和林的驻营地可能不是完全相同于他的儿子和承继人窝阔台于1235年建城的地点”（伯希和，《和林考》，《亚洲学报》，1925，I，372）。附带的说，鲁不鲁克很轻蔑地说哈剌和林的宽广“仅仅和Saint Denis市镇一样”。（按：Saint Denis从前是巴黎附近一个小镇，现已包括在巴黎市内。）
〔5〕关于站赤（djamtchin），也可以看海涅士的《Manghol un niuca tobca'an》，页124，ap. 279节，注4。————伯希和写道“在中世纪，站（djam）不是指“路”而仅仅是指“邮递”。指“路”的词从前是用mör和tärgä'ur。我们今天，djam这一词在蒙古语中已有专指“路”的意思，“邮递”则用“örtägä”这一词来指它（伯希和，《通报》，1930，193）。
〔6〕“蒙古词兀拉哈赤（oulaghatchi）也指官办邮递里面的用以骑坐或运货的征用畜类”（G.B.）。
〔7〕伯希和发见突厥词yam（在蒙古文为djam），“邮递”，的首次出现在塔拔哈失（Tabghatch）或拓跋（魏朝）的一个词里面，这是在六世纪之末，此词的中国化为“驿站”（hien-tchen），等同于突厥词yamtchin，以及蒙古词djamtchin（站赤），“邮递的人们”（伯希和，《通报》，1930，192）。（翁按：这就是托拔语所谓“咸真”（Han-?in）与元之站赤为同语。）
〔8〕于乘马以服务的驿卒之外，蒙古的djam还有步行的驿卒，他们摇小铃使人知道。伯希和先生说，这个驿站的职务在中文名为“急递铺”（ki-ti-p'ou），鄂多力克对音为chedibeo，而阿剌伯-波斯的作家们对音为kidifou，这个名称显著的是见于说到帖木儿沙Rokh和中国明朝使节往来时候。
〔9〕照字义为：窝阔台命寻找并开浚这些泉水（qoudou'out）; qoudou'out eri'uldju qara'oulqou（《秘史》，第179节，海涅士，《Wörterb.》，页70）。
第四章 第二节
〔1〕关于肃良合（Solangqas或Solangghas）。现在蒙古语肃良合（Solounggha）这一词还是说“高丽人”。参阅Roudnev, Materialy po govorani boctotchnoi Mongolii，彼得堡，1911，页121。关于Solon, Solan或Soloun，参阅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1400。某些唐兀人的首领名叫Choulangha。
〔2〕窝阔台得病，要向山川鬼神赎罪，qadjar ousoun-o edjet qat，逐字直译：向土地（qadjar）和水（ousoun）的王者（qat），尊神（edjet）。是蒙古珊蛮教的一种有趣证明（《秘史》，第272节）。
第四章 第三节
〔1〕关于昔班这个名字，G.B.博士说这个蒙古名应该是Chiban，阿剌伯-波斯的作家们将他改做Chaïban。伯希和先生也说，拙赤儿子的名字为“Chiban”，（《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204）。
〔2〕这是可笑的，拉施特将俄国名字弗拉基米尔（Vladimir）变成同音异义：Oulâï Temur（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69）。
第四章 第四节
〔1〕关于合儿合孙这个名字，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拼音应作Harghasoun（伯希和，《Mots à h initialw》，《亚洲学报》，1925，I，205）。蒙古人写做Arghasoun，有如arghal，“干兽粪（“燃料”）”。这是《萨囊彻辰书》，页76，I，5.的写法。我们记得“蒙古人替小孩起名字每用母亲于产后眼睛触到的第一件东西”（伯希和）。
〔2〕在各大城组织行政管理，《秘史》第276节特别指明这是指关于建造的城，有城垣的城，dabtamal qatangqou balaqat，这常常是蒙古人觉得惊奇的事物。————综言之，窝阔台的统治时期是游牧政体和定居政体的妥协时期。人们可以稍微迂回一些这个意义而给它加个旁注，就是《秘史》第277节的一句话：ke'er-un uyile ke'er-e gou noyalaqou bule'e; ger-un uyile-tur gou noyalaqou bule'e。这是说“草原的事在草原处理，家中的事在家中处理”（海涅士译，《Wört.》，51）。
〔3〕窝阔台的正妻在《秘史》第198节叫做朵剌哈纳（Dörägänä）这就是说秃剌哈纳（Törägänä）或秃列真（Töregene）。有时读做Töregune（朵列格涅）。阿剌伯-波斯的写法是Torâkîna（秃剌勤纳）。在中国文字里面为脱列哥那，脱列忽乃。她是，人们记得，以《秘史》第198节为证，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的长子忽都的妻室之一（另一人是Toqaï），她于1204年末或1205年初被俘，成吉思汗将她给与第三子窝阔台。《拉施特书》（别列津“部落”，页74）则以为她不是前兀都亦惕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的儿媳妇，而是前兀洼思篾儿乞惕首领答亦儿兀孙的妻子。伯希和认为《秘史》在这里所说的比较可靠。中国史源说她的出生是乃蛮人。参阅伯希和，《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3————这是离奇的，看到成吉思汗的死敌的媳妇，有一天会君临蒙古帝国。
〔4〕失烈门（Chiremön或Chiremun）在蒙古语中指铁，“生铜”。伯希和先生怀疑失烈门这个名字是否来自Chlemun这一词，这是“所罗门”（Salomon）这个名字的伊朗化形式。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14，I，498和《Revue de l'Orient chétien》（《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1931，203和《通报》，1931，419。————在中国文字，作失烈门，（按：亦作实勒们）。
〔5〕修士柏郎迦宾，他于1245年4月16日离开里昂，于1246年2月3日离开基辅。他到达昔剌斡耳朵（Chira-ordo），地点距哈剌和林仅半日程。他在那里居留直到11月13日，因此亲见贵由于8月24日即位。
〔6〕以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言为证，秃剌哈纳于她的儿子贵由即位后两三个月死去（伯希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页195）。（翁按：元史秃剌哈纳死于至元二年，至元为忽必烈年号，在贵由即位后20年。）
〔7〕贵由生于1206年，在他即位时候，恰好是四十岁。
〔8〕上面说过，贵由的客列亦惕人“丞相”镇海，和他的财赋管理人合答（Qadaq）是聂思脱利教徒。拉施特好几次埋怨这两个聂思脱利教徒敌视伊斯兰教徒（伯劳舍本，II，249，254，273，为伯希和所引，《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5，多桑引，II，235）。————这种情形在事先似乎有利于拉丁种的教士们被教皇派到大汗那里去的。而柏郎迦宾的例子，他所得到的经验，聂思脱利教徒阴怀不满之心，证明事实不是这样。由镇海和合答交给柏郎迦宾的贵由对教皇因诺森四世的回信，肯定证明“蒙古”聂思脱利教徒的嫉妒心，对于“这个罗马教会，自以为单独代表基督教而藐视其它教派”。而且伯希和先生研究蒙古文字，发现蒙古人所做的分别，1．一方面是ärkägun（中国对音为也里可温）或上亚细亚的聂里脱利派基督教徒，在原则上都是属于突厥种，蒙古人认为他们是被征服人民的一部分，是忠心于并且或多或少同化于蒙古人的；2．在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基督教徒，kiristan或tarsâ（中国的对音为迭屑，t'ie-sie），罗马教的天主教徒归于这一类，原则上他们还是列在背叛不服的人民（boulgha irgèn）里面。汪古人的聂思脱利教徒首领阔里吉思，变成为“乔治亲王”的，改奉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面所发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这是在朝廷之上和直到成吉思汗系家族之中的有头衔的聂思脱利教派的保护人，加入了罗马教会。
〔9〕这是《元史》告诉我们，贵由于1248年的阴历3月（3月27日至4月24日之间）卒于横相乙儿之地，这个地名，伯希和先生说，或者可以还原为突厥词Qoumsängir，此言“沙的岬”。根据《志费尼书》，他死于距离别失八里（现今乌鲁木齐的东北，古城附近的西北）一个星期的路程（＝前于，就是说东北）的地方。伯希和先生的举证，见于《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7）。
第四章 第五节
〔1〕关于莎儿合黑帖泥（翁按：莎儿合黑帖泥《元史》作缫 葛塔纳）这位王后，和她的本族客列亦惕人的全体（或大部分）一样，是聂思脱利教徒。伯希和先生提到一种新的证明。根据《元史》，1333年，十字寺，即在甘肃甘州的聂思脱利教堂（马可·波罗证明在这座城里面有三个聂思脱利教堂）向朝廷请求：允许归还十字寺的聂思脱利教徒在这个寺里面所保存的莎儿合黑帖泥的画像（她是忽必烈的母亲，是这个时候在北京的蒙古皇帝的祖母）。据伯希和说，Deveria译错了这一段文字（“他们恭敬地安置太后在寺中”），过甚其词，以为莎儿合黑帖泥本人的尸体埋葬在甘州聂思脱利人那里，其实他葬在蒙古，靠近他丈夫拖雷的坟墓。但是这样的证明仍然不足。在她死后八十年（她死于1252年，在她儿子蒙哥即位后不久），这位皇后的信奉基督教的纪念还永久存留在从前是唐兀人地方的聂思脱利教徒那里，他们把她的肖像放置在他们的礼拜堂里面。
〔2〕阿剌黑马黑（Alaqmaq或Alaqamaq）这个地名是志费尼所提出的。伯希和驳倒多桑、霍渥斯和Wyngaert所用以代替的读法Alaktagh, Alatagh, Alataoua。《元史》作阿剌脱忽剌兀，伯希和先生提议可以看做Ala-toghra'ou。阿剌黑马黑（Alaqmaq）在离开海押立（Qayaligh）七天的地方（在西方）。（按：阿剌脱忽剌兀，格鲁塞作A-1a t'o-hou-la.后面漏去“兀”的声音，这个地名见《元史》卷三。）
〔3〕斡兀立海迷失曾躬身试行向她的主要反对者和解。根据志费尼和Bar Hebraeus（Chronicon Syriacum, 532）的证明，她于贵由死后同她的两子，即火者和脑忽，到拔都那里去，希望得到他的协助，但是她结果是失败，一两天之后，就回到她自己的地方。
〔4〕关于失烈门之母，出生是翁吉剌惕人，她的名字，别列津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152）读做哈塔黑塔失，参阅伯希和，《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203。G.B.博士怀疑应否联想到突厥词qatough-tach，“坚石”（翁按：《元史》作乌拉海额实。）
〔5〕在阔迭额阿剌勒所开的库里勒台，根据《元史》是在1251年的阴历6月（＝6月21日至7月20日之间）举行。
〔6〕野里知吉带，海涅士在《秘史》的对音，这个名字有时写做Eldjigedei（＝Eldjigädäi），第229节，有时写做Eldjigidei（＝Eldjigidäi），在第275和276节。伯希和先生解释Äldjigidäi这个名字是：支部落（Sous-tribu）äldjigin的人，这是翁吉剌惕部的一个支部落，这个名称的词源是蒙古词äldjigän，此言“驴”。————伯希和指出，有必要慎为分别（虽然《拉施特书》和《元史》有纷乱）这个Eldjigidäi和Altchidaï（阿勒赤台）（或无宁说两个阿勒赤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当选举蒙哥时，这些加入斗争的人物：1．翁吉剌惕部的野里知吉带（中文称宴只吉带）和他的儿子合儿合孙，他们是党于窝阔台系的人，因此被蒙哥杀死；2．阿勒赤台那颜，属于札剌儿部，他也是党于窝阔台这一系，并且做它的代言人（参阅《多桑书》，II，246——247）；3．亲王阿勒赤台（中文作按只带，《拉施特书》作Eldjidai），合赤温之子，这个合赤温，人们记得，是成吉思汗之弟。参阅伯希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页171，注3。
〔7〕G.B.博士说，也儿忽赤（djarghoutchi）这个头衔指在兀鲁思的大法官，掌管蒙古人和中国人中间的诉讼的官员，也指掌管本旗（Bannière）的土地界线事宜。
〔8〕斡兀立海迷失（翁按：即乌拉海额实，《元史》说是赐死的）的被杀是在1252年的夏季（5月10日至8月6日之间）。有一个被控告的人，例外得免于死的是畏吾儿人将官八剌（Bala）。关于这个人，参阅《多桑书》，II，273，以及伯希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200。
〔9〕在《草原帝国》里面，页340，因为缺乏注意，以为窝阔台系的合丹参加蒙哥复仇之举，显著的是往伊朗逮捕野里知吉带。其实是有同名的人，火儿赤（箭筒士）合丹（合答安），《秘史》第278节指示我们，大汗窝阔台授与他（和不剌合答儿）统率护卫队里面的重要职务。
〔10〕蒙哥命杀死两个贵由的聂思脱利教徒大臣，合答和客列亦惕人“丞相”镇海，他们党于失烈门（翁按：镇海是否被杀？《元史》则谓病死）。但是这个事件，连系到蒙古人各派系间的斗争，并不带有宗教意义在内，人们不能说成为“聂思脱利教派”的失败，因为蒙哥命另一个聂思脱利教徒客列亦惕人，孛鲁合（Bolghaï）为“丞相”。并且人们知道，蒙哥的母亲，客列亦惕人哈敦莎儿合黑帖泥也是聂思脱利教徒。此外，蒙哥的妻子之一也是聂思脱利教徒。这个妇人的名字和贵由的遗孀一样，也叫做斡兀立海迷失，但是她的出生是斡亦剌惕人，而贵由的孀妇，摄政皇后，是篾儿乞惕人。《多桑书》，II，246和《霍渥斯书》（I，726）淆混了这两个妇人，这个错误经Hammer在Geschichte del Ilchane，I，57纠正，也经伯希和在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O.C., 1931, 198里面纠正。————这个第二个斡兀立海迷失，蒙哥之妻子，是失邻（Chirin）公主之母，鲁不鲁克称这位公主为“失邻娜”（“Chirina”），他曾见过（伯希和，前引）。
第四章 第六节
〔1〕旭烈兀这个名字，“以Hulägu代替Hulä'u；蒙古人写做Ulä'u；在中国文字里面作旭烈（Hiu-lie＝Hulä）”（翁按：《元史》亦作锡里库）。（按：这里所引的系伯希和所说，蒙古文字常将发音的h除去。Hulägu在《元史》有旭烈的译音，但是更常见的是旭烈兀。《元史》宪宗本纪二年所记的旭烈，应系另一人，因为此人卒于是年，不是这里所说的旭烈兀。）其词源是hulä，蒙古人写做ulä，此言“多余的人”（伯希和，Mots à h initiate，《亚洲学报》，1925，I，236）。
〔2〕蒙古亲王阿只吉（Adjiqi），见于1298年在江西颁布的一项诏敕，以保护中国人民不受回回人钱庄公会（翰脱，ortoq）的滥行剥削为目的，这项诏敕，曾经伯希和研究。［按：这一条注释照原文列在这里（原书页313，行19），但是和这里所说无关，似应列在下第255页说到阿只吉的地方。］
〔3〕军事会议的地点，多桑作Qabour。G.B.博士提起，Qabour这一词是指“春天”。伯劳舍所说的Qoutoûtchoûr，照他看是不可能的。“或者是qab-oughtchour？”。
第四章 第七节
〔1〕关于阿里不哥这个名字。G.B.博士说Ariq-bögä这个读法由于中文作阿里不哥（翁按：亦作额埒布格）而得到保证。《萨囊彻辰书》作Erik-bögä（页112，I.15）。《拉施特书》作Arîq-bôgâ（例如在“部落”，别列津译，59）。有如注(79) 所指出的，其词源是bögä, böge，“珊蛮、巫师”（在《秘史》第181和272节里面作bö'e），除去不哥（bökö），此言“力士”、“斗士”、“有气力的人”（见于不里孛可这个名字里面）或不花（bouqa），此言“雄牛”（见于爱不花、怯的不花以及其它名字里面），阿里（Ariq）是一个突厥-畏吾儿词汇，其意义为“纯洁”。
〔2〕关于阿惕昔吉这个名字，蒙古的写法是Atchiqi。在突厥-畏吾儿语中，Atchigi，指“愤怒”。
〔3〕第256页21行，阿蓝答儿和浑都海的进兵。“阿里不哥遣大将阿蓝答儿自和林（哈剌和林）帅师至焉支山，以和浑都海联兵”，这座山在甘州的东南，山丹县（Chan-tan-hien）地方（《元史·耶律希亮传》，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59）。
〔4〕关于昔儿吉这个名字。G.B.博士以为昔儿吉（Chiregi）的读音似有疑问。可以联想到蒙古词Chirege，此言“位”、“王位”，或Chirigun，此言“粗鲁”。但是这个学者认为拉施特读做Chîrkî应有理由，他提到蒙古词Chirki，此言“土丘”、“田”。
〔5〕关于阿不赤阿晃火儿这个地名，G.B.博士提到蒙古词atchigha, atchi'a，在这里变为Atchiya，指一种“担负”，而Könggur指“空洞”、“洞穴”。Qongqour（晃火儿）意义相同。伯劳舍（《拉施特书》本，页400）在这里读做Aitchia或Atchia-kongur并举另一形式Altchia，或Atchin-qorqan。别列津，在他的这一方面，对于一个无疑是与此相同的地点，（XIII，128）读做Outchia-kongur；但是，如果对照波斯原文（XIII，原文，页206，行3）所找到的是不用喉音的Aîdjka kongr，很容易加一个符号将它变成Abdj(i)qa Köd(e)g(e)r，这就是我们在《秘史》第191节所见的名字。（按：《秘史》第191节，有地名阿卜只阿阔迭格儿。）
〔6〕赤儿坚纳兀儿，G.B.博士以为这是“干涸蒸发的湖”（当夏季炎热时候）。
〔7〕不剌城，额必湖。《元史》（《耶律希亮传》）关于阿里不哥和阿鲁忽的交战，将这次战事位置在不剌城和赛蓝湖（lac Saïram）之间（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62）。至于不剌城，伯勒什奈德（同上书，页17）将它置于Borotala河边，这条河流入额必湖。
〔8〕对于《拉施特书》中的Apichegha（阿必失合），G.B.博士一方面考虑到Abichik，参阅科瓦列夫斯基I，43，b，和Bang-Gabain, Index，页4, s.v. Abizik；另一方面考虑到梵文Abhicheka，从这个词产生《拉施特书》的波斯形式。
〔9〕阿里不哥的党羽被忽必烈命人处死的，还可以举聂思脱利教徒客列亦惕人孛鲁合（Boghaï），前系蒙哥的丞相，他和鲁不鲁克的关系很为大家所知。
第四章 第八节
〔1〕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官修史表上的是赵 ，生于1270或1271年，于1276年被俘，居留北京直到1282年。于此时他被移置上都，在那里居留至于1288年。这时候他已成人，被送至吐蕃学习喇嘛教，在河西，就是说甘肃，为僧。于1323年死去（伯希和，《通报》，1929，136——137）。
〔2〕马可·波罗向我们提到一段异闻，海都有一女，马可·波罗称之为Aigiaruc，这个女将军引诱向她求婚的人战斗，将他们战败。马可·波罗所拟的草图可能供给莱昂·迦恩以模型，以描写他的“女杀人者”（“la Tueuse”），即速不台的侄女。伯希和先生将马可·波罗的牵强说成的名字用Aï-yarouq代替它，在突厥语中，此言“月光”。这位公主的正式蒙古名字是Qoutouloun（忽都龙）。
〔3〕海都和忽必烈中间发生分裂的藉口，是海都向忽必烈要求分给他应得的一份征服中国的战利品。有如伯希和先生所指出的，所有成吉思汗系的亲王对于征服的国家有权分得一部分。所以成吉思汗于取得河中之后，将这个地方留给他的四个儿子并没有分配，而每人有他们的“世袭财产”（Majorats）在那里。河中靠近察合台系在伊犁的封地，后来单独落到这一系人的政治隶属的时候，其它各系的成吉思汗子孙在那里还保有他们的“世袭财产”。另一方面，忽必烈于1275年和窝阔台系的海都以及察合台系的都哇————八剌（Baraq）之子————开始斗争时候是有关于这些特权的“号令牌照”的。（按：《元史》至元十二年，“敕追诸王海都八剌金银符”，格鲁塞这里有括符注hou-fou, p'ai-tseu，指虎符牌照。）
〔4〕忽必烈在战胜海都以前，曾努力于树立他的实际权力于伊犁和喀什加里亚。这段历史的全部经伯希和先生整理。————于1268年，忽必烈的将领在别失八里（济木萨）附近击退海都的第一次进攻，追逐敌人直至于阿力麻里以外（伯勒什奈德，II，36）。————关于喀什加里亚，我们知道，当1271年，忽必烈的威权在和阗还被承认，因为他在那里征收捐税。1274年，他决定在和阗和叶尔羌地区设立约十五处驿站。这一年，他蠲免和阗人的贡赋，即他们所应交付的山中玉石。也在这一年，他颁发?金与二百四十九个和阗人家属之战死于围攻襄阳帝国军队行列之中者。从1274年至1276年，由于海都在上亚细亚和中亚细亚引起全面的抗命，和阗不受忽必烈的管辖。
喀什加里亚于是归于海都和他的将领帖木德儿（因为必须记得，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并不属于在谢米列契和伊犁的察合台汗国，而是处于在中国的拖雷系汗国和在塔尔巴哈台的窝阔台系汗国争夺之中）。伯希和先生说，海都的权力代替了忽必烈的权力在这三个喀什加里亚的绿洲，应该是实现于马可·波罗经过这个地方大约六个月以后，所以马可·波罗没有说到。至于聂思脱利教长老马·查巴拉合三世传记里面所说的“Oqo”王子约在这个时期残破和阗城，伯希和认为这是指察合台系的都哇（Doua或Dougha），这时候他是海都的藩属。
虽然如此，情况又有新的转变。1276年，人们看到忽必烈在和阗成立一个军事基地，派一个代表团到这座城以及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职在“绥抚”这些地方的居民。1278年，忽必烈派他部下的一个伊斯兰教徒将军阿拉哀丁（Ala ed-Dîn）驻扎和阗。1279年，他发饷金给和阗的这个汉、蒙守兵并增加其实力。1282年，海都的将领玉龙伊撒（Yu-louen Yi-sa）攻和阗，但被击退。虽然如此，中国和和阗中间的邮递联络又一次中断于1282年间，但是终于1286年恢复。————综言之，我们在这里根据伯希和撮要叙述有关于和阗的情况，连带证明，所有喀什加里亚地方，忽必烈所能最后保存的仅仅是其最东的绿洲，即和阗。
喀什加里亚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变迁有关于著名拜圣者聂思脱利教徒马·查巴拉合）和拉班扫马的历史。————马可（Marcos），后来成为教长（patriarche）马·查巴拉合（“Dieudonné”）的，生于1245年，其父名Bainiel是高昌（“Kochang”＝Tochang＝Tongcheng或Toqto，在汪古人地方的一个教区掌教（archidiacre）。拉班·扫马约在1225年间生于北京地区，其父名失班（Chiban）是当地有爵位的人。这两个教士，照伯希和先生的估计，是于1275——1276年间离开中国，他们打算拜谒圣地，于1276年年中抵达和阗，这时候该城已经被忽必烈所派遣的帝国官吏夺回。从和阗，这两个教士往喀什噶尔，正在这个地方，六个月后，帝国的人同样地从海都手中重新占领（1276——1277年）。之后，他们经由塔拉斯，这是海都的主要驻在地，海都在名义上是一个“旧派蒙古人”的首领，或者比忽必烈更为（或者还是更为）优待聂思脱利教派。由海都的地方，他们再前往聂思脱利教派在毛夕里和报达的教区，他们需要三年的期间，才于1278年抵达，因为他们的行程有如上面所说，遇到了忽必烈是一方，海都和察合台系人为另一方的不断战争所阻碍。马·查巴拉合的传记和马可·波罗所提示的一样，在这上面有决定意义。由于蒙古的统一而开辟的洲际通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之后，因为成吉思汗系人中间的竞争，又变成困难，从此历时近四十年。
〔5〕关于忽必烈命第四子那木罕赴突厥斯坦。王子那木罕，于1275年，在他东突厥斯坦的藩镇里面，迎接了一位参谋长和监护人，这就是木华黎的曾孙，《元史》在中国对音上称之为安童，拉施特称之为“汉童那颜”（noyan Hantoum）。————可注意的是，在伊犁地区，即现今的谢米列契，建立一个忽必烈系的藩镇，如果能够维持下去，可能制止察合台汗国的独立的转变过程而永续中国汗国和波斯汗国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对于洲际商务是很有利的。忽必烈在谢米列契的尝试归于失败，在这个一切可能的年代，在这个由于蒙古统一而“成型”的亚洲，肯定是文化前途的不幸。“安童”和那木罕一起于1276年被海都的同盟人所执。至1284年，他们才被释放，但是忽必烈继续对他们疏远。（翁按：安童并未被疏远，他在边十年，在至元二十一年还朝，忽必烈即召见加以慰劳，语至四鼓，并拜为右丞相。）
〔6〕关于驻扎阿力麻里。阿力麻里的地位，相当清楚地由耶律楚材说明，在他的《西游录》里面，他说“阿里马城之西，有大河名亦列”，这就是说伊犁河（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7）。
〔7〕关于药不忽儿这个名字，波斯史源作Youboughour中国史源作药木忽儿。
〔8〕关于乃颜，Nayan或Naiyan在蒙古语中意为“八十”。这个宗王是聂思脱利教徒。和忽必烈交战时候，他将十字架放在他旗帜之上，但被击败。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伊斯兰教徒、偶像崇拜者（佛教徒）和犹太人利用这个机会嘲笑十字架的无能，而忽必烈使他们缄默，对聂思脱利教徒说：“如何你们上帝的十字架不帮助乃颜，这证明他有区别，因为他是一个叛徒，对于他的君主不忠。”
〔9〕关于赤黑秃儿（在波斯文中）或势都儿（在中文中），G.B.博士怀疑，能否联想到藏文名字Chaktour（P'yag-rdor），这即是梵文的名字Vadjrapâni？（按：势都儿之名见《元史》卷一百〇七，“宗室世系表”内。）
〔10〕关于铁木耳完泽笃，依照《萨囊彻辰书》，页118至119，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位人铁木耳皇帝先以完者（Oldjeï, öldjeï此言“幸福”）为名。于他父亲真金死后，他随后又接受了完泽笃（öldjäitu或öldjeitu）的头衔，此言“快乐”。所以他被称为完者-铁木耳，也被称为铁木耳完泽笃。（按：即元成宗）
〔11〕甘麻剌（Kamala或Kanmala）的词源为梵文Kâmala。《萨囊彻辰书》中称之为噶玛拉（Gamala）。
〔12〕乔治亲王（le prince Georges）是“蒙古”历史里面的一个饶有兴趣的人物。他的名字，中国对音是阔里吉思————在突厥-蒙古语里面是Körguz。他是汪古亲王爱不花和蒙古公主，即忽必烈的女儿月烈（Yurek或Yuräk，中文为月烈）公主之子，有如伯希和先生（《通报》，1914，631）和慕勒先生（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236, 239）根据《元文类》予以证实的。《元史》误以为乔治的父母是爱不花的兄弟君不花和其妻，即大汗贵由之女叶里迷失公主（慕勒，前引，页239）。（按：参阅本书此处 ，成吉思汗系和汪古王室的婚姻关系。）
这个汪古亲王全家尽忠于忽必烈的事业。早在1260年，君不花和爱不花击败阿里不哥的将领阔不花，即哈剌-不花（Qara-bouqa）于“按檀火尔欢”。1262年，他们围攻李璮于济南，“独当南面的前线”。之后，他们往西北击阿里不哥的另一个党羽，名叫撒里蛮的于孔古烈地方。爱不花死于这个战役之中，其子乔治代其职（慕勒，前引，236）。
乔治亲王也被中国史源所描述，由伯希和先生和慕勒先生译出，他是一个勇敢和有远见的将军，并且似乎是一个保护文学或艺术的人，他创立若干教堂（聂里脱利教的）和学校。在他的“宫”里面，筑万卷堂，每日和诸儒讨论经史、哲学、天文学、数学。他先娶忽答的迷失公主，这个公主是忽必烈儿子真金之女，后来他又娶爱牙失里公主（一作海牙迷失），她是皇帝铁木耳完泽笃的女儿。当铁木耳完泽笃皇帝（就是他的岳父）在位时期，他请往“西北”效力，这是说往上蒙古里亚防御海都。1292年的夏季，他以少击众败敌兵于伯牙思地方。1298年的秋天，忽必烈的蒙古里亚的驻军诸将领相信海都将士们的在表面上的按兵不动，决议退至边境的附近过冬。阔里吉思劝止他们说：“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备不可缓”，（按：这一段引语径引《元史》原文），但竟归无效。冬天到来，乔治单独保卫前线。海都和都哇的军队进攻。他击退他们三次，但是他的马踬被擒。他不肯背弃皇帝和他的妻即皇家的公主。都哇于是命人将他杀死（1298年）。（翁按：阔里吉思（又作奇你济苏）其子名“专”，想是约翰的对音。）
人们知道，汗八里（“Cambaluc”, Khan-baliq，就是我们的北京）的拉丁总主教（archevèque）蒙德哥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约于1294年到北京（慕勒，《Christians in China》，172），在他旅居的第一年，变更“乔治亲王”的信仰，使他由聂里脱利教派改奉罗马教派。乔治之子也受洗礼为天主教徒，用儒安之名，即Jean（约翰），表示对蒙德哥维诺的尊敬。相反的，蒙德哥维诺在他的一封信里面怀恨乔治的兄弟们还是聂思脱利教徒，仇视罗马。（他的兄弟们叫做Asen-gaïmich, Albadaï和Djouhanan，后者就是Yohanan，即约翰）。蒙德哥维诺的信，见《Christians in China》，页174（翁按：见前页，约翰，《元史》作“专”又作“米安”）。
〔13〕关于海山（Qaïchan）这个皇帝的名字，中文作海山，他在位时期自1308年至1311年（翁按：是为武宗），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14。
〔14〕伯希和先生曾指出，当忽必烈在位时期（1260至1294年）永久性的征服制度在好些方面一直实行于中国，当他的继位人铁木耳完泽笃临朝时期（1295年至1307年）。在征服的时候，开始让位给一种比较正常的制度。宗王和蒙古贵族占据中国土地的大部分作为个人产业，并且将它尽情搜刮。等到横暴掠夺的时期似告结束，为了保证有法度的剥削，这些既得利益的蒙古人首领们，很巧妙地想出花样，有如伯希和先生予以证实的，借给中国人民就是从他们那里侵夺而来的钱，而收取很大利息。这种借款是由钱庄公会的媒介而借给本地人。这些公会，一般是回回人所组织，以ortoq之名著称（ortoq是突厥词ortaq的蒙古形式，在中国语称为斡脱）。回回人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既像中世纪时期我们的“伦巴第”（Lombards）人，又像十七世纪时候我们的田间代理收税人（fermiers généraux）。伯希和先生说：“他们是蒙古人时代在远东的银钱巨贾”。而在1298年，有一项诏敕，其日期是在铁木耳完泽笃在位时期，这个诏敕经过伯希和先生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南方的，即从前宋朝帝国的中国人，此后应认为是蒙古人一样是善良人，把他们从蒙古的贵族们的专制金融家那里解放出来的时期已到。任意聚敛的制度由此告终。中国人民得到保障以抵制斡脱的回回人公会的没有证明文件而追索欠款，抵制债权人们夺取妻女儿童；等等……其它诏敕公布于1301年和1302年，也是在铁木耳完泽笃临朝时候，禁止替蒙古亲贵们服务的斡脱（ortoq）在征收捐税时候曾经发生的其它暴行。〔按：斡脱，格鲁塞在这里译音为wo-(eul)-t'o认为源流于突厥词Ortaq。关于斡脱，可参阅《元典章》，户部十三，钱债，“斡脱钱”。至于这里所举的伯希和对于铁木耳时代的诏敕所做的研究，应该是指大德二年八月二十日令“斡脱钱为民者倚 ”和大德五年六月，大德六年的两次敕令。均见《元典章》。然而这些官样文章，并没有改善南方中国人民的生活，或者免减其受重利剥削。在忽必烈时代，例如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奏：“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为婢使，或为妻妾……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牲口无异。”（《元典章》，刊部十九，“禁典雇”）而在铁木耳时代，情形是怎样呢？例如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奏，每当秋成之际，佃户纳佃税之外，为了支还田主借金母利，“合得粮米，尽数偿之，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迁移，土地荒废。”这也是指中国南方的情形。再查《元史》各种记载，重利盘剥，豪强侵夺，终元一代，没有已止。陶宗仪的《辍耕录》里面的“检田吏”七古诗，所描写的是元末情况，可见一斑。〕
第五章
〔1〕这主要是在东方突厥人和蒙古人之间，语言的个别情形有所变更，如果这是无关人种本质的话。例如九世纪的古代沙陀突厥人和十三世纪住在现今绥远地方的古代汪古突厥人（上面说过，他们很可能是同种人）今天已经完全蒙古化，溶化在土默特和察哈尔的蒙古人整体里面。在甘肃肃州地区有相同的情形，伯希和先生说，在这个地区人们还说十七世纪的佛教突厥语（turc bouddhique，后期畏吾儿语），并且在那里，除了中国话之外，今天只有说chera-yögour或turèn话的人。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扩张势力在前，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达延汗系人（dayanide）继之，其结果也曾蒙古化了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是在突厥人和蒙古人争夺之中的上蒙古里亚的中部和西部，即土拉河从前客列亦惕人的地方和额垤儿、科布多河和乌泷古河从前乃蛮人的地方。最后，十七世纪时候土尔扈特人扩充势力，曾使这个蒙古部落在一方面迁徙到甘肃西部，从宁夏的西郊一直到Etzin-gol下游从前吐蕃化的人民唐兀人的地方；在另一方面，迁移到青海之西和硕柴达木的周围，在这个地区里面，当上古的末期，已有其起源无疑是原始蒙古人（proto-mongole）的鲜卑吐谷浑人（Sien-pei T'ou-yuhouen或Toyoughoun）在那里居住；最后，也迁徙到焉耆西北的裕勒都司（Youldouz）河流域里面，一直到伊犁河源的附近，固勒札之东的古代突厥人地方。蒙古扩张的积极结果最终所剩下的便是散落在中亚细亚几个角落里的几片原突厥领土的蒙古化而已，这是“世界征服者”留下的全部业绩。
1217年之际欧亚地区的东部
（原注：括号中地名系蒙古人称外国地名）
1270年之际蒙古帝国的西部
（此图虽分为四部分，归属于成吉思汗系的四个承继人，但界线并不明晰。所谓归属于某人，其意义、辖地与汗国意义不同，与归属也不同。其周围的某些国家或民族并不包括或不完全包括在其领土之内。）
1270年之际蒙古帝国的东部
（此图虽分为四部分，归属于成吉思汗系的四个承继人，但界线并不明晰。所谓归属于某人，其意义、辖地与汗国意义不同，与归属也不同。其周围的某些国家或民族并不包括或不完全包括在其领土之内。）
蒙古地区图
1217年之际欧亚地区的西部
（原注：括号中地名系蒙古人称外国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