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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我其南迈耶？昆仑、须弥（喜马拉耶）两重障壁，峻极于天。我其西度耶？流沙千里，层冰满山。呜呼！我乃数千年间，不获与世界所谓高等文化诸民族得一度之晤对。伤哉！酷哉！天之啬我以交通，乃至此极。吾家区区文物，乃不过吾祖宗闭户自精辛勤积累而仅得之。《记》不云乎：“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彼西方之民，何修而多友，我乃并一而无之也。
环境能熏造性质，我民族受此种交通之酷遇，自然养成几分保守的单调的气习，固无庸讳言。然使一民族对于外来文化而无容纳之可能性，则其族非久遂成为“僵石化”，而决不足以顺应生存于大地。畴昔西方之人，颇以此缺点代吾致疑惧。虽然，吾得有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当秦汉以前与我接触之他族，其文化皆下我数等，我对之诚不免贡高自慢，然吾族绝未尝自满以阻其向上，绝未尝自是而不肯虚受人。魏晋以降，佛教输入，贤智之士，憬然于六艺九流以外，尚有学问，而他人之所浚发，乃似过我。于是乎积年之“潜在本能”，忽尔触发，留学印度，遂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 ）。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
尤当注意者，本篇所记述，确为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下列诸贤之远适印度，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其动机纯为异种。盖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而初期输入之佛典，皆从西域间接，或篇章不具，或传译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仅闻其名，未睹其本。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士大师，末由抉疑开滞。以此种种原因，故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质而言之，则西行求法之动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欲”之满足。惟其如此，故所产之结果，能大有造于思想界。而不然者，则三家村妇朝普陀，非不虔敬，而于文化何与焉？明乎此义，则知吾所谓“留学运动”，非诞辞矣。求法高僧，其姓氏为吾人所耳熟者不过数辈；东西著述家所称引，亦仅能举二三十人。吾积数月之功，刻意搜讨，所得乃逾百。以其为先民一大业，故备列其名表敬仰，次乃论次其事也。
西行求法古德表
表注：
［1］原误作“二八九”，今改正。
［2］原误作“三二七”，今改正。
［3］原误作“卷八”，今改正。
［4］原误作“三七五”，今改正。
［5］原误作“卷七”，今改正。
［6］原误作“十五年”，今改正。
［7］全名为《萨婆多部律摄》，又称《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有部律摄》。凡十四卷。印度胜友撰，唐代义净译。
［8］原误作“杂阿毗昙心经”，今改正。
［9］《高僧传》卷一《昙摩难提传》原文为：“乃愿欲出家，……及坚死后方遂其志，更名道整。”
［10］原误作“叔”，今改正。
［11］原误作“三十七年”，今改正。
［12］原误作“四〇三——四二七”，今改正。
［13］原误作“卷十”，今改正。
［14］《出三藏记集》卷九原文为：“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竞习胡音，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
［15］原误作“宋元嘉中故重寻《涅槃后分》，遣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今青州）舶破伤足，因疾而卒。”今改正。
［16］此处原略“才敏自天，冲气疏朗，博闻奇趣，远参异言。往”数字，以省略号识之。
［17］原误作“获其梵本”，今改正。
［18］此处原衍一“之”字，今改正。
［19］“复”字原脱，今补正。
［20］原误作“太”字，今改正。
［21］原误作“十二”，今改正。
［22］元魏太武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故“太武末年”至少应在440年以后才较为合理。另有一种可能，即“太武”为“太延”之误。因（433——439）与“太延”之（435——440）较为接近。
［23］原误作“十四”，今改正。
［24］原误作“五二三”，今改正。
［25］“冬”字原脱，今补正。
［26］《洛阳伽蓝记》卷五原文为：“云与惠生……向西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
［27］《魏书·嚈哒传》原文为：“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求访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
［28］原误作“《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今改正。
［29］原误作“十三年”，今改正。年号“武平”者，为时仅六载（570——575），而说“十三年”者，乃以“武平六年”加上“往返七载”所得之和，乃想当然耳。
［30］原误作“五七四”，今改正。
［31］原误作“大隋受禅，暹等赍经应运”，今改正。
［32］原误作“耽摩主底”，今改正。“耽摩立底”，一般译作“耽摩栗底”。
［33］原误作“宝罗筏”，今改正。
［34］原误作“供舍”，今改正。
［35］原误作“六九四”，今改正。
［36］原误作“卷二十七”，今改正。
右（上）表所列，共得百零五人，其佚名者尚八十二人（康法朗同行者佚三人。智猛同行者佚十三人。昙学等同行者佚六人。昙无竭同行者佚二十三人。宝暹等同行者佚二人。《求法高僧传》中佚名者十人。不空同行者佚二十五人）。呜呼！盛矣。据《求法高僧传》所述，则距义净五百余年前，尚有由蜀川牂牱道入印之唐僧二十许人[1]。其年代确否虽未敢定，然有专寺供其栖息，事当非诬。再考印度境内华人专寺，其见于载籍者有四：
（一）东印度殑伽河下游之支那寺[2]。
（二）迦湿弥罗之汉寺[3]。
（三）王舍城中之汉寺[4]。
（四）华氏城东南百里之支那西寺[5]。
此诸寺者，殆可称为千余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会馆。夫必学生多然后会馆立，然则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姓氏失考者，殆更不止此数耳。
求法运动，起于三国末年，讫于唐之中叶，前后殆五百年。区年代以校人数，其统计略如下：
西第三世纪（后半） 二人
第四世纪五人
第五世纪六十一人
第六世纪十四人
第七世纪五十六人
第八世纪（前半）二十一人
右三、四两纪之西游者，皆仅至西域而止，实今新疆省境内耳（内法护一人似曾出葱岭以西。又僧建所到月支，当为今阿富汗境内地），未能指为纯粹的留学印度。其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请求法者欲往末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于叶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则唐既定天下，威棱远播，如履户庭也。其三，中国方面，四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
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瘈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九六四——九七六）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6]。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入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衔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
前所列百〇五人中，惟宋云、慧生等五人，为北魏熙平中奉敕派往，其余皆自动也（内刘宋时之道普，唐时之玄照，皆先已为自动的西游，归后乃敕派再游者）。此可见学问之为物，纯由社会的个人自由开拓，政府所能助力者，盖甚微耳。
西游诸贤中有籍贯可考者六十五人，以隶今地，则各省所得统计略如下：
甘肃十人河南八人山西七人两广七人
四川六人湖北五人直隶四人陕西四人
山东四人新疆四人辽东四人湖南三人
最奇异之现象，则江淮浙人，竟无一也。此一带为教义最初输入发育之地，其人富于理解力，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独于当时之留学运动乃瞠乎其后者，其毋乃坚忍冒险之精神不逮北产耶？虽然，当前期（五世纪）运动最盛时，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为北人所专享；后期（七世纪）运动时，政治中心点亦在西北，则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之便利，不克参加于此运动，亦非甚足怪也。
再将各人之行踪及生死列统计表如下：
（一）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
法护、法领、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僧景、慧达、沮渠京声、康法朗、慧睿、智猛、昙纂、法勇、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惠生、宋云、宝暹及其同行者七人、玄奘、玄照、运期、智弘、大津、义净、慧日、慧超、不空、含光、悟空、继业。
（二）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
朱士行、慧常、进行、慧辩、僧建、慧简、慧嵬、慧应、昙学及其同行者七人。
（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确指。
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康法朗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大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四）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善行（以病折回）。
（五）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于法兰（死于象林）、慧景（死于小雪山）、道嵩（死于波沦）、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于雪山）、又八人（死于罽宾天竺道中）、智猛同行者一人（死于葱岭西）、智岸（成都人死于郎迦）、智岸（高昌人死于海舶）、彼岸（同上）、昙闰（死于渤盆）、常慜及其弟子一人（死于诃陵）、法朗（死于诃陵）。
（六）留学中病死者六人。
师鞭（年三十五）、会宁（年三十四五）、窥冲（年三十许）、信胄（年三十五）、法振、乘悟（卒年无考）。
（七）学成归国而死于道路者五人。
道生、师子惠、玄会（俱经尼波罗被毒死）、僧隆（行至健陀罗病死）、义辉（行至郎迦戍病死）。
（八）归国后为第二次出游者六人。
（甲）再出游而死于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岛舶破而死）。
（乙）再出游而欲归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游遂留外不归者一人：智严。
（丁）再出游而曾否再归无可考者三人：智羽、智远、运期。
（九）留而不归者七人（？）。
朱士行（留于阗）、道整、道希、慧业、玄恪、智行、大乘灯（并留印度）。
（十）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其数难确指。
法净、僧绍、僧猛、昙朗、王伏、子统、法力、云启、道方、明远、义朗、义玄、解脱天、慧炎、慧轮、道琳、昙光、僧哲、玄游、灵运、无行、乘如、贞固、孟怀业、道宏、慧、又与宝暹同行者二人、与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求法传》中佚名者十人、义净所称五百年前之唐僧二十许人，合计踪迹不明者八十余人。
右（上）统计表所当注意者：其学成平安归国之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四分之一；死于道路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数乃颇少也。
又其留学期间之久暂可考见者，列表如下（以久暂为次）：
悟空四十年
智猛三十七年
义净二十五年
惠生、宋云等十九年
慧日十九年
玄奘十七年
大乘灯十二年以上
玄照第一次十一年第二次不归
智严第一次十年第二次不归
慧轮十年以上
大津十年
不空九年
智弘八年
宝暹等七年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智严、宝云皆团员之一）。次则智猛等十五人团，法勇等二十五人团，昙学等八人团，宝暹等十人团，不空等二十八人团，皆极济济矣。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
留学运动之总成绩，盖不可以数算。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不复喋述。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朱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槃》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荦荦可记者也。
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其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今列举诸人之游记，考其存佚如下：
（一）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今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盖一书异名，史官不察，复录耳。书现存藏中，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津逮秘书》、《秘册汇函》皆收录。近人丁谦有注颇详。
法人（Abel R 'emusat ）以一八三六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刊行，题为：Foe Koue Ki ou r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英人（Samue Beal ）续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题为：Travels of Fah Hian and Sung -yun.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德文亦有译本。
（二）宝云《游履外国传》。《梁高僧传》本传著录。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三）昙景《外国传》五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
（四）智猛《游行外国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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