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西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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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交通，以西域为媒介，故必先明此三地相互之关系，然后佛教输入之本末可得言也。以吾所见，西域印度关系，以大月氏人侵入印度（西第二世纪）为最要关键；中国西域关系，以东晋时代五胡乱华，五凉独立（西第四纪末）为最要关键。

    读《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当已知迦腻色迦王与印度佛教之关系。此王为谁？则大月氏人，而《后汉书》所谓阎膏珍也。月氏亦称月支，本氐羌族，秦汉间为我西陲一小部落。《汉书·西域传》谓：“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者是也（今甘肃甘州府高台县一带）。西汉初，月氏为匈奴所破，西北徙，越伊犁浩罕，度葱岭，而都于今之布哈尔（俄属土耳其斯坦，南与我新疆接壤）。其后转盛，益南下，占领帕米尔高原及阿富汗，而都于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未几，遂奄有中印度，为全印之共主，即所谓迦腻色迦王是也。事在我西汉哀、平间，恰当西纪初元。此实亚洲民族交通之一大事，而在我国佛教史上有极大关系也[1]

    月氏之“氏”读如“支”，即“氐”字也。氐族与吾族关系本深，商周时已沾我文化，《诗》所谓“氐羌莫敢不来王”是也。月氏西徙后，张骞曾间关奉使，谋共拒匈奴。虽不得要领，而开西域之动机，实始于此。汉西域都护所辖三十六国，皆在葱岭东，今新疆境内，夙与印度文化渺不相接，故班书所纪，靡得而称焉。乃魏晋以后，于阗、龟兹诸地，学者辈出，大有资益于中国。其故安在？盖迦腻色迦王（阎膏珍）时代之月氏，实合今之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帕米尔、印度为一大帝国，而我新疆之喀什噶尔一带，且为其保护国[2]。跨葱岭东西为一大政治区域，使葱岭不复能为彼我文化之障壁者，实月氏也。而迦腻色迦又为阿育王以后第一热心护法之人，尝在罽宾（克什米尔）举行佛藏第二次结集，自是罽宾为佛教中心[3]。罽宾与于阗接壤，仅隔一山，文化流入，势自甚顺。其时匈奴已衰，不复能侵苦西域，中亦数度弃置西域，不复经略。故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诸国，颇能为自动的发展，而于阗（今县）、鄯善（今县）、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噶尔）为之魁。其公共文化之枢，则佛教也。而中亚细亚诸国，若安息、若康居，亦往往臣服月氏。宗教势力随政治势力而北暨，故环帕米尔高原四周数万里，成一佛教之天下。

    月氏虽远窜岭外，然与我国情好夙敦。前汉时“五翎侯共禀汉使”（见前书月氏传），后汉“和帝时数贡献，至西域反乃绝。桓帝时频从日南徼外来献。”[4]（见后书天竺传）后汉一代，中国月氏之交通，即中国印度之交通也。考中国佛教最古之史迹三，而皆与月氏有关系。其一，汉武帝时，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始闻有“浮屠”之教（《魏书·释老志》）。当时……大夏，即月氏所臣服也。其二，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同上）。是最初传译佛经者，实月氏使臣也。其三，明帝梦金人，因傅毅之对，乃于永平七年遣蔡愔、秦景、王遵等适天竺求佛经像，愔等至月氏，与迦叶摩腾、竺法兰偕，赍经像以归（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是当时所谓通印度者，即通月氏也[5]。

    佛教既遍被西域，乃由西域间接输入中国。吾辈骤读佛门记载，辄觉魏晋之间，印度名僧入吾国者至夥，其实不然，什九皆西域僧耳。僧名初皆冠以国，以支为姓者皆月支（月氏）人，以安为姓者皆安息人。以康为姓者皆康居人，以竺为姓者则天竺人，不冠国名者多类皆葱岭以东诸西域国人。试细校《高僧传》之籍贯而可见也[6]。今造表如下：

    初期佛教异域译经名僧表第一

    表例：一、年代断自隋以前。

    二、人限于译经者，地限于国外。

    三、根据书籍：（一）梁慧皎《高僧传》，（二）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三）唐靖迈《古今译经图记》，（四）唐道宣《续高僧传》。

    ⑦原误作“支彊梁”，今改正。

    右所列者，隋以前异域古德略具矣。惟佛图澄、达摩以非译经人不录。澄，西域人；摩，中天竺人也。读此表可知我国佛教输入，实分三期：第一，西域期，则东汉三国也。第二，罽宾期，则两晋刘宋也。第三，天竺期，则萧梁、魏、隋也。第一期中，月支四人，安息五人，康居三人，其他当属岭东之西域。内天竺亦有六人。摩腾、法兰，由我国专使特聘而来，实为例外。余则无甚可表见，且来历亦不甚明，或印人流寓西域者耳。其成绩最著之安世高、支娄迦谶、康孟详、支谦，皆非印人也。第二期以罽宾为中心，凡得八人，咸有良绩，小乘于是确立焉。内西域亦六人，竺法护最著，其人生长敦煌，实中国人矣。天竺亦六人，鸠摩罗什最著，其人生长龟兹，则实西域人也。罽宾后虽为北印度之一部，然当迦腻色迦王以前，实一独立国，其文化亦不与印度同，故我国人别之于天竺焉。第三期，则天竺人为中心矣。我国人渐不满于西域之间接输入，思直接求之于印度，于是有法显、昙无竭等西行求法之举。而印土大师，闻风踵至者亦日多，此则佛学所由大成也。

    既知西域与印度之关系，当更言西域与中国之关系。前汉西域诸国，为中国与匈奴间迭胁迫，罕能自振。东汉以后，文化渐可观矣。而我国三度闭绝西通之路，故佛教虽大盛于彼，而输入不锐。观《后汉书·西域传》称，阎膏珍入主印度后尚屡聘中国，西域闭乃绝，他可推也。及五胡之乱，苻秦、姚秦皆以西陲氐羌之族，入据汉晋旧都，甘凉与中原之关系，日益密矣。苻坚雄略黩武，以欲迎致鸠摩罗什故，兴师七万，灭车师、乌耆、龟兹三国。其后吕氏、段氏、杨氏、秃发氏、沮渠氏，既各据土称尊，不能不用武于外，则远至于阗、莎车、疏勒、温宿，往往蹂躏焉，而亦常寇中原。于是西域与内地，因兵事之轇轕，转促成文化之交通。诸凉之主，往往迎礼胡僧。胡僧或因避乱，或因观光，东游者日众。而凉人亦多谙胡语信佛法。试检《高僧传》自竺佛念、竺法护以下至宝云、智严、道普、法盛等，凡初期之名僧，什九皆凉州、敦煌、高昌籍，可知两晋之世，陇西与关外（即今甘边与新疆），殆已别为一个混成的文化区域，而为中印灌注之枢。就此点论，则西羌民族，固大有造于我，其去匈奴与东胡远矣！

    [1]梁启超原注：近欧人研究迦腻色迦事迹者颇多，其资料之大部分，皆采自中国史籍，而辅以近年来发掘之遗物。其年代颇滋争辩，或谓在纪元前，或谓在初世纪，或谓在二世纪。今列举各史言月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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