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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
无论若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类社会之产物也。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佛教有二千余年之历史，有东西数十国之地盘。其播殖于五印以外者，顺应各时代、各地方之社会情状，为种种醇化蜕迁，固无待言。即以印度本境论，幅员既如彼其辽广，种族既如彼其复杂，文化既如彼其繁荣，则佛教在彼土千余年间之分合盛衰，必与其政治上、学艺上有相应相倚之关系明矣。徒以印人历史观念缺乏，至今竟无一完备之信史足为依据，而佛教徒亦向不以此为意，故无得而征焉。然而佛教自佛灭度后，循机体发育之公例，为不断的进化蜕分，其间或荣或悴，经无数波折，卒乃灭绝而迁化于他方。此既章章不可掩之事实，苟非略察其社会变迁之迹，则此种现象殆无由说明；而其所输入中国之教理，何故有种种异相，亦无由知其渊源所自。吾故先为此章，刺取印度政治上大事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者，论其概要，俾学者得一简明概念，为研究佛教宗派史之预备焉。
佛陀在世布教之迹，略同孔子。孔子辙环所及，在黄河下游齐、鲁、宋、卫约千里间，南极蔡、楚而止。佛陀亦然。其足迹所及，在恒河下游摩竭陀、萨罗[1]、迦尸、赏弥[2]数国，约千里间，南极胆波而止（约当今之孟加拉省），而因缘最深者，则摩竭陀之王舍城（竹林精舍所在）、萨罗之舍卫城（给孤独园所在）、迦尸之婆罗奈城（鹿苑所在），此诸地方，实当时印度人口最密之处，而文化之中心也（至今犹然）。就中王舍城最为主要，舍卫次之，而此二地则外道之窟穴也[3]。佛教首立根据于此，可谓力为其难，而后此佛教与外道轧轹不绝，且彼此思想常迭相为影响，则亦以此。
佛灭度时，摩竭陀王为阿阇世。其人本弑父篡国之恶徒，且常党于耆那，与佛为难。然当佛灭前已悔罪皈依（据《阿阇世王经》），故有名之“第一结集”（详次章），即在王舍城举行。其后阿阇世战胜波斯匿，兼并萨罗，拓境西至摩偷罗，西南至阿槃提，东南至鸯伽（即今之印度首都加拿吉打所在地），奄有五河全域[4]（恒河所受五河）。王既信佛，故佛教亦随其政治势力而扩张，因扩张之结果，而地方的派别渐生。
佛灭后百五十八年（西纪前三二七）[5]，有一事为印度文化史上所宜特笔大书者，则亚历山大大王之大军侵入是也。大王军力所及，虽仅在印度河流域，其时间虽仅十二年，然印度、希腊两文化系之接触，实自兹始。时大王领土，奄有波斯及中亚细亚，逮大军退出，挟印度文明之一部分以为归赆。佛教之入西域，此其远因。且自兹役后，犍陀罗、迦湿弥罗一带，已渐受希腊思想之濡染，而此两地实为后此佛教之中枢。故佛教在同一根本原理之下为多方面之发展，其受外来文化之戟刺，不可诬也。
西北部之客军方退，而中部之内争旋起，时则有所谓四恶王者，日寻干戈，破坏塔寺，杀戮比丘，一般人民固受涂炭，而佛教受创特甚[6]。至佛灭后二百十九年（西纪前二六六），阿育王即位，教乃中兴。
阿育王Asopa 为佛教最有力之护法者，稍治佛学之人，类能知之[7]。其祖父旃陀罗麯多[8]，当亚历大军退出后，蹶起西北，逐希腊人所置将帅，旋龛定四恶王，统一中印度，建立所谓孔雀王朝者。再传至阿育，国势益张。南灭羯伽，西服犍陀罗，五印役属，余威且及域外，而奠都于摩竭陀之华氏城（亦称波厘吒子城，在王舍城西约二百里，佛在世时所常游处也）。既厌征伐，遂皈正法。时则有目犍连帝须Moggaliputta Tissa 者，实为国师，为王立种种关于宗教上之设施，既在华氏城举行“第三结集”，调和上座、大众两部之争[9]，更派遣宣教师于国内外，大举弘法，其布教区域及教师名，具见《善见律毗婆沙》中[10]。其今地名略可考定者如下：
《饮冰室专集》本误作“温”，今改正。
近欧人治梵学者，发现阿育王石刻二十余种[11]，内中一小摩崖有“派宣教师二百五十六人”一语，据此可知《善见律》所记，盖为未尽。又其摩崖最大者七处，皆刻诏书十四通，其第十三通中有云：
“王即位第九年，征服羯伽Kalinga ……皈依正法，流布佛教。……王以为最上之胜利，正法之胜利也。此胜利行于王之领域，又远及于六百由旬外之邻邦：若臾婆那Yavana （即臾那）、王安捺歌Antiyoko 之国、调拉马耶Turamaya 、安忒尼Antikini 、马加Maka 、亚历加达拉Alikasudara 四王之国，南及初拉Colu 、槃耶Tandya 、赡波槃尼Tamba -pani 锡兰诸国。又王之领域内，……诸地所至，皆受王使之宣说随顺正法。……”
此碑文中所举外国之诸王，正可为《善见律》之臾那世界作注脚。盖臾婆那者，当时印度人呼希腊人以此名。此诸王者，皆亚历山大诸将之胤也。以近今学者所考定，则安捺歌，即叙利亚王安德歌士Antrocpos （西纪前二六一——前二四六，领有叙利亚及西亚细亚）。其调拉马耶，即埃及王德黎弥Ptolemy 二世（前二八五——前二四七）。其安忒尼，即马基顿王安特峨拿士Antigonas 二世（前二七八——前二三九）。其亚历加达拉，即欧比罗王亚历山大（前二七二——前二五八）。据他处摩崖所刻，尚有“王国所属臾那世界”一语，似此诸王当时皆对于阿育修职贡者，故得自由布教于其境内也。据此则阿育王与佛教关系之巨，可以想见。前此佛教所被，仅在五河————中印、东印之境[12]，至是不惟普逮全印，更北抵雪山之尼波罗，东渐缅甸及马来半岛，南渡海入锡兰，西北出阿富汗至中亚细亚，极西逾波斯，散布地中海东岸，且延及非洲之埃及，至是而佛教始含世界性矣。
自兹以后，佛教应边地中兴之谶，分南北两路进展。北路经西域入中国，南路独盛于锡兰。而印度内地亦以教区日恢，地方色彩益分明，宗派部执，蜂起并作（详次章）。阿育殂落后百余年————约当西纪前二世纪，有婆罗门种之武将弗密多罗者，覆孔雀王朝，仇虐佛徒，自是中印度之佛教寖衰。
护法人王之最有力者，前推阿育，后则迦腻色迦，而介乎其间者，尚有一弥兰Milinda 。弥兰王，希腊人也。其先代已侵入北印度之舍竭，临信度河而居。王嗣位，约当西纪前百五十年，势力已渐进至恒河流域。闻龙军Nagasena 论师之教，皈依佛法[13]。希腊人奉佛之确凿有证者，王其首也。盖至是而印、希两文化，已由交互而渐趋融合矣。中印佛教颓势，得此似亦稍振。
迦腻色迦王，盖佛灭后第七百年————西历第二世纪初期之人，以月氏种而王印度者也[14]。月氏本我甘肃边陲一游牧族，当汉初时，转徙度葱岭，夺希腊人旧领地，百余年间，渐次南下，成一大王国，都犍陀罗，进据迦湿弥罗，遂为印度共主。其史迹略见于两汉书《西域传》（参看第三篇《佛教与西域》章）。而迦腻色迦，则全盛时代之王也。当西历纪元前后，佛教中心已由中印移于西北，而犍陀罗、迦湿弥罗实为之枢。此两地既与欧西接触频繁，文化性质，颇极复杂，且中印屡经丧乱，重以外道压迫，教宗耆宿，相率避地北来，故当时号称佛教正统派之萨婆多部，即以迦湿弥罗为根据。迦腻色迦王在此种环境之下为统治者，自然对于佛教当生信仰，其事业之最足记者，则迦湿弥罗之“第四结集”，今所传《大毗婆沙论》二百卷（玄奘译），即成于是时也（详次章）。迦腻色迦与胁尊者、马鸣菩萨同时。时大乘已渐兴，王一面崇礼正统派之萨婆多部，一面又建迦腻色迦寺，供养大乘僧。自兹以后，龙树、提婆继起，佛教如日中天矣。此王远祖，既发祥中国，当其全盛时，葱岭内外诸国，咸役属之，故于佛教东渐之因缘，关系最巨焉（详第三篇）。
佛灭后第九百年之初————西纪三一九年，笈多王朝Gupta 之毗讫罗摩秩多Vikramaditga 王（唐言超日）统一全印，威力不让阿育。此王崇信毗湿拏教，颇袒外道，致世亲之师如意论师含愤而死，事见《西域记》（卷二）及《婆薮槃豆传》（真谛译）。然其末代之王，似已有皈依佛教者[15]。
读玄奘之《西域记》、义净之《南海寄归传》，当能知隋唐时代之中印度，有所谓那烂陀Nalanda 寺者，学徒极盛，实为佛教之中心[16]。寺在王舍城北三十余里，与佛教发祥地之竹林精舍相附近，知其时佛教中心，复归于摩竭陀矣。此寺据《西域记》，谓佛灭后不久即以设立。然法显游印，当西历五世纪初，其游记叙摩竭陀诸寺颇详，独不及那烂陀，则知此寺必兴于我国六朝间矣。要之，佛灭后千年至千二百年间，中印佛教复大盛，即据那烂陀历史可以证明之。
当第七世纪上半期————佛灭后千一百余年时，摩竭陀共主为戒日王————即尸罗阿迭多，盖代笈多朝而兴者。玄奘在印学成，而戒日实为其檀越，尝广集四方学徒，使与奘辩难，奘立“真唯识量”，王悬诸国门，众莫能诘。其详具见《慈恩传》。迦腻色迦以后，护法之勤，当推此王矣。
中部正教复兴，而余部转更变衰。西北迦湿弥罗一带，前此大德辈出。至七世纪以后，渐为湿婆教、耆那教所占领，多剽窃佛教教理仪式，以似乱真[17]。东南诸地，亦外道猖獗，僧徒受其影响，佛教变为秘密迷信的性质。义净西游时（八世纪初唐武后时），佛教衰微，已见端矣。今据《大唐西域记》，制为下表，觇当时佛教外道势力比较焉。
表注：
[1]原误作“那罗曷罗”，今改正。
[2]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3]原误作“五千”，今补正。
[4]原误作“颇多”，检《大唐西域记》卷三 “迦湿弥罗国”条并未述及天祠，今改正。
[5]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6]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7]原误作“屈罗多”，今改正。
[8]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9]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10]原误作“十数”，今改正。
[11]原脱“三千余里”，今补。
[12]原脱“八”，今补。
[13]原误作“十数”，今改正。
[14]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15]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6]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7]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18]原误作“窣禄勒那”，今改正。
[19]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20]原误作“百余”，今改正。
[21]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22]原误作“八百”，今改正。
[23]原误作“五十”，今改正。
[24]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2幻原误作“三千余”，今改正。
[26]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27]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28]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29]原脱“大乘”，今补正。
[30]原误作“劫所他”，今改正。
[3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32]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33]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34]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35]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36]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37]原误作“伽蓝倾颓荒芜”，今改正。
[38]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39]原误作“五十”，今改正。
[40]原误作“鞞索迦”，今改正。
[4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42]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43]原误作“宝罗伐悉底”，今改正。
[44]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45]原误作“百余”，今改正。
[46]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47]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48]原误作“三千余”，今改正。
[49]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50]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5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52]原误作“十余”，检《大唐西域记》，并无关于寺数的记载，今改正。
[53]原误作“减千”，今改正。
[54]原误作“数十”，《大唐西域记》卷七“尼波罗国”条下云：“外道异学，其数不详。”今改正。
[55]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56]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57]原误作“四千”，今改正。
[58]原误作“二十”，今改正。
[59]原误作“谵波”，今改正。
[60]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61]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62]原误作“夺那代弹那”，今改正。
[63]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64]原误作“二千余”，今改正。
[65]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66]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67]原误作“万人”，今改正。
[68]原误作“七十”，今改正。
[69]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70]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71]原误作“二千”，今改正。
[72]原误作“千余里”，今改正。
[73]原误作“二千”，今改正。
[74]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75]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76]原误作“五百”，今改正。
[77]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78]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79]原误作“现在”，今改正。
[80]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81]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82]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83]原误作“百数”，今改正。
[84]原误作“佗”，今改正。
[85]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86]原误作“咕”，今改正。
[87]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88]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89]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0]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1]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92]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3]原误作“六千里”，今改正。
[94]原误作“那”，今改正。
[95]原误作“苏剌侘”，今改正。
[96]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97]原误作“瞻折罗”，今改正。
[98]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99]原误作“七千里”，今改正。
[100]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01]原误作“阿默嫛翅罗”，今改正。
[102]原误作“五千里”，今改正。
[103]原误作“万余里”，今改正。
[104]原误作“六千”，今改正。
[105]原误作“三千里”，今改正。
[106]原误作“三千”，今改正。
[107]原误作“二十”，今改正。
[108]原误作“二千里”，今改正。
[109]原误作“二千”，今改正。
[110]原误作“四千里”，今改正。
[111]原误作“三百”，今改正。
读此表，可见当时佛教在各地，已不敌外道。其外道之尤盛者，则涂灰（即吠檀多派，计有自在天者）、露形（即尼乾子，亦即耆那，亦即无惭外道）两派殆与佛徒三分天下。而佛教昔盛今衰之迹，亦历历可见，如室罗伐悉底[18]（即舍卫）为祇洹精舍（即给孤独园）所在地；如婆罗痆斯（即波罗奈）为鹿苑所在地；如迦毗罗卫为佛生地；如憍赏弥为佛常游地；如迦湿弥罗、犍陀罗为佛灭后五六百年间佛教中心地；如吠舍厘为“第二结集”所在地，其时殆皆已沦于外道。历史上圣境犹存其故者，仅摩揭陀之王舍城而已。
西历八世纪中叶，印度佛教始日就衰颓。盖吠檀多派之商羯罗Sankara 采佛教教理之一部分以中兴婆罗门旧教，既投俗尚，趋之者众，而佛教徒亦日陷于迷信，不复能自张其军矣。及西一千二百年（约佛灭后千七百年），回教徒蹂躏全印，烧荡伽蓝，屠戮僧侣，佛教在印度者，自是无孑遗，而像末余晖，乃在震旦也。
[3]梁启超原注：当时最有力之耆那教————即尼犍子，其教祖与摩竭陀王室有血统关系，久为该王族所归依，事见《阿阇兰伽经》及《劫波经》。王舍城之竹林精舍，本尼乾子教徒所居，频毗婆罗王及迦兰陀长者，驱逐尼乾，施与释尊，事见昙无德律及《西域记》。
据以上史实，可知佛教未兴以前此地外道之盛，中间虽被佛教夺作根据，然非久旋复滋长。迦腻色迦王之“第四结集”，本议在王舍城举行，而胁尊者谓“彼多外道，异论纠纷”（见《西域记》），知其地已复为外道所蟠矣。
舍卫之给孤独园————即祗洹精舍，为长者须达所施。须达初请佛往，佛谓：“舍卫城中，人多信邪，难染圣教。”后徇其请，使舍利弗先往经营，外道六师，群起攻难，其国王请舍利弗与彼角术胜之，乃得建立，事见《贤愚因缘经》。
[1] 通常译为“憍萨罗”。
[2] 通常译为“憍赏弥”。
[4] 原误作“城”，今改正。
[5] 根据下文，关于佛灭年代，梁启超显然是采《众圣点记》之说，即西元前四八五年。据此，原作“百五十二年”误，今改正。
[6] 梁启超原注：四恶王事，见《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南释迦王、北耶槃那王，西钵罗婆王，东兜沙罗王，其年代在希腊军侵入前抑在其后，尚难确考。
[7] 梁启超原注：阿育王事迹，今藏中有西晋安法钦译之《阿育王传》，梁僧伽婆罗译之《阿育王经》，可供史料。其余带神话性质散见各书者甚多。相传王造八万四千塔，中国境内亦有之，事固绝不可信，亦可见其势力深入人心也。
[8] 通常译为“旃陀罗笈多”。
[9] 梁启超原注：“第三结集”事，仅见《善见律》，谓目连帝须为上座选一千比丘，仿大迦叶故事，集法藏律藏。然阿育王经、传及石刻，皆不言此事，是否传信，未敢断言。上座、大众之诤详次章。
[10] 梁启超原注：《善见律毗婆沙》卷二【校者案：原误作“卷三”】：“尔时于波利吒弗国集毗尼藏竟，目犍连子帝须作如是念：‘当来佛法何处久住？’即以神通力观看，当于边地中兴，于是帝须语诸长老：‘汝等各持佛法至边地竖立。’……即遣大德末阐提至罽宾、犍陀罗国，摩诃提婆至摩醯娑末陀罗国，勒弃多至婆那婆私国，昙无德至阿波兰多迦国，摩诃昙无德至摩诃勒吒，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末示摩至雪山边国，须那迦郁多罗至金地国，摩哂陀郁帝夜参婆楼跋陀至师子国，各竖立佛法。”【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个别字句有出入，不复改】
[11] 梁启超原注：阿育王石刻之研究，创自英人勃雷涉James Priusep。因印度古钱有希腊、印度二体书，以希读梵，始能了解。始知所铭刻者，皆阿育振兴佛教之成绩。于一八三七年公布其研究之结果。尔来陆续发掘，所得不【校者案：疑此“不”字为衍文】刻文凡七种，其树立地散在二十余处，至今治印度史者以为瑰宝焉。
[12] 梁启超原注：据《善见律》，则罽宾佛教，似亦由阿育王传播。但他书所记，则佛灭百余年间，罽宾佛教似已确立，而所派之末阐提，似非阿育时人（说详第三篇《佛教与西域》章）。果尔，则前此佛教已扩于西北矣。两说未知孰是。
[13] 梁启超原注：弥兰王事迹，见《那先比丘经》（二卷，东晋译）。那先为那伽犀那之省，译义即龙军，实初倡大乘之一大论师也。此经即载那先与弥兰问答，发端叙弥兰履历云：“生于海边，为国王太子。”篇中记：“那先问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阿荔散”即“亚历山大”之对音，其国盖以亚历山大王得名。舍竭即《西域记》之奢羯罗，梵文Cakala、巴利文Sagala，即磔迦国故城，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盖迦湿弥罗东南境一大国也。《那先比丘经》，今锡兰之巴利藏亦有之，名为Milinda-panpa。近有英译本名为《弥兰王问经》The Question of King Milind。欧人研究印度古钱，得此王钱多枚，皆印、希文并用，刻有“护法王”字样，因其钱知为西纪前约百五十年人，又知其曾占领五河地方。
[14] 梁启超原注：迦腻色迦王事迹，见于汉籍者，《大唐西域记》最详，《杂宝藏经》、《大庄严经》、《大毗婆沙论》、《僧加罗刹所集经》等，皆有记载。而十三世纪时一蒙古人多罗拉那陀Taranatha者，著《印度佛教史》（原本用西藏文，一八六九年译成德文），述“第四结集”事，与《西域记》略同而加详焉。惟其年代则异论繁滋，如《西域记》卷三则谓当佛灭后第四百年，《阿毗昙八犍度序》，谓当六百余年，《僧伽罗刹经》谓当七百年。近来欧人研究印度古钱，发现月氏诸王遗币甚多，再以比附《汉书》、《后汉书·西域传》中月氏诸王之名氏，愈益纠纷，至今在欧洲考古学界成一大问题，异说不下二十余种。以吾所见，则《八犍度序》六百余年之说，最为近是，容当别著专篇论之。
[15] 梁启超原注：近发现一石刻，有笈多百六十五年（西元四八四）字样，其题名为佛陀笈多。似此朝之后王，已皈依佛教（井上哲次郎《印度宗教史》四九六）。
[16] 梁启超原注：《大唐西域记》卷九云：“那烂陀大伽蓝，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请益谈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异域学人，欲驰声问，咸来稽疑。……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明德哲人，联晖继轨，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夙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罪（最）所知识。……述作论释各十数部，并盛流通。”读此可知当时那烂陀之盛况，著名大师皆出此间也。【校者案：此原注《大唐西域记》引文与原文略有出入，原文录如下：“本大伽蓝，……僧徒数千，并俊才高学也。……请益谈玄，竭日不足，夙夜警诫，少长相成。……异域学人，欲驰声问，咸来稽疑。……欲入谈议门者，诘难多屈而还，学深今古乃得入焉。……明德哲人，联晖继轨。至如护法、护月振芳尘于遗教，德慧、坚慧流雅誉于当时，光友之清论，胜友之高谈，智月则风鉴明敏，戒贤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众所知识。……述作论释各十数部。并盛流通。”】又《南海寄归义法传》云：“至如那烂陀寺，人众殷繁，僧徒数出五千，造次难为群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校者案：此段引文与原文亦有出入，原文并无“至如那烂陀寺，人众殷繁”二句，“僧徒数出五千”，实为“僧徒数出三千”。】……此义净所记，距玄奘时又后数十年，其盛犹如此，可知此寺实有三百余年全盛之历史也。
[17] 梁启超原注：《西域记》卷三摩诃补罗国条下云：“有白衣外道……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本师所说之法，多窃佛经之义，随类设法，拟则轨仪……律行颇同僧法，唯留小发，加以露形，或有所服，白色为异。……其天师像窃拟如来，衣服为差，相好无异。”
[18] 原误作“宝罗伐悉底”，今改正。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原题《印度之佛教》）
刘先生为诸君讲史，正讲到印度部分，因为我喜欢研究佛教，请我代讲《印度佛教》一章。可惜我所有关于佛教的参考书都没有带来，而且为别的功课所牵，没有时间来做较完密的讲义。现在所讲很粗略，而且还许有不少的错误，只好待将来改正罢。所讲分两大部，如下：
第一部 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
第二部 佛灭后宗派之衍变及其衰亡（此部缺）
十四，十，廿五属稿。启超。清华。
佛生灭年 释迦牟尼佛到底什么时候的人呢？因为印度人看轻历史，而且时间观念，尤极麻糊，所以五印典籍中对于佛生灭年竟没有明确的记载。后来各地传闹到五六十种之多，最早的和最晚的比较相去至五六百年。直到最近，欧洲人用希腊史料考证亚历山大大王与印度之笈多大王会盟年代，循此上推，又参以新发见之阿育王的石刻华表，又参以锡兰岛的年代记，才考出释迦是在西纪前四百八十三年入灭。几成为学界定说，但中国大籍[1]中原有一条孤证即所谓“众圣点记”者，足与近说相发明，可惜向来佛教徒不注意且不肯相信。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善见律毗婆沙记》条下记《善见律》卷末有一行跋语云：“仰惟世尊泥洹以来年载，至七月十五日受岁竟，于众前谨下一点，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觉流泪。”[2]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详载此事本末，大概如下，佛涅槃后，佛弟子优波离即时结集律藏，编成这部《善见律》，以其年七月十五日“夏安居”终了时，将这律用香花供养，随在律的末简点一点，年年如此。优波离临死，将这律传与弟子陀写俱[3]，再传到须俱。如是师师相传，都系以那日点一点。到六朝时，那原本传到僧伽跋陀罗手。僧伽跋陀罗带到中国，以齐永明七年在广州竹林寺译成汉文，即以其年七月十五日下最后一点，共约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知佛入灭在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七年，即西历纪元前四百八十五年，比孔子早死七年。这段众圣点记故事，虽祐、房两书记得很确凿，但中国唐宋后佛教徒，总喜欢把佛的年代提前，来压倒道教的老子。所以《释迦谱》、《佛祖通载》一类书，对于此说都肆行攻驳。现在欧人所考，若合符契，于是此说价值乃骤增。我们根据彼我两方最宝贵的资料，可以断定释迦牟尼是距今未满二千五百年前我国春秋末年和孔子同时的一位圣人。
佛之种姓产地及其略历 印度把人类分为四阶级：一婆罗门，二刹帝利，三吠舍，四首陀罗。我国译为四种姓。释迦属第二级之刹帝利种姓。他的产地是迦比罗城。西藏印度交界有座大雪山，那城即紧靠山麓。他便是城主净饭王的太子，俗名悉达多。他出世不到一个月便死了母亲，靠姨母抚育长成。十九岁便出家学道。相传未出家前，尝游四城，碰着生、老、病、死四种人，他发生无限感慨和非常烦懑。刻意对于人生问题求根本的解决。于是抛弃他的王位和一切世间娱乐，不管家人如何劝阻，毅然出家去。出家后到处求师访道，曾请教过当时有名的两位大师阿逻罗迦蓝和郁陀伽罗摩子。但讨论的结果，不能令他满足。于是跑到深林里苦行六年，每日仅食很少很少的东西维系着生命，到底无所得。最后他觉得路走得不对，卒抛弃这种无谓的苦行，很舒泰的观察宇宙实相，到底被他发明这千古不磨的佛法。他确然自信已具“一切智”、能度一切苦厄，不愿独善其身便了，更起而普度众生。于是巡行说法四十九年，从最初度憍陈如等五比丘起，到最后度百岁老妪须跋止，直接受业弟子数千，受感化在家修行者不计其数。他周游所及约及印度全境之三分一，屡游及常住的为摩竭陀国之王舍城、吠舍离城、拘萨罗国之舍卫城等处。七八十岁时，在拘尸城外婆罗双树下作最后之说法，遂入涅槃。
佛出世时婆罗门旧教之形势 印度文化发源于“四吠陀Veda ”。“四吠陀”次第成立，其最大者盖起自佛前二千年，次则优波尼煞昙Vpanisad 或译为《奥义书》，亦起于佛前五六百年（《奥义书》即第四吠陀。前三吠陀偏重宗教仪式，此多言哲理。近人张本华[4]曾极口赞叹，谓为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奥义书》亦次第成立，最早之部分，盖起于佛前数百年，然佛时代及佛灭后似尚增补不少）。这都是婆罗门种姓所创造的文化，直至现代，所谓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者，仍是在这一条线上，衍袭出来。即佛教也未尝不凭借他做基础。虽然，当佛出生前后，实印度思想极混杂而革新机运将到之时。我们从佛典中断片的资料比较考证，可以看出当时有吠陀派与反吠陀运动之两大潮流。吠陀派中复可分为下列三条：
（一）婆罗门传统思想。他们有三句话：“吠陀是天书”，“婆罗门种姓是人类中最尊贵的”，“祭礼是万能的”。这种思想，本是一千多年传袭下来，到佛生时当然还保持着它的惰力。但是这种顽固专制主义，终不能永束缚方新之人心。况且那时的婆罗门骄奢淫泆，恰如欧洲宗教革命前之罗马旧教徒，其不能维持社会之信仰明矣。
（二）民间迷信对象之蜕变。吠陀纯属多神教，祭典极繁重，到那时人民渐厌倦那严格的仪式，往往在诸神之中择一神为信仰中心。那时最时髦的神有三个：一、梵天；二、毗纽拏天；三、湿婆天。信仰对象，渐有由多神趋于一神之势。
（三）《奥义书》之哲学的研究。《奥义书》虽为四吠陀之一，但其中关于哲学理论方面的话极多。所谓“梵即我，我即梵”之最高理想，以视前三吠陀，实际上已夺胎换骨。与佛教先后并起之数论Samkhya 、瑜伽Yoga 两派哲学，虽仍宗吠陀，精神实已大生变化。
吠陀派本身形势即已如此，此外不满于吠陀教义的人，当然是益趋极端了。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当佛生前一二百年间，印度始终以恒河上游俱虑地方为文化中心。俱虑文化，纯然为婆罗门所造成。到佛生时，东部南部新创立四个王国，就中摩竭陀、拘萨罗两国尤强（后二百年统一全印的阿育王即摩竭陀王）。这两国都是最奖励自由思想的国家，无论何派学者都加保护敬礼。所以“反吠陀派运动”都以这两国京城————舍卫及王舍城为大本营。自此印度文化中心也随政治中心而转移到东南了。自“反吠陀运动”发生以来，印度思想界极灿烂而亦极混杂。佛教即此参加此运动中之一派，而最能应时势以指导民众者也。
当时思想界之革新及其混乱 佛时代之印度思想界，恰如战国时代之中国思想界。写战国思想界最有趣味之著作，莫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在佛典中求此类性质之作品，则《长阿含》里头的《梵动经》和《沙门果经》便是。据《梵动经》所说，当时外道有六十二见（六十二种见解）。就这六十二家归纳起来，可分为八大类：第一类，常见论，主张世界及自我皆常存。第二类，半常半无常论，主张一切现象都一部分常存一部分变灭。第三类，有边无边论，专讨论世界有限无限之问题。第四类，诡辩论，即不死矫乱论，对于一切问题都不下决定的解答，专为不可捉摸之说，故亦号捕鳗论。以上四类皆就现世立论，故谓之“本劫本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十八家。第五类，无因论，主张一切现象皆偶然发生。无因果关系。第六类，死后有想无想论，专讨论死后意识是否存在及作何状态等种种问题。第七类，断见论，主张死后灭断。第八类，现法涅槃论，主张现在为最高理想境界。以上四类，皆就未来立论，故谓之“末劫末见”。分属此四类者凡四十四家。现此，则当时思想界之庞杂，略可概见。
诸家之中当时最有名的六大师，其学说梗概略见于《沙门果经》。
第一，富兰那迦叶。他是论理的怀疑论者。以为善恶没有一定标准，不过因社会习惯而得名。社会所谓善恶，未必便是真善恶，故为善为恶不应有业报。
第二，末伽梨拘舍罗。他主张极端的定命论。谓吾人之行为及运命皆为自然法则所支配，非人力所得如何。吾人欲求解脱，只有听其自然，到你的宿命注定你该解脱的时候，自然会解脱。提倡一种恬淡无为之教，和我们的老庄哲学颇相类。佛家叫他做“邪命外道”。
第三，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他是极端的唯物论者。谓人生由“四大”————地、水、火、风的物质合成，物质外更无生命，死后一切断灭。故人生之目的，只求现在的享乐，一切严肃的伦理道德论皆当排斥。绝似我们的杨朱派哲学。佛家叫他做“顺世外道”。
第四，浮陀迦旃延。他是极端的“常见”。与顺世外道之极端的“断见”正相反对。他主张物心二元不灭论。他说人生由七种要素————地、水、火、风、苦、乐、生命————合成，生死不过七要素之集散离合现象，七要素的本身并不因此而有生灭。例如人被刀杀死，依他说，不过那刀把一时集合的地、水、火、风拆散，于生命存亡无关。他用这种理论来鼓励人不必怕死。
第五，散惹耶毗罗梨子。他是诡辩派。他是“不死矫乱论者”。他的持论如何我不甚了了，但知道佛的大弟子舍利弗、目健连两人，当未从佛以前，是散惹耶门下大将。因此可想见他学说在哲学上总该有相当价值了。比方先秦诸子，当是惠施、公孙龙一流。
第六，尼乾子若提子。他是有名的“耆那”教开山之祖。在印度思想史上的所占地位，几与释迦牟尼同一重要。当时佛教徒和耆那教徒接触最频繁，佛经中记两家辩论的话最多。他的教理是标立生命、非生命的二元为基础，用种种严整的范畴来说明他。实践方面，他主张极端的苦行，很像中国的墨家哲学“以自苦为极”。
以上六大师，其名屡见佛典中，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哲人。与释迦牟尼同为对于吠陀旧教之革命者，同在摩竭提、拘萨罗等新兴国召集徒侣宣传教义，同受那些国王们的敬礼。内中最盛行的为佛教与耆那教，恰如儒、墨两家在战国时称为“显学”。次则邪命外道，恰似老庄派的地位。更次则顺世外道，恰如杨朱。其余三家似不甚振。
既了解当时思想界形势之大概，从此可以讲到佛教之特色及其价值了。
以中庸实践为教的佛教 若以各派外道比先秦百家言，则释迦恰是那时印度的孔子。他在群言淆乱之中，折衷长短，以中庸为教。就修养方法论，一面有顺世派之极端快乐主义，一面有耆那派之极端苦行主义。释迦两皆不取，以“不苦不乐”为精神修养之鹄。就灵魂问题论，一面有极端常住论者，一面有极端断灭论者。释迦两皆不取，提出“因缘和合[5]”之流动生命观。就因果问题论，一面有极端的宿命论，一面有极端的无因论，释迦两皆不取，以“自业自得”明道德的责任。诸如此类，对于一切问题皆然。故佛家常自称为中道教Majjhao ，和孔子所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同一精神。
一般人多以佛教为谈玄家，在后此各派佛学诚有此倾向，原始佛教却不然。释迦是一位最注重实践的人。当时哲学界最时髦的问题如“世界有始无始”，“有边无边”，“身体与生命是一是二”，“如未死或不死”……等等，有人拿这些问题问佛或佛弟子，大抵皆答以“无记”（无记是佛教术语，中性的意思，或不下断定的意思）。为什么无记呢？佛以为不必研究，研究徒耽搁实践工夫，于人生无益。《中阿含》卷六十有《箭喻经》一篇，说得最痛快。当时有位鬘童子拿这些问题问佛，佛答道：“譬如有人身中毒箭，命在呼吸，做医生的当然该火急把箭拔出敷上药来救他。倘使那医生说：‘且慢拔箭！我先要研究病人姓甚名谁，身材面色长短粗细黑白，刹帝利种抑吠舍种、首陀种。且慢拔箭！我要先研究这弓是桑做的抑或柘做的、槻做的、角做的，弓弦是牛筋还是鹿筋还是丝。且慢拔箭！我要先研究箭羽是什么毛，箭镞是什么金属。且慢拔箭！我要先研究造箭的人姓甚名谁，那箭来自何处。’如此，不等到你研究清楚，那病人早已死了。”这段譬喻，真算得千古妙文快文。因此可见，释迦说法并不是谈空说有闹着顽。他是一位最忠实的临床医生，专讲究对症下药。凡一切玄妙理论，“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觉，不趣涅槃者，一向不说。”（《箭喻经》原文）就这一点论，和孔子说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正同一态度。
理论与实际之调合 然则释迦绝对的排斥理论吗？不不！当时正是《奥义书》研究极盛的时候，诸家学说，都以哲学的思辨为后盾。释迦若仅如基督之宣传直觉的福音，或仅如孔子之提示极简要的实践伦理，决不足以光大其学。况释迦之为教，与一般所谓宗教不同。一般宗教，大率建设于迷信的基础之上。佛教不然。要“解信”，“要悟信”（因解得信，因悟得信）。释迦唯一目的在替众生治病。但决不是靠神符圣水来治，决不是靠汤头歌诀来治。他是以实际的医学为基础，生理解剖，病理……等等。一切都经过科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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