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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它出了什么问题？
这曾经是美国的梦想：地球上存在着庇护个人的一处避难所，存在着这么一种状况，进入了这种状况他不仅可以逃避像重物似的压在他头上的那种专制势力经营已久、组织严密的等级制度，而且还可以摆脱那件重物，教会与国家的专制力量在那团重物里压制他、束缚他，使得他个性丧失殆尽，毫无活力。
这个梦想同时产生自不同的个人，他们如此分散、如此松散，因此互相没有关联，与旧世界那些古老国家里的那些梦想与希望难以匹比，那些国家的存在，不是建立在公民制而是在臣民制上，它们之所以能存在下去，仅仅是因为有这样的前提：子民的众多与驯服；前面所说的那些个人，那些男男女女，他们像是用同一个声音说：“我们要建立一片新的国土，在这里人们可以认为，每一个个人————不是集体的人而是作为个人的人————在一个尊崇个人勇气、可尊敬的工作与共同负责的组织之中，具有对他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而且还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活生生的人类生存状态，被设计好要与美国自身的诞生一起诞生，而且还打算与美利坚的空气乃至国名一起，要在同一时间内产生，在那一个时刻，那一个瞬间，美利坚将如同空气与光线那样，在一次同时发出的叹息中，覆盖整个世界。它这样做了，它成功了：光芒四处辐射，甚至也照亮了那些古老、疲惫、被遗弃、仍然在受奴役的国家，直到四面八方的人————他们连美利坚这个名字都仅仅是听说过，对于它在什么地方，更是一无所知————能够起来响应，他们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有了希望，而就在昨天，他们还不知道————至少是不敢记住————他们是有权拥有意愿与希望的。
在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里，每一个人不仅当不成国王，他甚至还不愿去当呢。他甚至都无须自找麻烦，想去当与国王地位相当的什么角色，因为此刻他已经摆脱了国王以及所有他们的那类角色了；不仅没有了那样的象征而且也没有了由傀儡象征所代表的古老的专制等级制度本身————朝廷、内阁、教会、学院————对于那个制度，他过去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整体中的一分子，他的价值是在于他在自己全然不在意的总数中所占的永恒的比例，是他所属的没有意志、驯顺的集团的那种动物性的增长。
我们的祖先并未将那个梦想、那个希望、那个生存状态传给我们————他们的继承人与受让人，却是将我们————他们的继承人，去传给了那个梦想与那个希望。我们那时甚至都没有得到机会去接受或是拒绝那个梦想，因为在我们出生时，那个梦想已经拥有我们。那不是我们的遗产，因为我们倒是它的遗产，我们自身一代又一代，因梦想的理念，被传给了这个梦想。而且不仅是我们，祖辈们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而且还有在古老的被抛弃的异域出生长大的人们，也感觉到了那股气息，那阵新鲜空气，听见了那个许诺，那个建议，知道有这样一件东西，那就是作为个人的希望。而那些古老的国家本身呢，那么古老，在对人的陈腐观念上早已定型，都已认定自己再也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但它们也对人的新观念的新梦想做出祭献，送来纪念碑与别的礼物，以宣扬昭示那个不可分割的权利与希望：“这里有空间，可以容纳从世界各处来到此地的人，那些在个性上无所归属、受到压制与受到剥夺的人。”
那些做出过集体努力也曾承受过个体压力从而创造出这个理想的人，把这样的一件礼物无偿地留给了我们；我们————他们的后代————甚至都无须做出努力来得到它，显示出有资格获得它，我们自然而然就赢得了它。我们甚至都无须去给它浇水施肥。我们只需记住，既然它有生命，自然也会死亡，因此必须在紧急关头得到保护。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是数目占多数的人，都无法用定义来证明我们是理解它的确切内容的。不过我们也无须如此：正如无须给我们呼吸的空气下定义一样，对它，同样无此必要，也不用解释这个词的意思，这两者，单凭同时存在————呼吸着创造了美国的那种美国空气————便一起在美国存在的第一天产生与缔造了那个梦想，如同空气和运动在时光开始的第一天里创造出了温度和气候一样。
因为那个梦想是人的希望所在，“希望”一词，在这里是以其真正的意义而被运用的。那不仅仅是他心灵的盲目与无声的希望：那根本就是他的肺所吸进的空气，是他的光，他生命之所在与永不休止的代谢作用，正因如此我们确实是赋予了那个梦想以生命。我们并不是存活在那个梦想里：是我们使那个梦想本身得以生存，正如我们不单是生活在空气与气候之中，我们还使空气与气候有了生命；我们自身就是梦想的以个人形式出现的体现，而梦想本身在那强大与不受抑制的声浪中是清晰可闻的，那声浪并不在乎以最高的声调发出一些陈词滥调，它赋予陈词滥调以这样的外在形态，如：“不自由毋宁死”，或是“所有的个人都生而具有相互平等的权利，这是不言自明的”，这一类的话反正永远都是正确的，设若那里所说的希望与尊严都是真实的，也是陈词滥调所未曾使之虚幻化与遥远化的话。
这就是那个梦想了：它所说的人生而平等的意思指的并非是：不管一个人肤色是黑是白，是棕还是黄，他都注定终身不可逆转地具有这样的权利————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人的自由并非是命中注定有的，而是蒙上天保佑才得到的，他自己连举手之劳都未出，相反却是蜷曲着身子在温暖、不通风的“自由”的襁褓之中酣睡，仿佛还是子宫里的一个胚胎似的；我这里指的是这样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中，任何人都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在朝平等进发时拥有一个平等的起点，它是这样的一种自由，在那里面，通过个人的勇气、有尊严的工作与相互之间的责任，一种平等能得以卫护与保存。但后来我们丧失了它。它抛弃了我们，它曾支持、保护与捍卫我们，当我们的按照人类生存的新观念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在地球上众多国家之间有了足够坚实的立足点之后，它不向我们要求回报，只要我们永远记住，既然自由有生命，它也是会消亡的，因此必须怀着勇气、尊严、自重与谦虚之情，永远怀着不间断的责任感和警惕性来加以保护。现在它消失不见了。我们打盹，入睡，于是它便弃我们而去。在此刻的那种真空状态中，响起的不再是强而有力的声音，这声音不仅仅是无所畏惧的而且甚至都不知道世上有畏惧一事，这声音相互一致地说出一个共同的希望与意愿。因为，我们如今所听到的是一种刺耳的声音，它混杂着恐惧、安抚、妥协的意思，含混不清地嘟哝着说出这样的意思；我们终于觉醒，便尽力试图掩盖这种损失以不让我们自己察觉，我们用来掩盖的则是一些响亮而空洞的词语————自由、民主、爱国主义等等————那些已为我们阉割了其可能具有的一切意义的响亮而空洞的字眼。
我们的梦想遭遇过一些事情。所遭遇的事情还真的不少。我认为，下面的症状是其中之一。
大约十年前，与我交情颇深的一个老朋友，一位有名的文学批评家与散文家，告诉我，有一家资金雄厚、销路很广的每周出版一次的画刊，以丰厚的酬金向他约稿，让他来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不是写我的工作或作品，而是写作为个别公民，作为个人的我。我说不行，并且解释了为何不行：我是相信，对一位作家来说，只有他的作品是属于公众领域的，是可以讨论、探讨并为之而写文章的，作家自己把作品交付出版，也为此接受了稿酬，因此作品便被放在了那个位置上；他因此不仅仅应该而且是必须接受公众对作品所希望说或是做的一切，从称赞一直到焚毁。但是，除非是作家犯了法或是要竞选公职，他的私生活完全是属于他自己的；不仅他有权保卫他的隐私，公众也有责任这样做，因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严格地止步于另一个人的自由开始之处；而且我还相信，每一个有品位与责任感的人，都是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可是我的那位朋友却说不对。他说：“你错了。这篇文章如果由我来写，我可以写得很有品位与责任感。可是如果你拒绝我，迟早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做这件事的，他可不会去讲什么品位与责任感，他对你，对你的作家、艺术家的地位，根本置之不理，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商品、一件货物，是可以出卖的东西，好让文章更好销，并且多挣一些钱。”
“我不相信，”我说，“除非是我犯了法或是宣布要竞选一个公职，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在我事先警告之后还来侵犯我的隐私权的。”
“他们不仅是能够，”他说，“而且一旦你在欧洲的声誉传回美国并且使你在经济上也相应有所收益之后，他们便会有所动作的。你等着瞧好了。”
我便照他的话去做了。我既是在等着又是在瞧着。两年前，我偶尔与出版我的书的那个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聊天，这才知道还是那同一家刊物，已经在着手进行八年前我拒绝过的那同一个项目了。我不知道出版社是正式收到通知的抑或跟我一样，是偶尔听说的。我再次表示了反对，概括地讲了讲我所主张的那同样的理由，我仍然相信那甚至都是不容任何一个有出版权的人反驳的，因为品位与责任感，那可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一家刊物得具有它才能站得住脚并生存下去。那位编辑打断了我的话。
“我同意你的意见，”他说，“而且，你也无须向我一一列举你的理由。你不愿意这样做，理由就足够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要不要我来帮你办这件事呢？”于是他便这样做了，或是试着这样做了。因为我那位批评家朋友仍然是对的。于是我说：
“再跟他们去试试。就说‘我请你别这样做’。”接着我把同样的“我请你别这样做”的意思，向要去做这件工作的作者做了表示。我不知道他是编辑部里分配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成员，还是自告奋勇要这样去做的一位作者，说不定这主意还是他卖给老板的呢。虽然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回答大致意思是：“我没法不干呀。倘若我拒绝，他们会开除我的。”这倒没准是真的，因为我就曾因为同样的问题从另一家刊物的编辑部一个编辑那里听到过同样的回答。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那位作家，作为献身文学艺术的一分子，也同样受害于曾加害于我的那同一势力————这完全是对出版自由（人类尊严与权利的最为有力与宝贵的捍卫者与保存者）这一权力的不负责任的运用，因而也是滥用并且进而成了一种背叛————那么，剩下来我唯一能够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便是拒绝合作，拒绝与这一计划发生任何关系了。虽然时至此刻，我已经知道，这样做并不能拯救我，我怎么做也是阻止不了他们的了。
或许是他们————那位作家和他的老板————不相信我，无法相信我。也许是他们不敢相信我。也许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相信，有哪一个不畏惧警方通缉的人是真的不想————再说那又不需要他掏钱————让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刊登在任何一个出版物上的，不管那出版物在档次、名气与销路上是多么的低微。虽然也许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他们双方————出版者与那位作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论我是否知道，我们三方面，他们两个与我这个受害者，全都是受害者，害我们的则是美国文化中的那个错误（就地质学家用这一术语时的意义来说），它每一天都对我们说：“可得小心呀！”我们三方就像一个人似的面对着一种意念、一种选择原则，去区分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区分有责任感还是没有责任感的意念与选择原则，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美国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一种状态，在它的面前，我们三方（至少在目前）都是无能为力的，都是仍然注定了要加以忍受的。
于是，那位作者来了，带了他那些部下、助手、各色人等，到处挖空心思地收集材料，然后走了，后来文章也发表了[1]。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作家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因为他两手空空，倘若不写他是会丢掉饭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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