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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知清政之衰，不知极意更其污染，欲举一切旧法尽废夷之；主经验者又以清政为是，踵其贪淫，而不肯循其法纪。斯犹两医同治一疾，甲断为热，乙断为寒，未知阴阳隔并，当分疏而治之也。余独以为旧法多可斟酌，惟省制当废耳。一省小者或为二三道，大者或为三四道，道不过六七十部，所部不过二三十县，犹大于汉之列郡，而司察可周矣。明世设分守道，即布政司参政、参议也，名曰分守，即与汉时太守相同。清时并去司衔，则布政司之权已分，使各道隶于督抚，曷若隶于中央，而以巡按监之为愈乎（督抚可以挠守道之权，巡按但主纠察，不能挠其政权也）？边方斗绝，兵民之政难分，户口之数寡少，自可别为区处，不当以是概内地也。省制不除，非独政纪不能清理，而地方自治之法，亦难以见诸实行（地方稍小则能自治，过大则未有不疏略诞慢者）。明时以布政使专主省事，晚设督抚，不能专有其地（明督抚甚多，一省或二三人），而政治已渐有牵掣矣，况军民同主乎？然自两汉以下，制度整齐，莫如明世，清世因循其法，虽稍汗漫，亦未至如唐宋甚也。明之亡国，在以常法议军事，知兵宿将，倚为干城者，失一要塞，陷一藩城，无不依律处戮，熊廷弼之传首，杨嗣昌之自杀，皆坐此也，终于为敌报仇，而为清所禽制矣。清之亡国，在以军法处民政，官常计典，视若具文，最后二三十年，以赃盗罢遣者，逾数岁亦还起复，钱粮侵挪之考成，风厉杀人之罪状，始则严于小吏，缓于大僚，其后小吏亦多不治。贿积于上，盗布于下，民怨沸腾，又安得不瓦解也。是故明政于应变，清政绌于守常。言政治者，本多论常道耳。且守法之弊，能令胥史把持，得因受贿，然所取本非甚巨，亦不敢破律败度为之，议既定矣，又不保长官之觉察否也。释法之弊，胥史无受赇之门，而大臣乃为奸府，其破律败度，得以破格应变为名，其所取又十倍于胥史，而复更无长官以觉察之也。三百年以来，言胥史蠹败者多矣，清平之世，长官寡过，其忿疾胥史自可也；及于末世，士大夫之行，乃较胥史愈下，而复昌言骂詈，其忸怩不已甚乎？明世长官，不敢恣意为非者，饬法循纪之效也，然犹设都察院以督百僚，自洪武讫于隆庆，台宪箸效，吏治甚清；万历中年以降，言官始有分曹树党，而杨、左诸公之风节，于国事终非无补也。清世虽循旧设官，内多惩忌，台宪之职已轻，然大吏奸私，尚颇因之发觉。未世乃有受财鬻奏，毛举细故者，则以风宪官吏犯赃，罪加二等之制，浸废不行也。向令清无察院，其昏乱又何所底止矣。余向与总统孙公，论政多所不合，其谓中国有都察院制度善于他方，适与鄙心相中。及南都建设，余以议员或难专任，亟怂恿设评政院，遂著之约法焉。虽然，此非可以虚名取效。余从政时所有条议，多未存稿。
余于法律非专，而颇尝评其利害。以为当今既废帝制，妖言左道诸律，固宜删刊，其旧律有过为操切，反令不行者，与自相缪戾者，删改亦宜也。而今律之缪亦多，略论如左：余以法律之要，莫如刑名。唐律五刑，各分等次，明世新增凌迟、充军重法，未载律条，清律则兼载之矣。凌迟固无人理，而流刑未足惩奸，故别增发遣充军之法，亦仿唐之加役流，而稍峻厉，此所以弥缝其阙也。今拟新刑律者，死刑以下，独有徒刑一名，虽无期五等，迭为衰次，其名曰徒刑则一也。旧律为名者五，为等十七（二死，三流，各作一等），清又加发遣及五等充军，并及准徒总徒之例，其名等已多矣。今者但有二名七等，名既阔略，则伸缩当在一等之中，而不可滥于同名之内。今之伸缩，遂有三等之差，同一罪状，而徒五年与徒六月，得以随意定之，阔绝亦泰甚矣。案清世死刑监候，分情实、缓决、矜疑三种，律不明箸，而随法吏意见以为重轻，固以情伪繁多，不可豫制。今之伸缩，亦其类也。然法官不皆平情审察，不当授权过重，刑名泰简，则伸缩相悬，名之不治，而苟且以定律，纵任法官，随其高下，此乃近于古之议事以制者，岂刑书之谓乎？然则杖笞虽废，徒刑而下，宁无他种惩罚之名，徒之五等。亦宜分剂五年耳。每一年限之中，或伸或缩，法官犹绰绰有余，而罪状不失于轩轾。自徒以上，流刑虽无所用，加役流与发遣当差，今犹可以惩创，此其大法当革者也。余观唐律虽宽，滞于阶级，故黎庶屈而绅伸，明目来渐革除矣。清制多设条例，遂有奇觚。今当变革刑名，于清时律例之破碎不完者，简练以归一剂，无取诡，更旧贯，而悉以新意易之也。且监临主守诸名，名之善者也。监守自盗本在贼盗科中，罪视强盗稍轻，而视常人窃盗为重，斯乃旧制相沿，法之至当者也。今拟新刑律者，一切以侵占目之，主守侵占官财，与常人侵占私有田宅器物，遂无所分，岂忘责任所在，与悠悠路人有殊乎？又放火决水坏历史、宗教之图书建筑物者，遂科死刑，而坏常人宅舍图书者，罪反减轻，岂焚一尼庵，烧一卷《金刚经》、《新旧约》者，其罪当重，而毁广夏藏书者，其罪转轻耶？是则律为保护鬼神，不为保护生人也（清例发名臣大儒冢墓见尸者，罪至斩枭，盗大祀神御物者斩立决，过亦同此。古人已往，宜所尊敬然法不应加重，鬼神则更当置之矣）。又谋杀、故杀、斗殴杀，情罪自殊。二人以上为谋，本诸晋律，而唐律所同也，清律以谋诸心谋诸人皆称为谋，已失本原，然三者犹有分剂。今拟新刑律者，遂无殊别，此亦含胡之甚者矣。又明清诸律，亲属相奸，其罪至重。今常人和奸，但无夫者即无罪，与习贯所恶已殊矣。而亲属父子兄弟之间，聚无忌，彼则曰，他国法律固然，法律不与道德相谋也。法律固不与道德相谋，岂不与人情习俗相谋耶。彼干犯宗教神庙者，罪或加重，在彼亦谓人情习贯宜然，自中国视之，亦若为道德耳。夫人情习俗，方国相殊，他国之法，未尝尽从一概，独欲屈中国之人情习俗以就异方，此古所谓削趾适屦者矣。
余观明志，鞫问之制甚详。清亦拟议其法，其以人主亲临勾决，及有改变部议者，诚为出位，而定谳平允者亦多。若夫恭请王命即行正法，此又其泰简者也。凡事固有紧急寻常之分，不当以罪有重轻为量。彼响马江洋大盗之流，罪虽稍轻，而事关紧急，临时杀之亦可矣。杀父母祖父母及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罪虽至重，而非紧急之科，其事迹虚实，亦不如大盗之著明，则恭请王命非也。逮清末世，常罪且有就地正法者矣。今法官断罪以后，非上控者，虽至死刑，亦无再鞫之例，而上控又必延请律师，所费至巨，则是贫人常屈，而富人或有可伸耳，此其不如清初旧制彰彰明矣。旧制判狱之职，守土主之，今则别设法官，其间亦各有利害。守土主行政之事，于民多有爱憎，又事繁不暇专理，或有率尔判定者；法官于民事不关，无所恩怨，既有专职，则事稍精审，此其利也。守土奉禄有余，武断轻率者多。而受赇鬻狱者寡；法官贫乏，则受赇者自多，此其害也。宜大增法官之禄，使无他心，守土虽不能干预法事，法官有枉法受赃者，则宜付守土检举。而判决法官罪状者，当别选其人，不然则法官之朋党比周，非律所制能也。清时已得蒙古，习俗与中国异状，故刑部律与蒙古律有分。卫藏新疆，未有所制焉。近世名为五族共和，然蒙古律卒不可改，新疆虽建设行省，处置回人，亦宜有与内土异状者，卫藏等于羁縻，法由彼制，则新疆宜有治理回人条例，而蒙古律亦当更定刑名，凡法律条文，不必尽从域内，惟刑名则不可差池。蒙古律尚有凌迟之法（奴奸家长妻，本部人奸福晋，皆凌迟处死），亟宜废去，其九九赎刑，则以素少钱币存之可也。
余于晚明遗老之书，欲为整理而未逮也。古称读书论世，今观清世儒先遗学，必当心知其意。若全绍衣痛诋李光地佻淫不孝，实未足以为大过，台湾之役，光地主谋，使汉绪由兹而斩，欲明加罪状则不能，故托他过以讥之也。江子屏《宋学渊源记》，不录高位者一人，自汤斌、二魏、熊赐履、张伯行之徒，下至陆陇其辈，靡不见黜，而顾、黄二子为明代人物，又别为论叙以见端，诚谓媚于胡族得登仕者，不足与于理学之林也。其他微言难了者，尚复众多，而侈谈封建井田者为甚。是议起于宋儒，而明末遗民陈之，其意乃绝相反（除王而农别有所感，王昆绳辈意见，则纯同宋儒，其他皆有别旨）。宁人之主张封建，后世不明其故，戴子高犹肆口评之，甚无谓也。宋儒欲以封建井田致治，明遗民乃欲以封建井田致乱。盖目睹胡人难去，惟方镇独立以分其权，社会均财以滋其扰，然后天下土崩，而孤偾易除也。当时无独立及社会主义诸名，有之亦不可明示，托于儒家迂论，乃可引致其涂耳。自宁人以下者，斯类多矣。而清雍正、乾隆二朝，亦能窥其微旨，故有言封建井田者，多以生今反古蒙戮，又数为诏令以驳斥之。若以为沿袭宋儒迂论者，又何必忌之至是耶？然终无可奈何，及同治、光绪以还，行省拥兵于上，会党横行于下，武昌倡义，上下同谋，而清之亡忽焉。则先正之谋果效，而朽腐化为神奇之说亦不虚也。乌，前哲苦心，若斯者岂独一已，后之学者，其识之哉。
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时即答曰：经有古今文，自昔异路。近代诸贤，始则不别，继有专治今文者作，而古文未有专业，此亦其缺陷也。十余年中，思近世学术未备，犹不止此。诸治史学者，皆留心地理官制，其他已甚矣。姓氏之学，自《元和姓纂》以降，郑樵亦粗明其统绪，至邓氏《辩证》，渐凿矣。元明以降，转变增损，又益繁多，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元史·氏族志》别是一种）。刑法之学，旧籍惟《唐律》为完，汉晋南北朝之事，散在史传。如补兵以减死，督责以代杖，又皆律外方便之门，皆当校其异同，评其利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食货之学，非独关于租赋，而权度之大小，钱币之少多，垦田之盈诎，金银粟米之贵贱，皆与民生日用相系，此不可不论列者，又未见近代有治此者也。乐律之学，略有端倪，陈氏《通义》，发明荀勖之学，可谓精且博矣。然清康熙朝所审定者，丝声倍半相应，竹声倍半不相应。相应者乃八与一、九与四，其言人气折旋，必有度数，皆由证验所明，更谓丝器不可名以律吕，亦可谓得理者。而陈君犹取倍半相应之说，两者孰是，必听音而后知之，非衍算所能尽理，又未有商略是非者也。斯四术者，所包闳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此皆实事求是之学，不能以空言乱者，既尚考证，而置此弗道乎？其他学术，虽辨证已精，要未可谓达其玄极。夫学术不在大小，要能精审，则可以成天下之。自百工技艺之微，所诣固有高下殊绝者，大方之粗疏，或不如小物之精理矣。故近世小学，似若至精，然推其本则未究语言之原，明其用又未综方言之要。其余若此类者，盖亦多矣。若夫周秦九流，则眇尽事理之言，而中国所以守四千年之胙者也。玄理深微，或似佛法。先正以邹鲁为衡，其弃置不道，抑无足怪。乃如庄周《天运》，终举巫咸，此即明宗教惑人所自始；惠施去尊之义，与名家所守相反；子华子迫生不若死之说，又可谓管乎人情矣。此皆人事之纪，政教所关，亦未有一时垂意者。汪容甫略推墨学，晚有陈兰甫始略次诸子异言，而粗末亦已甚。此皆学术缺陷之大端，顽鄙所以发愤。古文经说，得孙仲容出，多所推明。余所撰著，若《文始》、《新方言》、《齐物论释》，及《国故论衡》中明见、原名、辨性诸篇，皆积年讨论以补前人所未举。其他欲作《检论》明之（旧著《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检论》，多所更张），而时不待人，日月亦将逝矣。昔人云：“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岂不痛哉。
余以人生行义，虽万有不同，要自有其中流成极。奇节至行，非可举以责人也，若所谓能当百姓者，则人人可以自尽。顾宁人多说行己有耻，必言学者宜先治生；钱晓徵亦谓求田问舍，可却非义之财。斯近儒至论也。追观晚清遗吏，非无二三可取者，至于林下之风，则泯然同丧矣。亡国以后，其余臭尚未涤荡，当其在位可知也。所取于林下风者，非为慕作清流，即百姓当家之事，小者乃生民常道，苟论其至，沮溺荷之隐，仲子之廉，武侯之德，未或不本于勤生。斯风既亡，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宜其澌灭而不存矣。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