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学术次第[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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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生亡清之末，少异族，未尝应举，故得泛览典文，左右采获。中年以后，著渐成，虽兼综故籍，得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过四十万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为苟同。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晚更患难，自知命不久长，深思所窥，大畜犹众。既以中身而陨，不获于礼堂写定，传之其人，故略录学术次第，以告学者。顷世道术衰微，烦言则人厌倦，略言又惧后生莫述。昔休宁戴君，著书穷老，然多发凡起例，始立规摹，以待后人填采。其时墨守者有元和惠氏，尚奇者有长洲彭氏，皆非浮伪妄庸士也。人多博览，亦知门径，一身著述，既有不暇，则定凡例以俟后生，斯亦可矣。今者讲诵浸衰，徒效戴君无益，要令旧术之繁乱者，引以成理，所谓提要钩玄，妙达神，而非略举大纲，为钞疏之业也。敢告诸生，不已，识大识小，弘之在人。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少虽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终日读《齐物论》，知多与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诸家悉含胡虚冗之言也。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日本诸沙门亦多慕之。适会武昌倡义，束装欲归，东方沙门诸宗三十余人属讲佛学，一夕演其大义，与世论少有不同。东方人不信空宗，故于法相颇能听受，而天台、华严、净土诸巨子，论难不已，悉为疏通滞义，无不厌心。余治法相，以为理极不可改更，而应机说法，于今尤适。桂伯华初好华严，不法相，末乃谓余曰：“今世科学论理日益昌明，华严、天台，将恐听者藐藐，非法相不能引导矣。释迦之后，弥勒当生，今其弥勒主运之时乎？”又云：“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科学又法相之先驱也。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性质相同尔。”斯言可谓知学术之流势者矣。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以戴氏，则在夷惠之间矣。至并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饰膏粱，助长傲诞，上交则谄，下交则骄，余亦不欲与语。余以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

    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先师俞君，曩日谈论之暇，颇右《公羊》。余以为经即古文，孔子即史家宗主。汉世齐学，杂以燕、齐方士怪迂之谈，乃阴阳家之变。鲁学犹近儒流，而成事不符已甚。康成所述，独《周礼》不能杂以今文，《毛诗笺》名为宗毛，实破毛耳。景伯谓《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故条例多为元凯所驳。余初治《左氏》，偏重汉师，亦颇傍采《公羊》，以为元凯拘滞，不如刘、贾闳通。数年以来，知释例必依杜氏，古字古言，则汉师尚焉。其文外微言，当取二刘以上，元年之义，采诸吴起，专明政纪，非可比傅乾元也。讥世卿之说，取之张敞，所指则季氏、田氏、赵氏，非如《公羊》谰言崔尹也。北平历谱、长沙训故之文，汉以后不遗只字，余独于《史记》得之。《十二诸侯年表》所载郑妾梦兰、卫鞭师曹、曹人弋雁诸事，《左氏》皆不志其年，而年表有之，斯必取诸历谱者矣。采用传文，时或改字，观《尚书》改字本于安国，则知《左氏》改字于长沙矣。所次《左传读》，不欲遽以问世者，以滞义犹未更正也。《毛诗》微言，所得尤众，藏之匈中，未及著录，今则亡矣。

    余少读惠定宇、张皋文诸家易义，虽以为汉说固然，而心不能惬也。亦谓易道冥昧，可以存而不论。在东因究老庄，兼寻辅嗣旧说，观其明爻明彖，乃叹其超绝汉儒也。近遭忧患，益复会心。然辅嗣《易注》，简略过甚。康成爻辰之说，诚无足取，以礼说《易》，则可谓有所甄明。《易》者，藏往知来之学，开物成务之书，所叙古今事变，不专为周氏一家，则康成有未及也。近欲有所论著，烦忧未果，惟条记数事，亦足以明易道之大矣。“上经以乾坤列首，而序卦偏说屯蒙，屯者草昧，蒙者幼稚，此历史以前事状也。屯称即鹿无虞，斯非狩猎之世乎？其时人如鸟兽，妃匹皆以劫夺得之，故云匪寇婚媾也。然女子尚有贞而不字，君子尚有舍不从禽，廉耻智慧，民之天性，故可导以礼而厚其生。蒙始渐有人道，故言纳妇，婚姻聘币，初与买鬻等耳，故云，见金夫不有躬也。需为饮食宴乐，始有酒食，乃入农耕之世。观说神道设教，《易》明宗教之事唯此耳。而观我生、观其生者，展转追求，以至无尽，则知造物本无，此超出宗教以上者也。观之所受曰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大凡肉刑皆起宗教，蚩尤泯棼，九黎乱德，人为巫史，五虐之刑亦作焉。参及域外，则有以违教而受炮燔之刑者矣。噬嗑有灭鼻灭趾之象，斯所以继观也。受噬嗑者为贲，贲者文饰，今所谓文明也。而君子以庶明政，无敢折狱，故称贲其趾，舍车而徒，是为废刖足而代以髡钳役作也；又称贲其须，则并除刑也。其卦亦及妃匹之事，言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者，文明之世，婚礼大定，立轺骈马，于是行矣。然亲迎御轮，亦仿古者劫掠而为之，如系赤以仿蔽前耳，故亦称匪寇婚媾（睽亦称匪寇婚媾。王辅嗣说此爻，即以文明至秽为说。所谓君子以同而异也）。足知开物成务，其大体在兹矣。屯称利建侯，象曰：宜建侯而不宁。比称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屯之侯，部落酋长，无所统属者也；比之侯，封建五等，有所统属者也。所谓不宁者，即《考工》所谓宁侯、不宁侯耳。酋长无统，不属于王所，故不宁为宜也；五等有统，来享来王，故不宁方来化为宁侯也。后夫凶者，若涂山之会，防风后至而戮矣。所谓屯者，亦不必远在上古，后世蛮夷犹尔。三代之五等，比之侯也；三代之荒服，汉之边郡属国，近世漠北漠南，屯之侯也，豫言利建侯行师者，周秦汉之侯王，大分圭土，以封功臣，其柄操之自上。晋言康侯，康训为空，则秦汉之关内侯，唐以来之虚封矣。罢侯置守，改土归流，《易》无明文，于晋乃隐示之意。下经始咸恒，亦主夫妇之道，其言变事又多矣。姤称女壮，而象云后以施命诰四方，以一阴承五阳，则乌孙、匈奴之妻后母，卫藏之兄弟同室也。然施命诰四方者，不得格以中华礼法，汉且以诏公主矣。归妹为人之终始，上经之泰，但言帝乙归妹耳，下经乃说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观夫东方之俗，帝女不下嫁异姓，而貉俗或制其夫妇同室，惟妾媵乃得进御，即其事也。且归妹常道耳，彖必言天地不交，而万物不生，归妹人之终始，其郑重至是者，亦豫为彼著戒矣。丰以折狱致刑，其义略同噬嗑，故有折其右肱，肉刑之事也。解以赦过宥罪，其义略同贲，故两言解而拇，废除肉刑之事也。余卦或言劓刖，或称天劓者，自主受者吉凶，不及法制。《易》以开物成务，故首屯为草昧，次蒙为幼稚，需以饮食宴乐，始为农耕之世。饮食必有讼者，则今人所谓生存竞争也。讼之事小者，但为两造对簿，大者则聚群攻夺，讼必有众起。指讼之大者也，是故受讼以师。夫必共甘苦听约束，然后群体固结，故有师然后相比。师比之上，宗主存焉，赋调所归，故比必有畜。有师有财，加以亲比，故履帝位而不疚。上下有辨，民志亦定矣。初设帝制，君民未有隔阂，是以泰也。自尔相沿，等威严峻，是以否也。其道古今人事之变，可谓深切箸明矣。夫生生之谓易，原始要终，知死生之说者，莫备乎蛊。随以向晦入宴息，以喜随人，受之以蛊。局言之，则医和所谓阳物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耳；广言之，释氏所谓惑业苦者，大略举之矣。沈溺惑蛊，斯非惑乎；蛊者事也，斯非业乎；虫食心腹，斯非苦乎。观之观我生，观其生，展转追寻，以至无尽，而知造物本无。合之乾元，赞以首出庶物，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而用九乃言群龙无首。象曰：天德不可为首也，义又相及。盖强阳之气，群动冥生，非有为之元本者，其曰穷理尽性，岂虚言哉？”

    余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将流为《字学举隅》之陋也。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好之甚深，终以戴、孔为主。明本字，辨双声，则取诸钱晓徵。既通其理，亦犹所歉然，在东闲暇，尝取二徐原本，读十余过，乃知戴、段而言转注，犹有泛滥，繇专取同训，不顾声音之异。于是类其音训，凡说解大同，而又同韵或双声得转者，则归之于转注。假借亦非同音通用，正小徐所谓引伸之义也（同音通用，治训故者所宜知，然不得以为六书之一）。转复审念，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如伽僧塔等字，皆因域外语言声音而造），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于是始作《文始》，分部为编，则孳乳浸多之理自见，亦使人知中夏语言，不可贸然变革。又编次《新方言》，以见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新方言》不过七八百条，展转访求，字当逾倍。余成书以后，犹颇有所得者，今亦不能自续，弟子有沈坚者，实好斯事，其能继余之志乎。

    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犹凌次仲之填词，志在协和声律，非求燕语之工也。时乡先生有谭君者，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矣。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实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与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者，适成两极，要皆非中道矣。匪独汪、李，秦汉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则不能言。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尝意百年以往，诸公多谓经史而外，非有学问，其于诸子佛典，独有采其雅驯，摭其逸事，于名理则深焉。平时浏览，宁窥短书杂事，不窥魏晋玄言也。其文如是，亦应于学术耳。余又寻世之作奏者，皆知宗法敬舆，然平彻闲雅之体，始自东汉，讫魏晋南朝皆然，非敬舆始为之也。中书奏议，文益加详，一奏或至五六千字，若在后代，则览者易生厌倦。故宋时已有贴黄，清初且制全疏不得过三百字，斯由繁而不杀，成此穷反也。曾涤生窥摹陆公，颇复简约，其辞乃如房行制义，若素窥魏晋南朝诸奏，则可以无是过矣。由此数事，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不欲纯与汪、李同流。然平生于文学一端，虽有所不为，未尝极意菲薄，下至归、方、姚、张诸子，但于文格无点，波澜意度，非有昌狂规者，则以为学识随其所至，辞气从其所好而已。今世文学已衰，妄者皆务为，亦何暇訾议桐城义法乎？余作诗独为五言，五言者，挚仲洽《文章流别》，本谓俳谐倡乐所施，然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余亦专写性情，略本钟嵘之论，不能为时俗所为也。

    余于政治，不甚以代议为然，曩在日本，已作《代议然否论》矣。国体虽更为民主，而不欲改移社会习惯，亦不欲尽变时法制，此亦依于历史，无骤变之理也。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或有拘牵琐碎，纲纪犹自肃然。明世守法，虽专制之甚，乱在朝廷，郡县各守分职，犹有循良之吏。清世素不守法，专制之政虽衰，督抚乃同藩主，监司且为奴虏，郡县安得有良吏乎？逮乎晚世变法，惑乱弥深，既恶旧法之烦，务为佚荡，以长驾远驭为名，而腐蠹出于钧府，鱼烂及于下邑，夫焉能以旧法为罪也？尚新者知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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