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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书，不言作，丧服礼兼上下，又非《士丧》之篇，文不相涉。《记·檀弓》曰：“鲁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丧，亦以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自孔子始作者，当云三年之丧，创法自我，不可以责未闻者。何乃言久不行耶？《记·檀弓》又曰：“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然则自斩衰三升，下至缌麻，十五升抽其半，其为精粗异度，繁碎亦甚矣。独有制礼自上，民胥效法，故织之家，素备其式。假自孔子制之者，纵令遍行鲁国，自适士以至府史胤族，犹当万数，仓卒制之，何由得布（按今人虽欲持衰而不得者，即以布之精粗不能如法故也）？若不自置邸店，亲课女红，布缕既不中程，则衰无以当物，唐为文具，将安设施？此则自卫反鲁，五年之中，专为缝人贾贩，犹惧不给，固无删述六经之暇矣。又若制礼于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犹多，哀公不以问孔子，独问士丧；孔子又本不作《士丧礼》，待哀公问然后发之，君则失偏，臣则失缺，其违于事情远矣。即若是者，《礼记·曾子问》篇，孔子自说从老聃受礼，宁知今之《礼经》，非老聃制之耶？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正以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制自周室，不下庶人，其后礼崩乐坏，当孔子时而已不具，故儒者不得篇篇诵习。若制自孔子者，下逮齐宣，才百有余岁，非残缺之限，孟子又无容不学也。《墨子·节葬》篇曰：“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其作《非儒》，又以是专斥儒者。《说苑·修文》篇亦云：“儒者丧亲三年。”此由丧礼废缺，独儒者犹依其法，故名实专归之。古者刑书，本无短丧之罚，故得人人自便，弗可禁止，非直晚周也。汉世晁错、翟方进为三公，遭亲丧犹不去官。若以周公时未有丧制，故晚周无三年服，汉世《士礼》既行，何以持服者寡乎？见晚周无持齐斩者，即云丧礼自孔氏制之，见汉世无持齐斩者，复可云丧礼自二戴制之耶？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晚世尊公旦者，黜孔子以为先师；讼孔子者，又云周监二代，实无其礼。不悟著之版法，姬氏之功，下之庶人，后圣之绩。成功盛德，各有所施，不得一概以论也。
三、王制驳议
《王制》者，汉文帝使博士刺六经为之，见于《史记》。卢子干从其说，而郑君以为在赧王后，说已暗昧。或言博士所作，本制兵制、服制诸篇（《史记索隐》说）。又有望祀射牛事（见《封禅书》）。今皆无有，是本二书也。不悟经师传记，时有删取其文，即今《乐记》亦不及本数，则《王制》愈可知。先师俞君以为素王制法，盖率尔不考之言，皮锡瑞信是说，为《王制笺》，所不能通，即介恃素王以为容阅。案周尺东田之文，非孔子作甚明。其言制禄，又参半本《孟子》。孟子自言去籍以后，其详不闻（孟子王制说，略可信者曰：卿禄四大夫，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案古一升当今二合，周礼上年人食四，是为二石五斗六升。一岁为三十石七斗二升，当今六石一斗四升四勺也。兼有麻豆在内，故得此数。食七十二人者，为二千二百十一石八斗四升，四之为八千八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汉承秦制，丞相视周列国之卿，故奉万石。御史大夫九卿视周列国之大夫，为中二千石，月奉百八十斛，一岁二千一百六十斛，数皆相近。《晋语》言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一卒百人，一旅五百人，则卿禄五大夫，百人则三千七十二石，五百人则万五千三百六十石。视汉制皆加三分之一，视王制说，卿则略倍矣）。当孔子时，周典犹在，纵欲改制，不当适与孟子所略闻者同。尤渎乱不经者，以为天子之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非孟子所说，而与《昏义》、《尚书大传》、《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相扶。案《周礼》三百六十官，非徒三百六十人也。官各有正有贰有考，除胥徒府史妇官不计，约三千人，而乡遂郊野之官不与。官之以事别者，一官无过数十人，官之以地别者，一官率有千百人。故乡遂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郊野凡六千五十八人。今云百二十官，徒有百二十人，何其昧于设官分职之略也（每官不止一人，而方面亲民之官，一官必至千百人，斯乃设官常法，异代所同。虽有圣知，弗能易也）？《周礼·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此十五人者，所谓正贰考也。六官则九十人，若以此率，都九卿当一百三十五人。此徒总摄维纲之吏，未及众职也。今《王制》除三公外，徒有一百十七人。若如《大传》所说，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如此，一卿之正贰考，凡十三人。略与《周官》相比，九之为一百十七人。自此而下，别事为官，分地置吏，俄空焉。《王制》亦说有大乐正、大司寇、市大史诸官，不在卿数，又非卿之贰也。若每卿三三以为佐，虽大乐正诸官，亦无所容矣。若言大夫参卿，元士参大夫，非如《周官》正贰考之制者，是则百二十官，各为正长，九卿之寺，徒有正卿一人，更无僚属为之赞助，其丛脞不亦甚乎？又其所云：“命乡论秀士，命乡简不帅教者，移之郊，移之遂。”乡与郊遂将置吏耶？其无吏也？若无吏者，命乡则命何人？移郊移遂，复命何人督录之？若置吏者，亲民之官，因地而分，其数必逮千人以上，安得徒有百二十人也？余以《王制》、《昏义》、《书大传》、《春秋繁露》，皆不达政体者为之，名曰博士，而愚莫甚焉！锡瑞又欲移其愚于孔子，谓之为后王制法。案汉官四百石，比古元士，故叔孙通制《朝仪》，吏六百石以上，乃得侍坐上寿，其下即不，所谓朝不坐、燕不与也。今以《百官公卿表》、《百官志》校之，除去三辅诸职，在朝者尚一百五十余员，皆在四百石以上，而博士、议郎之属无员者，犹在其外，宦者亦不与焉。所以给用者，四百石以下，自三百石至于斗食，其为赞助者尚众。今《王制》言王朝命吏，下至元士而止。以此为汉制法，只令旷官废事耳。且《王制》，封建制也。然千里之内，亦有乡遂，县内九十三国，外有方百里之国六十四，方十里之国九十六，以禄士为闲田，此处遂无吏人领治之耶？《王制》之县内，比汉三辅，若闲田无官者，则是欲汉废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以下也。循《王制》之法，行之无不乱治，施之无不旷官，百世可知。博士本谩不练政事，郑、孔盖未能弹正。皮锡瑞又曲解之，其言有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郑君说之，以为官者谓其文书财用，御者谓衣食。《正义》曰：百里者，谓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为二百里。即如是，天子私用，二十四倍于经费之数。虽夏癸、商辛之政，未至从欲废治如此也！其言疆域，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案《尧典》所言疆里，北至朔方，南讫交趾，东至夷，汉辽西之域也，西至西，即汉之鲜水，王莽号之曰西海，今所谓青海也（西、鲜、青一声之转）。《周官》经略，亦方万里，九州之内，则方七千里。纵以《周官》为不可信，燕召公所都，即今宛平，北得涿鹿，今宣化之域，出恒山之北矣。齐景公欲遵海而南，放乎琅邪，鲁亦奄有龟蒙，皆地尽东海矣。博士不考地望，欲摈燕、齐于九州外，孔子生当周世，必不欲割冠带之地，以资熏鬻、秽貉也。今文说亦或言中国方五千里，此虽不达周制，犹愈《王制》所说。锡瑞则云：三千里为平土可耕者，余二千里在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之内（此本《白虎通义》而误）。按《王制》，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三千里者，乘方为九百万里，故得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此本未去山林陵麓以下也。又五千里者，乘方为千里之地二十五，三千里者，乘方为千里之地九。若依五千里数，三分去一，犹有方千里之地十六，方百里之地六十六，方十里之地六十六，安得遽削至方千里者九乎？此殆三分去二，非三分去一也。锡瑞虽粗，犹宜略识画方之法，何乃荒忽至是也！然则《王制》者，博士钞撮应诏之书，素非欲见之行事，今谓孔子制之为后世法，内则教人旷官，外则教人割地，此盖管、晏之所羞称，贾捐之所不欲弃，桑维翰、秦桧所不敢公言，谁谓上圣而制此哉？抑今文家之说，皆谓汉立《公羊》，上应圣制。今《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不言崇五术，立五教，不言顺素王《春秋》。若《王制》为孔子所定，则汉立《公羊春秋》，乃不应孔子意也。今文家又言《春秋》断狱，《洪范》察变，今《王制》云：“破律以乱政，杀。假于鬼神卜筮以疑众，杀。”夫《汉律》所不著，而以《春秋》为决事比，是破坏《汉律》。说辽东高庙之灾，以为当诛大臣；见虫食木叶之变，以为当禅位公孙氏。是假于鬼神以疑众，然则仲舒论死，眭孟刑诛，于《王制》适为应辟矣。为今文而尊《王制》，只以自毙，夫何利之有？锡瑞于此，盖未之思也！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