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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皮锡瑞尝就《孝经》郑注为之义疏，虽多持纬候，扶微继绝，余甚多之。其后为《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乃大诬谬。《王制笺》者，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说已荒忽。然《王制》法品，尽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专在锡瑞也。《经学历史》钞疏原委，顾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说，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竖所不道。又其持论多以《四库提要》为衡。《提要》者，盖于近世书目略为完具，非复《别录》、《七略》之侪也。其序多两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锡瑞为之惑，兹亦异矣。又其称湖南文化，始自唐刘蜕登进士科，延及曾国藩辈，以彰进化速疾。案湖南人士始后汉桂阳蔡伦。伦诚宦者，然史称其有才学，校雠经典，伦实监理，斯固弘恭、史游之次；又始造树肤鱼网为纸，中夏文化升降之迹，伦有力焉。其后蜀有蒋琬、刘巴之徒，兴于零陵。琬代诸葛亮执政，成劳炳然；巴在汉末称高士，声及吴会。诸葛亮自言：“运筹帷幄，不及子初远甚！”誉或少过，然蜀世文诰策命，皆巴所为，诚文章之隽也。及晋有桂阳罗含，桓温称之，以为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见《晋书·文苑传》）。其文迹可睹者，有《湘中记》，时见援引，盛道湘水之美，信而有征。是数子者，皆湖南之令，异方君子，犹时想其末风绝流。锡瑞不举，独以刘蜕为初，将崇重科举，惑其神志，抑数典而忘稽古乎？汉、晋遗事犹不能悉，何况黄、唐之世，文、武之时？谓孔子以前旧无文化，亦其所也。余既睹锡瑞书，伤其芜乱，又将迷误后生，驳议云尔。
一、孔子作易驳议
汉世有言：孔子作《春秋》。未有言孔子作《易》。皮锡瑞以为伏羲画卦，孔子系辞。《系辞》者，谓卦、爻下辞也。《系辞传》则为弟子所作。案《左氏传》所载筮辞，锡瑞将谓古文难信，今姑不举。且以《大传》、《史记》及他书所记为质。《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吾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若所云系者，即是卦、爻下辞，彖、象当何所指？若以彖传、象传当之，是自作卦、爻，自以彖、象说解，其谬一也。重卦之象，人人能为之，何必文王？若专定其名者，里之囚七年，所定无过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其谬二也。连山、归藏载在《春官·大卜》。锡瑞或不信，桓谭《新论》曰：“《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大卜。《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此汉人所明见，不可诬也。孔子亦云：“吾得坤乾。”郭璞在晋，犹引《归藏》齐母、郑母诸经。《归藏》当殷已有辞。《周易》为周时所用，不为系辞，而待鲁国儒者，于六百年后为之补苴，情事相违，其谬三也。六十四卦，十五为重名，四十九为奇名，其字才七十九。夫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盖书契之恒制。七十九名，书之版牍则足矣，安得有韦编？纵令在策，其文既寡，其义又少，谙诵其名，数日则了，而远待数年之功，绳烂革敝，乃得记识，何圣人之徇齐，而今钝拙若是？其谬四也。《论语》云：“五十以学《易》。”学者非自习其著作之名，故当抽读他人成语。六十四卦，卜筮者悉能举之，若旧无卦爻辞，当何所学？其谬五也。《大传》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言中古，其为文王则明。今云：卦爻之辞，作自孔子。又云：《大传》是弟子作。师徒相接，必不谓之中古。中古已作，必不远待孔子。若云重卦称作，非必系辞，上遗伏羲经始之功，下弃尼父成书之业，徒取中流，又无其义。其谬六也。《大传》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若文王不系辞，则《大传》为妄说。若曰卦名为辞，名卦者其功微，成书者其功巨，顾不曰《易》兴定、哀，当素王与七十二君之事，独绸缪于姬氏旧王，而没本师之绩，是举其微而遗其巨，详其远而略其近。其谬七也。若以箕子岐山之属，非文王所宜言者，郑众、马融尝以爻辞出周公矣。要之，文王亲见箕子，何不可录其人？山川群神，帝王所常祀，宁知前王无享岐山者？必谓文王自拟乎？且《易》当殷末，故事状不及周世。徒有高宗、帝乙、箕子而已。若作自孔子者，当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迹。今近不举周世，远不举虞、夏，独以殷事为言，违其情势，其谬八也。《文言》为孔子作，《世家》所明著。若自作爻辞，又自设问以明其意，既非辞赋，何容有此（《公羊》、《梁》、《夏小正》、《丧服》诸传，皆弟子口问，师口答之。若设难之文，近起汉世，周时惟辞赋有此，未有施诸说经者也）？其谬九也。若曰《文言》、《系辞》二传，皆有“子曰”之文，故不得言自著。寻子者，男子之美称；夫子者，卿大夫之尊号，诚不得自据也。然司马迁官太史令而自署太史公，褚少孙亦自题褚先生，此则后进相寻，因以自号，非无其比。或言迁书署太史公者，则东方朔为书之。若然，《大传》称子者，何知非弟子别题？若以两字有疑，因谓《大传》出于门下，可曰《史记》百三十篇，悉非子长所撰耶？其谬十也。序、彖、象、说卦、文言，皆传也，卦、爻辞则为经。若系即卦、爻辞者，《史记》当列文最先，何故退就序、彖之下？文在传次，而以为经，其谬十一也。《左氏》记载筮辞，容为今文家所不信，太史公世治《周易》（谈受《易》于杨何，迁亦自云正《易传》），于《左氏》内、外传所录，悉载在《世家》言。若知为孔子作者，当辨《左氏》之非，纵无驳证，犹当去其文。今则绵篇牒，往往而见，曾无存疑之辞。既以迁书为据，而云辞由孔子，其谬十二也。《传》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谓孔子作《易》者，太史公所不著，施、孟、梁丘所不言。锡瑞直以己意断其有无，吾见世之妄人多矣，于皮氏得一焉。
二、孔子制礼驳议
《礼》五十六篇，皆周公旧制。《记》言“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此谓旧礼崩坏，自此复著竹帛，故言书，不言作（此犹汉末玉佩制亡，惟王粲能记其法。非王粲以前无玉佩，而自粲始制之也）。俗人疑礼为孔子所制，证以孟子所举，滕文公行三年丧，其父兄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明周公本无三年丧制（此本毛奇龄说）。然孟子时，诸侯去其籍久矣。滕父兄言不足证。《春秋左氏传》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又曰：“君有大丧，国不废搜。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国不恤丧，不忌君也；君无戚容，不顾亲也。”曾申者，左氏之徒，其言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鬻之食，自天子达。”明春秋已有三年丧制。杜预以为卒哭除服，既反《传》义，滕父兄言鲁先君莫之行者，即以昭公大搜之事为法，非周典也。虽然，天子诸侯有朝会莅政之典，是故康王在丧，麻冕黼裳以受册度，出在应门，犹受黄朱之乘，退则释冕而反丧服。明出入异容矣。孔子曰：“高宗谅，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此盖殷制有然。周时臣为君亦三年。自士以至三公，其服无等。天子葬期七月，则冢宰百官皆在倚庐。若背殡行事，则持丧为虚；若相随居丧，则政事将废。冢宰以下，既有听政之期，明天子亦临政御门自若，反在丧次，然后寝苫持衰。《春秋》：“宋平公卒，寺人柳炽炭于位，元公将至，则去之。比葬，柳遂有宠。”惟寝苫无床，故当以炭温地，言其将至，又明不终日在丧次也。若夫士丧之礼，柩在殡中，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逾月而葬，故有力者足以堪此。天子葬期七月，诸侯五月，瘠墨过甚，非有生所能堪。然则居庐食鬻，上下所同，兼御菜果，宜其异矣。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今古文典籍所同。犹以《记》言中月而，遂令郑、王异说，二十七月之制，自郑始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时去僖公之薨，适得二十五月，故左氏以为礼（丧制计月，本兼计首尾，葬期亦然。非如今人刻日而计也）。若从旧，为已未逾月，若从郑说，亦大祥以后也。大祥朝服缟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领袖缘皆然。素，缟冠纰素，中衣领袖缘带皆然。去腰，弃杖，白麻屦无，醯酱干肉，出垩室，始居内寝。按小功成服十一升，义服十二升，既葬，裳如故，居内寝。故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三年之丧，大祥以后，服十五升布，其缕已细于小功之末。虽不得行亲迎，纳币固无嫌矣。盖冠、昏皆嘉礼，然情欲之事，于丧有牾，成人代父，在丧则宜。是故三加之节，在殡而行（成王因丧冠，可证。盖不冠则无以成服也）。别内之制，及犹厉。纳币轻于亲迎，重于加冠，故既祥则可以行，斯先王所以立中制节也。虽依郑义，左氏说犹可通，况于古者三年之丧，旧典皆云二十五月而毕哉？后人不晓变除，直以三年之丧，始终若一，进者则云鲁文丧娶，退者又言卒哭除服。其他见《春秋》。诸侯在丧不废朝聘，因以古制无三年服。岂悟共主领录九服，邦君亦有邻交，居庐莅丧，事不偏替者乎？毛奇龄好为诬说，皮锡瑞又据孺悲学丧之文，以为礼始孔子，亦其谬矣！《士丧礼》固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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