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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伟成案：余杭章太炎先生炳麟，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旁逮子史，并多阐发，而于小学为尤精。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能灼然见语言文字本原；盖应用清儒之治学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故其精义多发乾、嘉诸师所未发也。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深入。著《齐物论释》，以佛法解老、庄，乃与《瑜伽》、《华严》相会。自谓：“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既游日本，兼涉西籍，更能融会新知，贯通旧学，所得日益闳肆。所著《菿汉微言》、《检论》、《文录》诸篇，皆淹雅博洽，语多深造。尝曰：“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是先生之学，固度越清儒矣。惟生居浙东，颇究心明、清掌故，盛倡种族革命，其影响于近世学术思想者至巨。既叙勋民国，允推当代大师。伟成纂述兹书，固以“传人传学”为旨，又经先生详加论订，稍有增删。爰略志学行，用示景仰。并转载原书于后，期供海内学者共证订焉。书曰：
得书，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序目》。世衰道微，足下独能存此典型！所序亦甚精审。然陡欲著书传世，则不惮加功切；纵出书稍迟数月，不嫌其晚。故鄙意有见为未是者，即识于纸端。大义未申，复作书以明吾旨：
一、原书“先导大师”一类，列顾、黄、王、颜、阎诸公于前，其实非只此也。如朱鹤龄、陈启源于《诗》独尊毛、郑，扫徽国《集传》之芜，其功不在阎百诗下（一《诗》，一《书》）。黄生研精小学，与专求篆隶，审正形体者不同。————此数人者，或与百诗同时，或稍在前，其名不如百诗之广，其实则未必有歉，似宜并著“先导”传中。而毛奇龄诋朱有余，自身瑕垢则或转过于朱（如《四书改错》，可笑可鄙之处甚多），允宜删去。如以朱、陈、黄等不可称“大师”，则一切皆称“先导耆宿”可也。
二、史学分“浙派”、“别派”，尚非允惬。代嬗之间，知明代旧事者，自以浙人为多，然所重则在作史耳。“作史”、“考史”二者才本不同。今宜将“作史”、“考史”分列，不必以“浙派”、“别派”分列。“作史”者，如：万斯同（《明史》原稿有列传五百卷，其纪志则未成，今所行王鸿绪史稿，非万氏原本），温睿临（《南疆逸史》），王夫之（《永历实录》），皆端然自成一书。而陈黄中之于宋史（《宋史新编》），吴任臣之于九国，邵晋涵之于南宋事（《南都事略》），谢启昆之于西魏，皆“作史”者也。毕沅之《续通鉴》，虽不逮温公，亦有所出于正史外者。余如补表诸家，皆当以“作史”论矣（如《明鉴》、《明纪》之类，不能出于《明史》外，则不足道）。若王鸣盛、赵翼，则“考史”者也。钱之《廿二史考异》，虽校王、赵为精，亦“考史”者也。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然今之“作史”者，不过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是以两者不容轩轾，而不得不分也。
三、校雠家之功罪，在清代正宜分别。其私家校雠者，虽微及数卷，但能勘对停审，则皆于古书有功。其官局校雠者则异是。清修《四库》，本藉此以禁明代书籍，为其有所刺讥也（史部、集部、笔记皆有）。观违禁书目所载，有令毁者，则《四库》不载矣；有抽毁者，则《四库》亦加以删改矣。今且未论《四库》定本，即自违禁之谕一出，而民间刻书亦多依以删改。今所传《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之流，已非真本。此则编纂《四库》者之罪也。纪昀之类，亟宜删去。惟朱筠请集《永乐大典》，其后遂有武英殿丛书，此则不为无功者耳。
四、“今文”之学，不专在常州。其庄、刘、宋、戴（宋之弟子）诸家，执守“今文”，深闭固拒，而附会之词亦众，则常州之家法也。若凌曙之说《公羊》，陈立之疏《白虎》，陈乔枞之辑三家《诗》、三家《尚书》，只以古书难理，为之征明，本非定立一宗旨者，其学亦不出自常州。此种与吴派专主汉学者当为一类，而不当与常州派并存也。当汉学初兴时，尚无古、今文之分别。惠氏于《易》，兼明荀、虞；荀则“古文”，虞则“今文”也。及张惠言之申虞氏，亦“今文”也。其他如孙之《尚书》，江之《礼书》，或采《大传》，或说《戴记》，皆今、古文不分者。故不得以偶说“今文”经传，遂以常州家法概之。《春秋》三传，《梁》最微；桐乡之钟、丹徒之柳、番禺之侯（尚有江都梅蕴生，其书未见），皆具扶微补绝之心，而非牢守一家以概六艺者，与常州家法绝殊；要之，皆吴派之变迁而已。
————以上四事，编次时宜折衷至当，不应卤莽而为之也。
若夫汉、宋兼采者，亦不止浙、粤为然。宝应刘台拱、朱彬二家皆兼宋学意味，而朱之《礼记》为甚，即皖学大师江、戴二公亦然（江本兼谈宋学，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实兼采宋学，惟小学、音韵、历算、地理，不涉宋学耳）。至高邮、曲阜始醇粹无杂耳。
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以其附经于史，与章学诚相类，亦由其外祖段氏“二十一经”之说，尊史为经，相与推移也（段氏《经韵楼集》有《十经斋记》，欲于十三经外，加入《大戴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为二十一经）。
魏源不得附常州学派。如说《诗》多出三家之外（以《小雅》“念彼共人”为厉王既放，共和摄位时作），说《书》不能守欧阳、夏侯（以黄道周三易洞玑说《洪范》），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
王运亦非常州学派，其说经虽简，而亦兼采古、今，且笺《周官》（庄氏亦讲《周官》，刘氏兼说《书序》，是知当时只攻《左氏》，犹未尽攻“古文”也。逮邵懿辰始书攻“古文”耳。王氏生于邵后，独兼古、今，且笺《周官》，则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于惠、戴二派外独树一帜，而亦不肯服从常州也（王少年尝至广州，为陈澧所诃，不肯服惠、戴；又与邵懿辰意见不合，故不肯步常州后尘）。
————此数事，虽无关宏旨，能审正则更善矣。
原稿附上 章炳麟顿首（九月十四日）
支伟成案：方此书属稿时，正值江、浙兴兵，沪、宁道梗；居困处危，益励于学；衷有所疑，辄就胪询；而太炎先生亦不惮挥汗作答，委曲尽言。兹并录问答之辞于后，若他日宇内清平，昌明学术，其将观此而感慨系之矣！
问：前奉手书，渥承明教，诸所指正，悉当遵示更改。惟愚昧之资，尚有怀疑莫决者，辄胪陈于后，伏愿先生再进而教之，抑又伟成之厚幸也！
答：烽火接天，吾与子犹效鲁城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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