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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苏州学派笃信好古，惠氏弟子如江声、余萧客，其学亦不甚高。江声之后如顾千里辈，一变而为校勘学。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沈》，又作《文选音义》，故又流入《文选》学。王鸣盛作《尚书后案》，亦守古，主郑玄说，一字不敢出入。即戴震之学传至苏州，亦染守古之风，如段玉裁之弟子陈奂，虽本戴学，然其疏《诗》，则不取《郑笺》，专主《毛传》。钱大昕与惠栋亦有关系，然非师弟，钱氏考经证史均甚精核，音韵亦能发明双声，颇多独得，不泥古，与惠栋不同。戴初见钱时，钱已成翰林，戴则寓徽州会馆中，颇落拓，人目为“疯子”，戴氏见钱后告人曰，“吾以晓徵为第二人”，盖自居于第一人也。然钱颇盛称戴，故戴名日起。至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则仍推钱为第一人。苏徽二派，势不相容，然钱氏确高于戴氏。戴后入四库馆，其弟子中有名者为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丁杰等。丁杰较逊；任大椿曾作《弁服释例》；段、王、孔三人学问最精。孔广森始治《公羊》，然其最佳之著作则为《诗声类》。段氏作《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周礼汉读考》、《古文尚书撰异》等。诸书中以《说文解字注》用力最勤，做了三十年，为段氏最后成绩。其作《古文尚书撰异时》，尚年轻，前人多称誉此书，以为精于《说文解字注》；然自今日视之，则《说文解字注》实较《古文尚书撰异》为精，因为就新出之《三体石经考证》，知《古文尚书撰异》实甚疏舛也。王念孙传戴氏之学，所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诸书，考明训诂，较以前诸人均为切实，段氏尚有疏谬，王氏则无。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又著《经传释词》，指出古人误解虚字为实字，亦是一大发明。王念孙虽从戴震游，起初并无传戴学之意，故其成功是偶然的。王氏为戴氏之事务官，可谓称职，然王亦能为政务官。《经传释词》诸书之后，有先师俞曲园（樾）先生的《古书疑义举例》诸书，俞先生又王氏之事务官也。王氏以高邮人而传徽学。
是时扬州又特出一支，即汪中，汪与王念孙为同事（在阮元学政幕中），又系同乡。汪之为学虽出于戴，而不为戴氏所缚，又宗顾炎武，不肯为章句之学。其毕生精力所萃，在《述学》一书中。此后扬州学者甚多。有凌曙者，其教弟子可谓得“狡兔三窟”之意，命陈立治《公羊》，刘文淇治《左氏》，因若《公羊》衰则有《左氏》在，《左氏》衰则有《公羊》在也。陈立治《公羊》尚实在。刘文淇数传，至曾孙师培而绝。《太史公自序》说，“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余谓仪征刘氏之学，真绝于刘师培也。
与苏州学派不算一支而有关系者，为常州学派，此为今文学派，其治学专以《春秋公羊传》为宗。此派开端者为庄存与，其后有名者为刘逢禄、宋翔凤、以及浙江之戴望等人；人虽多，而学术精良者少。至于康有为以《公羊》应用，则是另一回事，非研究学问也。浙江尚有邵懿辰者，亦讲今文。庄存与虽讲今文，然亦讲《周礼》，而且还要讲伪古文《尚书》，刘逢禄亦讲《书序》，不尽今文也。
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专重古文，与今文为敌，此其例也。然今古文实亦不能尽分，即如说《礼》，总不能不杂糅今古文，即宋人之说亦不能不采。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胡培作《仪礼正义》，二家讲礼，总不免牵入宋代李如圭、张淳诸人之说也。
清代学派中，尚有四明学派，此派不起于清，实源于宋。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说经多讲三礼。其后传至黄式三，式三子以周作《礼书通故》，意欲集三礼之大成，此书杂糅汉宋及今古文，因欲说《礼》，则今古文不能不杂糅，汉宋亦不能不杂糅也。若只讲古文而不讲今文，则先须排斥《礼记》，这是做不到的；而宋儒说《礼》亦有甚好者，不能弃而不录。所以今古文不能不杂糅，汉宋亦不能不杂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能排斥今文，然不能尽斥宋说，此则今古文虽欲争而亦有不能争者。
清代经学，自分布之地域观之，最先为苏州（后又分出常州一支），次徽州，又次为扬州，浙江在后。其在山东，则有孔广森及桂馥。在广东，则有侯康，讲《梁》；又有陈澧，亦是汉宋杂糅者。余如四川、两湖亦有经学家。惟有一处纯为宋学，绝对不受汉学影响者，即江西是也。江西本陆学极盛之地，宋代朱熹讲学之所，故在历史地理上为一特别区域。大概学问亦如催眠术，遇有特别情形者则不能催。江西之学风，在清代三百年中绝不受汉学影响，今之江西犹昔之江西也。
清初亦有理学先生，后来汉学家出，尚不敢菲薄理学，如惠栋之流，说经虽宗汉，亦不薄宋；江永且为《近思录》作注。自徽州派之戴震出，方开辟一新世界。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大反对陆王，对于程朱亦有反对之语。后人多视此书为反对理学之书，实则为反对当时政治之书。清初皇帝表面上提倡理学，常以理学责人，甚至以理学杀人，故戴氏书中有云，“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是他著书的要旨。戴氏见雍正乾隆动辄利用理学以责人，颇抱不平，故攻击理学。戴氏以前，尚推崇程朱，此后遂不复谈宋学矣。
桐城派始祖方苞，颇自居于理学。至姚鼐，则无理学之见。姚在少年时愿从戴震学，戴拒而不收————究竟是不敢收，还是不屑收，却不得而知————因此两人极相左。翁方纲自附于理学，故姚与翁均攻戴。至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对戴仍不减仇视之意。《汉学商兑》中斥汉学之弊，颇有中肯语。惟方氏谓汉学家于立身行己之道不讲，这却不然。当时的汉学家，品行无甚坏者。唯孙星衍较坏，然亦小节，不过好男色而已；然当其点翰林时不肯拜和，则不可谓不讲气节，在山东按察使任内，平反冤狱甚多。大概汉学家亦如耶稣教人，即欲为非，亦不敢，因汉学家亦不敢叛周公孔子之教也。故如汉世张禹、孔光、马融之徒，清代无之。大抵清代经师平常人多，故难得有为则有之。唯阮元在官能平海寇，此为汉学家之功业，然阮氏除此以外，亦并无十分好处。其余诸人在官亦平常，无特别好，亦无特别坏。其所以然者，因为他们本欲自处于无用，盖自清初诸人均不愿入仕，故其说经，不但无通经致用之说，即议论亦不愿发，虽今文派之刘逢禄亦无此思想。后来之通经致用说，则从康有为起。此或自古已然，如战国时之经师，据《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录，如商瞿、梁赤、公羊高等，在当时皆毫无声名。孟子由经师转入儒家，故成有用。可见自来经师本多如此，非独清人然也。故吾人评清代汉学家，可以说他们无用，却不能说他们品行不好。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先生来平。三月三十一日，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合请先生为学术的演讲，这篇文章就是那天的演讲笔记。自从前年（一九三二）年底本月刊发刊以来，我早就打算把它登在去年（一九三三）的《文学院专号》中。但因那时北平一天一天地危急起来，学校与个人都闹到“不遑宁处”，这篇笔记，不知道给我搁在哪儿啦，所以只好暂且不提。最近居然在无意之中找到啦，我把它看了一道，觉得柴德赓君所记，大体都对，但亦间有未合之处，于是把它略略修改了一下。修改的时候，极力追想那天所听的话，但模糊、错误、忘记之处一定很多。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钱玄同记。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师大月刊》，第十期，章太炎演讲，柴德赓记录。</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