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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方面甚广，然大概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学力而成者多。关于天才方面的，如诗、词、古文等均属之。清代的诗本不甚好，词亦平常，古文亦不能越唐宋八大家之范围，均难独树一帜。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乃清代所特长，亦特多：如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均甚有成绩。此等学术，全赖学力，不赖天才。此外如理学，是半赖学力、半赖天才的，清代于此学亦不甚高明。所以现在只讲清代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不讲天才方面的学术，就是半学力半天才的理学也不去讲它。单说学力方面的学术，有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等。
清代地理，自成一派之学，开端者为刘献廷与顾祖禹。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来讲地理者均推崇之。然顾氏实一闭户读书之人，各处地方均未实历，全靠刘献廷的帮助，因为旅行各处以实地考察者实为刘献廷，故《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乃是以刘献廷的经验与顾祖禹的文章凑合而成的。刘献廷在中国地理学上有一大发明，即中国旧日地图无经纬度数，刘氏始以北极高度为标准而画度数，此后地图用此，皆刘氏提倡之功。讲山水者有齐召南，曾作《水道提纲》。齐氏之后，有汪士铎，曾为胡林翼作地图，中国新近所出地图，均以汪士铎地图为祖。此两家虽可称发明，然他们均曾见内府地图，实有所本，并非独得之功力。清代讲地理之学较好者，当推此四家。其他考《水经注》者，考地理志者，多琐碎繁杂，不必论。
清代算学，以梅文鼎为首。清初算学家有一通弊，多偏于天文方面，故只能认为天文学家，尚不能认为算学家。又多讲迷信，如江永之流，尚不能免此病，虽梅文鼎亦迷信测天步历，盖当时风气如此。自梅氏后，几何学渐渐通行，此本西法，不过将中国旧日算法加以推明，此梅氏所以仍为第一也。康、乾之间，尚有数家，如戴震作《勾股割圜记》，亦未能脱迷信。真有发明者，当推李锐之四元说，李氏仅讲测天，不讲步历，所以高人一等。其余如罗士琳、项名达等，亦各有著述。李善兰始治代数，华蘅芳始治微积，然代数微积本非中法，不足称发明。故学者虽多，而可数者殊少。
清代史学极盛，著述亦极多。史学可别为二，一为作史，一为考史。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兹分别言之：
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万氏此书，乃私人著作。万曾客于明史馆总裁徐元文家，与《明史》极有关系。此书只有列传，无纪、志、表，列传亦多为王鸿绪所作。王氏操守较差，人多讥之，然此书之成，王氏与有功焉，后人不应以其个人操守之差而诋排之，须知前代史家如范晔之流，其个人品行又何尝高出王鸿绪，然世皆称道其书，不以人废言，那么，又何必苛责王鸿绪呢？清代史学著作，完书甚少，《明史稿》自可首屈一指。次则为毕沅之《续通鉴》。万氏《明史稿》之价值过于《宋》、《辽》、《金》、《元》诸史，而毕氏《续通鉴》则远不及《通鉴》；司马温公书有论附于篇后，毕书则无之，即考异亦不详。此书本无大价值，因作史者少，故列入之。宋王曾作《东都事略》一书，清邵晋涵乃作《南都事略》以补南渡一代之史，惟今日未见其书，但知有目而已。尚有温睿临者，撰《南疆逸史》，为正史体裁，虽不完具，亦勉强可算一个。后咸丰间徐作《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二书，《纪年》为编年体，《纪传》为纪传体；徐氏不过是一个八股先生，于史学实无功夫，然此二书则尚算完备。近人柯劭作《新元史》，亦可算一个作家。如此一算，清代作史者居然尚有七人。
考史者清代特多，最早为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后来补表补地理志者如钱大昕、洪亮吉等，于史学均能得大体。其余零考琐录者尚多，以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最佳。三书之中，钱书当为第一，钱、王是一路，赵则将正史归类，其材料不出正史；钱、王功力较深，其实亦不免琐碎。故论清代考史之作，实以补表为最好。
清代史家有二长处：第一是实在，第二是不加议论；然其短处亦在此，所以虽无胡致堂之妄，亦无司马温公之长。
讲到清代史家，尚有一事应注意，即论史不敢论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明史》乃是所谓“钦定”之书，且事涉清室，自应避免，不赞一词。其实《明史》非无可议者，是则有待于后人矣。
小学为清代所特长，开端者如张、顾蔼吉诸人，不过考汉碑字体，辨别隶书之正俗，够不上说专门学问，因为这不过是教小孩子认字而已。前代小学家多从《说文解字》着手，而清代小学家却先讲音韵。顾炎武作《音学五书》，以《诗》、《易》、《离骚》用韵为据，音理虽疏，证据却完备。顾氏分古韵为十部，至江永作《古韵标准》，则分十三部，较顾氏为精，因江氏长于审音也。戴震始定古韵为九类，以九类分平声为十六部，连入声共廿五部；实则廿五与十六，十六与九，是一样的，因平声十六部有“阴声”与“阳声”之别，阴声七部，阳声九部，再加入声九部，即成廿五部。自此音理始大明。后来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廿一部，皆不离戴之廿五部。明古音方能明训诂，明训诂方能讲《尔雅》、《说文》。邵晋涵与郝懿行，均讲《尔雅》者也。讲《说文》者更多。前人讲《说文》不甚好，因为仅讲形体；段玉裁出，始将声音、训诂、形体三者合讲，其《说文解字注》，虽有改字及增删之病，然大体实甚精当。严可均作《说文声类》，亦甚好。此后王筠的《说文四种》，则仅足供初学之用而已。桂馥的《说文义证》，发明亦甚少。
“小学”本合文字、声音、训诂三部分而成，三者不能分离，故欲为此学定一适当之名称却颇难，名为“文字学”则遗声音，名为“音韵学”又遗文字，我想可以名为“言语学”，因为研究小学，目的在于明声音训诂之沿革以通古今言语之转变也。清代小学所以能成为有系统之学者，即因其能贯通文字、声音、训诂为一之故。或谓小学专为说经之用，则殊不然；因经书之文虽为古代之言语，而言语却不限于经书也。惟欲说经，必先通小学，始能了解古人之言语。此如算学本非为测天步历而作，而测天步历实有赖于算学。故小学固非专为说经之用，而说经实有赖于小学。
清代经师有汉学与非汉学之分。清代经学前驱亦为顾炎武，顾氏无说经专书，惟《日知录》中有说经之部分。顾氏说经，均论大体，小处不讲。彼时汉学尚未成立，顾氏犹时采宋人之说。然同时已有汉学家出，如陈启源讲《诗》，已专据《小序》，与朱熹相反。考《尚书》者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对于今本《尚书》，辨别其中孰真孰伪，于是古文诸篇为伪造之案始定，此为渐成汉学之始，然尚无汉学之名。臧琳作《经义杂记》，考经典文字之异同，极类汉学家言，或有疑为非其自作者。此后南方有两派，一在苏州，成汉学家，一在徽州，则由宋学而兼汉学。在苏州者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在徽州者为江永，由朱熹之学入门，有《近思录集注》，本非汉学，惟讲《周礼》甚好，且较惠氏尚过之，故世亦称之为汉学，然江氏本人则不自认为汉学也。江永弟子有金榜，曾作《礼笺》；又有戴震，则实为宋学家，非汉学家。由声音以求训诂，通训诂以说经，虽始于戴氏，然戴氏之学实比其师江永不如，比同学金榜亦不如，而竟享盛名者，盖学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戴氏如政务官，其事务官之职务则后人为之担负也。戴少时与惠栋曾相见，后来不甚佩服惠氏，因为惠氏所作《明堂大道录》之类，颇多迷信之谈，戴氏颇不以为然。日本人有一戏语，谓惠栋为洪秀全之先驱，我谓惠氏颇似义和团之先驱也。
苏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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