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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父子的“一家辞赋”
/罗庸/
东汉末以及三国时代之文风，并不能以曹氏父子为代表，其时隐逸者如管宁，他如吴蜀皆有文士，不必以曹氏父子概括尽之，所以然者，以《文选》之选文上溯建安故，而七子三曹之名特著焉（关于建安时代之文风，可参考《文心雕龙·时序篇》）。
魏武之为人，后世对之毁誉参半，按三国时足称人杰者凡三人：魏武帝、诸葛亮、司马懿。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曾多方毁谤魏武。其实魏武为人，乃东汉末一般士人之态度，时天下大乱，诸侯拥兵自雄，各以兴复汉室为口号，而成败各有不同。魏武以政治眼光招纳贤士，有三令可供参考：（1）求贤令；（2）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3）取贤勿拘品行令。其中“唯才是举”乃其取才之标准。又云：“凡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负治国用兵之术者……”一反东汉士风之所趋。《魏志·丁谧传》注引《魏略》丁斐事，载斐不敦品，常盗取公物，如官牛、官印等，人告于武帝，帝笑而为之婉解，可见其所招致人才之方法，及其人才称盛之理由。
曹氏之搜罗人才，虽父子间亦有竞争，即当时各州牧亦好罗致人才，此事可见《魏志》廿一《邯郸淳传》注引《魏略》：淳原为刘表之门客，建安十三年，荆州内附，淳入魏，文帝求为门客，子建亦求之。武帝乃令淳见植，植初不与言，既歌且舞，又谈天地玄黄及其文学诸技，淳出而大赞之。后文帝嗣位，淳不得已而来归门下，作《投壶赋》献之，由是可知曹氏父子之所以讲究文学，在借此以招致文学之士。今读其父子之诗文，斐然可观，盖其用心苦矣。
武帝遗令之文而外，犹工五言乐府。其时五言乐府为新体诗，武帝竟敢尝试之，且每诗皆可播之管弦。迨乎子建之作，已成文人五言诗矣。魏文亦颇工诗，又思成一家之言，与《论衡》《中论》并驾，因成《典论》之制。有学者癖，犹是东汉风气，唯子建最重文学，为文尚藻饰，雕琢之言十占六七，足与七子比肩。又魏以前以文为游戏者甚少（如王褒《僮约》），至魏而命题作文之风起，如魏文伤阮瑀寡妻，召七子之徒作《寡妻赋》，又有《宫中槐树赋》，有竞赛意味，使文人用心更深，而远违个性，由此至唐弗衰。
所谓建安七子
/罗庸/
七子实不通之名词，源于《典论·论文》，列孔融等七人为一串，而子建《与杨德祖书》亦遍论当时文人而不及孔融，所见甚是。《文心雕龙·时序篇》之论七子，本自《典论》与子建之书。夫七子者，并非同时相友之人，且当时能文者亦不止七子，故谓之不通。由魏文《与吴季重》[1]二书及吴之《报魏太子书》观之，皆以七子为侍从之臣，论七子者不可不知。
七子中孔融不能入流，盖融长魏武二岁，以行辈论，当为文帝世伯，其文尤为文帝所好。建安十三年六月，融被杀时，王粲尚在荆州，二人并未谋面。后魏文下令求融遗文，强列入七子之中，实有不妥之处。说到孔融之文，可知东汉末及三国文学之转变。桓灵以上，
文人以经学为主。汉末两大作家，一为蔡邕（伯喈），一为孔融[2]，而文学史家每将此同时代之二作者分为两期人物，以蔡归之汉代，诚以其所着重在经学故也，逮至文举而辞赋之气加重，蔡犹有党锢诸贤清流之风，文举则为狷狂纵诞之士。自曹操由兖州牧兴起，朝廷中能评议时政者，唯文举一人而已，深为曹操所畏忌。后曹次第平袁绍、平陶谦，将伐荆州，过许昌，因借故诛杀之。
阮瑀为嗣宗之父，字元瑜，影响其子甚大。陈留阮氏在东汉时为旧族，瑀在家时颇有文名，魏武起自兖州，招纳贤士，而陈留适在其势力范围，世传瑀初不出，魏武以焚其村舍相挟，故不得已而出焉（此史实尚不能十分可靠）。瑀尝作《首阳山赋》（王粲及嗣宗皆有此作），作于建安十七年（荀彧死年，为反对魏武篡汉而自杀者），此作就其所作之年月观之，实有深意。瑀之死，亦在是年，而文帝所称“书记翩翩，自足乐也”，盖赞其在征刘表前后所作，而咏怀之制，当推《首阳》一赋，有不得已事魏之隐痛在焉。
刘桢，字公幹，东平人，为七子中最平凡者，亦魏武门下最不得意之人，除文集外，尚有《毛诗义问》，可知其在家时仍以治经为主。因平视甄后为武帝所怒，罚令磨石，终身不复重用，后死于时疫。文帝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七子中最善徐幹，盖同乡故也。
陈琳，字孔璋，广陵人，七子中生年较久，生年不可考，死时当在六十岁左右，初为何进记室，后为袁绍作讨曹之檄。建安八年为
操所执，惧甚，然曹氏竟不问前情，故终身顺服，为真正文学侍从之臣，无甚怀抱可言，遗文颇多，亦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时疫。
应玚，字德琏，与其弟璩（休琏）为曹氏门下最委屈之人。黄巾乱时，曹嵩位于三公，后迁于琅邪，及操为兖州牧，令应劭为保护之责，后嵩为徐州牧陶谦部下所杀。操怒，乃讨伐徐州，屠城廿五万人，劭惧，乃携二侄投北海袁绍，著《汉官仪》以试操，操不咎既往。劭未及出，于成书之次年卒。二侄居冀州，及绍死，二子争锋，为曹所破，二应俱为所得，故居门下，不敢有所作为，盖身世使之然也。
徐幹，字伟长，北海人，魏文最称其《中论》，以为“议论典雅，足传于后”。实不应列入七子，而应入于仲长统等子家者流。幹如不为曹操所强征出仕，当如管幼安、庞士元、司马德操之以隐士终。所作《中论》，乃汉末士人对时局对症下药之作，无名氏《中论序》，表彰其建安十三年后，居邺下不食魏禄，茅檐衣结，生活极苦，不与曹氏合作，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卒。
王粲，字仲宣，山阳人，祖四世为三公，为七子中最光彩之人物，故陈寿特为立传，实际仍为魏文士传，粲其尤著而已。十二三岁时入长安，见知于蔡邕。建安之乱，南窜荆州（十五岁前）居十二年而赋《登楼》，第十三年劝刘琮降操，最为魏武所重，位列军谋祭酒，每有征伐，必参佐戎署，未尝以困顿终其身。建安十七年、二十年伐吴皆从，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地位在徐、陈、应、刘之前，而书记之作，不若陈、阮之多，可想见其致力多在政治方面，只《首阳山赋》一首为同赋，仍有东汉末之文风，抱兴复汉室之志，非乘时窃位之徒也。
七子外，值得提及者尚有下列数人。
杨修，字德祖，为子建唯一畏友，文学之气味也极相投。今存与子建来往之书简若干首，后为武帝所杀。
丁仪、丁廙，亦子建至友，子建尝自谦以为弗如。
吴质，字季重，盖善于自处者也。始终不为内官，常外宦以避祸。风格近于七子。
诸人文学风格，《文心》评之为“慷慨而多气”，虽辞赋气重，而不至于冗弱者，以诸子不徒为文士，盖各有其怀抱故也。
王充《论衡》尝分人之才为若干类，但未以某人工某体文为评论，至魏文著《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皆各于其所长之文体而称道之，如仲宣娴于辞，阮、陈长于书，伟长长于论，德琏著《文质论》，但无甚发挥。刘桢，魏文称其五言，但今所传者，罔见佳构。自此，“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语，成空论矣。
左思、刘琨、郭璞
/萧涤非/
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能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的传统，写出了有充实内容的作品的作家，是杰出的诗人左思。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附近）人。大约生于魏废帝时代，卒于西晋末年。左思出身寒微，晋武帝时，妹棻以才名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师。思官秘书郎，以《三都赋》显名当时。惠帝时，预贾谧二十四友之列，并曾为贾谧讲《汉书》。永康元年，谧被诛，乃退居宜春里。后齐王冏命为记室，辞不就。太安中，张方纵暴京师，遂全家去冀州，数岁而死。
左思现存诗十四首。《文心雕龙》说他“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咏史》八首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并非一时写的，它反映了诗人由积极而消极的过程。
晋自武帝即位以来，东南吴国和西北羌胡不断犯扰边境，《咏史》第一首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表现他要为国立功的雄伟抱负。在第三首中，诗人歌颂段干木、鲁仲连“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实际也是表现他“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高尚品格。
左思在《杂诗》中写道：“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左思妹棻为贵嫔，他一生仍不得志，这主要由于出身寒微而得不到门阀社会的重视。正是这样，诗人把笔锋转向了对门阀制度的揭露和抨击。如《咏史》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全诗前半以贴切而形象的比喻揭露了门阀社会的不合理。后半更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深蒂固，连古人的牢骚都给发了。这就扩大了诗歌包含的内容，加强了诗的思想感染力量。
诗人不只揭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而且对门阀士族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第五首写道：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表现了他对这个腐朽的门阀社会的决裂态度。在第六首里，他对那些豪门右族表现了极端的轻蔑：“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第四首则通过对扬雄的歌颂，为寂寞的寒士张目吐气：“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从东汉班固以来的《咏史》诗大抵是“栝本传，不加藻饰”，一诗咏一事，在史事的客观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左思的咏史“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玉谷《古诗赏析》），又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喻，名为咏史，实是咏怀。这是对咏史诗的创造性的发展，对后代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左思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富有反抗精神，所以他的咏史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诗品》又说他“文典以怨”，很清楚也是指咏史诗而言。这些诗里多引史事，所以“典”；他用史事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怨”。从他的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发展。诗中使用对偶，也讲求词藻，但由于剪裁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风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毛病。他的诗不只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艺术表现也更为圆熟了。
此外，他的《娇女诗》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使用俚语，生动地描绘了两个小女孩的天真情态，后来陶渊明的《责子》诗，杜甫《北征》中的片断，李商隐的《骄儿诗》都显然受了它的影响。他的《三都赋》虽是精心覃思之作，并曾名动一时，但基本上是走汉代大赋的老路，只是更求实一些，文学价值不大。
刘琨（270——317）[3]是略后于左思的有成就的作家。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东南部）人。他是贵公子，早年生活浮华放荡，西晋末年，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更经常为后来一些富有事业心的学者、诗人所称道。关于他前后思想的转变，他在《答卢谌书》中自叙得很清楚：“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他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历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后因军事失利，投幽州刺史段匹，竟为段所害。
刘琨现存诗歌虽只有三首，但都是后期保卫中原的战斗生活的产物，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深厚的爱国感情。永嘉元年九月，诗人赴并州刺史任，这时北方“胡寇塞路”，他“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写下了有名的《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太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
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诗的前半表现了对故国的深沉眷恋。接着描写赴任途中的困苦情况，从不畏艰难的前进中披露了诗人爱国的至诚。篇末用李陵的典故揭露了抗敌斗争中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困难，透露了晋政权的腐朽。刘琨于并州失利，投奔段匹，与段相约共辅王室，不料因儿子刘群得罪段匹，遂陷缧绁。这时又写了《重赠卢谌》一诗。诗的前半列举史事，一方面表现自己扶助晋室的怀抱，表示如果段能为王室出力，可以不计较私怨，“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是大义感人的诗句；另一方面激励卢谌为国立功，并援救自己。诗的后半则表现了“英雄失路，万绪悲凉”的感慨：“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刘琨的诗清刚悲壮。《诗品》说它“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它“雅壮而多风”，都很能说明刘诗的特色。
刘琨的爱国行为和爱国诗歌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中说：“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可以看到诗人对他的赞扬。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把刘琨与曹操相比，感叹他未能实现雄心壮志。
魏正始时玄学兴起，阮籍、嵇康的作品已有浓厚的老庄思想。西晋时期，玄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西晋末年遂兴起了玄言诗。《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在这种文学风气里，能够“变创其体”，而获得一定成就的，是诗人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他好经术，博学有高才，通古文奇字，又善五行天文卜筮之术，因反对王敦谋反而被害。
郭璞的《答贾九州愁诗》说：“顾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纲既紊，浮鲵横腾。”对西晋灭亡，中原沦于外族表示了深沉的感慨。又说：“运首北眷，邈哉华恒。虽欲凌翥，矫翮靡登。……庶晞（希）河清，混焉未澄”，表现出恢复中原和澄清时局的愿望。这些说明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爱国的感情。但他处于政治黑暗的乱世，也有惧祸避世的消极思想，所以诗末说：“无贵香明，终自渴。未若遗荣，情丘壑。逍遥永年，抽簪收发。”
郭璞的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游仙诗的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也有这类作品，建安、正始时期更不断有人继作。游仙诗中明显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它们“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李善注）；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显然是继承了后一种传统。他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有一定的现实内容。如第一首说：“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表示了对朱门的轻蔑与否定。第五首说：“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表现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时的感慨。第四首则表现了求仙的渺茫和伤时叹逝的感情。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特色是富于形象性，和一般游仙诗往往写得过于抽象不同。如第三首说：“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写想象中的神仙居处的生活情态，形象鲜明而生动。《诗品》说他的诗“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这种特色。不过《游仙诗》的主旨毕竟在歌咏高蹈遗世，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及其作品（节选）
/萧涤非/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更盛，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大，出现了孙绰、许询等一系列作家，他们“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玄言文学占了文坛的统治地位。这种文学在内容上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严重地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的陶渊明，才给文坛带来了富于现实内容、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
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
陶渊明（365——427）[4]，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
的官，不过到了他，家境已经没落。
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着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是对他十分不利的。这时，腐朽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这时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来说，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客观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才出仕，以后十多年里，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等职，不仅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一切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和“违己交病”。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下，陶渊明早年便有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思想，所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当他仕途不得志时，就更怀恋这种生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所以，这十多年里他一直“一心处两端”，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三十九岁时，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就是说本应该是忧道的，可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给了。就在这一年他亲自参加了劳动。此后，他又做过镇军、建威参军，因为“耕植不足以自给”，又一度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逢郡督邮来县，属吏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田的道路。
在陶渊明归田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以镇压孙恩起义和桓玄叛乱而起家的刘裕独揽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又在北伐南燕后秦中壮大了声势，终于代晋称帝。但是门阀世族的势力依然存在，黑暗腐败的社会并未改变。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危机的陶渊明，为了避祸，就决心不再出仕。晋末征他为著作佐郎，辞不就。宋元嘉时，他“偃卧瘠馁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仕，他也拒绝了。道济赠给他粱肉，他“麾而去之”，表现了他与统治阶级决裂的坚定态度。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这时儒家的“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导的地位。从他放弃了实现济苍生的理想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性，但从他坚持高尚的志趣，决不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来说，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正因为他把壮志埋藏在心里，所以一直没有忘却现实，常常流露对腐朽的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同时，道家思想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论成分，认为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灭变化，否定道教的长生永视之说和佛教的神不灭的思想，这是他进步的方面。但他由此出发而采取的“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却是具有消极作用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明他处在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想用这种态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脱于现实之外。
陶渊明的后期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亲自参加了劳动。这就当时文人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两晋南北朝士族尤甚。颜之推《颜氏家训》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南史·到溉传》载：到溉先祖曾担粪自给，别人骂他“尚有余臭”。陶渊明却冲破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坚决地走上了躬耕自给的道路。这样他的思想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他改变了剥削阶级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共同劳动、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对农民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培植了倾向于平等的思想。他本来认为劳动可以自养，所谓“力耕不吾欺”的，但是他的生活，却和一般农民一样，不断地走着下坡路，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这也促使他不能不从别的方面去寻求贫困的原因了。上述这些思想的发展，推动诗人提出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对不合理的封建社会表示了抗议。
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
诗歌是诗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诗，具有丰富的内容。
诗人生活在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却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一部分作品表现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和郭主簿》诗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第八首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霜威下盛开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挺立不屈的性格的象征。诗人在《咏贫士七首》和《扇上画赞》中还歌颂了不少固穷守志的人物。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品格，诗人一方面对腐朽的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咏贫士》第一首说：“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辉？”这朵晴空飘浮的孤云，象征诗人的处境和命运，它孤独无依，会无声无息地消灭，但也表现了诗人的态度，它要远去尘埃，永远保持自由和高洁。另一方面，也对污浊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在《饮酒》二十首里，他借着“醉人”的语言，或是指责社会上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第六首），或是揭露政治的陷阱危机（第十七首），或是鄙弃世俗的虚伪和欺诈（第十二、十九首），在最末一首里，他说：“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虽然是美化了孔子，但他更主要的是对驰逐名利的颓败士风感到无比的愤激和沉痛。
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终于使他同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完全决裂，回到田园中来。他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田园诗充满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的热爱。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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