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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正在此两句也。《黄氏日钞》言：苏子由《古史》改《史记》，多有不当。如《樗里子传》、《史记》曰：“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韩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传》、《史记》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古史》曰：“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文人求古之病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
《唐书》：郑馀庆奏议类用古语，如“仰给县官马万蹄”，有司不晓何等语，人訾其不适时。
宋陆务观《跋前汉通用古字韵》曰：“古人读书多，故作文时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为工，亦自不知孰为古、孰为今也。近时乃或钞掇《史》、《汉》中字入文辞中，自谓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见此书，为之太息，书以为后生戒。”
元陶宗仪《辍耕录》曰：“凡书官衔，俱当从实。如廉访使、总管之类，若改之曰监司、太守，是乱其官制，久远莫可考矣。”
何孟春《余冬序录》曰：“今人称人姓，必易以世望；称官，必用前代职名；称府州县，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为异。不知文字间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于理无取，且于事复有碍矣。李姓者称陇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郑曰荥阳，以一姓之望而概众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间孙光宪辈始。《北梦琐言》，称冯涓为长乐公。《冷斋夜话》称陶毅为五柳公。类以昔人之号而概同姓，尤是可鄙。官职、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号而称之，后将何所考焉？此所谓于理无取，而事复有碍者也。”
于慎行《笔麈》曰：“《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辞，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古人集中无冗复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后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
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又可见古人不必其文之出于己也。”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用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经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江中有九十九洲，楚谚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数，僭号数旬，宗灭身屠，及其倾败，洲亦稍毁。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回薄，成不淹时，其后未几，龙飞江汉矣。”注乃北魏郦道元作，而记中所指“今上”，则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为嫌。
侯方域
侯方域，清，商丘人，字朝宗，性豪爽，多大略。明末随父居京师，与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兴陈贞慧称四公子，以东都清议自持。入清，中顺治副榜，初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发愤为古文，取法韩、欧，才气横溢。卒年三十七，有《壮悔堂文集》。
与任王谷书
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颇闻之矣：
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其他如老、韩诸子，《左传》、《战国策》、《国语》，皆收气于骨者也。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敛气于骨者，如泰、华三峰，直与天接，层岚危磴，非仙灵变化，未易攀陟，寻步计里，必蹶其趾。姑举明文如李梦阳者，亦所谓蹶其趾者也。运骨于气者，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觇星，立意不乱，亦可自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
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士虽多而将嚣，或进或止，不按部位。譬如用兵者，调遣旗帜声援，但须知此中尚有小心，行阵遥相照应，未必全无益，至于摧锋陷敌，必更有牙队健儿，衔枚而前，若徒恃此，鲜有不败。今之为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岂不怪哉？
顷见足下所为杜、周、张、汤诸论，奇确圆畅，若有余力。仆目中所仅见，殚思著述，必当成名。然亦少有失，觉引天道报施汤、周处，稍涉缕。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织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余地矣。譬如渴虹饮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态，转更夭矫。足下以为何如？
仆十五岁时，学为文。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有盛名，每见必称佳。仆窃自喜，又得同学吴君伯裔日来逼索，尽日且酬和数首，以此得不废。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熳，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近得贾君开宗、徐君作肃，共相磋磨，乃觉文章有分毫进益。贾精于论，徐老于法。二君尝言：此系何等事，君不惨淡经营，便轻率命笔？仆佩其言，不敢忘。足下当行文快意时，每一回思之，必赏此言之不谬也。
魏禧
魏禧，清，宁都人，字冰叔；兄祥，一名际瑞，字善伯；弟礼，字和公，皆以文章称。时人号为宁都三魏，而禧尤为有名。明亡，弃诸生，结庐翠微峰，讲学不仕。康熙间荐应博学鸿儒科，终不就而归，卒年五十七。有文集《左传经世》。
论文
门人问曰：“古人言文章与世运递降，果然乎?”
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变有二：自唐虞至于两汉，此与世运递降者也；自魏晋以迄于今，此不与世运递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汉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见也。上古纯庞之气因时递开，其自简而之繁、质而之文、正而之变者，至两汉而极。故当其气运有所必开，虽三代圣人不能上同于唐虞;而变之初极，虽降于两汉犹为近古，故曰与世运递降也。魏晋以来，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极。而韩愈、李翱诸人，崛起八代之后有以振之，在下翕然敦古。梁、唐以来无文章矣，而欧、苏诸人崛起六代之后，古学于是复振。若以世代论，则李忠定之奏议，卓然高出于陆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岂许衡、虞集诸人所可望?盖天下之运必有所变，而天下之变必有所止；使变而不止，则日降而无升。自魏晋靡弱，更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与世运递降者也。”
曰:“古之文章足以观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观人者，何也？”
曰:“古人文章无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诣所至，意所欲言者，发抒而出，故其文纯杂瑕瑜，犁然并见。至于后世，则古人能事已备，有格可肖，有法可学。忠孝仁义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师友所传，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笃者日夕揣摩，以取名于时。是以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至拙能袭至巧之论。呜呼！虽有孟子之‘知言’，亦孰从而辨之哉!”
《宗子发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众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无所有，其弊为优孟之衣冠。天资卓荦者师心自用，其弊为野战无纪之师，动而取败。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满假之心，辅以流俗谀言。天资学力所至，适足助其背驰，乃欲卓然并立于古人，呜呼难哉！虽然，师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无所有，其故非一二言尽也。
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今夫文章，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之书，于体无所不备。后之作者，不之此则之彼。而唐、宋大家，则又取其书之精者，参和杂糅，镕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诸大家后，数百年间，未有一人独创格调，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调有尽，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穷，识不髙于庸众，事理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过古人之再见，顾必多其篇牍，以劳苦后世耳口，何为也？且夫理固非取办临文之顷，穷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钟太傅学书法曰：“每见万汇，皆画象之。”韩退之称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人生平耳目所见闻，身所经历，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虽市侩优倡大猾逆贼之情状，灶婢丐夫米盐凌杂鄙亵之故，必皆深思而谨识之，酝酿蓄积，沉浸而不轻发。及其有故临文，则大小浅深，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辟之富人积财，金玉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贮，初不必有所用之，而当其必需，则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
吾盖尝见及于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篱，自易堂诸子外，不敢轻语人。而长安王筑夫、宝应朱秋厓、兴化宗子发，尝相与反覆。一日，子发持其文属予叙，论旨原本六经，高者规矩两汉，与欧阳、苏、曾相出入。子发持高节，独行古道，而虚怀善下人，他日所极，吾乌能测其涯涘，故为述平日所与论议者，以弁其端。呜呼！天下之可语于此者，盖多乎哉！
答计甫草书
伏承下问某公文得失，似不以禧为狂惑，而可与言，敢言其所及见以相质。
禧尝好侯君、姜君及某公文，今又得足下，窃谓足下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失在出手易而微多。韩子曰：“及其醇也，然后肆焉。”侯肆而不醇，某公醇而未肆，姜醇肆之间，惜其笔性稍驯，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舍割。然数君子者，皆今天下能文之人，故其失可指而论。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盖某公奉古人法度，犹贤有司奉朝廷律令，循循缩缩，守之而不敢过。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称物，天下有日蚀、星变、山崩、水涌，衡之所不能称，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乐喜怒中其节，圣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间，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笑曰：“割鸡焉用牛刀。”遇旧馆人之丧而出涕。是有过乎喜与哀者矣。盖天地之生杀，圣人之哀乐，当其元气所鼓动，性情所发，亦间有其不能自主之时；然世不以病天地圣人，而益以见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犹工师规矩，不可叛也。而兴会所至，感慨悲愤愉乐之激发，得意疾书，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时也。虽劝以爵禄不肯移，惧以斧钺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马迁、班固、韩、柳、欧阳、苏在其意中哉！至传志之文，则非法度必不工。此犹兵家之律，御众分数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动变化，则存乎其人之神明，盖亦法中之肆焉者也。
某公文得力在欧、王之间，而碑志最工；法度谨严，于碑志最得宜，是以冠于诸体。然禧所尤赏者，又在《复仇》一篇。韩、柳有此作，能不相袭，而其文甚类西京，此禧所以笃好而欲有以告之也。虽然，此犹夫枝叶之论，盖极其工，不过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则又有说也。
彭士望
彭士望，清，南昌人，宇躬庵。黄道周下狱，士望承父遗命，倾身营救，几陷不测。明亡，徙宁都，与魏禧兄弟讲学翠微峰。在易堂中，为易堂九子之一。有《耻躬堂诗文集》。
与魏冰叔书
昨偶忆《藏弃集》，载侯朝宗《论诗文书》三首，即取阅。属兴士钞之。更昧昼反复玩绎，其言之至者，殆无以易。其《与任王谷书》中有云：“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巨细，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已。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泄无复余地。”此最高之论。朝宗学《史记》，写生得神髓处，全在于此。《壮悔集》有二吴、徐、张传，出没超脱，咸用此法。
而愚意则又以为未尽然。吾辈今日立言，明悉理事，指陈利弊，将救世觉民之为急。故于古今成败得失、邪正是非之际，往复留连，疾呼痛詈，犹恐疲癃聋瞆之夫，藐然而不一听。苟仅数语发挥，便归含蓄，只可以动明哲，而不可警天下之中才。《孟子》七篇，已不同于二论，三百篇《风》、《雅》之变，必不同于《关雎》、《葛覃》。世则有然，文从而变。而作文者之用心弥苦弥曲，弥曲弥厉，如天地之噫气，郁不获舒，激为震霆，凝为怪雹，动荡摧陷，为水溢山崩。夫岂不欲为卿云旦日、甘雨和风，势有所穷，不得已也。即文字写生处，亦须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纤佻，甚或诡诬，流为稗官谐史。敝乡徐巨源之《江变纪略》，王于一之《汤琵琶》、《李一足传》，取炫世目，不虑伤品。其文纵工，未免携琬琰易羊皮，终必为明者所唾弃。而巨源更颠倒是非，罗织口语，快其私怨。虞山已痛言之，属其毁去。巨源不听，卒死横折。
惟朝宗闲漫纤碎动色而陈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为徐、王之失。即朝宗诸小传亦不免见其疵类。盖文人之文与志士之文，本末殊异。文人志在希世取名，即深自矜负，正其巧于容悦，间或谈世务，植名教文焉已耳。以文固非此不传也。俳优登场，摹拟古人，俯爷毕肖，观者抚手，悲愉递出。及其既过，彼我判殊，了不相及。志士之文，如乐出虚，如蒸成菌，有大气以鼓之，一听其天倪自动。其心与力之所至，而言至焉；其心与力之所不至，而言亦至焉。其嬉笑怒骂，以至痛哭流涕，无不有百折不挫之愚诚，贯彻中际。其行文出没，无纂组雕削之劳，不知世目非笑之为非笑。此即立韩、欧、班、史于其前，肖之则赏，不肖则随手刑。要亦不能强其所不同，以求必肖，况下此区区者乎？故言必发于心，而文亦必以其实。重心与实之所出，斯历千百世而不磨，而天下人得之为有用。此士望与叔子日孳孳焉求之而或未至焉者也。因朝宗一妄言之。
邵长衡
邵长衡，清，武进人，字子湘，别号青门山人，诸生。康熙间游京师，与诸名士交，后客苏抚宋荦幕最久。工古文，与侯方域、魏禧有鼎足之称。有《青门集》。
与魏叔子论文书
某顿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论文数书，学者作文之法綦备。独疑于文章之源，尚蓄而未发，意善《易》者不谈《易》耶，抑有所秘也？仆于文亦学之而未至者，顾衷所自志，敢一质之左右。
闻之先辈曰：夫文者，非仅辞章之谓也，圣贤之文以载道，学者之文蕲弗叛道。故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者何？在读书，在养气。夫六经，道之渊薮也，故读书先于治经。愚意欲画以岁月，《易》、《象》、《诗》、《书》、《春秋》、三礼诸书以渐而及，不必屑屑拘牵注疏，务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后综贯诸史，以验其废兴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参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营，史自左氏、司马、班、范、三国、南北五代而外，子自庄、列、荀、扬、韩非、吕氏、贾、董而外，集自韩、柳、欧、苏、曾、王而外，或略加节抄，可备采择，此读书之渐也。韩愈氏有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是故其气盛者，其文畅以醇；其气舒者，其文疏以达；其气矜者，其文砺以纰；其气恧者，其文诐以刓；其气挠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咏道德之途，菑畲六艺之圃，以充吾气也；泊乎寡营，浩乎自得，以舒吾气也；植声气，急标榜，矜吾气者也；投贽干谒，蝇附蚁营，恧吾气者也；应酬轸，谀墓攫金，挠吾气者也。此养气之说也。二者所以浚文之源也。
至于文之法，有不变者，有至变者。文体有二：曰叙事，曰议论，是谓定体。辞断意续，筋络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赜者忌诡，敷演者忌俗，是谓定格。言道者必宗经，言治者必宗史，道情欲婉而畅，述事欲法而明，是谓定理。此法之不变者也。若夫川横驰骛，变化百出，各视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师，后先不相袭，此法之至变者也。吾得其所为不变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韩、柳、欧、苏，而不可骇其创也。吾得其所为至变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韩、柳、欧、苏，而不可訾其袭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
是故不浚其源而言文，譬之扬蹄涔之波者，不识渤懈之广；炫萤尾之照者，不睹日月之明，几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骤新羁之驷而弛其衔辔，操匠郢之斤而辍其规矩，几文之成，不能也。
仆持此说藏胸中久，兴流俗人言，未免疑骇哗笑。惟先生为当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论尚有所秘也，辄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质。虽然，仆仅能言之耳。以才气蹇劣，又苦人事，虽心蕲其至是，力不能赴。岁月荏苒，恐遂无成，亦何敢望与先生抗衡哉！养由基射杨叶于百步之外，不失一焉；张七属之甲，一发而洞胸贯札。此其于艺至精也。而支离疏攘臂其旁，谈纵送之法，刺刺不休，试令之操弓挟矢，则扪指退矣。仆论文大类是，惟先生进而教之。
汪琬
汪琬，清，长洲人，字苕文，号钝庵，又号尧峰。顺治进士，累官刑部郎中，缘事左迁。康熙中，举鸿傅，授编修，与修《明史》。其文根柢经典，出入庐陵、震川之间。时魏禧、侯方域并以古文擅名，与琬称为三家。宋荦尝合钞其文行世，而说者谓琬尤不失为儒者之文也。年六十七卒，有《尧峰文钞》。
答陈霭公书
琬启：前仓猝报书，愧无以仰副足下之意。兹者休沐少暇，故愿更竭其愚。
来书论文以明道立说，仆一读再读，叹为知言。窃意足下于此，必当上述孔、孟，次陈濂、洛、关、闽之书，最下亦当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陈公甫、罗达夫诸贤之说，为之折衷其异同，研晰其醇驳，而相与致辨于微芒疑似之间，庶乎于道无负矣。而不虞书末，乃泛及于晚近诸君子也。然则足下之意，固不在于道，亦止以其文而已。
如以文言之，则大家之有法，犹弈师之有谱，曲工之有节，匠氏之有绳度，不可不讲求而自得者也。后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于是有开而无合，有呼而无应，有前后而无操纵顿挫，不散则乱。譬诸驱乌合之市人，而思制胜于天下，其不立败者几希。古人之于文也，扬之欲其高，敛之欲其深，推而远之欲其雄且骏。其高也如垂天之云，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骏也如波涛之汹涌，如万骑千乘之奔驰。而及其变化离合，一归于自然也，又如神龙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盖凡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无不备焉。
则今之所传，唐宋诸大家举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余年，其文尝屡变矣，而中间最卓卓知名者，亦无不学于古人而得之。罗圭峰学退之者也；归震川学永叔者也；王遵岩学子固者也；方正学、唐荆川学二苏者也。其他杨文贞、李文正、王文恪，又学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
前贤之学于古人者，非学其词也，学其开阖呼应、操纵顿挫之法，而加变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后生小子不知其说，乃欲以剽窃模拟当之。而古文于是乎亡矣。
今足下之言曰：无寄托而专求之章法词令，则亦木偶之形，支离之音。是见后生之剽窃模拟，而故为有激之言也。由仆观之，非穷愁不能著书，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谓无寄托者哉！要当论其工与否耳。工者传，不工者不传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后能传数千百年而终于不可磨灭也。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即其言而文者也，虽圣人犹取之，而足下顾得用“支离”、“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过论也。
仆不佞，不足与知乎此，语狂且直，祈赐裁答。
朱彝尊
朱彝尊，清，秀水人，字锡鬯，号竹垞。康熙间以布衣举鸿博，授检讨，与修《明史》，体例多从其议。彝尊博极群书，考据诗词古文，无不工胜。年八十一卒，有《曝书亭全集》。
答胡司臬书
读执事之文，其辞宏以达，其体变而不穷，乃来教忄娄忄娄，抑何其语之谦也？古文之学，不讲久矣！近时欲以此自鸣者，或模仿司马氏之形模，或拾欧阳子之余唾，或局守归熙甫之绪论，未得古人之百一，辄高自位置，标榜以为大家。然终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诋其随之矣！仆之于文，不先立格，惟抒己之所欲言，辞苟足以达而止。恒自笑曰：“平生无大过人处，惟诗词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几可以传于后耳！”虽然，仆之为此，非名是务也，实也；其于文也，非作伪也，诚也。
来教谓法乎秦汉，不失为唐；法乎唐，不失为宋，于理诚然。若仆之所见，秦汉唐宋，虽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而柳子厚论文亦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期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王禹偁曰：“为文而舍六经，又何法焉？”李塗曰：“经虽非为作文设，而千万代文章从是出。”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执事诚欲以古文名家，则取法者莫若经焉尔矣！
经之为教不一，六艺异科，众说之郛，大道之管，得其机神而阐明之，则为秦为汉为六朝为唐宋为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谓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也。至于体制，必极其洁，于题，必择其正。每见南宋而后士人文集，往往多颂德政上寿之言，览之令入作恶。此固执事之所不屑为，而仆恐有嬲执事为之者，冀执事力为淘汰，斯谷园之编足以不朽矣！
方苞
方苞，清，桐城人，字灵皋，号望溪。康熙进士，坐戴名世《南山集》下狱，后官至礼部右侍郎。文章宗法韩欧，谨严简洁，为桐城派之祖。年八十二卒，有《望溪文集》。
与孙以宁书
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纪。承命为征君作传，此吾文所托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群贤论述，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旨及师友渊源，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海内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宋、元诸史若市肆簿籍，使览者不能终篇，坐此义不讲耳。
征君义侠，舍杨、左之事，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门墙广大，乃度时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论学，则为书甚具。故并弗采著于传上，而虚言其大略。昔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志李元宾，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宾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业未著，而铭辞有曰：“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
仆此传出，必有病其大略者。不知往者群贤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狭。今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载之家乘，达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无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赖也，于仆之文无加损焉。如别有欲商论者，则明以喻之。
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
碑记墓志之有铭，犹史有赞论，义法创自太史公，其指意辞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终始事迹以为赞论者，或于本文为复矣！此意惟韩子识之。故其铭辞，未有义具于碑志者。或体制所宜，事有覆举，则必以补本文之间缺。如此篇，兵谋战功详于序，而既平后情事，则以铭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盖隐括序文，然序述比数世乱，而铭原乱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铭兼民困；序载战降之数，铭具出兵之数；序标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铭备时曲、陵云、邵陵、郾城、新城比胜之迹。至于师道之刺，元衡之伤，兵顿于久屯，相度之后至，皆前序所未及也。
欧阳公号为入韩子之奥窔，而以此类之，颇有不尽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气象则过隘。夫秦周以前，学者未尝言文，而文之义法无一之不备焉。唐宋以后，步趋绳尺，犹不能无过差。东乡艾氏乃谓文之义法，至宋而始备，所谓“强不知以为知”者耶？
书《归震川文集》后
昔吾友王昆绳目震川文为肤庸，而张彝叹则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据司马氏之奥矣。”二君皆知言者，盖各有见而特未尽也。震川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于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
孔子于《艮》五爻辞，释之曰：“言有序。”《家人》之少《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传，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自汉以前之书，所以有有纯，而要非后世文士所能及也。
刘大櫆
刘大櫆，清，桐城人，字才甫，号海峰。副贡生，晚官黟县教谕。工古文，喜庄子，尤力追昌黎。常游京师，以文谒方苞，苞大惊服，语人曰：“吾文何足言，邑子刘生乃国士耳。”自是名大著，姚鼐实从之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有《海峰诗文集》。
论文偶记六则 照原本加归并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材料；神气、音节者，行文之能事也。
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余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而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人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唐人之体，较之汉人，微露圭角，少浑噩之象；然陆离璀璨，犹似夏商彝鼎。宋人文虽佳，而万怪惶惑处少矣。荆川云：唐之韩，犹汉之班、马；宋之欧、曾、二苏，犹唐之韩。此自其同者言之耳。然气味有厚薄，力量有大小。时代使然，不可强也。然学者宜先求其同，而后别其异，不宜伐其异而不知其同耳。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
文贵高，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文贵大，道理博大，气脉洪大，邱壑远大，邱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远。
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
文贵疏，凡文力大则疏，宋画密，元画疏，颜、柳字密，钟、王字疏，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变、节变、句变、字变，唯昌黎能之。
文贵瘦，须从瘦出，而不宜以瘦名，盖文至瘦，则笔能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然以瘦名，则文必狭隘，《公》、《榖》、韩非、王半山之文，极高峻难识，学之有得，便当舍去。
文贵华，华正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所恶于华者，恐其近俗耳，所取于朴者，谓其不著粉饰耳，不著粉饰，而精彩浓丽，自《左传》、《庄子》、《史记》而外，其妙不传。
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屈曲，贯注为佳。
文贵去陈言，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要义。《樊宗师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自汉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语，自谓有出处，自矜为典雅，不知其为袭也，剽贼也。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为腐臭？原本古文意义，到行文时，却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未尝不换字，却不是换字法。
行文最贵品藻，无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浑，曰灏，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宕之类，不可胜数。然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有识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须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不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
袁枚
袁枚，清，钱塘人，字子才，号简斋。乾隆进士，改庶吉士。出知江浦、述阳、江宁等县，年四十即告归。作随园于江宁小仓山下，以吟咏著述为乐。古文纵横跌宕，自成一格，诗尤有名。卒年八十二。有《随园全集》。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读毕，思有所献替，忽忽少暇。入春来，归妹于扬州，筮日宾婿，劳不可支。比来稍闲，敢白所怀以诤足下。
窃谓足下之为古文，是也；足下之论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广，不得不贪多务博以求之。”此未为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狭者也。唐以前无“古文”之名，自韩、柳诸公出，惧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划今之界不严，则学古之词不类。韩则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柳则曰：“惧其昧没而杂也”，“廉之欲其节”。二公者，当汉、晋之后，其百家诸子未甚放纷，犹且惧染于时。今百家回冗，又复作时艺弋科名，如康昆仑弹琵琶，久染淫俗，非数十年不近乐器，不能得正声也。深思而慎取之，犹虑勿暇；而乃狃于庞杂以自淆，过矣！盖尝论之，古书愈少，文愈古；后书愈多，文愈不古。商书浑浑尔，夏书噩噩尔。作《诗》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诗》。下此，《左》、《榖》以序事胜，屈、宋以词赋胜，庄、列以论辨胜，贾、董以对策胜。就一古文之中，犹不肯合数家为一家以累其朴茂之气、专精之神，此岂其才力有所不足，而岁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独则不诚，不诚则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郑康成以《礼》解《诗》，故其说拘。元次山好子书，故其文碎。苏长公通禅理，故其文荡。之数公者，皆抱万夫之禀者也，偶有所杂，其弊立见；而况其下焉者乎？今将登骚坛，树旗帜，召海内方闻缀学之徒而谈论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烦称博引不可也。邯郸淳之见东阿王，李锴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传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闭户覃思，不蹈袭前人一字，而卓然为行远计，此其道诚不在是矣。
足下擅盐笺名，居淮南之四冲。四方之士，于于焉来请谒者，或经或史，或诗或文，或性理，或经济，或虫鱼笺注，或阴阳星历医卜，日呈其伎于左右。足下不涉猎而遍览焉，几懵乎为酬应，而又以好贤之心，好胜之气，日习于诸往来者之咻染，不觉耳目心胸，常欲观五都而游武库。然藉此多闻多见，使人一谈论一晋接，惊而诧于四方曰名士名士，则可也；竟从此以求古文之真，而拒专门者之谏，则不可也。
足下之答绵庄曰：“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文选》不足学。”此又误也。夫高文典册，用相如；飞书羽檄，用枚皋，文章家各适其用。若以经世而论，则纸上陈言，均为无用。古之文，不知所谓散与骈也。《尚书》曰：“钦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宾于四门，纳于大麓”，非其骈焉者乎？《易》曰“潜龙勿用”，此散也；而“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体”，其非骈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为有用，而骈者为无用也？足下云云，盖震于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语，而不知八代固未尝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西京浑古，至东京而渐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数之穷，通偶数之变。及其靡曼已甚，豪杰代雄，则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气运以中兴之。徐、庾、韩、柳，亦如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者也。然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肾，为奧博无涯涘；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拗之，练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独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势危也。误于不善学者，而一泻无余。盖其词骈，则征典隶事，势难不读书；其词散，则言之无物，亦足支持句读。吾尝谓韩、柳为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且贤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为关系。古之圣人，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以至赞《周易》，修《春秋》，岂皆沾沾自喜哉？时至者为之耳!若欲冒天下难成之功，必将为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书，必将召崔浩刊史之灾、熙宁伪学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圣道昌而异端息矣。而于此有人焉，褒衣大，犹以孟轲、韩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嗤之者乎？
夫物相杂谓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锦绣，亦文也；其他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适用为贵，将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专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贵于无用之珠玉锦绣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须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须眉乎？是亦不违于理矣。韩退之晚列朝参，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顺宗实录》等书，以为有绝大关系，故传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穷兀困悴，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说》诸篇，又多谲诡悖傲，而不与经合；然其名卒与韩峙，而韩且推之畏之者，何哉？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
即足下论文如射之有志，可谓识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见足下于庄、屈之荒唐，则爱之而诵之；于程、朱之语录，则尊之而远之，岂足下之行与言违哉？盖以理论，则语录为精；以文论，则庄、屈为妙。足下所爱在文，而不在理，则持论虽正，有时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条，薪米之杂记，其有用更百倍于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业及之者，何也？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义之人，其言蔼如，则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认门面语为真谛，而时时作学究塾师之状，则持论必庸而下笔多滞，将终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窃为足下忧之。
绵庄文多说经，绝不类《选》体，而以之勖足下者，彼见足下笔气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绵丽之体进，非得巳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过坚，仆爱足下过于绵庄，安得不再为忠告！
朱仕琇
朱仕琇，清，建宁人，字斐赡，号梅崖。乾隆进士，官夏津知县，改福宁教授。主讲鳌峰书院卒，工古文，始学韩愈，后更博采秦汉以来诸家之长，自名一家，有《梅崖居士集》。
答王西庄书
窃仕琇闽中之鄙人也，少未闻道，老益衰隳。贪食苟息岁月于田野，不谓大人先生俨然推之于翰墨之林，惠然收诸教诲之末，手书千里，示以读书作文之法，诚仁人君子哀闵衰陋，有加无已之盛心也。《诗》曰：“锡我百朋。”《易》益之《中孚》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今阁下嘉惠仕琇，所以锡且益之者，不既厚且多乎？熟复大集，穿穴经史，剖别精核。其记、序、铭、志、歌、诗，法度不失，而风趣尤胜，钦服何似！承询以仕诱所处，拘墟之见，岂敢上陈。要亦循古人所云力体之，时忧其不足耳。
古人所云多矣，体之无不验者。而大旨则韩子所谓无人之见者是也。一技之微，古人尝遗耳目爵赏非誉以求之。及其至也，皆与道通。故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伯牙学琴，成连栖之海上以移其情，以海上者无人之处也。精神寂寞，百感皆息，而真者出焉，而琴以名，斯其为学之要耶。
若文者，古人所以自著也。扬子云曰：“言，心声也。”苏子由曰：“文者，气之所役。”太史公曰：“读其书未尝不想见其人。”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故韩子曰：“君子慎其实。”柳子曰：“文以行为本，斯其为文之要耶。”诚知二者之为要而力体之，其必有自知者矣。夫子曰：“人不知而不愠。”斯又君子之所以自立也。古之垂教者，圣人不具论，其有言立于此，而后事自应，世世可称者，若迟任、史佚、臧文仲、子产、叔向之流是也。他若百家杂术，孙武之论兵，灵素之医经，皆非有所专主也，然百世莫能外焉。至眉山苏氏，于仁庙时为兴作之言，神宗时则进休养之说，皆随时为之辞，而学者或以病其言之不纯信。他若刘歆、陈元、贾逵，古学见排，桓谭、郑兴，非谶为罪。韩愈以讳辩史册垂讥，欧阳修、韩琦持濮议贻诮学者。是非之难定也如此。则所云切于时者，亦岂易言也哉！
仕琇辱阁下下意援接，故敢悉其愚。窃见近时人不说学，士多疏陋。故豪杰之士，率以博览自喜。夫经言精奧，史籍纷繁，加入自为之书，与世而增。虽有上智，岂能遍理。至传闻回互，文义点窜，先后相积，疑窦牛毛，但当存而不论，岂能穷其自出！古人于事讹误未有折衷者，但云当考，或云慎取，如是而已，其言诚有味也。夫子曰：“我知之矣，如尔所不知何！”此圣人所以为万世法也。近世士多奋其私智，以诬古籍。凿空立说，日出新奇，征引繁富，足佐其谬。其弊始宋之一二名人自喜之过，后遂益甚。尝怪孔氏删《诗》、《书》，古有是言，自司马迁以来无异辞。而近世有云《诗》无删者。《风》、《雅》、《颂》之名见于《周官》、《左氏》、卜商之传，而云《诗》有《南》无《风》；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李翱皆称《左氏》文采，法其所为，而或以为衰世之文。汉初《春秋》学官，专主《公羊》。董生以之名家，唐殷侑欲继何氏作注，韩子与书钦叹之，而或直诋为邪说。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自集一时属官所为，非苟作者，而或以为章怀少年读书不多，故多遗误。又因《嘉祐集》目无《辨奸论》，遂直指《张文定墓志》及东坡谢书子由志文定之文，皆为伪作。其悍而自遂，无所顾藉如此。岂古人谨厚之义耶！
扬子云曰：“广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孤陋固不足以尽道，然荀况载孔子论士之言曰：“不务多知，务审其所知。”则所以主乎闻见者，必有道矣。
古人治经，非专门名家教授者，皆取大义通，不为章句。若孟子、荀卿、李斯、贾生、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是也。故迁称李斯知六艺之归，固谓向父子、扬雄为湛深经术，谓优于其义也。至于物名器械之详，则季汉通儒徐伟长之流，亦知鄙之矣。学者幸不为君子所鄙，又安畏世俗之讥耶！
至著文之道，第本其所得于古人者，调剂心气，诚一以出之，斋庄以持之，优游以深之，曲折以昌之，援引古昔以矜重之。使其言粲然各识其职而不乱，澹然各止其所而不过，则虽寻常问讯起居之辞，而人宝之如金玉，袭之如兰芷，听之如笙瑟，味之如牢醪，有不忍去者矣。何也？则以其心气之清和恻怛，感人于微。而人乐之，亦自得其志也。故自贵者人贵之，自爱者人爱之。《传》曰：“芷兰生于空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斯所为自著者也。后之作者，夸严自喜，动曰言思可法，或曰言必有用。故所为皆依仿缘饰，以动于世。二者岂非教之所崇？第以古人出之，皆流于内足之余，其言信也。后之人未必然也，而驰骛心气以逐于外，色取声附，以事观听。中枵源醨，美先尽矣，又何以永学者之思慕乎？此仕琇有感于近世学与文之弊，妄献其愚，以求大人先生之折衷也。
钱大昕
钱大昕，清，嘉定人，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乾隆进士，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博通经史小学，为清代朴学大师，论文不喜方苞。卒年七十七。有《潜研堂诗文集》。
与友人论文书
前晤我兄，极称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予常日课诵经史，于近时作者之文，无暇涉猎。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读之。其波澜意度，颇有韩、欧阳、王之规模。视世俗冗蔓猱杂之作，固不可同日语，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义法尔。
夫古文之体，奇正浓淡详略，本无定法。要其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后以法律约之，夫然后可以羽翼经史，而传之天下后世。至于亲戚故旧聚散存没之感，一时有所寄托而宣之于文，使其姓名附见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无足传，故一切阙而不载，非本有可纪而略之，以为文之义法如此也。
方氏以世人诵欧公王恭武、杜祁公诸志，不若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之熟，遂谓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然则使方氏援笔而为王、杜之志，亦将舍其勋业之大者，而徒以应酬之空言予之乎？六经三史之文，世人不能尽好。间有读之者，仅以供场屋饾饤之用，求通其大义者罕矣。至于传奇之演绎，优伶之俳诨，情辞动人心目，虽里巷小夫妇人，无不为之歌泣者，所谓曲弥高则和弥寡，读者之熟与不熟，非文之有优劣也。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榖》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工者，亦非通论也。
章学诚
章学诚，清，会稽人，字实齐。乾隆进士，以修县志有名。所著《文史通义》、《雠校通义》，今盛行于世。
文德 《文史通义》，下并同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
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必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
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呼！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异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
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大道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
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
偶于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反覆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司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余幼学于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于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于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于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
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主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于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旨甘，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骇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
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于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知其领会，特不足據为传授之秘尔。據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
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于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于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征也。余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
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篇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
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云：“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于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汎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
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钟惑，况滔滔之靡有抵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于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荀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
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于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邪？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起，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
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元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暗，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诗教上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战国之文，奇袤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原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详见《文集》篇〕。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挚虞有《文章流别传》〕，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前人已有言及之者〕，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暧肥甘，声音采色，《七林》之所启也，而或以为创之枚乘，忘其祖矣。邹阳辨谤于梁王，江淹陈辞于建平，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抑扬往复，诗人讽谕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淮南宾客，梁苑辞人，原、尝、申、陵之盛举也。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遇有升沈，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征矣。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详见外篇《校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宏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于战国初年，而《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鬻子》、《晏子》，后人所托〕。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文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
张惠言
张惠言，清，武进人，字皋文。嘉庆进士，官编修，卒年四十二。惠言少好辞赋，常拟司马相如、扬雄所作。及壮为古文，则力追韩愈、欧阳修，其波澜意度，往往逼肖，与同邑恽敬齐名。尤深《易》、《礼》之学，词亦有名。有《茗柯诗文集》。
送钱鲁斯序
鲁斯长余二十四岁，以尝从先君子受经，故余幼而兄事之。鲁斯以工作书为诗名天下，交友遍海内。余年十六七岁，时方治科举业。闲以其暇学鲁斯为书，书不工；又学鲁斯为诗，诗又不工。然鲁斯尝诲之。越十余年，余学为古辞赋。乾隆戊申，自歙州归，过鲁斯而示之。鲁斯大喜，顾而谓余：“吾尝受古文法于桐城刘海峰先生，顾未暇以为，子傥为之乎？”余愧谢未能。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若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师六年，归更太孺人之忧，复游浙中，转入歙。而鲁斯客湖南北，久乃归，参差不得见者十三年。
今年夏，余自歙来杭州，留数月。一日方与客语，有然而来者，则鲁斯也。其言曰：“吾见子古文，与刘先生言合。今天下为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还乡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见，故来与子论古文。”鲁斯遂言曰：“吾曩于古人之书，见其法而已。今吾见拓于石者，则如见其未刻时；见其书也，则如见其未书时。夫意在笔先者，非作意而临笔也。笔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晋唐宋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会之于心。当其执笔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离乎法。其养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尽而意无穷。吾于为诗，亦见其若是焉。岂惟诗与书，夫古文亦若是则已耳!”
呜呼！鲁斯之于古文，岂曰法而已哉！抑余之为文，何足以与此！虽然，其惓惓于余，不远千里而来，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终废焉者，呜呼，又可感也！于是留数日，将去，送之于西湖，书其言而志之，且以为别。
恽敬
恽敬，清，阳湖人，字子居。乾隆举人，历知当阳、江山二县，迁江西吴城同知，以事去官。为人负气，矜尚名节，目言所学非汉、非宋，不主故常。治古文得力于韩非、李斯，与苏明允相上下，世称其文为阳湖派。有《大云山房文集》。
《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叙录
昔者班孟坚，因刘子政父子《七略》，为《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圣人之经，永世尊尚焉。其诸子则别为十家，论可观者九家，以为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至哉此言，论古之圭臬也。
敬尝通会其说，儒家体备于《礼》及《论语》、《孝经》，墨家变而离其宗，道家、阴阳家支骈于《易》，法家、名家疏源于《春秋》，纵横家、杂家、小说家适用于《诗》、《书》。孟坚所谓《诗》以正言，《书》以广听也。惟《诗》之流，复别为诗赋家，而乐寓焉。农家、兵家、术数家、方技家，圣人未尝专语之，然其体亦六艺之所孕也。是故六艺要其中，百家明其际会；六艺举其大，百家尽其条流。其失者，孟坚已次第言之；而其得者，穷高极深，析事剖理，各有所属。故曰：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可以通万方之略。后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经义起，经义散而文集益漓。学者少壮至老，贫贱至贵，渐渍于圣贤之精微，阐明于儒先之疏证，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盖附会六艺，屏绝百家，耳目之用不发，事物之赜不统，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
敬观之前世，贾生自名家、纵横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断制；晁错自法家、兵家入，故其言峭实；董仲舒、刘子政自儒家、道家、阴阳家入，故其言和而多端；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曾子固、苏子由自儒家、杂家入，故其言温而定；柳子厚、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故其言详雅有度；杜牧之、苏明允自兵家、纵横家入，故其言纵厉；苏子瞻自纵横家、道家、小说家入，故其言逍遥而震动。至若黄初、甘露之间，子桓、子建，气体高朗，叔夜、嗣宗，情识精微，始以轻隽为适意，时俗为自然，风格相仍，渐成轨范，于是文集与百家判为二途。熙宁、宝庆之会，时师破坏经说，其失也凿；陋儒襞积经文，其失也肤；后进之士，窃圣人遗说，规而画之，睇而斫之，于是经义与文集并为一物。太白、乐天、梦得诸人，自曹魏发情；静修、幼清、正学诸人，自赵宋得理。递趋递下，卑冗日积。是故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其高下远近华质，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强也已。敬一人之见，恐违大雅，惟天下好学深思之君子教正之。
上曹俪笙侍郎书
前者敬在宁都上谒，先生过听彭临川之言，谆然以昔人之所以为古文者下问，侍坐之顷，未能达其心之所欲言。回县后，窃愿一陈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记，如笺，如启，皆束于体制，涂饰巧伪，殊无足观。至前明之禀，几于胥隶之辞矣。古者自上宰相至于侪等相往复，皆曰书，其言疏通曲折，极其所至而后已，谨以达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
古文，文中之一体耳，而其体至正，不可余，余则支；不可尽，尽则敝；不可为容，为容则体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虽小道，失其传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岩、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尧峰诸君子，世俗推为作者，一不得与乎望溪之所许矣。望溪谨厚，兼学有源本，岂妄为此论耶？盖遵岩、震川常有意为古文者也，有意为古文，而平生之才与学，不能沛然于所为之文之外，则将依附其体而为之；依附其体而为之，则为支、为敝、为体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岩之文瞻，瞻则用力必过，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谨，谨则置辞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为容之失，二家缓急不同，同出于体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满也。
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韩公之后，惟介甫得其法。”是说也，视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当即安溪之意推之，盖雪苑、勺庭之失，毗于遵岩，而锐过之，其疾征于三苏氏；尧峰之失，毗于震川，而弱过之，其疾征于欧阳文忠公。欧与苏二家所畜有余，故其疾难形；雪苑、勺庭、尧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见。噫，可谓难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则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时而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近日朱梅崖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辞，而梅崖所得，视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是亦可虞者也。
敬生于下里，以禄养趋走下吏，不获与世之大人君子相处，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诸前达，多习校录，严考证，成专家，为赋咏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几于昌狂无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势力至今未已。敬为之动者数矣。所幸少乐疏旷，未尝捉笔，求若辈所谓文之工者而浸渍之，其道不亲，其事不习，故心不为所陷，而渐有以知其非。后与同州张皋文、吴仲伦、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传之学出于刘海峰，海峰之学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观之，未足以餍其心之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汉与秦，龂龂焉析其正变，区其长短，然后知望溪之所以不满者，盖自厚趋薄，自坚趋瑕，自大趋小，而其体之正，不特遵岩、震川以下未之有变，即海峰、姬传亦非破坏典型、沉酣淫诐者，不可谓传之尽失也。若是，则所谓为支、为敝、为体下，皆其薄、其瑕、其小为之;如能尽其才与学以从事焉，则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体下者如负青天之高，于是积之而为厚焉，敛之而为坚焉，充之而为大焉，且不患其传之尽失也。
然所谓才与学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渊雅，中道而逝，仲伦才弱，悔生气败。敬蹉跎岁时，年及五十，无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当必有具绝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则斯事之幸也。
阮元
阮元，清，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乾隆进士，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所至以提倡学术自任，卒谥文达。论文主文笔之说，谓“如《昭明文选》所载者，始得名为文；韩、柳以下所作，皆子史之流，所谓笔也”。同时福州梁章钜著《退庵论文》，颇推阐其说。有《研经室集》。
文言说
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许氏《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说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尔雅·释训》主于训蒙，“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三十二条，亦此道也。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德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说文》曰：“词，意内言外也。”盖词亦言也，非文也。《文言》曰：“修辞立其诚。”《说文》曰：“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得以词即文也〕。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公卿大夫皆能记诵，以通天地万物，以警国家身心。
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生”、“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成行”，偶也；“学聚”、“问辩”，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
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即尊之曰古也。
文韵说
福问曰：“《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据此，则梁时恒言有韵者乃可谓之文，而《昭明文选》所选之文，不押韵脚者甚多，何也？”
曰：“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押韵脚，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
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论于梁以前。”
曰：“此不然。八代不押韵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顿挫抑扬，咏叹声情，皆有合乎音韵宫羽者；《诗》、《骚》而后，莫不皆然。而沈约矜为创获，故于《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灵均以来，此秘未观，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约《答陆厥书》云：‘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辨。’休文此说，乃指各文章句之内，有音韵宫羽而言，非谓句末之押脚韵也〔即如雌霓连蜷，‘霓’字必读仄声是也〕。是以声韵流变，而成四六，亦只论章句中之平仄，不复有押脚韵也。四六乃有韵文之极致，不得谓之为无韵之文也。昭明所选不押韵脚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声音者，所谓韵也。休文所矜为创获者，谓汉、魏之音韵，乃暗合于无心；休文之音韵，乃多出于意匠也。岂知汉、魏以来之音韵，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经哉？
“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韵矣，而亦有平仄声音焉。即如‘湿燥龙虎睹’上下八句，何等声音，无论‘龙虎’二句不可颠倒，若改为‘虎龙燥湿睹’，即无声音矣。无论‘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错乱，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丧’之后，即无声音矣。此岂圣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圣贤属文时，亦皆有意匠矣。然则此法肇开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正所谓文人相轻者矣。
“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后，以时代相次，则及于卜子夏之《诗大序》。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曰：‘主文而谲谏。’又曰：‘长言之不足，则嗟叹之。’郑康成曰：‘声，谓宫、商、角、徵、羽也。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此子夏直指《诗》之声音而谓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则孔子《文言》之义益明矣。盖孔子《文言》、《系辞》，亦皆奇偶相生，有声音嗟叹以成文者也。声音即韵也。《诗·关雎》，鸠、洲、逑，押脚有韵，而女字不韵，得、服、侧，押脚有韵，而哉字不韵，此正子夏所谓‘声成文’之宫羽也。此岂诗人暗与韵合，匪由思至哉〔王怀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韵，有字字相对极密，非后人所有者，如有弥、有鷕、济盈、雉鸣，不、求，濡、其、轨、牡；凤皇、梧桐，鸣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冈、朝阳；菶菶、雍雍，萋萋、喈喈，无一字不相韵。”此岂诗人天成暗合，全无意匠于其间哉？此即子夏所谓“声成文”之显然可见者〕？子夏此序，《文选》选之，亦因其中有抑扬咏叹之声音，且多偶句也〔乡人、邦国、偶一；风、教，偶二；为志、为诗，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乱世、亡国，偶五；天地、鬼神，偶六；声教、人伦、教化、风俗，偶七、八；化下、刺上，偶九；言之、闻之，偶十；礼义、政教，偶十一；国异、家殊，偶十二；伤人伦、哀刑政，偶十三；发乎情、止乎情、止乎礼义，偶十四；谓之风、谓之雅，偶十五；系之周、系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贤才，偶十八。其偶之长者，如周公、召公即比也。后世四书文之比基于此〕。
“综而论之，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子夏《诗序》情文声音一节，乃千古声韵、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韵者即声音也，声音即文也〔韵字不见于《说文》，而王复斋《楚公钟》篆文内实有韵字，从音从匀，许氏所未收之古文也〕。然则今人所便单行之文，极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沈约之说或可横指为八代之衰体，孔子、子夏之文体，岂亦衰乎！
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韵，虽愚者能效之；上溯齐、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汉、魏以上至于孔卜，非上哲不能拟也。”
乙酉三月，阅兵香山，阻风，舟中笔以训福。
李兆洛
李兆洛，清，阳湖人，字申耆。嘉庆进士，官凤台知县，罢官后，主讲暨阳书院。工诗古文，尤长舆地之学。所编《骈体文钞》，自秦讫隋，区为三类，冶合骈、散二体。别裁至当，于萧《选》、姚《纂》外，独立为一名著，有李氏地理五种、《养一斋集》。
《骈体文钞》序
少读《文选》，颇知步趋齐、梁。后蒙恩入庶常，台阁之制，例用骈体，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辑古人遗篇，用资时习，区其钜细，分为三编。序而论之曰：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既歧奇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宋为三。夫苟第较其字句，猎其影响而已，则岂徒二焉三焉而已，以为万有不同可也。夫气有厚薄，天为之也；学有纯驳，人为之也；体格有变迁，人与天参焉者也；义理无殊途，天与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纯杂之故，则于其体格之变，可以知世焉；于其义理之无殊，可以知文焉。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失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沈膇，理所必至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
上编著录若干首，皆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垂诸典章、播诸金石者也。夫拜飏殿陛，敷颂功德，同体对越，表里诗书者也；义必严以闳，气必厚以愉，然后纬以精微之思，奋以瑰烁之辞。故高而不槬，华而不缛，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马、班已降，知者盖希。或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或诘屈彫琢以为奇丽，朴即不文，华即无实，未有能振之者也。至于诏令章奏，固亦无取俪词，而古人为之，未尝不沈详整静，茂美渊懿，训词深厚，实见于斯，岂得以唐宋末流，浇攰浮尪，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编著录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缜密而端慤，或豪亻多而詄荡。盖指事欲其曲以尽，述意欲其深以婉。泽以比兴，则词不迫切；资以故籍，故言为典章也。韩非、《淮南》，已导先路；王符、应邵，其流孔长。立言之士，时有取焉。然枝叶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体弱，亦学者之通患也。碑志之文，本与史殊体。中郎之作，质其有文，可为后法，故录之尤备焉。
下编著录若干篇，多缘情托兴之作，战国诙谐，辨谲者流，实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浅，其趣博，往往托思于言表，潜神于旨里，引情于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浅而能永，博而能检。就其褊者，亦润理内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镂绘为工，逋峭取致而已。后之作者，乃以为游戏佻侧，洸荡忘其所归，遂成俳优，病尤甚焉。尺牍之美，非关造作，妍媸雅郑，每肖其人。齐梁启事短篇，藻丽间见，既非具体，无关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
包世臣
包世臣，清，泾人，字慎伯，号倦翁。嘉庆举人，官新渝知县。论文独辟畦径，尤工书，有《安吴四种》。其《艺舟双楫》一种，盛行于世，则专论诗文与书法者也。
文谱
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垫拽、繁复者，回互之事。顺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而所以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备，而后隐显之义见矣。
是故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尚书》“钦明文思”一字为偶，“安安”叠字为偶，“允恭克让”二字为偶。偶势变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语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亲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协和万邦”十字三句奇，而“万邦”与“九族”、“百姓”语偶，“时雍”与“黎民于变”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节奇，“若天”、“授时”隔句为偶，中六字纲目为偶。“分命”、“申命”四节，体全偶而词悉奇。“帝曰咨”节奇，“期三百”十七字参差为偶。“允厘”八字颠倒为偶，而意皆奇。故双意必偶，“钦明”、“允恭”等句是也。单意可奇可偶，“光被”、“允厘”等句是也。虽文字之始基，实奇偶之极轨。批根为说，而其类从，慧业所存，斯为隅举。
次论气格，莫如疾徐。文之盛在沈郁，文之妙在顿宕；而沉郁顿宕之机，操于疾徐，此之不可不察也。《论语》“觚不觚”句，疾也；“觚哉觚哉”句，徐也。“其然”句，徐也；“岂其然乎”句，疾也。此两句为疾徐也。《大学》“一家仁一国兴仁”节，疾也；“尧舜率天下以仁”节，徐也。《孟子》“王曰何以利吾国”节，徐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节，疾也。此两节为疾徐也。“天子适诸侯曰巡守”一百四十九字徐；“先王无流连之乐”十六字疾。“国君进贤”一百二十二字徐；“故曰国人杀之”十七字疾。“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五节徐；“信能行此五者”一节疾。此通篇为疾徐也。有徐，而疾不为激，有疾，而徐不为纡。夫是以峻缓交得，而调和奏肤也。
垫拽者，为其立说之不足耸听也，故垫之使高；为其抒议之未能折服也，故拽之使满。高则其落也峻，满则其发也疾。垫之法有上有下。《孟子》：“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又曰：“且夫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韩非》：“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劝，师长教之弗为变。”又云：“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得谤。”又云：“视锻锡，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又云：“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今征敛于富人，以施布于贫家。”《史记》：“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逃遁，而不敢进。”又云：“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者。”皆上垫也。《孟子》：“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又云“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韩非子》：“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史记》：“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又云：“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又云：“是所重者，在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于人民者。”皆下垫也。拽之法，有正有反。《孟子》：“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又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又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荀子》：“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蚓之穴无可托足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用者，无赫赫之功。”又云：“今之学者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安能美七尺之躯。”《韩非》：“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又云：“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吕览》：“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又云：“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史记》：“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又云“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者，皆正拽也。《孟子》：“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又云：“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又云：“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棬，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棬。”又云：“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又云：“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荀子》：“乐姚冶以险，则民流僈鄙贱矣，流僈则乱，鄙贱则争，争乱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又云：“且夫暴国之君，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又岂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韩非》：“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又云：“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廉士者修而羞与佞臣欺其主，必不从重人矣。是当涂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即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史记》：“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斐然向风。”又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民之嗷嗷，新主之资也”者，皆反拽也。《孟子》“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去之秦”一百二十二字，《荀子》“凡生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一百八十一字，旋垫旋拽，备上下反正之致。文心之巧，于斯为极。是故垫拽者，先觉之鸿宝，后进之梯航。未悟者既望洋而不知，闻声者复震惊而不信。然得之则为蹈厉风发，失之则为朴樕辽落。姬、嬴之际，至工斯业。降至东京，遗文具在，能者仅可十数，论者竟无片言。千里比肩，百世接踵，不其谅已。
至于繁复者，与垫拽相需而成，而为用尤广。比之诗人，则长言咏叹之流也。文家之所以极情尽意，茂豫发越也。《孙武子》：“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胜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者，繁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者，复也。《孟子》：“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云“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者，繁也。“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又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又曰“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者，复也。“离娄之明”节，繁也，“圣人既竭目力”节，复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又云“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繁而兼复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复而兼繁也。《荀子》之《议兵》《礼论》《乐论》《性恶》篇，《吕览》之《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论，《韩非》之《说难》《孤愤》《五蠹》《显学》篇，无不繁以助澜，复以鬯趣。复如鼓风之浪，繁如卷风之云，浪厚而荡，万石比一叶之轻，云深而酿，零雨有千里之远。斯诚文阵之雄师，词囿之家法矣。
然而文势之振，在于用逆；文气之厚，在于用顺。顺逆之于文，如阴阳之于五行，奇正之于攻守也。《论语》“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逆而顺也。“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顺而逆也。《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本言当制民产，先言取民有制，又先言民之陷罪由于无恒心，而无恒心本于无恒产，并先言惟士之恒心不系于恒产，则逆之逆也。“天下大悦而将归已”章，“桀纣之失天下”章，全用逆。“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章，全用顺。深求童习之编，自得伐柯之则，略举数端，以需善择。
集散者，或以振纲领，或以争关纽，或奇特形于比附，或指归示于牵连，或错出以表全神，或补述以完风裁。是故集则有势有事，而散则有纵有横。《左传》：“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财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又云：“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孟子》：“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又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又云：“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又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韩非子》：“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又云：“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又云：“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又云：“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者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修也。”是集势者也。《孟子》引“经始灵台”、“时日曷丧”，征古以明意；说“不违农时”、“五亩之宅”，缘情以比事。《吕览》专精证验，《韩非》旁通喻释。《史记》载祠石坠履，而西楚遂以迁鼎；述厕鼠惊人，而上蔡无所税驾；曲逆意远，见于俎上；淮阴志异，得之城下；临卬窃资，好畤分橐；衒晦既殊，心迹斯别。赞游侠之克崇退让，而知在位之专恣睚眦；称权利之致于诚一，而知居上之不收穷民；是集事者也。二帝同典，止纪都俞，五臣共谟，乃书陈告，是纵散者也。然龙门帝纪，已属有心避就，金华臣传，遂至仅存阀阅〔宋濂作《九国春秋》，事迹悉详纪中，诸臣列传，势难重出，寂寥已甚。今吴任臣书，即窃其本也〕。求其继声，未易屈指。《史记》廉将军矜功争列，与避车连文，以美震悔之忠；长平侯重揖客，讳击伤，于本传不详，以叹尊容之广。程、李名将，而行酒辨其优劣；汲、郑长者，而廷论讥其局趣，是横散者也。
然而六法备具，其于文也，犹鱼兔之筌蹄，肤发之脂泽也。《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士君子能深思天下所以化成者，求诸古，验诸事，发诸文，则庶乎言有物，而不囿于藻采雕绘之末技也夫。
与杨季子论文书
辱书询为古文之要，词意勤恳，世臣何可以当此耶？足下性嗜古书，尤耽齐、梁诸子，而下笔顾清迥柔厚，骎骎有西汉之意。世臣僿陋偃蹇，何足以称盛指。谨言其所知，而足下择之。
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说者曰：言道者，言之有物者也；言法者，言之有序者也。然道附于事，而统于礼。子思叹圣道之大，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瞻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严。夫具五官，备四体，而后成为人。其形质配合乖互，则贵贱妍丑分焉。然未有能一一指其成式者也。夫孟、荀，文之祖也；子政、子云，文之盛也。典型具在，辙迹各殊。然则所谓法者，精而至博，严而至通者也。又有言为文不可落人窠臼，托于退之尚异之旨者。夫窠臼之说，即《记》所讥之剿说雷同也。比如有人焉，五官端正，四体调均，遍视数千万人，而莫有能同之者，得不谓之真异人乎哉？而戾者乃欲颠倒条理，删节助字，务取诘屈，以眩读者。是何异自憾状貌之无以过人，而抉目截耳，折筋刲胁，蹒行于市，而矜诩其有异于人人也耶？至于退之诸文，序为至劣，本供酬酢，情文无自，是以别寻端绪，仿于策士讽谕之遗，偶著新奇，旋成恶札。而论者不察，推为功宗。其有寻绎前人名作，摘其微疵，抑扬生议，以尊己见，所谓蠹生于木而反食其木。又或寻常小文，强推大义。二者之蔽，王、曾尤多。夫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也。凡是陋习，染人为易，而熙甫、顺甫乃欲指以为法，岂不谬哉！
文类既殊，体裁各别，然惟言事与记事为最难。言事之文，必先洞悉所事之条理原委，抉明正义，然后述得失之所以然，而条画其补救之方。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后述其本末，则是非明白，不惑将来。凡此二类，固非率尔所能，而古今能者，必宗此法。机势万变，栝枢无改。至记事而叙入其人之文，则为尤难。《史记》点窜内外传、《战国策》诸书，遂如已出。班氏袭用前文，微有增损，而截然为两家。斯如制药冶金，随其镕范，形依手变，性与物从，非具神奇，徒嫌依傍。马、班纪载旧文，多非原本，故《史记》善贾生推言之论，而班氏典引，直指以为司马，《始皇纪》后亦兼载贾、马之名。贾生之文入《汉书》者，已属摘略，而其局度意气，与《过秦》殊科，则知其出于司马删润无疑也。比及陈范所载全文，间形芜秽，或加以删薙，辄又见为碎缺。故子瞻约赵抃之牍，以行己意，而介甫叹为子长复出者，盖深知其难也。《通鉴》删采忠宣，能使首尾完具，利害毕陈，原父炉锤，斯为可尚。世臣从前纂《汪容甫遗集》，曾采未成互异之稿，足为完篇，笔势一如容甫，容甫故工文，体势又略与予近，犹易为力。至作《谷西阿传》，采录其奏议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笔芜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传，又恐一加润色，将与国史互异，致启后人之疑，故止为之删削移动。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尝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顿可诵读，既与原文殊观，又不乱以己意。较之子瞻所作，难易倍蓰，非足下其谁与喻此耶？
世臣自幼失学，惟好究事物之情状。足下所志略同。鄙人前后杂文数十百篇，足下大都见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与近世闻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异，世臣不能自知，又将何以为足下告耶？
再与杨季子论文书
辱赐还答，知不以前书为差谬，幸甚幸甚。然奖借逾分，又有未甚喻意之处，故复进以相开，惟足下照察。
足下谓圣道即王道，研究世务，擘画精详，则道已寓于文，故更无道可言，固非世臣所任，而亦非世臣意也。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学于古，而饥驱奔走者数十年，验以人情地势，殊不相远。斟古酌今，时与当事论说所宜，虽补偏救弊之术，偶蒙采纳，皆有所效。然极世臣学识之所至，尚未知其能为富强否耶。民富则重犯法，政强则令必行，故过富强者为霸，过霸者为王。诗人之颂王业曰“如茨如梁”，又曰“莫不震叠”，未有既贫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故谓富强非王道之一事者，陋儒也。若遂以富强为王道，古先其可诬乎。
荀子曰：“学始于诵诗，终于安礼，学至于礼而止。”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孔子曰：“齐之以礼，有礼则安。以礼为国乎何有！”世臣溯自有识，迄于中身，非礼之念，时生于心，非礼之行，时见于事，惟不敢荡检逾闲，窃自附于乡党，自好之末而已。而足下乃取“文以载道”之危言，致其推崇。前书方以言道自张为前哲之病，而足下更为此说，是重吾过也。
足下又谓苦学彦升、季友而不能近，以致词气生涩，非能入汉。夫太白俯首宣城而不珍建安，子美诗亲子建而苦学阴、何。智过其师，事有天授。故足下之近汉也得于天，而好彦升、季友由于学。然彦升、季友独到之处，亦汉人所无，足下好之，无庸更疑也。
至询及晋卿往复论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别有秘密乎？晋卿古文之学出于其舅氏张皋文先生。皋文受于刘才甫之弟子王悔生，盖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晋卿才力桀骜，下笔辄能自拔。然世臣识晋卿时，晋卿未弱冠，迄今二十年，每论文，则判然无一语相合，而读其文则必叹赏无与比方。晋卿亦以世臣一览便见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论议殊途为意，是殆所谓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又询及选学与八家优劣，及国朝名人孰为近古。夫《文选》所载，自周、秦以及齐、梁，本非一体。八家工力至厚，莫不沈酣于周、秦、两汉子史百家，而得体势于韩公子、《吕览》者为尤深。徒以薄其为人，不欲形诸论说。然后世有识，饮水辨源，其可掩耶？自前明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选学为别裁伪体。良以应德、顺甫、熙甫诸君，心力悴于八股，一切诵读，皆为制举之资，遂取八家下乘，横空起议照应钩勒之篇，以为准的。小儒目眯，前邪后许，而精深闳茂，反在屏弃。于是有反其道以求之者，至谓八家浅薄，务为藻饰之词，称为选学，格塞之语，诩为先秦。夫六朝虽尚文采，然其健者，则缓急疾徐、纵送激射，同符《史》《汉》，貌离神合，精彩夺人。至于秦汉之文，莫不洞达骀宕，刿目怵心；间有语不能通，则由传写讹误及当时方言。以此为师，岂为善择？退之酷嗜子云，碑版或至不可读，而书说健举浑厚，宜为宗匠。子厚劲厉无前，然时有摹拟之迹，气伤缜密。永叔奏议怵怛明畅，得大臣之体，翰札纡徐易直，真有德之言，而序记则为庸调。明允长于推勘辨驳，一任峻急。介甫词完气健，饶有远势。子固茂密安和，而雄强不足。子瞻机神敏妙，比及暮年，心手相忘，独立千载。子由差弱，然其委婉敦缛，一节独到，亦非父兄所能掩。足下试各取其全集读之，凡为三百年来选家所遗者，大抵皆出入秦汉，而为古人真脉所寄也。其与选学，殊途同归。贵乡汪容甫颇有真解，惜其骛逐时誉，耗心饾饤，然有至者，固足为后来先路矣。
国初名集，所见甚鲜，就中可指数者，侯朝宗随人俯仰，致近俳优；汪钝翁简点瞻顾，仅足自守；魏叔子颇有才力，而学无原本，尤伤拉杂；方望溪视三子为胜，而气仍寒怯；储画山典实可尚，度涉市井；刘才甫极力修饰，略无菁华；姚姬传风度秀整，边幅急促；张皋文规形抚势，惟说经之文为善；恽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贤，莫不具标能擅美独映当时之志，而盖棺论定，曾不足以塞后人之望。白驹过隙，来者难诬。足下齿方弱冠，秀出时流。然生材非难，成材为难。惟望以世臣之荒落为鉴，及时自勉，则斯文之幸也。
刘开
刘开，清，桐城人，字明东，号孟涂，诸生。从姚鼐游，工诗古文，与同门方东树、梅曾亮、管同称方刘梅管。家贫，客公卿间，声名日盛，而以士节自持。有《刘孟涂诗文集》。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
本朝论文，多宗望溪，数十年来，未有异议。先生独不取其宗派，非故为立异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奋其独见也。夫天下有“无不可达之区”，即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即有“独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五都之市，九达之衢，人所共由者也。昆仑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锦绣之饰，文采之辉，人所能致者也。云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为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无决堤破藩之识者，未足穷高邃之旨；无摧锋陷阵之力者，未足收久远之功。纵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间，自有古人不能尽为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众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尚非有志者之所安也。夫先生之意，岂独无取于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尽有当也。
虽然，学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岩、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见其为尽非也；学秦、汉者优矣，而李北地、李沧溟等，竟未有一获，未见其为尽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请得以毕陈之。
盖文章之变，至八家齐出而极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齐出而始衰。谓之盛者，由其体之备于八家也，为之者各有心得，而后乃成于八家也，谓之衰者，由其美之尽于八家也。学之者不克远溯，而亦即限于八家也。夫专为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韩退之约六经之旨，兼众家之长，尚矣。柳子厚则深于《国语》；王介甫则原于经术；永叔则传神于史迁；苏氏则取裁于《国策》；子固则衍派于匡、刘。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遂可以为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汉人莫不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恢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不成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八家则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宋贤则洗涤尽矣。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子瞻又扫之太过。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宋贤于此不察，而祖述之者，并西汉瑰丽之文而皆不敢学，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谟谠议，著于朝廷，立身大节，炳乎天壤，故发为文辞，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学之者，无其抱负志节，而徒津津焉索之于字句，亦末矣。此专为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
然而有志于为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皆告君之体耳。书序虽亦有之，不克多见。至昌黎始工为赠送碑志之文，柳州始创为山水杂记之体，庐陵始专精于序事，眉山始穷力于策论，序经以临川为优，记学以南丰称首。故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序也。学者必先从事于此，而后有成法之可循。否则虽锐意欲学秦汉，亦茫无津涯。然既得门径，而犹囿于八家，则所见不高，所挟不宏，斯为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必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此在会心者自择之耳。
然苟有非常绝特之才，欲争美于古人，则《史》、《汉》犹未足以尽之也。夫《诗》、《书》，退之既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经为文，亦徒出入于《诗》、《书》，他经则未能也。夫孔子作《系辞》，孟子作七篇，曾子阐其传以述《大学》，子思困于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为《礼记》。岂独义理之明备云尔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真好学者，必实有得于上，而后能明道以修辞。于是乎从容于《孝经》以发其端，讽诵于典、谟、训、诰以庄其体，泳涵于《国风》以深其情，反复于变《雅》、《离骚》以致其怨。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左氏》之宏富，《国语》之修整，益之以《公羊》、《榖梁》之清深。如是而以为未足也，则有《大戴记》之条畅，《考工记》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扬雄之切实。如是而又以为未足也，则有老氏之浑古，庄周之骀荡，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劲直，韩非之峭刻，孙武之简明，可以使之开涤智识，感发意趣。如是术艺既广，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则有《吕览》之赅洽，《淮南》之瑰玮，合万物百家以泛滥厥辞，吾取其华而不取其实。如是众美既具，而更欲以尽其变也，则有《山海经》之怪艳，《洪范传》之陆离，《素问》、《灵枢》之奥衍精微。穷天地事物以错综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多。凡此者，皆太史公所遍观以资其业者也，皆汉人所节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学道，则几于杂矣；以之为文，则取精多而用愈不穷，所谓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为之者也。而变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犹未足为神明其技者也。有志于文章者，将殚精竭思于此乎？抑上及《史》、《汉》而遂已乎？将专求之八家而安于所习乎？夫《史》、《汉》之于八家也，其等次虽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后，非先生莫能明也。
且夫八家之称何自乎？自归安茅氏始也。韩退之之才，上追扬子云，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与苏子由同列于八家，异矣。韩子之文，冠于八家之前而犹屈，子由之文，即次于八家之末而犹惭。使后人不足于八家者，苏子由为之也。使八家不远于古人者，韩退之为之也。吾乡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非独王遵岩、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较之子由亦似胜之。然望溪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于《史》、《汉》矣，学欧、曾而有得，卓乎可传。然不能进于古者，时艺太精之过也。且又不能不囿于八家也。望溪之敝，与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与？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
梅曾亮
梅曾亮，清，上元人，字伯言，道光进士，官户部郎中。古文绍姚鼐之传，为一世推服。告归，主扬州书院，有《柏枧山房文集》。
论文七则
文章至极之境，非可骤喻以言有用，则论事者为要耳。宋人文明健酣适，然时失之冗。战国策士，文，可谓雄矣，然抑扬太甚，有矜气，令人生不信心。简而明、多而不令人厌生者，惟汉人耳。苟得其意，而为宋人之文从字顺，论事之道，莫善于是矣〔与姚柏山书〕。
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佑、元祐时，读者不知为嘉佑、元祐人，不可也。韩子曰：“唯陈言之务去。”岂独其词之不可袭哉？夫古今之理势，固有大同者矣；其为运会所移，人事所推演，而变异日新者，不可穷极也。执古今之同，而概其异，虽于词无所假者，其言亦已陈矣〔与朱丹木书〕。
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则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诵之而成声，言之而成文，而空疏寡情实者，盖亦有焉。则闻见少而蓄理不富也〔与孙芝房书〕。
文有世禄之文，有豪杰之文。模山记水，叙述情事，言应《尔雅》，如世家贵人，珍器玩好，皆中度程，应故实，此世禄之文也。开张王霸，指陈要最，前无所袭于古，而言当乎时；论不必稽乎人，而事核其实。如鱼盐版筑之夫，经历险阻，致身遭时，虽居庙堂之上，匹夫匹妇之笑，可得而窥也，此豪杰之文也〔送陈作甫序〕。
曾亮好为骈体文，异之曰：“人有哀乐者，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失也。”余曰：“诚有是，然《哀江南赋》、《报杨遵彦书》，其意顾不快邪？而贱之？”异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庄周、司马迁之意，来如云兴，聚如车屯，则虽百徐、庾之词，不足以尽其一意。”余遂稍学为古文词。异之不尽谓善也，曰：“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驳见。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异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管异之文集书后〕。
凡诗阅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诗也。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达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舒伯鲁集序〕。
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盖尺牍之体，固有别于文矣〔姚姬传先生尺牍序〕。
吴敏树
吴敏树，清，巴陵人，字本琛，号南屏。道光举人，官浏阳训导，工古文辞。初游京师，往返梅曾亮处，甚相得。然论文不主桐城派之名，卒其所得，与姚氏无乎不合。有《柈湖诗文集》。
与筱岑论文派书
承复寄示才郎功甫遗稿，令更审存。老弟前年所圈别处，今覆之，诚未免过隘。盖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绳之，以持文章家论，犹可也。今遗稿无几而多没之，则使人不尽见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阙然也。研生老兄所点存，实皆足以问之当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纵，有伟观，而叙述源流，皆以发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于桐城宗派之论，则正往时所欲与功甫极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为我兄道之。
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诗派，始称山谷、后山，而为之图列，号传嗣者，则吕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如老弟所见，乃大不然。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之；其文之深浅美恶，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争也。
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力挽之于古，始有此名。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以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
弟生居穷乡，少师友见闻之益，亦幸不遭声习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时，辄喜学为古文。经、子、《史》、《汉》外，惟见有八家之书，以为文章尽于此尔。八股文独高归氏，已乃于村塾古文选本中见归氏一二作，心独异之，求访其集于长沙书肆中，则无有，因托书贾购之吴中。既得其书，别钞两卷。甲辰入都，携之行箧。不意都中称文者，方相与尊尚归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与在时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见《望溪文集》，亦欲钞之而竟未暇。盖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断然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其所以能尔者，皆自其心得之于古，可以发人，而非发于人者。
往时见功甫喜寻时人之论，称刘、姚之学，以为习于名而未稽其实，私欲进之；其于论诗，述梅伯言之说，云当自荆公入，尤为害道。此等言议，殆皆得之陈广旉。广旉才虽高，不能为文士，而论说多未当于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称诸人学问本末，皆大略不谬；独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称；而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岂区区以侍郎之言为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与功甫究论之耳！
王先谦曰：宗派之说，良为误人，此文足以开拓学者心胸。至论姚氏，未为允当。曾文正有《致南屏书》一通，附录于此。
书云：去岁辱惠书，久未奉报。尊书以弟所作《欧阳生集序》中称引并世文家，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见谓不伦。李耳与韩非同传，诚为失当；然赞末一语曰：而老子深远矣。子长胸中，固非全无泾、渭。今之属辞连类，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吕居仁，则亦未为明允。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正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并没其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宁可谓平？至尊缄有曰：‘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著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私怪阁下幽人贞介，何必追逐名誉，不自惜！昔睹鬷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乡富人畏为命案所汙累，至靡钱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将来援为案据，何不捐输巨赀，摘除大名，亦一法也。见示诗文诸作，质雅劲健，不盗袭前人字句，良可诵爱。中如《书西铭讲义后》，鄙见约略相同。然此等处，颇难于著文。虽以退之著论，日光玉洁，后贤犹不免有微辞。故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送人序，退之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后世生日有寿序，迁官有贺序，上梁有序，字号有序，皆此体滥觞，至于不可究诘。昔年作《书归熙甫文集后》，曾持此论，讥世人不能纠正退之之谬，而逐其波，而拾其渖，异时当就尊兄畅发斯旨。往岁见寄之书，似尚不逮今秋惠书暨复筱岑书之雅深。国藩自癸丑以来，久荒文字。去岁及今兹，作得十余首，都不称意。兹钞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近乃平浅无可惊喜，一则精神耗竭，不克穷探幽险，一则军中卒卒，少闲适之味。惟希严绳而详究之。诗则八年不作，今岁仅作次韵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诗骨劲拔，迥越时贤。姚惜抱氏谓诗文宜从声音证入，尝有取于大历及明七子之风。尊兄睥睨姚氏，亦颇欲参用其说否？
记钞本归震川文后
敏树自少读书，喜文事，弱冠忽若有悟文章之为者，读《易》、《诗》、《书》皆以文读之，自是落笔为时文，辄高异，而古文之道，且跃然其胸中矣。时文独高明之震川归氏，及我朝方舟百川，以为超绝，真得古人文章之意。间从塾童《古文观止》选本，见归氏文数篇，心独异之，思窥其全稿，而湖南书肆中无有，托书贾购之吴门以来，乃掇录其可喜者，以鄙意评骘，且叙论焉。后以此本得名京师。世之谈古文家者，皆以余独宗仰归氏，得桐城姚姬传氏类纂之绳墨，争欲观其钞本。邑子杜君仲丹，欲借此本刊刻行之，余弗许也。盖近时为古文以仿归氏，故喜为闲情眇状，摇曳其声，以取恣媚，以为归氏学史之遗，而文章始衰矣。余是以有《史记》别钞之选，欲正之也。韩子云：文无定体，惟其是而已。又曰：辞不备，不可以成文。又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后百余年，宋有欧阳子，宗韩子为古文，而风神独妙，又非韩之所有。余以身居野逸，为文不免类欧，且喜且惭！归氏特与我同此性质耳，焉可为天下倡乎？欧有旧本韩文，珍之如异宝，而为文辄不类之，真豪杰矣，是可师也。余拟刊《史记》本，此姑置之，世有知古文之道者，虽不喜归氏可也。同治八年秋八月中秋前之六日，柈湖乐生翁记尾。
张裕钊
张裕钊，清，武昌人，字濂卿。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主讲武昌经心书院，工古文，受知于曾国藩。有《濂亭文钞》。
答吴挚甫书
春间奉到往岁除夕惠书，承示已改官畿甸，将以儒者之学泽我民萌。敬贺！敬贺！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复递到三月晦一函，适裕钊有悼亡之戚，先期归里——昔，始来鄂城，匆匆未及报。所需姚氏评点《汉书》，一时未遑钞寄，请以异日可耳。
来书过以文字见推，且虚怀谘度，谆谆无巳。裕钊则何足以知此？虽然，既承下问，不敢不竭其愚。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也。是故挈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宁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声气与古人䜣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
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阁下以为然乎？阁下谓“若中气弱，讽诵久则气不足载其辞”，裕钊迩岁亦正病此。往在江宁，闻方存之云：“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裕钊比所遇多乘舛，又迫忧患，于此事恐终无所就。阁下才高而志远，年盛而气锐，它日必能绍邑中诸老盛业，用敢进其粗有解于文事者，以为涓埃之裨。惟亮察。不宣。
答刘生书
晓堂足下。早春承寄示文数首，入秋又得手书，勤拳恳至，足下之用心，何其近古人也。足下诸文，所为《尊君事略》，最肫挚可爱，《读老子》中一段词甚高，闯然入古人之室矣；前幅微觉用力太重，少自然之趣。他文识议，并超出凡近，而亦时不免病此。
夫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务为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为文者，若左丘明、庄周、荀卿、司马迁、韩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厉而气雄，然无有一言一字之强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文惟此最为难。知其难也，而以意默参于二者之交，有机焉以寓其间，此固非朝暮所能企，而亦非口所能道。治之久，而一旦悠然自得于其心，是则其至焉耳。至之之道无他，广积而精，熟讽而湛思。舍此则未有可以速化而袭取之者也。
吾告子，止于是矣。夫文之为事，至深博，而裕钊所及知者，止于是；其所不及知者，不敢以相告也。以足下之才，循而致之以不倦，他日必卓有所就。此乃称心而言，非相誉之辞也，足下勿以疑而自沮焉可也。足下文，知友中多求观者，故且欲留此，俟他日再奉还耳。惟亮察。不宣。
吴汝纶
吴汝纶，清，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久客曾国藩、李鸿章幕，掌奏议，官冀州知州。光绪末，充北京大学堂总教习，游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后称病引归。汝纶博通时务，工古文辞，为桐城派之后劲。有《东游丛录诗文集》。
与姚仲实书
大著匆匆读竟，所附记者，大抵得于所闻，非有心得相益。文事利病，亦有不必人言，徐乃自知者，从此不懈，所诣必日进。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该博，皆于文体有妨，故善为文者，尤慎于此。退之自言执圣之权，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欧阳辨《易》论《诗》诸篇，不为绝盛之作，其他可知。至于常理凡语，涉笔即至者，用功深则不距自远，无足议也。
答严几道书
来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他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目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若中学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但此诸书，必高材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资性平钝，虽无西学，亦未能追其涂辙。独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区区妄见，敬以奉质。
别纸垂询数事，某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之人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亦并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浅鄙，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夥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枪”、“五楼”、“五蟠”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芟薙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鸦片馆等比，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傥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源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姚郎中所选文，似难为继，独曾文正《经史杂钞》能自立一帜，王、黎所续，似皆未善。国朝文字，姚春木所选《国朝文录》，较胜于廿四家。然文章之事，则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也。来示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篇、纪事本末等比’，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门，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欧洲纪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间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欧史用韵，今亦以用韵译之，似无不可，独雅词为难耳。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私见如此，未审有当否？不具。
朱一新
朱一新，清，义乌人，字鼎甫，号蓉生。光绪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乞归。掌教广雅书院，课诸生以经史文理有用之学。所著《无邪堂答问》，即为院中答诸生之作，其言多适而切至，为后学指示门径之一要籍。又有诗文杂著若干卷。
论古文 无邪堂答问，下同
问桐城派为古文正宗，与南丰之原本经术同否？然初学每苦其冲淡。《古文辞类纂》流别甚精，其斥《萧选》为破碎，允否？《骈体文钞》谓凡文必偶，欲引学者由骈以复古，有所矫而言否？
答：桐城名学八家，实则祖欧阳而祢震川，高者间法《史记》〔姚郎中、梅郎中往往有之〕。但法其隽峭者多，雄伟者少，归太仆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难学〔李安溪谓古文韩公之后，惟介甫得其法是也〕。次则南丰，源出匡、刘，渊懿质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为具体，而稍缓弱〔叶水心亦工，近时龙翰臣多效之〕。震川兼师欧、曾，然不逮南丰之厚实，虽时代为之，亦由经术浅深之异耳。桐城冲淡，乃其佳处。文境惟冲淡最难，但未学雄奇，专学冲淡，易流薄弱〔若吴仲伦辈多如此〕，桐城之不能为班、马、韩、柳者亦以此。马虽不能至，而其向往恒在斯。班则步趋者寡，惟曾文正善蓄气势，实深于班史者，故其文能救桐城末流之失〔刘霞仙《养晦堂集》亦可诵〕。望溪论文之旨曰‘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要矣，有物尤要，非多读书而明于事理不能也’。桐城之文有序者多，其有物者，方、姚而外，惟刘海峰、管异之、鲁通甫、曾文正诸家〔海峰经术尚浅，才气独盛，卷首论多奇辟，而言之太尽，古人不欲尽言者，盖有深意存焉，海峰未之思耳，其论文则佳。管、鲁文善论事势，姚硕甫亦主经世，而文不工，盖为公牍所累，与蓝鹿州略同〕，余不多得。微特不逮古人，视国初汪、魏二家，亦往往瞠乎其后〔钝翁湛深经术，瓣香南丰，文自精实，三魏文皆有理致(如里言偶书诸编，时有见道之言，杂记中论文亦造微)，叔子笔势尤雄放，其论事叙事之作，多得史迁遗意(易堂九子、邱邦士、彭躬庵亦佳，邦士笔力拗折，微嫌其碎，躬庵真气涌溢，虽辞多愤激，足见性情之厚)，国初三家并称，惟雪苑蚤卒，根柢逊于汪、魏，而识解特超，才高固不可及(雪苑《与任王谷论文书》谓文之旨，全在裁制，当其闲漫织碎处，反宜动色而陈。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当控驭，归于含蓄。其言固是，然闲漫织碎处过多，易落稗官窠臼。邵子湘、袁简斋辈每喜为之，此不善学《史记》之过也。震川固不至此，而亦间有过碎处，吴南屏诸人专师一家，易犯此弊，盖无大气以举之故耳)。其次则西溟、竹垞，皆善学北宋，余如尺木、惕甫诸人，佳者尚不少，可依类以求也。近时龚定庵、魏默深，纵横学《国策》，廉悍学韩非，颇足补桐城之所未逮。龚胜于魏，而伪体尤多(定庵才气一时无两，好为深湛之思，而中周秦诸子之毒，有时为彼教语，亦非真有得于彼教，聊以佐其荡肆而已，刻深峭厉，既关性情，荡检逾闲，亦伤名教，学之颇多流弊。魏氏虽不及其精深，尚未至如其横决)。大抵不由唐宋、专摹秦汉者，弊每坐此。明七子诗可读，而文不尽可读，以诗学真唐人，文学伪秦汉耳(王、李并称，弇洲读书多而才雄，非李所及。沧溟喜为诘屈，而鲜精义。明人织碎之弊，多自沧溟开之)。文不法六经，而法诸子，已属次乘。故词胜不如意胜，意胜不如理胜。理其干也，意其枝也，词其叶也，三者具而后可以成文。为伪体者，理不足而欲以奇胜，是为霸才，历代皆有之，不如是，不足见天地之大也。近人为汉学者，好诋八家，而文多冗沓，惟汪容甫、戴东原独工。东原本学八家，困于考据，未极其才。容甫酝酿较深，笔敛而不敢纵，故雅洁而醲戫。但文得苍莽雄俊之气者贵。专效此体，则边幅易窘。或谓由此可上窥魏晋，合骈、散而为一，是也。惟魏晋文气疏宕。容甫如深闺名媛，举止矜贵，所乏者林下风耳。至其叙事诸作，并未改八家面目，而故为大言，卑视韩、柳，此乃英雄欺人，学者毋为所吓〕。若姚氏斥萧《选》为破碎，是固有之。萧《选》综周、秦以下之作，体制不同，有雄伟者，有啴缓者，要莫不有浓戫之味。桐城所短，乃正在此，亦不必是丹非素也。古人本不分骈、散。东汉以后，骈文之体格始成。唐以后，古文之名目始立，流别虽殊，波澜莫二。李氏志在复古，斯选绝精，其自制文，亦多上法东京，力宗崔、蔡。骈文境界之最高者(《养一斋集》非自定，故甚芜杂，西京之文，莫盛于两司马，史公源出《左》、《国》，长卿源出《诗》、《骚》，皆以气为之主，气有毗阳、毗阴之分，故其文一纵一敛，一疏一密，一为散体之宗，一为骈体之宗，皆文家之极轨。班、扬多学相如，崔、蔡学班、扬，而气已渐薄，遂成骈、偶之体矣)，第初学先知骈、散之分，乃能知骈、散之合。诸生课艺，间有不古不今，绝无文律者，未必非学步邯郸有以误之。若李氏之言，固非矫也〔有阳则有阴，有奇则有偶，此自然之理。古文参以排偶，其气乃厚。马、班、韩、柳皆如此，今人亦莫不然，日由之而不知耳。然非骈四俪六之谓，凡文必偶，意虽是而语稍过，若《研经室集》诸论则偏矣。国朝古文选本，通行者如《二十四家文钞》、《湖海文传》之类，均不佳。李氏、姚氏皆有《国朝文录》，李不及姚，姚选颇得因文见道之旨，论与书取舍尤不苟，惟序跋所取未精。李选未免学究气，亦未免乡曲之私，然采摭颇富，诸集少传本者，藉此可见崖略〕。
论骈文
问：骈文导源汉、魏，固不规规于声律对偶。百三家时有工拙，惟徐、庾能华而不靡，质而不腐。取法贵上，似当以风骨为主。骈体正宗多作棘吻语。文之古与不古，当论气格，虽有拗句，亦行乎不得不行，何诸家有未尽然耶？陈检讨浑成富健，尤西堂倾筐倒篋，要非俭腹所能。洪北江气极畅茂，吴圣征稍觉婉弱，而曾选乃首西河。西河正多棘吻，窃昧于从入矣。愿略举学骈文之要。
答：骈文萌芽于周秦，具体于汉魏，沿及初唐，袭其体制，韩、柳复古，斯道寖微，至宋而体格一变矣。天地之道，有奇必有偶。周秦诸子之书，骈散互用，间多协韵。六经亦然。西京扬、马诸作，多用骈偶，皆已开其先声。顾时代递降，体制亦复略殊。同一骈偶也，魏晋与齐、梁异，齐梁与初唐异。同一初唐、齐、梁也，徐、庾与任、沈异，四杰与燕、许异〔六朝文气骫骳，自是衰世之作，但学骈体不能不宗之。汉文为骈俪之主，崔、蔡诸公体格已成，建安近东汉，西晋近建安，故魏晋自为一类，东晋与刘宋自为一类。永明以后，益趋繁缛，至萧梁诸帝王之作，而靡丽极矣。文章关乎运会，东汉清刚简质，适如东京风尚；建安藻绘而雄俊，魏武偏霸，才力自与六代不同；晋、宋力弱，特多韵致，亦由清谈之故，其体较疏，犹有东汉遗意，至永明则变而日密。故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开今体，任、沈亦然。任体疏，沈体密，梁、陈尤密，遂日趋于绮靡，惟北朝文体稍正，而不为南朝所重，北人亦自愧弗如，盖是时群以繁丽相尚也。物极必反，至徐、庾而清气渐出，庾尤清于徐，遂为骈文大宗。六朝文如干令升、范蔚中，诗如左太沖、陶靖节、鲍明远，皆不为风气所囿，故可贵也〕。徐、庾清新富丽，诚为骈文正轨，然已渐趋便易，厥后变而为四杰，再变而为燕、许，又变而为义山，又变而为宋人。故义山者，宋人之先声也〔宋人章奏多法陆宣公，宣公降格以从时，源亦出于东汉〕。宋人名骈文曰四六，其名亦起于义山〔见樊南《甲乙集自序》〕。四字六字相间成文，宋齐以下乃如此。其对偶亦但取意义联贯，并不以骈四俪六、平仄相间为工。永明以前，本无四声之说，要其节奏自然，初无所为色棘也。六朝、初唐语虽裂积，未有生吞活剥之弊，至宋而此风始盛〔此不可学，宋文佳处不在此〕。然宋文之佳者，固自不可磨灭，飞书驰檄，其体最宜〔彭文勤有《宋四六选》，其自作经进文亦多类此，体格虽卑，取其易晓〕。国朝古文不竞〔佳者未及唐荆川、宋景濂，毋论遗山、道园之上，赖有桐城一派，正法眼藏，犹未尽绝耳。荆川为明文之冠，景濂根柢深厚，未出山时尤胜。近人学《史》、《汉》、八家，往往为其所缚，学周秦诸子，又往往为其所溺。景濂兼学二者，而无二者之弊，虽亦有肤沓之词，为明台阁体滥觞，然精邃处固非后来所及。国朝古文多规抚震川，震川洁净精微，荆川则兼雄奇博大，才尤高、学尤博也〕，而工骈文者独多，胡稚威、洪稚存、汪容甫、孔巽轩、邵叔宁、董方立诸人其最也。陈、吴为应酬文所累〔明末四公子，以王、谢子弟自拟，其年濡染家学，南史最熟，文亦如之，其摹仿邺下诸作，虽嫌太似，而功力甚深。刻全集时，乃以此入于古文，遂为程叔恭注本所遗。其年古文不入格，独此数篇为佳，曾选取之是也。榖人自是清才，体格太弱，汪、洪并称，洪不逮汪之厚，汪不逮洪之奇，洪文疏纵，汪文狷洁，邵文清简，皆可想见其为人〕。西堂熟于《骚》、《选》，拟《骚》及游戏文独工，虽或有伤大雅，以之启发初学则可〔袁简斋才笔纵放，胜于荔裳诸人，惟根柢不深，偶用古语，多成赘疣。若修于忠肃庙碑之类，故是杰作(庙碑用辨难之体，虽非古法，犹或可为，若吴巢松《祭吴季子文》亦用之，则误甚)。曾选之佳者，尚有刘圃三、王芥子、孙渊如、吴山尊、彭甘亭、刘芙初、吴巢初、乐莲裳诸人。甘亭选学最深，亦颇为选所累，挦撦太多，真气不出。要是骈文正宗，芙初、巢初诸人，婉约峭蒨，致足赏心，而文气已薄。孙、王才高，未竟其所学也(文章未论工拙，先论雅俗，如莲裳《答王痴山书》有云：眼与碧疏，意将红断，欲学齐、梁，乃落俗调，凡此皆可类推)〕。曾选之首西河，盖以时代为次。西河不以骈文名，而颇合六朝矩矱，整散兼行，并非钩棘〔如《沈云英传》，入后人手，易为呕哕恶语，此独无之。《平滇颂》，用唐人李元宾、吕和叔文体，锻炼未纯，而笔力高迈〕，惟才力薄弱者苟欲为此，易至举鼎绝膑，不若效徐、庾、义山一派，可免举止羞涩也〔曾选中，如郭频迦诸人，故为拗体，笔意似雅，边幅甚窘。此外若王仲瞿，虽有奇气，乃野狐禅。姚复庄欲开生面，亦颇犯此弊〕。骈文自当以气骨为主，其次则词旨渊雅，又当明于向背断续之法。向背之理易显，断续之理则微。语语续而不断，虽悦俗目，终非作家〔公牍文字如笺、奏、书、启之类，不得不如此，其体自义山开之〕。惟其藕断丝连，乃能迴肠荡气。骈文体格已卑，故其理与填词相通〔文与诗异流而同源，骈文尤近于诗，倚声亦诗之余也。风雅本性情之事，惟深于情者乃可为诗，特用情有邪正之不同，温柔敦厚诗教也，缘情绮靡非诗教也。至如雍容揄扬之作，铿锵镗鞳之词，源出于颂，别是一格。以骈文论，则曾选中刘圃三最工此〕。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四杰用俳调，故与此异，燕许尚皆如此，至中唐后而始变〕。国朝精于此者，惟稚威、叔宁、汪、洪诸家亦时有之。巽轩以下文虽工，而此意则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