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论》（1961)导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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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唐先生的另一部“大书”，写于1957至1959年。当时“哲学”作为一学科，由西方引入，已数十年，但较全面并有系统的予以介绍及评述的则甚少，而且大多只述西方，而不及于中国，遂使一般人误会，以为哲学唯西方人所独有。其实中国传统之玄学、理学、道学，或一般称之为义理之学者，即是中国哲学。唐先生深感中国哲学之旧慧命被斩，而新慧命未立，被人忽视，恰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欲出版大学从书， 约唐先生撰写《哲学概论》，于是勉力写出此套为中国人而编之《哲学概论》。

    本书虽题为《哲学概论》，但内容十分丰富，远超一 般概论书的规模。就体例言，虽仍是从问题入手，先论哲学之意义，再简介哲学之内容，包括逻辑、知识论、形上学、价值论及文化哲学（唐先生分别名前二者为名理学，名形上学为天道论，名价值论为人道论，以显示此等问题已为中国先贤所思及)，以成一总论；然后再分别引述知识论之诸问题（如知识之意义、知识之通性、知识之分类、知识与语言之关系、唯名论与唯实论、知识之起原、能知所知的关系、解释与归纳、因果原则与知识、数学与逻辑之性质、先验知识问题、知识之确定性与怀疑、真理之意义与标准、知识之价值等)。在每一问题中，又详举西方诸家看法。如中国及印度方面亦有相类似之讨论者，唐先生亦会述及，以见中、西、印思维之相类及相异。例如在讨论知识之起原时，除对西方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详加分析外，又引及中国及印度之相关理论，以见中国先贤对此间题亦有其独特看法，不全同于西方，亦不全异于西方（例如孔子之生而知之、学而知之，与孟子之闻知、见知，墨子之闻、说、亲，宋儒之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印度佛学之现量、比量、圣言量等)。此中一方面有唐先生自己的见解，一方面广开读者之视野，使读者不致全倾于西方，反为由西方理论之铺陈而知中国哲学之价值。唐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支柱之功，于此可见。

    知识论之后，是形而上学。形上学与知识论不同，知识论看重问题之讨论，形上学则重对宇宙全幅之建构。知识有真假，宇宙观则无真假；观点不同，其切入宇宙之面相即不同。唐先生认为：如从问题入，则各家之宇宙观皆被割裂，而不见其神韵，所以只能由其所建构之类型入。在学习上，则宜由简单以至于复杂，所以先述现象主义、“有”之形上学与“无”之形上学，这三家都是最单纯的就客观存在之探究上说，从现象之肯定到超现象之肯定。特别是“无”之发现，印度吠陀之“无有歌”与老庄之“有生于无”，最具启发；然后再谈到中国《易传》与孔子之生生变易观，与五行之终绐相克。这些都是唐先生的慧眼所及，而为其它同类书所无。盖东方形上学较重事物之功能、作用与相互间之关系，西方则较重从个体存在上反省个体之所以为个体之根据，于是唐先生之论述从中国转向西方，先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理型论或“形式”，再述西方宗教思想中之上帝观念。从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派、到中古教父之上帝观，与近代哲学中对上帝存在之论证，一一举出。这些论证，经康德批判后，即从根底上发生动摇，所以上帝观念，要一再变化，造成近代神学之困扰，甚至有以赌博心态来解释对上帝的信仰，这可以说是误入歧途。与有神论相对的即为唯物论，由唯物论到实在论，重要在证明外物之存在与人之心灵无关；不但无关，甚至倒过来由存在以决定意识。唐先生认为：这必须再读其它形上学，才能判定其是非。

    有神论、唯物论都是一元论，由此再进，便有二元论。二元论之产生，一方面有感于宇宙事物之对偶性，一方面有感于精神与肉体、能知与所知之不同。前者如中国之阴阳哲学，后者如笛卡儿之心身二元论。由心灵之活动，即可见唯物论之不足：但二元论之成立，毕竟有莫大困难，此即二元之关系如何建立或统一的问题，于是西方再有泛神论、多元论，最后仍归于宇宙之大化流行与斯宾塞、柏格孙之进化论或创造进化论，焦点亦从个体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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