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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志”“明鬼”“非命”三义，组成墨子的宗教。墨子学说，件件都是和时代潮流反抗，宗教思想亦其一也。说天说鬼，原是古代祝史的遗教。春秋战国时，民智渐开，老子孔子出，大阐明自然法，这类迷信已经减去大半了。像墨子这样极端主张实际主义的人，倒反从这方面建设他学术的基础，不能不算奇怪。试把他所说的仔细研究一番。
墨子的“天”和老子、孔子的“天”完全不同。墨子的“天”，纯然是一个“人格神”，有意欲，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所以他的篇名，叫做“天志”。墨子说：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上》）
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视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天志中》）
这是说当以天的意志为衡量一切事物之标准。然则天的意志到底怎么样呢？墨子说：“天欲人之相爱相利，不欲人之相恶相贼。”（《法仪》）
何以见得呢？墨子说：“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又何以见得天是“兼爱兼利”呢？墨子说：“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墨子欲证明天之“兼有兼食”，因设为譬喻。说道：“天之有天下也，无以异乎国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国君夫岂欲其臣民之相为不利哉？”（《天志上》）“楚之王食于楚四境之内，故爱楚之人，越王食于越，故爱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天志下》）
墨子既断定天志是兼爱，于是天的赏罚，有了标准了。他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爱，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然有不为天之所欲而为天之所不欲，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而为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疾病祸祟是也。”（《天志中》）
读此，可知墨子讲天志，纯是用来做兼爱主义的后援。质言之，是劝人实行兼爱的一种手段罢了。然则这种手段有多大效果呢？据我看，很是微薄。第一层：墨子证明天志一定是兼爱，他的论据就是“天兼有兼食”。何以能证明天是“兼有兼食”呢？毕竟拿不出证据来。他说“天兼爱”，和老子说“天地不仁”，正是两极端的话，到底谁是谁非？谁也找不出最高法庭来下这判语。第二层：“疾病祸祟”是否由天做主？若如近世科学昌明后，找出非由天做主的证据，墨子立论的基础，便完全破坏。第三层：墨子不讲良心上的道德责任，专靠祸福来劝导，立论是否圆满？墨子说：“践履道德得福，否则得祸”，假如有人说“我不愿得福而愿得祸”（人激于意气时，便往往如此），墨子将奈之何？何况祸福报应还是缥缈无凭呢？
第四层：墨子的天志和基督教很相像；但有一点大不同处。基督都说灵魂，说他界。墨子一概不说。灵魂他界，没有对证，福祸之说，勉强可以维系。专言现世的祸福，越发不能自完。墨子提倡苦行，和基督教及印度各派之教相同。但他们都说有灵魂，所以在极苦之中，却别有安慰快乐的所在。墨子苦是专讲道德责任，不拿利害计较来感动人，也还罢了。他却又不然，专说的是利害问题。利害和苦乐有密切关系，此本易明之理。他的非乐主义，已经要人把肉体的快乐，牺牲净尽，问有什么别的快乐来替代呢？却没有。顶多说我“所行合义，心安理得”，算是一种安慰。如此归到极端的良心责任说吗？他却又不以为然。墨子本是一位精于论理学的人，讲到天志，却缺漏百出，所论证多半陷于“循环论理”。我想都是因“天志论”自身，本难成立。墨子要勉强把来应用，未必不是他失败的一个原因哩。
“天志”之外，还加上“明鬼”，越发赘疣了。墨子的明鬼论，不外借来帮助社会道德的制裁力。他说：“吏治官府之不廉洁，男女之为无别者，有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明鬼下》）
墨子明鬼的宗旨，握要处就在此。所以他引证许多鬼的故事，讲的都是报仇作祟，叫人害怕。至于鬼有无的问题，他并不在学理上求答案，乃在极粗浅的经验论求答案，实在没有什么价值。
墨子这种宗教思想，纯是太古的遗物，想是从“史角”传来的。在他这种干燥生活里头，若并此而无之，自然更不能维系人心。但这种思想，对于他的学说的后援力，其实也很薄弱，徒然奖励“非理智的迷信”，我们不能不为墨子可惜了。
墨子的宗教思想，有一个附属主义，曰“非命”。这个主义，直捣儒道两家的中坚，于社会最为有益。“命”是儒家根本主义之一，儒说之可议处，莫过此点。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实在被这种“命定主义”阻却无限的进化。墨子大声疾呼排斥他，直是思想界一线曙光。主张有命的，《列子·力命篇》最为明了，今先引来参证：
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专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
“力”与“命”确是两件对待的东西，有命说和力行说，确不能相容。像列子这种主张，人人都是生下地来，已经命定，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墨子痛驳他。说道：
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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