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自孟子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世儒者，因此以言利为大戒。董仲舒更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一切行为，专问动机，不问结果，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真是儒家学说的莫大流弊。其实孔子也并不如此。一部《易经》，个个卦都讲“利”。孔子说“利者义之和”，说“以美利利天下”，说“乐其乐而利其利”，何尝说利是不好？不过不专拿“利”来做道德标准罢了。
墨子则不然。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书中总是爱利两字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尚贤中》）、“兼而爱之从于利”（同上）、“众利之所生何自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法仪》）、“若见爱利国者必以告，亦犹爱利国者也”（《尚同下》），诸如此类，不可枚举。以常识论，爱的目的在人，利的目的在己，两件事像很不相容，然而墨子却把他打成一片。第一件，可以见他所谓“利”，一定不是褊狭的利己主义。第二件，可以见他所谓“爱”，必以有利为前提。他说：“忠信相连，又示以利，是以终身不厌。”（《节用中》）。简单说，从经济新组织上建设兼爱的社会，这是墨学特色。
经济学的原字（Economy），本来的训诂，就是节用。所以墨子的实利主义，拿“节用”做骨子。“节葬”不过是“节用”之一端，“非乐”也从“节用”演绎出来。今综合这几篇来研究“墨子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墨子的经济学，须先从消费方面起点。墨子讲消费，定出第一个公例是：
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
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节用中》）
墨子以为人类之欲望，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为标准。饮食是“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饭于土塯，啜于土铏。”（《节用中》）衣服是“冬以圉寒，夏以圉暑。”（《节用上》）宫室是“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墙高足以别男女”。（《辞过》）只要这样就够了，若超过这限度，就叫做奢侈。墨子以为凡奢侈的人，便是侵害别人的生存权，所以加他个罪名。说是：
暴夺人衣食之财。（《节用中》）
近代马克思一派，说：资本家的享用，都是从掠夺而来。这种立论根据，和二千年前的墨子正同。
论到生产方面，墨子立出第二个公例，是：
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节用中》）
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
墨子以为：生产一种物事，是要费资本、费劳力。那么，就要问：费去的资本劳力能够增加多少效用？所费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较，能否相抵而有余？试拿衣服来做个例，墨子说：“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锦绣文采靡曼之衣……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辞过》）他的意思以为穿衣服的目的，不过取其能暖，穿绸比穿布并不加暖，所以制绸事业，就是“加费不加利于民”。
墨子非乐的主张，就是从这个公例衍生出来。他说：
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圣王亦尝厚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反中民之利亦若此，既我弗敢非也。（《非乐上》）
这是说：音乐是“加费不加利于民”的事，所以要反对他。墨子以为总要严守这个公例，将生产力用到有用的地方，才合生产真意义。所以他说：“把那些阔人所嗜好的‘珠玉鸟兽犬马’去掉了，挪来添补‘衣裳宫室甲盾舟车之数’，立刻可以增加几倍。”（《节用上》）
墨子更把这种观念扩充出去，以中用不中用为应做不应做的标准，凡评论一种事业一种学问，都先问一句：“有什么用处？”，如：
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鲁问》）
这是墨学道德标准的根本义。若回答不出个“什么用处来”，那么，千千万万人说是好的事，墨子也要排斥的。
墨子这种经济思想，自然是以劳力为本位。所以“劳作神圣”，为墨子唯一的信条。他于是创出第三个公例，是：
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非乐上》）
墨子说：人和禽兽不同。禽兽是“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所以不必劳作，而“衣食之材已具”。人类不然，一定要“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人都要有“分事”。什么叫做分事呢？就是各人自己分内的职业。墨子于是感觉有分劳的必要，又创出第四个公例，说道：
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
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
墨子设一个比喻，说道：“比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可成也。”（《耕柱》）有些人“竭股肱之力”，有些人“禀其思虑之智”，无论是筋力劳作，或是脑力劳作，只要尽本分去做，都是可敬重的。只有那些“贪于饮食惰于从事”的人，墨子便加他一个恶名，叫做“罢而不肖”了。（《非命上》）
在这种劳动力本位的经济学说底下，自然是把时间看得很贵重。墨子于是又创造出第五个公例，说道：
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七患》）
“光阴即金钱”（Time is money）这句格言，墨子是看得最认真的。他所以反对音乐，就因为这个原故。他说：“那些‘王公大人’们日日听音乐，还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吗？农人日日听音乐，还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吗？妇人日日听音乐，还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吗？所以断定音乐是‘废国家之从事’。”（《非乐上》）他反对久丧，也是因为这个原故。他说：“儒教的丧礼，君父母妻长子死了，都服丧三年。伯叔兄弟庶子死了，都服丧一年。其余族人亲戚，五月三月不等。这样，人生在世几十年，服丧的日子倒占了大半，还有什么时候去做工呢？而且服丧的时候，做成许多假面孔。‘相率强不食以为饥，薄衣而为寒’‘扶而能起，杖而能行’，闹到‘面目陷，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健强’，这不是于卫生大有妨碍吗？这不是减削全社会的劳力吗？所以断定‘久丧为久禁从事’。”（《节葬下》）
墨子又极注意人口问题，他有第六个公例，是：
欲民之众而恶其寡。（《辞过》）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